对中国“文革”，刘少奇早有预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中共中央十一届十中全会已有定论：浩劫。这是代表人民刻写在历史文明史册上的，谁也无权无力无法改变的事实。我还是借用长篇小说《苦难的音符》的序诗为证：
　　荒唐岁月荒唐人，满目荒唐一片昏，
　　出门见的荒唐事，进门念的荒唐经，
　　逢人说的荒唐话，夜里做的荒唐梦，
　　要问何日不荒唐？愚人节后明早晨。
　　说是说，新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比首都晚了点，当北京人都看不起“三家村”，要去揪北京市长彭真游街时，这里还以为是“小道消息”呢。革命烈火很快点燃了天山南北，但五家渠被说成是革命性不强，师机关保皇势力大，革命群众还没发动起来的保守地区。终于，经过大串联，内地的经验传来了，红太阳光辉照到五家渠了。顿时，造反组织风起云涌，如狂风中的黄叶，飘来飘去，数以百计的小团队，然后几经打斗，组联成了三大派。虽然口号有异，打法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听伟大领袖话，誓与“走资派”斗争到底。
　　农六师“打倒赵王姜贺”的口号漫天飞了，比“刘邓陶”还多了一位，罪名更吓人。赵予征伯伯说什么也想不通。但这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运动，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必须按党性办。他终于鼓足勇气作检查，想以此过关。怎么检查呢？自己没有罪，也不是“独立王国”的黑干将，就来个批评与自我批评吧，这可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不能丢！经过认真思考自已写了份《斗私批修》，贴在一栏大字报中间。他有些天真了，他也没想到造反派不仅不接受这检查，还作为“反攻倒算”的罪证，批了个没完。赵予征伯伯终于明白了，他们是不打死我誓不罢休啊！他作好了最坏的准备。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伟大领袖早就说了，还不明白？真傻。请让事实来回答：革命的运动方式是分四步走：先打倒，后夺权，再批斗，送牛棚。我父亲怎么也弄不明白：革了一辈子命，怎么革到自己头上来了？
　　在一次万人批斗大会上，一位造反派头目慷慨激昂地历数父亲的“反党罪行”：
　　“王寿臣罪大恶极，他破坏大炼钢铁，让黄山铁厂下马；他反对大跃进，扼杀卫星田；他是大军阀贺龙黑线上的人；他把张仲瀚的话当圣旨，捧得比最高指示还高，组织黑党篡权的唐见宋反对‘文革’，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鸣冤叫屈的陆祖昌，都是他的黑爪牙……”他历数完了，让我父亲坦白交待。
　　我父亲轻轻地扬起头，咳嗽了一声说：“毛主席号召我们大炼钢铁，可我们炼的是驴粪疙瘩，浪费，得不偿失。改炼焦炭后，产品销路好，有什么不对？春小麦能亩产5万斤吗？我不信，事实胜于雄辨。你们说贺龙是军阀，可他的元帅军衔是毛主席授的。张政委提出五谷丰登，兵强马壮有什么错？难道要五谷不生，兵弱马瘦吗？唐见宋、陆祖昌都是好同志……”
　　“打倒王寿臣！”
　　“王寿臣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造反派绝不让他辩护，要用革命口号震住他：“让王寿臣低头认罪！”
　　“我有错没罪，不能低头。”造反派把父亲的头按下去，他又扬起来；再按下去，他再昂起来。
　　“你为什么不低头？”还是那句话：“我有错没罪，不能低头。”
　　“打！”我父亲常常被打得头破血流。那时候，我们最怕听到口号锣鼓，只要锣鼓一响，就知道不是来抄家，就是来批斗。老姑妈一听到锣鼓口号声就号啕大哭：“群增，你冤哪！”
