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证明进入时光隧道，时间就失去了意义，而寻常人是无法体味到的，时光倒流对他们不可思议，只在无言记忆中。在农六师，我父亲有三位最难忘上级前辈加战友，他们就是老红军郑云彪、姜胜和李振海。
　　“不贪官，不慕名，赤胆忠心。”是我父亲对郑云彪的评价；
　　“资历老，品德好，宽厚待人。”是我父亲对姜胜的评价；
　　“性耿直，诚而信，长者风度。”是我父亲对李振海的定语。
　　说起姜胜，好生了得，农六师人都觉得他是自己的骄傲，因为姜老参加过平江起义和秋收暴动，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那是1930年至1933年在井冈山，他是红军总部特务连副班长。
　　我在师子校上小学，姜伯伯的老伴程桂英是我们校长。有一次，她到班上为我们讲姜伯伯为毛主席当警卫员，毛主席教姜伯伯学文化的故事。我听得好感动好感动，至今牢记在心里----
　　1930年5月的一天，指导员孔石泉找姜胜谈活：“你不是想见毛委员吗？”
　　“是呀，可就是见不着。”
　　“明儿你到总部特务队报到，去保卫总部首长，保卫毛委员。”
　　“真的？！”
　　姜胜到了总部特务连担任毛主席的警卫员。有一天值班，半夜了，毛主席还趴在灯下写着。他在心里默默地说“你太累了，该休息了。”
　　不多会儿，毛主席走出屋散步。见到了这个陌生战土问：“你就是总部为我挑来的警卫吗？叫什么名字？”
　　“姜胜！”
　　“是胜利的胜吗？好名字，革命一定会胜利，对不对？”
　　“有毛委员领导，革命一定胜利。”毛主席把手轻轻一挥说：“你这么说就不对了，革命胜利，要靠人民群众，要靠全体红军。谁能一个人打倒反动派呢！”
　　毛主席得知姜胜出身贫苦，没上过学，特别嘱咐他一边打敌人，一边学文化。
　　“我一定好好学。”
　　毛主席笑着说,“你不好好学习是不行的，我这个先生是要打你板子的。”。从此，姜胜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后来，毛主席把他送进了红军大学学习。
　　姜老1924年参加革命，他的一生经历了中国革命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但他从不以老自居，从不计较名誉地位。他曾担任过湖南咸宁县苏维埃的第一任县长，进军新疆后任二十二兵团供给部政委，但最后以正师职出任农六师副师长，屈居父亲之下。每当说起他，父亲总有一种难言之苦，心里很不安，姜老总说：“向党讲价钱，计较个人地位的高低，那算什么共产党员！”
　　1961年，姜老六十岁，我父亲和一些战友筹划着想为他做寿，他知道后坚决反对：“我是共产党员，不是地主官老爷，不能那样搞，这是让我犯错误嘛！”父亲只好取消，到了他生日那天，让机关食堂为他做了一碗面条。
　　文革伊始，姜胜历史清白，什么帽子都挂不上。造反派劝他反戈一击，站出来“亮相”。那位“革命干部”也找他谈活，要他和旧党委划清界限，揭发赵王，就可以给一顶“革命领导干部”的帽子“三结合”。姜老的回答很干脆：
　　“重要的问题都是经过党委研究决定的，如果错了，我也有责任，这个界限我是划不清的。”
　　姜老自然难逃厄运，被定为“贺龙的黑干将”、文化革命“拦路石”， 游街、抄家、关押、毒打。当时王恩茂还没倒，让人把他保护起来，造反派千方百计，悄悄地潜入兵团司令部，将他绑架了，扔出机关大院墙，拉回五家渠禁闭起来，施以毒刑，日夜批斗，满门抄家，全家蒙难，无处栖身。有个好心人将他和妻子程桂英悄悄保护了起来，让一位姓徐的炊事员每天给他们送饭。姜老得知老徐已40多岁，尚未成家，十分难过，内疚地对老伴说：“你看，都40多了，连个老婆也没有，我们失职呀。”
　　有人劝他：“你自己处境这么难，不要操这份闲心了。”
　　姜老说：“不是闲心，让老同志去打光棍，我们有责任。”
　　后来，老伴程桂英私下托人，四处打听，硬是悄悄地为老徐找了个称心如意的对象。他们成婚时，姜老去了北京参加学习班，特地让女儿为他们送去一份贺礼。
　　1974年3月13日，姜老在武汉离开人间，临终留下遗言：将骨灰埋在新疆。他没能看到“四人帮”们垮台，中国重见天日，他要带着满腹的委屈，去找马克思讨个公道。
　　1987年，我父亲在一篇追忆老红军战士姜胜副师长《忠诚的战土》的文章中写道：
