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0月，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部队经过整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诞生了。统帅这支大军、主持兵团工作的，是兵团第二政委、人们亲切称呼他“屯垦镇边”的张仲瀚。
　　在那百废待兴、艰苦创业的岁月里，兵团人没有什么周末休假的概念，也没有什么几小时工作制的概念。崇高的责任感、指挥员的智慧和人格魅力，驱使着这支开发大军日以继夜地战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1961年初春之夜，天山白雪皑皑，绿洲春意盎然。张仲瀚政委的办公室里的灯还亮着，他和计划科长陈冰正在研究各垦区的发展规划。张政委看了一下表，伸了个懒腰说：
　　“天快亮了，让警卫员上街买一瓶热豆浆和刚出锅的油条，这是最好的早歺。饭后休息一下，你去通知王寿臣同志来一下，再把五家渠垦区的问题落实一下。”接着风趣地说：“王寿臣是六军的一员干将，有魄力，爱护干部，可是骂起人来凶得很。对下级要求严，有点像王胡子，交给他任务放心。” 
　　“好。”陈冰转身通知了警卫员。张仲瀚政委站起来，卷了一支烟说：“王寿臣有个习惯，我看是个好习惯，他很讲究仪表，不管什么时候，他都穿着整洁，中山装的风纪扣都是扣得紧紧的。你留意他的房子里，不管多么简陋，总要有一面镜子。”接着，他又有点神秘地说，“你注意，王寿臣同志穿一件新衣服碰到老熟人一定会问这件衣服怎么样？如果你说好像不太合适或颜色差一点，他就不穿了。陈冰，若碰到他问你，你可不要挑毛病。”
　　后来，陈冰才明白政委正在酝酿调整农六师班子呢。
　　从1954年起，第六师在以郑云彪师长，苟成富、胡田勋政委为主的第一届领导班子率领下，在戍边、剿匪，帮助地方建党、建政，改造起义部队和调动频繁的情况下，开荒50万亩，生产粮食3000多万斤，植树27万多株，养畜10万多头。全师实现了自给有余，还上交利润29.07万元。此后，农六师的发展步伐更快，成为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的北部屏障。
　　但就在这时，中国进入一个“非常时期”。1957年，全国在取得了揪出552877名“右派分子”的伟大“胜利”后，掀起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热潮中，各族人民正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由于受大气候的影响，边疆的工作也出现了许多盲目性，兵团开展双千万亩运动，农六师顺时提出了“双百万亩”指标 (即开荒100万亩，播种100万亩)，同时，大炼钢铁8800吨。要求全体干部、工人“以血换铁，以命换钢”，掀起“特大跃进”。
　　农六师地处天山北坡地段，总体上只有40来万亩可耕地。干旱的戈壁大漠，虽然辽阔，但严重缺水，搞100万亩是不可能的。这口号遭到普遍抵制，别说100万亩，连60万亩也是不可能的。身任政治部主任兼监察委员会书记的赵予征伯伯在广泛听取了职工群众的意见之后，在一次党委扩大会议上亮出了自己的观点，提出要纠正“两风”：胡吹冒料浮夸作风，改正领导干部不正作风。在当时的背景下，这是不识时务。他被视为“反对大跃进，反党，反对一把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受到了批判，要定为彭德怀分子。他的意见虽然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但会议无果而散。1958年1月，赵伯伯离开师机关，调到猛进农场兼职代场长。但他毫无怨言，和政委段吉林并肩战斗，使农场经济得到扎实发展，当年由上年亏损40万元到盈利28万元，第二年上交利润300万元，名列全师榜首，他个人被评为优秀干部。
　　仿佛真的苍天有眼，要叫那些狂妄者尝尝自己种的酸果。中国的大跃进全面失败了，没有跑到“共产主义”去，却进入了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农六师也没能例外，经济形势逆转。全师新建了11个农场，播种面积80万亩，受旱面积占40%，粮食单产只有51公斤。经济陷入困境，缺粮缺油，广大职工的生活苦不堪言，没吃的，打白条，妇女连卫生纸都没钱买。为了保住几十万人的生命，分管后勤供应的副师长李辅臣只好向上伸手要粮。因此，他有了个“要饭师长”的绰号，但他不在乎，为了老百姓活命，这位老红军宁愿忍辱负重。
　　1961年5月的一天,我父亲和赵予征伯伯奉命来到兵团司令部，自治区党委书记兼兵团第一政委王恩茂和兵团政委张仲瀚、干部部部长杨兆元在办公室和他俩进行了一次亲切谈话。