　　我父亲上班先是去掏厕所，再清扫，下班后去扫马路，背上还要挂个打杈的“走资派”的牌子，人的尊严一点都没了。一天夜里，被定为张仲瀚黑干将的干部部长杨兆元受不了残酷斗争，从乌鲁木齐步行逃到五家渠，我父亲藏不住，就叫人把他悄悄送到一0二团，让李福智把他藏在连队里。没有不透风的墙，事情终于暴露，杨兆元被押走了，我父亲挨斗了，李福智的腰被打断了。
　　所以，当1972年我父亲第一次被解放时，配给他一辆吉普车，他让驾驶员悄悄到乌鲁木齐为老战友杨兆元服务了一周，帮他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难事。
　　批斗一次接着一次，武斗连连升级，石头瓦块变成真枪实弹，说是为了革命永不褪色，解放全世界。最让父亲闹心的事，还不是自己受苦，而是全国山河真是一片红了，可六亿神州几乎没好人了。他别无选择，只能跳火坑。
　　革命口号声震天响，父亲还是站在批斗台上昂着头。他认定了一个死理，那是中国文艺界唯独没有被“打倒”的鲁迅的箴言“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于是，再升级加码，在“走资派”前头加了个“死不改悔”，他从此再不低头了。因为造反派头儿说，王寿臣的脖子是直的，弯不下，算了。
　　有一天，造反派找到了击败赵王姜贺的新策略，他们把机关中层干部统统集中起来批斗，然后叫我父亲揭发他们。我父亲走进会场，看到一大片机关干部被打得头破血流，他猛地推开押送的红卫兵，大步走向前高声说：“他们都是执行者，有错我们负责，不要再批他们了。”
　　虽然他们没能救护他们，还挨了一顿毒打，但他觉着这一次打得应该，他乐意挨。 
　　我父亲的表现，让一个造反组织头头萌动了个新主意，利用王寿臣这块硬石头。他们找他谈话，动员他站出来，和旧党委决裂，支持革命左派，他就可以作为革命干部被“三给合”。我父亲说：“旧党委？我是旧党委的副书记，我和自己决裂？那我就不打自倒了，还是送我回牛棚吧！”
　　接下去，“胜利”一个接一个，形势也一天一天变着脸。在三大派揪“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争着“夺权”“抢权”“窝里斗”中，农六师75%师团干部、62％的营职干部、30％的连级干部被打倒在地“还要踩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抓出了7313个“牛鬼蛇神”，被毒打致死、含冤自杀、武斗丧命者169人，伤者，不计其数。当“打倒赵王姜贺”的口号响遍天山北麓千里山川时，农六师的文化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然后，就在这时，大好形式又升级了。那个“文革旗手”在大会上说：“打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原来伟大领袖也发有指示：“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塌下来。”
　　 “文攻武卫”从小到大，一步步升级了，互相攻打从扔石头到动枪炮，以争做“红彤彤”、“硬梆梆”、“最最最”为目标。仅五家渠新城8次大规模武斗就打死8人，伤残多人，毁灭财产20余万元。真斗得千里垦区“一片红”。
　　这里纪实一个兵团的“内人党”和“遇罗克”，为的是让人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千万不可以好了伤疤忘了疼。
　　陆祖昌，原名茅震华，1927年出生于浙江吴兴县，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经济系，1951年进疆。我父亲在八一农场当政委时，他是工业股技术员。他成了兵团公开反对“文革”第一人，大西北的“遇罗克”。幸运的是他只被判刑十三年，而没被枪毙。
　　我在五家渠市农六师党校老校长方振斌处打听这位“活着的遇罗克”，得知他退休后回老家安度晚年，2005年10月走完了他人生，无愧地去了。说起老陆，方校长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感受。
