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说光吃糖长不大，酸甜苦辣都是营养。我父亲从小吃过苦辣，参加革命后扛着枪，吃着糠，打着仗，终于赢得全国解放。那时他正年富力强，一心报国，应该说是长大了，成熟了。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让他和许多人措手不及，才觉着自己没有长大，没有成熟。十年后，党中央定性“文革”为浩劫，现在回想起来，那其实是一所独特的“学校”，仿佛是上帝为了让他们成熟，特意为长不大的中国人安排的，我父亲就是其中之一。
　　进入“学校”，一面就读着一部部反面教材，一面用实践检验，那可真是难得呀，连党的总书记也进校学习了。我父亲是在那所独特学校成熟长大的。可那时我还小，什么都不懂。今天当我悟到这一点时，我要补上这一课，而补课的唯一方法就是跟踪父辈的足音，让自己也成熟长大起来。我很情愿，很乐意。
　　1966年，由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场了，全国山河一片红。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中国和全世界都是史无前例的。各族革命群众热烈响应伟大领袖号召,激情万端向伟大领袖写致敬电，表忠心，要站稳阶级立场，划清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为了献忠心，拿着排笔，提着油漆，爬到一面面空白的墙头上，写上最高指示、红色标语，画领袖像，为“红海洋”做出了巨大贡献；早请示，晚汇报，觉得有伟大领袖的亲自领导，能够参加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够幸运的了。“打倒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到中国文化革命全面胜利了，还要紧跟着伟大领袖去解放全人类呢！
　　这时候，我听到了赐予我父亲的一个新头衔，不是师长，也不是首长，而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小时候，常听人说我爸爸“右倾”。但我不知道这是说他好，还是说他坏，也不懂右倾是啥意思。当时的“右倾”被我理解为瘸子，他们是说我父亲瘸，走路一拐一拐地向右边歪哩，我很气愤。我父亲可是长得一表人才，身高一米七五，浓眉大眼，气宇不凡，身姿挺拔，到八十岁，走路都是挺胸昂头，腿不弯，背不驼。我常常为他的仪表非凡而自豪。
　　直到文化大革命了，我才懂得什么叫右倾。不光我爸右倾，连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贺龙、王恩茂、张仲瀚等许多领导人都右倾。但这时候的我父亲，右倾的帽子已经不够戴了，还有许多罪名：如“走资派”、“只抓生产不抓革命”、“刘邓路线忠实执行者”、“张仲瀚线上的人”、“阶级斗争观念不强”、“以生产压革命”等等。              
　　现在，我对右倾有了新的认识，文革中给我父亲定的罪状没错，他就是只抓生产不抓革命呀，他就是不会抓阶级斗争呀，他就是不会窝里斗呀，他就是刘邓路线上的人呀。
　　新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比首都晚了一点，但革命烈火很快点燃了天山南北。文革开头，我父亲并不在意。运动，他见的多了。觉着不过是扯着嗓门喊一阵口号，按照百分比，抓几个“运动员”批批，过些年再给他们摘了帽子就是了。再说，党委有分工，有专人抓运动，自己要全身心抓生产，把经济搞上去。
　　可是，根据几十年的经验，运动，运动，总得有运有动，抓几个“坏人”出来做靶子。不然，怎么证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呢！很快，中央揪出了个“三家村”，吴含、邓拓、廖沫沙，农六师不揪出个代理人怎么能行呢？ 
　　我父亲虽然不直接负责运动，但他是师党委副书记，按党性原则办事，不然，就会犯“右倾”错误，也对不起伟大领袖，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
　　1966年7月6日，兵团党委按照“5?16通知”精神对“文化大革命”作了总体安排，农六师党委认真贯彻执行。经过左右比较《猛进报》负责人孟丁山。在八一俱乐部前广场召开了一次声势浩大的5000人批判大会，我父亲坐在主席台中央，也是革命激情万端，农六师取得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大胜利”他也高兴。
　　我父亲觉着虽然牺性了一个孟丁山，但无产阶级江山巩固了，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了，自己该放手去抓生产了。可事态并没有按照我父亲天真的设想发展。接下去中央揪出了“埋在伟大领袖身边的定时炸弹”刘、邓、陶，这如同一声惊天巨雷，许多人都惊呆了。如果依样画葫芦，兵团的 “刘、邓、陶”是谁？六师的呢？我父亲有点坐不住了，仿佛火烧到身旁了，大祸要临头了。但反省自己投身革命以来的经历，觉着缺点是不少，但绝不会有大错，更不会有罪过。他放心了，继续跑基层，继续抓生产。
　　1967年1月23日，刚回到办公室，通讯员送来了文件和党报党刊。我父亲被头一天《人民日报》的一篇醒目社论吸引住了：
　　“一切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台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
　　读到这儿，一种不祥之感油然从心底升起：“看来，光抓几个‘黑帮’是不行了，恐怕还有更大的大地震大风暴在后面，这场烈火就要燃烧到我们的身上了。”
　　从这一刻起，我父亲做好了上刀山下火海的准备。