　　“自治区党委和兵团党委决定调整六师领导班子,”王恩茂书记像谈家常一样说，“决定任命赵予征同志为师党委书记、政治委员,王寿臣同志任党委副书记、师长。希望你们带领全师指战员度过难关,发展生产。六师是有光荣传统的部队,你们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他俩没有思想准备，异口同声地坦言自己担不起这副重担，还推荐几位老同志。
　　“你们能行。这决定是兵团党委再三考虑决定的。你们年富力强，作风正派，很‘干净’。予征在猛进，寿臣在八一都干得不错。重要的是你们两人要团结。两人团结力量就大于两个人的力量；两人矛盾，就小于两个人的力量，而且是抵消了。还有，要尊重老同志。六师是老部队，老同志多，要说论资辈排你俩都排不上，所以要尊重他们，得到他们的支持，工作就好做多了。主要是这两点。”张仲瀚政委语重心长地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天降大任于斯人。兵团党委相信你们能在三年改变面貌,做到‘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财源茂盛,兵强马壮’。”
　　我父亲和赵予征伯伯都是延安抗大七分校的学生,在师职干部中,他们正值年富力强。困难时期,党把一副重担交给了他们,对于一个共产党员,他们只有接受的义务。是年，父亲38岁，赵予征伯伯长他两岁。受命危难之际，他们义无反顾。 
　　离开司令部，他俩到大街上吃了个便饭。坐进嘎斯69吉普车，俩人在车内谈到刚才的决定。
　　“老王，怎么样？”
　　“只能知难而进了，最重要的是团结。”
　　“我们要互相支持，但六师的主要问题是端正领导干部的作风。”
　　“你在那次会上的发言，我从内心是同意的。”
　　“我理解你的苦衷。我们俩可要以身作则。”
　　“在生产上一定要坚特实事求是，我们的教训太大了。”
　　端正作风，实事求是。这就是农六师新一届班子的行政准则，但人们可不知道这是在车里确定的。
　　当晚,二人驱车回到师部五家渠,首先向老师长郑云彪请教,然后登门拜访了德高望重的副师长姜胜、何发元、李振海。
　　四位前辈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表示，一定要全心全意全力支持他们把六师工作搞上去。姜老仿佛看透了拜访者的心,乐呵呵地说：“不能论资排辈。我老了，精力有限，要为党的事业着想啊！”李振海诚恳地说：“你们放心，我一定服从你们的领导，长江后浪推前浪，我要当好你们的助手。”
　　1961年5月22日，我父亲和赵伯伯的任命下达。不几天，张仲瀚政委便来到五家渠，听了父亲和赵伯伯的工作汇报，显得很高兴。他很满意新班子的新思路，欣然说道：“最近，我总结前几年的作法，开始考虑兵团的经营方针，你们的思路给了我启发。”
　　中午了，我父亲问他：“政委肯不肯在这里吃顿便饭？”
　　张仲瀚笑着说：“国以民为主，民以食为天。我到了这里，你就做东了。”
　　我父亲知道他生活很简朴，吃饭简单，只要可口就好，随口问他：“政委愿意吃点什么？”
　　“你见过猪食没有？把油盐酱醋菜饭放到一起，一锅煮就行。”
　　“就吃咱河北老家的饺子吧。”
　　“能不能放一把包谷面？”
　　“我让他们试试。”
　　机关食堂真的为他做了一盘“大锅菜”，包了一些饺子，只放了一小把包谷面，放多了包不住。他吃得津津有味。
　　饭后，张仲瀚伯伯应邀去机关小礼堂给机关干部作报告。他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革命的鼓动家，一句寻常话从他嘴里说出来会变得有滋有味。他先讲了兵团形势，后讲了对农六师工作的评价，然后说：
　　“兵团今后怎么搞，我写了一段顺口溜，我读出来，你们帮我修改补充。‘猪为六畜首，苜蓿草中王，肥多田增产，粮足六畜旺。欲求六兴旺，场队办五坊，五坊何所指？油酒粉豆糖。渣滓皆饲料，粪便变棉粮，农林牧副渔，年年红满堂。’”
　　这就是他后来写《老兵歌》的雏型，也成为他文革中“反对毛泽东思想，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证之一。这是后话。
　　张仲瀚伯伯的这一席演讲，不亚于时下的竞选演说。末了，他用锐利的目光扫视了一下会场，再把目光投向窗外，向北辽望了好几秒钟，幽默地说：“你们农六师依然很自然，坐在这里，一眼可以看到北沙窝。”然后他把话锋一转，风趣地说，“以后你们哪个干部犯了错误，不要给处分，就让他从五家渠到乌鲁木齐坐一趟车就行了。”
　　他用这种巧妙的办法批评农六师路不平、树太少。他的批评很中肯，很正确。我父亲和赵伯伯当即检讨自己失职，只一门心思抓粮食，度粮关，忽视了环境建设。并表示一定要下决心修路植树，改善人居环境。
　　我父亲很敬重张仲瀚伯伯。常夸他的一曲《老兵歌》就是一部新疆军垦的“心灵史”。三十年后的1991年，我父亲在一篇深切怀念老政委张仲瀚将军的文章《一曲老兵歌，一部心灵史》中这样写道：
　　“我不是诗人，但对张仲瀚同志的那首《老兵歌》，则特别喜爱，也特别亲切。张仲瀚同志豁达大度，博学多才，能文能武，风度潇洒，是我的良朋益友。新疆军垦事业是与张仲瀚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张仲瀚同志自谓老兵，但他不是一个普通的老兵，而是军垦事业心的领头兵。”