　　时代变了，天下大乱，形势大好。党的战士最听毛主席的话。1968年5月13日开始，一0二团(原八一农场)掌权的一派革命组织，热烈响应“伟大旗手”的号召，向另一派展开了“文攻武卫”，打、砸、抢、抄、抓都被认为五大“革命行动”，枪声，炮声，杀声，哭声，口号声连成一片，被誉为最嘹亮的革命歌声，“文攻武卫”变成了“武攻武卫”。广大群众却躲在屋里苟且偷生，人们都不敢吭声。待攻打到18日，实在无法偷无法生了，一个尕尕的技术员陆祖昌，忍无可忍实在看不下去，跳出来了。他来到主持工作的贾团长办公室提意见，要求制止武斗：
　　“太不像话，他们不应该随便抓人打人。”
　　“这是文化革命的需要，是江青同志提出的文攻武卫。”
　　“江青说的也不一定都对。”
　　“你敢反江青？”
　　“我反对江青的文攻武卫。”
　　“你难道拥护刘少奇？”
　　“刘少奇是人大选出的国家主席，应该拥护。”
　　贾团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革命原则让他急中生智。他迅速靠近陆祖昌，伸手搜索了他的身，见他没有带武器，才轻轻舒了口气，叫来武装股的大魏和小李。
　　小李用手枪指着陆祖昌说：“你敢喊刘少奇万岁，我枪毙了你。”
　　陆祖昌昂起头，高声说：“刘少奇是国家主席，为啥不能喊？”
　　大魏和小李义愤填膺，扑上前对准这个“阶级敌人”就是拳打脚踢。陆祖昌伸出右手高声喊：“刘少奇万岁！”
　　贾团长命令将他押送警卫班，带上脚镣手铐。陆祖昌还是边走边喊：“刘少奇万岁！刘少奇万岁！！”
　　当天，陆祖昌家被抄，掠走了收音机、电唱机、公债券，然后召开全场大会，宣布逮捕。当他在逮捕证上签完字，小李抓住他的手按指印时，陆祖昌大声怒斥：
　　“走开，我自己来。”
　　1969年7月16日，农六师军事法院在五家渠召开万人宣判大会，以“诽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诬蔑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丧心病狂地为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鸣冤叫屈，树碑立传，反动气焰猖狂至极”的罪名，判处陆祖昌有期徒刑13年。为防止他在大会上再喊口号，用一条细铁丝勒着他的脖子。这和张志新有点相似，但多亏法院没判他死刑，保住了一条性命。陆祖昌在师大黄山煤矿劳改，到文革后平反，度过了苦难的岁月。他的大写人生留给后人太多的思考。这，也许正是他对中华民族的奉献！
　　唐见宋，时任八一农场党委常委、政治处主任，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原因在于他的刚直不阿。文革开始划线批判，他自报家门是“走资派王寿臣的下级”，当然是“一条黑线”。但唐见宋怎么也没想到的是，1968年 “革命领导” 和造反派给他封了个一把手：“三黑一假”党委书记。他拒不接受，“酷刑侍候！”不说假话就挨整。他体验了比红岩渣滓洞里还残酷十倍的酷刑。最后，枪对准脑袋，他还是不承认。现在叫“坚定不屈” ，当时被称作“又臭又硬”。
　　许发财，十八连连长，十五岁就给我父亲当过通讯员。伊犁土改回来，到连队任职，工作认真勤奋，只是性格太直，口无遮拦。文革开始，他不积极，叫他揭发赵予征、王寿臣的修正主义罪行，他说：“我只知道他搞社会主义。”自然，他成了“三黑一假”的骨干分子，他妻子贺治平也被冠之为黑秘书。造反派审问他，他大吼一声：“狗屁！”
　　这是颗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关起来。” 那位“革命干部”对造反头儿说：“发财，这名字不是反动是什么？资本主义。让他妈的交待与王寿臣、唐见宋的关系。”
　　许发财被关进地牢，但他就是不投降。使用了四十七种刑法，他还是不坦白：“我活得正，走得直。没啥坦白交待的。”造反派万般无奈，想出了个鬼主意，对他说：“革命群众判处你死刑。”然后，全身捆绑，拉到戈壁滩上实行枪毙。许发财昂起头，挺直腰高声喊道：“共产党万岁！”他等着枪子，但枪没有响。造反派把他拉回地牢说：“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那时，我父亲已经靠边站，但还没完全打倒。看着许多人因为上挂到自己而受累，他感到揪心。有一天，他恳切地向造反派请了一天假，赶到一0二团，对那位“革命干部”和造反派头头说：