　　“1974年，他已重病不起，生命垂危，却坚持着写出了他生平后最后一次报告----要求回新疆，死在天山脚下。他把这份报告寄给我，要我转交给农六师党委。我收到报告后不久，噩耗传来，姜胜同去病故于武汉，我为他未能实现生前愿望而遗憾，更为失去他而感到悲痛。这位崇敬的前辈，学习的楷模，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间……。”
　　姜老的公道讨到了，不是我父亲，那是文革后的1979年12月底的一天，赵予征伯伯在昌吉州干部大会上宣布：“中共昌吉州第四次代表大会作出决定，为姜胜同去平反恢复名誉。……”
　　姜老可以在九泉之下暝目了。
　　老红军李振海是一位叱咤风云的战将，在陕北担任过红军骑兵旅旅长，是我父亲的好战友、好搭档。他们的友情很特别。我父亲到八一农场任政委，李振海伯伯任场长，后调奇台东线管理处，李振海伯伯任处长，我父亲任政委，再后来，李振海伯伯任农六师副师长，我父亲任师长。用李振海伯伯的话说“我是工农兵，他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我们俩谁也离不开谁。”
　　1957年初秋，兵团安排李振海伯伯去西安中共中央第二中级党校文化班学习。临别时，我父亲送他上车。李振海伯伯说：
　　“寿臣，我文化浅，到党校怕跟不上。”
　　我父亲说：“能跟上。你去了，全身心地学习，别分心，场里家里事有我呢。”
　　送走李振海伯伯，我父亲即赴奇台出任农六师副政委兼东线管理处政委。 
　　1958年6月10日，师机要科突然接到一封中共中央第二中级党校的公函，谢邦泉科长赶忙送给政治部主任赵予征。函中说：“将对你师学员李振海定为反党右派分子。”签署的日期是5月28日。
　　赵予征伯伯怎么也无法把李振海与反党联系在一起，他赶忙把公函送给师政委胡田勋。当时，我父亲在奇台管理处，里里外外一把手。春耕忙完，他忽然听说赵富仓给家人写信，说李振海出事了。我父亲匆匆来到李振海家问他爱人王钰，她也不清楚，只知道他回老家彬县去了一趟。父亲有些不安，连夜赶到五家渠。胡田勋政委、郑云彪师长、孙志杰副政委、赵予征主任，邀我父亲一起开会，研究李振海的问题。
　　会议作出决定：一、立即通过兵团和自治区组织部回函，公正介绍李振海的工作表现，要求从宽处理；二、派副政委孙志杰赴西安了解情况；三、向老首长王震求救。
　　一场特殊的营救开始了。
　　农六师的回函写道：“李振海同志自1935年入伍以来，在长期的战斗环境、生产建设中，表现了对党忠诚，阶级立场坚定，组织观念强。战争中勇敢顽强，负伤五次，曾立战功并获奖5次。在建设时期，工作积极热情，有吃苦精神，虽然身体不好，时常吐血，但坚持工作……生活艰苦俭朴，吃饭常常一个馒头加辣椒；工作作风深入实际，能体贴下级，常到基层同职工一起劳动……我们认为对李振海同志‘发生右倾思想，向党进攻，诬蔑党的政策，歪曲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农业政策’的结论是不恰当的。”
　　兵团组织部则在回函中写道：“我们根据其以往表现，尚难肯定他是蓄意反党，攻击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
　　与此同时，得知消息的王震将军，心如火燎，伸出了援救之手。
　　1959年2月，李振海伯伯终于回到了农六师。迎接他的归来，像当年从战斗前线归来似的。他立即被送到柳树庄师医院休养；4月底，师党委决定他去奇台管理处当处长。王、李两个离不开，又一次并肩战斗了。一对好搭档，却经常在工作上争吵，有时开会也吵。但在心里面却感情甚深，互相关怀备至。
　　我父亲和李振海伯伯在奇台租了间老百姓的房子作为办公室兼宿舍。奇台虽然是一座县城，但破烂不堪，还赶不上南方的一个乡镇。管理处下面的几个农场都是新建的，条件就更差了。他俩风里来雨里去，经常穿梭奔波在各个农场。他俩在那里度过了最困难最难忘的一段岁月。
　　全国进入“自然灾害”时期，各族群众生活很苦。他俩成天忙着带领职工过粮关，谁也顾不了家。有一次，我父亲到师部五家渠开会，特地绕道八一农场，叮嘱担任了农场管理股副股长的吉祥：“你去看望王钰同志没有？李处长只顾工作，很少顾家，王钰同志是红军时期的干部是一个很自觉、很清廉的老同志，你去她家看看有什么困难，帮助解决一下。”