　　受命于困难时期，我父亲和赵伯伯全力以赴投入到共度难关中。首先，在新党委班子中，他们的思路得到了一致通过，接着连续三次压缩了种植面积，确定以水定地的原则，把充分利用地面水，开发地下水作为主攻方向。理想只是未来，首先必须面对的现实，而现实是处在“过粮关”中的农场农工的困苦。当务之急就是解决老百姓吃饱肚皮的问题。
　　1961年，新一届班子提出了“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财源茂盛，兵强马壮”的奋斗目标，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认真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并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经济调整,取得了初步成效。其中有两条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实事求是，按照科学规律办事；二是端正党风，发挥共产党员的表率作用。
　　在狠抓粮食生产，发展农场“五坊”，解决职工温饱的同时，先搞了五家渠市区的绿化，整修了五家渠至乌鲁木齐的柏油路，又抓了团场部、居民点的绿化和条田防护林建设，垦区出现了新面貌。
　　正当生产蓬勃发展，生活蒸蒸日上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1961年秋收时节，刚刚当上师长的我父亲，来到八一农场检查生产。在八连工地上，他看到堂哥王玉江正在接受批判，罪名是懒鬼。他没吱声走了。来到二分场，他看到还有一些农工在挨批。正好我姑妈的儿子赵鹤林也夹在人群中干活，父亲叫住他问：
　　“这是在干什么？”
　　“打鬼运动。”
　　“什么鬼？”
　　“懒鬼、魔鬼、恶鬼、调皮鬼。”
　　“胡搞。”他撂下一句话上车下走了。
　　不久，“打鬼”运动停止了。
　　我看过张奎魁叔叔写的一篇回忆录《难忘“过粮关”》。老干部写回忆录很多，大都纪实昨日辉煌。而唯有他，坦荡直言，真的与众不同：“现在的年轻人对‘过粮关’这个词是非常陌生的，但对我和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来说，则是一种难忘的记忆。”这就是他的开场白。
　　张奎魁叔叔如实记忆了他担任政委的马轿农场的真实。粮食严重短缺，饥饿灾难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挖老鼠洞“鼠口夺粮”；用玉米秆、包米棒芯、麦草加碱制造淀粉；搞“高产饭”、“人造肉”、“瓜菜代”，领导班子中心工作之一，就是以不饿死人为原则----
　　 “入冬，修水库，为工地送粮的副团长王玉华和王永明赶着马车，车上装着粮食，包里装的食物。但他俩甘愿挨饿，也绝不多吃定量之外的一粒食品。卸粮时，掉在地上几粒包米，他们一粒粒捡起来，装进麻袋。
　　“崔木祥带队到南山牧场接羊，过山时死了一只，他硬是把死羊背着走了几百里地回到水库，一只也不少地全部交公。 
　　“哈族职工奴尔是创建马桥农场的老人之一，他终生孤独一人。看到托儿所的孩子饿得流泪，他偷偷地背上猎枪到戈壁滩上呆了几天几夜，终于打了两只黄羊，背回来送给托儿所的孩子和医院病号，自己饿着肚皮回去喝清茶。文革中，他偷偷地给我这个‘走资派’送羊肉。当时他不敢敲门叫喊，悄悄把羊肉放在门外。文革后，我问他羊肉是您送的吧？他说‘是的，那时不敢说。’我永远怀念着他。
　　“有一次我从马桥到五家渠汇报工作，乘坐的是‘嘎斯51’，没走多远，抛锚四五次，才赶到了师部，我正要向赵政委、王师长汇报，他们说，先不谈工作，先解决肚子问题。让何副师长接待我。何副师长让伙房炊事员为我做了一碗荷包蛋，他在一旁看着我吃完，才让我去见两位师领导。”
　　“‘过粮关’期间，王恩茂书记、张仲瀚政委在师领导陪同下到马桥视察工作。我们招待的是麦面皮，高梁面心的粗面馍，炒苜蓿。他们边吃边说‘好吃！’‘好吃！’1962年，终于度过了我国建设史上一道难关；兵团度过了发展中最困难的时期；农六师新开辟的农场站稳了脚跟。”
　　张奎魁叔叔的这些写实，见证了我父亲上任后的第一道难关。困难时期，瓜菜代，苜蓿草，甜菜渣，土豆发糕，玉米粑，我也经历过，但终于熬过来了。
　　2005年底，我来到红山市电视台旁边的一幢寓所拜望了张奎魁叔叔和李玉堂阿姨。他们俩身体好，精神好，三代同堂。张叔叔虽然鬓发有些斑白，但身体很结实。讲过去，从马桥古城说到猛进农场，从重建五家渠说到新建“姊妹大厦”。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但没有遗憾，没有作秀，没有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
　　临别，两位老前辈再三叮嘱我把家建好。他们说，千好万好不如有个好娃娃；千有万有不如有个好窝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