　　“许发财，我了解。他的问题，你们要拿出证据，不然，我将来要追究责任。”
　　还特地把这句话写在了一张条子上留下作证。也许正是这张条子才保住了许发财的性命。但许发财一家却为此蒙受了极大的冤屈。他大儿子可可当时只有九岁，二儿子七岁。父母被抓，兄弟俩衣食无人过问，生活十分困难。我父亲特地赶到一0二团十八连，对一位还认得自己的连队干部说：“他父母的事，不要连累孩子，你们把两个孩子安顿在连队食堂吃饭。”
　　这才让他们兄弟活了下来。但可可是个有个性的孩子，他对造反派打骂批斗父亲十分仇恨，他决定要报复。有一天，他看到打他爸爸的一个造反派，便偷偷拿起一把刀，愤然地向他屁股上刺去，造反派吓跑了，可可挨了一顿毒打，但他毕竟只有九岁，不够判刑，放一码吧！可“黑崽子”就是不甘心，又跑到俱乐部去撕大字报，他看到那上面全是批判他爸的，但他个儿太矮，够不着，就回家找来一盒火柴把大字报点燃。“俱乐部着火了！”人们闻讯赶来，及时扑灭了火，没酿成大祸。但可可被开除了学藉，从此成了小小流浪汉。
　　去年，我见到了可可，他长大了，他是早熟，是文革“培育”他长大的。可可大名叫许可诚，正在发展事业。说起往事，他仍然义愤填膺：
　　“我恨透了文革，我要起诉文革，我要求赔偿，而不仅仅是平反。”说起我父亲，他又讲了几件感人的事：“文革过后，我爸被落实政策，调到昌吉工作。他不愿回农六师，因为那一段往事太伤心。特别是我妈，更是伤透了心，上级多次动员，他们死活不肯回六师。他们太害怕看到旧时的东西了。有一天，王伯伯来了，走进我们家对我父亲说，‘跟我上车。’我父亲二话没说，乖乖地上了车，回到农六师，担任了一0一团副团长。”
　　可可还讲了他辞职从商，很困难。1989年我父亲得知他从业的艰辛，掏出3000元给他说：“要学会在困难中站起来。”
　　时代给“三黑一假 ”(即黑党委、黑班子、黑文革、假党员)定性为“冤假错”案，实际上是个“荒诞不经”案----
　　1968年4月26日深夜，八一农场基建大队“红造团”五个戴着红袖章的革命干将把中队长王玉珍揪着，押进一间土平房。屋里正面坐着勤务员赵和廖，摆设和县官审堂一样。王玉珍开始还负隅顽抗，但经过一系列“刺刀见红”的革命方式，他在“革命者”的引导下，开始编造“神话”了：
　　“在韩殿臣家里周玉友对我说，八一农场党委要分开的。我说，要成立党委，咱们这边都是谁？他说你看，有唐见宋、韩殿臣、武开章、王观宝、李全友，这五个人还不能成立一个党委吗？”
　　造反派对这一阶级斗争新动向如获至宝，遵循“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最高指示，顺藤摸瓜又抓来基建大队的周玉友和赵秀英严刑拷打。二人终于“如实”交待：“八一农场成立了黑党委，书记唐见宋，副书记刘锡山，场长王青山，程鉴、黄新运等42人组成的黑班子名单。”
　　他的革命行动得到了一0二团(原八一农场)贾团长和农六师严副师长的支持，兵团的“革命干部”也派出工作组协办。逮捕凶犯唐见宋、王青山、程鉴、黄新运、戴桩基、李全友、于学良、武开章、华玉山等，他们先后被隔离审查；同时成立专案组深入追查，收集“罪证”，继续深挖。一时间，整个农六师乌云密布，人人自危。
　　“八一农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挖出了‘三黑一假’黑党委，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在兵团取得的重大胜利！”消息传遍天山南北，长城内外。为了立功恕罪，程鉴在毒打下虽然编出了个“暴动计划”，但还是被活活打死。造反派惊喜之中，希望再创辉煌，打出一个全国第一，或者像首都北京挖出了“彭真独立王国”一样，得到伟大领袖的表扬，自己也就是革命功臣，和蒯大富平起平坐了。他们把矛头对准了我父亲。没想到他们碰了一鼻子灰：