　　形势一天紧似一天，到了秋天，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想了个招数，他召集地市县级单位一把手，在八楼开党委扩大会。这是他内心里极其机密的保护举措，他琢磨着：一般运动高潮，也就是三两个月，开他三个月会，管吃管住，等“文革”结束了，再放他们回去工作。谁知道连这位经历丰富，才思敏捷的高级干部也天真了些，他无论如何也没料想到文化革命要搞十年，还要过七八年再来一次。
　　突然间，发生了石河子“12?6事件”。全国第一枪声带来的绝不仅仅是惊慌，仿佛一夜之间要政变了。接着，张仲瀚被作为后台，揪了出来，罪名是“三反分子”。罪状好吓人：“搞独立王国，坚决打倒，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接着，造反派打出了新口号：“砸烂独立王国，打倒王恩茂！”
　　我父亲和赵予征伯伯怎么也想不通：我们深为敬重的王恩茂书记呕心沥血为边疆各族人民服务，怎么会搞修正主义？张仲瀚政委率领兵团百万军垦战土，屯垦戍边，戈壁滩上建家园，怎么成了独立王国？
　　“不！说一千道一万，我们也不信。”
　　王恩茂自己也不承认反动。但是，造反派可是有后台的呀，他们想给王恩茂套个罪名：叛徒？特务？牛鬼蛇神？都不合适。最后来了个真的别出心裁，“王二心！”真的好好玩！王恩茂一心为革命，忠于人民忠于党，他怎么会有二心？如果有二心，他不去投奔蒋介石，跑到延安干嘛呀！我父亲和赵伯伯越听越气，好人全要打倒？这是什么革命？
　　这时，兵团的陈实、刘一村、杨兆元、王慎已被列入张仲瀚的死党失去了自由。接着又揪出“四大金钢”、“八门大炮”，赵伯伯和我父亲被列为其中之一。有一天，听到绝密消息：造反派要对正在住院的张仲瀚下毒手：“弄死他。”多亏党中央及时发现，周总理亲自安排将张仲瀚送到北京保护起来。
　　不几天，听到自治区党委被三派造反团包围了，我父亲和赵伯伯心里着急。农六师，五家渠离乌鲁木齐最近，当年之所以把这支保卫过延安的英雄部队放在首府边，就是为了担任保卫首府的大任。
　　“决不能看着他们胡来！” 
　　赵予征伯伯和我父亲“跳出来”了！他们义无反顾地组织了一支500多人的保卫队（被造反派称之为保皇大军），奔赴乌鲁木齐，保卫首府，旗帜鲜明地喊出了“保卫王恩茂”的口号。这在造反最时髦，打倒最革命的时代，可真有点儿提着脑壳撞南墙的味道。
　　赵予征伯伯和我父亲明确分工：赵王各抓一头。赵伯伯带人进城和xxx对着干。保卫队队长是张利德、李志新，谢树仁是秘书组组长，手下有四个大学生。秘书组由赵予征伯伯直接领导，我父亲守住家，不能乱了后方。所有活动只有赵伯伯和我父亲知道。
　　我父亲每时与赵伯伯电话联系，每天到市区走一趟，他们满以为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要把一颗红心献给党和人民。没曾想到，一夜之间，气候大变，中央文革表态：打倒王恩茂，xxx是毛主席信任、林副主席派来的“革命干部”。要以此为标准，划清革命与反革命的界线。自然，赵伯伯和我父亲“保皇派”的帽子戴之无愧，连谢阿姨也成了“特务组长”了。
　　新上任的“革命领导”勒令兵团各级干部与张仲瀚彻底划清界限。1967年的一天，一位“革命领导”先找赵予征谈话。这位新领导个儿不高，在大谈路线斗争时，嘴巴上挂着拿破伦式的微笑，自豪地宣称：
　　“我们是副统帅亲自点将，党中央派来的，张仲瀚一定要打倒，希望你支持我们。”
　　赵予征轻轻一笑说：“兵团17年来执行毛主席屯垦戍边革命路线，张政委有错误缺点，但绝不反党反社会主义。”
　　“革命领导”首战失利，但他有权，大笔一挥，赵予征伯伯成为农六师第一个被兵团“停职反省”的师级领导干部。
　　紧接着，“革命领导”派兵团干部部部长杨南桂把父亲从枣园农场的“牛棚” (五?七干校)里召回来，和他谈话。这位“革命领导”觉着先投石问路试探一下，自己再出马，不然没面子。听杨部长侃侃而谈，我父亲不动声色。
　　“赵予征是张仲瀚的死党，他已经陷进去了，新领导要你现在站出来。”
　　“要我站到哪里去？”父亲冷冷地问。
　　“当然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了。” 他满以为缺口已经打开，他终于亮出了行前“革命领导”交给他的底牌，“只要你站出来揭发张仲瀚、赵予征，领导说农六师就由你主持工作。” 
　　“哈哈哈！”父亲放声大笑说：“一个师长，一个政委，农六师过去的工作是我和赵予征同志一起做的，如果有错误，就有我的一份，不能推给政委。” 我父亲讲完了，挺了挺腰杆。
　　“你可要想想严重后果啊！”
　　我父亲不屑地说：“我问心无愧。”
　　“革命领导”还是不甘心，我就不信他们是铁板一块。他亲自登门拜访老战友姜胜，动员他与赵王划清界很。姜胜反问道：
　　“咋划？他们出身好，工作实在，没问题，把我划到哪儿去？”
　　这一下，“革命领导”失望了，一锤定性：“农六师是张仲瀚独立王国的黑窝，赵予征、王寿臣、姜胜、贺清德都是他的黑干将。”
　　听到“革命领导”在姜老那里也碰钉子，我父亲心里很高兴。心里想：人心向背，看你们还能怎么样？！一时兴奋，他走出来，来到八一俱乐部前广场散步。突然，他看到三楼上一条醒目的红布大标题《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接着广播响了，高音喇叭里传来了副统帅的声音：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要扫除一切害人虫，要搬掉一切绊脚石，要向一切牛鬼蛇神展开猛烈的进攻，要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要让他们的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我父亲默默地走着，静静他听着，深深地想着：世界上最可怕的是丧失人性。如果人性丧失殆尽，那将是全人类的灾难。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保住人性。有道是“出卖灵魂我不干，宁可自己撞南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