　　我父亲匆匆去五家渠开会，吉祥立即赶到王钰同志家里。看到老红军家里吃的是代食品——玉米杆淀粉和苜蓿草，王钰已经浮肿了，却从未向组织上开过口，他感动的掉了眼泪。一阵自责，跑回场部等着向我父辈做了汇报。第二天，我父亲开完会又绕道八一农农场，向吉祥了解到李振海家的情况后，他火冒三丈，从沙发上跳起来指着吉祥的鼻子说：
　　“你这个管理股长干什么吃的？简直是失职！赶快送些黄豆、鸡蛋和粮食去，办不好我撤你的职！” 
　　吉祥一声未吭，带着一种十分惭愧的心情，找到经营管理股股长张寅年，到场部仓库里，领了一袋面粉，一袋黄豆，又到三分场畜牧队买了五十个鸡蛋，给王钰同志送去。王钰同志坚决不要，说：“还有比我困难的，拿去分给他们吃吧！”吉祥说：“这是王副政委和场领导要我送来的，你不收，王副政委可要骂死我了。”
　　我父亲回到奇台县城，经常看到一群一群从内地来的盲流，他们破衣烂衫，蓬头垢面，拖儿带女，面黄肌瘦。在一次场长会议上，各单位都汇报内地要饭的太多，送回去又来，送回去又来，请示咋办？我父亲也很急，人命关天。他请示师党委后决定收留，于是一批一批盲流在天山一场、天山二场、天山三场、天山四场、天山九场、天山十场、天山牧场、北塔山牧场落了户。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新移民，不仅带来了青春年华，而且带来了知识文化。不仅奇台、农六师，整个新疆兵团，成为中国西北的一个非常独特的移民区。
　　时光飞逝，我父亲和李振诲伯伯都老了。1993年春天，年过八十的李振海伯伯重病缠身，腰部疼痛难忍，他又不愿多花国家的钱，李伯伯的病是战争是时代受的伤引发的，希望安乐死，但组织上和家人都不同意，他绝食了。我父亲得知后，立刻赶到家去劝说老战友。住院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李振海伯伯听到父亲的呼声，睁开眼睛看到老战友，心里升起一股暖流，但他却说：
　　“你一天好忙呀，只在电视里看得见你，还有空来看我……”
　　“您的批评，我虚心接受，但我的建议您也得接受。这样才公平。”接下去，我父亲真诚相劝，听了老战友的一席肺腑之言，李振海伯伯答应去医院治病了。父亲把兵团老龄委给他送的一些袋装营养品，让公安处张新彦代他送到医院：“给老战友补补身子。”
　　有一天，我父亲突然得到医院通知：“李副师长病危。”他立即赶到医院，见了他最后一面。李振海伯伯去了，当时在场的战友，只有我父亲。
　　1993年11月22日李振海走完了他81岁的人生征途。临终留言：我死后丧事从简，告诉领导和亲友，千万不要送礼。12月《人民日报》等多家报刊报道了《一位老红军的遗言》。
　　李振海伯伯是位传奇人物，我特别敬重他，从小就特别喜欢听他的战斗故事。如“两当暴动”、“永乐起义”、“实话惹祸”，还有他和王钰阿姨的爱情等好多好多故事。在我的记忆里，他从一位地主长工成为人民解放军第一支骑兵部队旅长，驰骋疆场，好威风。
　　小时侯，妈妈给我讲过李伯伯的故事。1948年解放战争开始了，你李伯伯当西北野战军骑兵旅旅长，跟时任国民党华北、西北军事长官傅作义的军队对着干，傅作义拿他没办法。悬赏10万大洋取他的人头，但终未如愿。后来，傅作义将军北平和平起义，解放后出任国家水利部部长，没多久同包尔汗、高绵纯来到新疆检查水利建设，在八一水库大坝上，见到了迎接他的李振海伯伯。傅部长紧握住李伯伯的手风趣地说：“我终于抓住你了。”正巧，水库下面树林里有只乌鸦在叫。傅作义脑子一动，对李伯伯说：“久闻你是神枪手，但却闻名未见。”李伯伯听出了他的话外音，随手掏出手枪，朝天空放了一枪，乌鸦一惊，飞出了树林，飞向天空，“砰！”你李伯伯又是一枪，那只乌鸦随即从天上摔了下来。傅作义伸出大姆指，连声说：“真乃神枪手，傅某佩服，佩服！”
　　对于李振海伯伯西北党校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那段委屈，人们只知道他仗义执言，但并不知详情，李伯伯本人也从不对人讲起。1998年《南方周末》二版发表了闵文的长篇纪实文学《李振海，实话惹祸》，我父亲看了又看，把报纸珍藏着。
　　一腔故乡情，牵动了他的“罪”历程。纪实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和正义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