　　“这全是胡编乱造的谎言。我以党性担保，唐见宋是好共产党员。” 
　　造反派再问，我父亲再不理他们了。原想把王寿臣和“三黑一假”联系在一起，但碰了钉子，也没找到一丁点儿证据。又想和杨兆元挂钩，也没弄成。他们灰溜溜地回到场里，但他们不灰心，不气馁，为了索取供词，私设公堂，用各种手段，从披麻戴孝游街到拳打脚踢灌辣椒水，手段多达60多种：抽钢丝鞭、坐老虎凳、捆绑吊打、四马缠蹄、五洋捉鳖、猴子抽筋、烟头熏脸、假枪毙、假活埋、跪砖头、开水烫、拔头发、喂蚊子、背木箱、压铁块、踩杠子、滚地雷、吃煤渣、驴推磨、鸡上架、眼睛里抹辣椒面、穿皮衣烤火炉、脖子挂铁块、半夜拉到坟地逼跳死人棺材……真的创造了“全国第一”啊！
　　这时，兵团一位副参谋长奔赴八一农场，在群众大会上表态：“八一农场粉碎了黑党委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夺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胜利！”
　　取得的“重大胜利”，就是400多人受到追查，295人受到刑罚，6人致死，37人致残，99人留下后遗症。为了纪念“重大胜利”，“革命领导”带领“革命群众”在场部兴建了一座高高的忠字塔。
　　1968年，按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一批现役军人来到兵团主政，其中有个老八路叫朱曙光，到“重灾区”农六师任第一书记、政委。从部队到农场，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他发现兵团人很勤奋，很朴实，吃苦耐劳，无私奉献。哪像上司告诫的：“这里复辟了资本主义。”有一天，他遇到一批八一农场上访者，他们鬼鬼祟祟，小心翼翼，像老鼠见了猫一样担惊受怕。朱曙光把他们叫到办公室一问，才知道他们都是“三黑一假”受害者。
　　听他们流着泪倾诉冤屈，朱曙光的心在流血，觉着自已像个刽子手。1969年7月中旬的一天清早，朱曙光来到八一农场梧桐窝子东边的一块坟地，这里就是“三黑一假”骨干被活埋的现场，凄风苦雨，烟雾蒙蒙，阴霾满天。望着那一座座无言的坟莹，仿佛地球停止转动了。朱曙光身子一晃，昏倒在地。他被抢救过来，送进了医院。是年10月19日，农六师党委作出决定：为“三黑一假”冤案公开平反。
　　八一农场的“三黑一假”冤案，再一次证明了《荒唐歌》的真实。
　　我去拜访“三黑一假书记”唐见宋，他已退休，官做到了农四师政委，但却见不到“将军肚”和“盛气脸”。还像当年在八一农场的组干股长模样。唐叔是敢和我爹“吵”的为数不多的几个“黑干将”之一。
　　我见到的人，几乎都异口同声说我父亲“严”。只有一个人把这个“严”字给解开了。他就是唐见宋叔叔。
　　唐叔对我说：“你父亲是我最敬佩和最熟悉的老领导，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悲恸万分。你父亲对干部严，对老百姓宽。他曾给我讲过一段话，那是我走马上任农四师政委的时候，我去向他辞行，请他教诲，他对我说，‘见宋，你升官了，请记住，对干部一定要严，因为他们手中有权又有势，不严格，他们就会不顾群众利益，搞以权谋私；对群众一定要宽，因为他们既无权又无势，办事要处处求人，不给他们撑点腰，他们更难。’” 
　　唐叔听我说要写一本父亲的书，他十二分地赞成。回忆昨天，唐叔接连讲述了一件件在我父亲身边工作的事，事事见证着他的做事为人。末了，他深情地对我说：
　　“卡佳，我和你父亲相识于1954年，五十多年来，他带领我们度过了农场初建的艰苦岁月，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迎来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他那种忠于革命，热爱人民，实事求是的无私奉献精神，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做人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