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乐章:躬耕瀚海之戈壁滩上建家园
作者: 文体:长篇小说 更新时间:2008-3-4 8:33:06

  军垦第一犁当属八一农场没错,但与八一农场同时拉开的,还有莫索湾第一犁,阿克苏十八团第一犁,阿尔泰阿山第一犁,伊犁可克达拉第一犁,哈密红星第一犁……而在五家渠垦区,与八一农场同步创业的,还有十六团农场,而猛进农场比八一农场还早。它的前身是国民党西北行辕军垦处农场,创建于1947年。八一、猛进、十六团农场成为农六师的三大老场,也是五家渠垦区奠基者。
  1951年11月,十七师副师长苟成富带领着赵富仓、尚正中等8人从米泉留子庙向北,走了半天,来到一片苇洼湖地。这里住着三户姓蔡的农民,故名蔡家湖。他们先挖了个坑,点燃梭梭柴烤高粱面馕,就着碱水吃了第一顿晚餐。天当房地当床,野菜当干粮,在一片红柳中过夜。挖出了第一口井,取名军垦村,第二年开春,大批战士来开荒造田了。1953年月6日,十六团农场成立,赵富仓任团长,范明德任政委。
  新疆和平起义后,1950年2月25日,国民党西北行辕军垦处农场改编为六军农业指导处、军直农场。1952年1月27日划归农六师,改名猛进农场,贺清德任团长、段吉林任政委。
  从八一农场,准确地说是梧桐窝子拉开军垦第一犁,到把五户人家居住的五家渠荒滩变成绿洲、新城,按时下流行的风水说:这里真是一方宝地。宝地必然荟萃四方英才。这里可以列举出又一个一百零八将,但他们不是聚义造反,而是投身屯垦戍边大业。
  迎着共和国的清晨,“王胡子”领着战士在梧桐窝子拉开军垦第一犁,让我父亲来接班;
  八千湘女进天山,八一农场出了个中国“卓娅----保尔----贝莱丽”王孟筠;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放卫星。农六师出了个“彭德怀式”的“兵团老陕”李振海;
  文化大革命山河一片红。这里出了个军垦“遇罗克”、出了个“内蒙人”式的“三黑一假”党、出了个打死也不喊“打倒共产党” 的国民党军官、还出了一支的公开打着“保”字旗号的保皇军;
  改革开放时代,一份“和平时代军令状”,拉开了新疆“白色革命”;
  时序逢新,“姊妹大厦”靓边城,“阿凡提骑着毛驴”进首府;
  从一片沙枣林建设新疆井灌第一场,到打造天山北坡第二农场带;
  贺龙元帅捧饮戈壁水,胡耀邦总书记号召作“排头兵”, 军垦战士五色花里迎宾客。
  ……
  还有宛若群星的英才人杰杨保孝、王长娃、张彩申、周春山、李梦桃……
  我提笔纪实他们,表明这里不是我的父亲或者某一个人的领地,而是有一个非凡的西部开发者团队,在拼搏进取,与时俱进。
  欲说农六师组建,先请听一个故事:1951年冬,中央决定从六军抽调一批干部去兰州军区建立我国第一支西北空军,罗元发军长调任司令员,六军的一批优秀干部战士选调兰州。名单里有十七师师长程悦长,后来不知为啥没有他了。程师长想不通,去找王震司令员:
  “为什么调空军没有我?”
  “没有你,这是我的决定。”
  “我不够条件吗?”
  “条件有余。”
  “那为什么?”
  “我愿意领导你。”
  程师长只好服从。罗元发伯伯走后,程悦长接任了六军军长。
  1952年2月1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命令----
  
  我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七师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农业建设第十七师(农六师)的改编计划,将光荣的祖国经济建设任务赋予你们,你们过去曾经是久经锻炼的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部队,我相信你们将在生产战线上,成为熟练技术的建没突击队。你们将以英雄的榜样,为全国人民的,也为你们自己的,未来的幸福生话,在新的战线上奋斗,并取得辉煌的胜利。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
  ----毛泽东
  1953年5月,包括八一农场、十六团农场、军区后勤部直属的猛进农场为主体改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农业建设第六师成立,郑云彪出任师长、苟成富任政委。
  我父亲主政八一农场,他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组织性很强,“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他的行为准则。对待上级领导同志,他很尊重,他认为这是组织关系,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没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和组织程序,是无法管理的。1957年党中央部署反右派斗争,他坚决贯彻执行,虽然农场就那么几个文化人,也没有什么反党言论,但阶级斗争不能忘,还是硬凑了17个右派,定了111个落后分子,52名坏分子。
  后来的“三反”整风运动,又查处犯错误者38人。我父亲对搞政治运动,虽然算不了上积极,但认真执行服从决定是足够的。我父亲后来在一次会上主动作检查:“八一农场反右扩大化,我有责任。我向被伤害的同志道歉。”
  反右运动之后,中国进了一个非常时期。1958年全国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发展了,生活提高了,人民安居乐业,我父亲很高兴,觉得以后运动要少搞了,他决心要一心一意抓生产,戈壁滩上建花园。这就是他的远大理想。这时候,毛主席制定了“鼓足于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父亲让邓普好好宣传,把“总路线”书写到全场各连队醒目的墙头上,让全场干部职工都知道。接着,伟大领袖又发出了“全国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好”的指示。一时间,三面红旗迎风飘,卫星放得满天飘。“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共同行动。八一农场也不可能例外,我父亲紧跟照办,决不可以自行其事。
  迟到了一点儿的“三面红旗”终于在天山南北飘扬了。看到“大好形势”,作为主持工作的场党委书记、政治委员,我父亲安能不紧跟形势。但他是个务实者,对“风”他还是留有余地。他召开干部大会部署“大放卫星”,但定了三个招标:争取指标、奋斗指标、规定指标。
  1958年8月2日,兵团《生产战线报》头版头条报道:“农六师党委提出,在120亩棉田上争创世界纪录,亩产皮棉2000斤;两周后又报道:八一农场警卫连雷志清小组提出50亩小麦高产田,亩产7000斤,其中两亩单产10吨。”
  我父亲看了,有些像吃错了药似的怪异,他心中很不是滋味。当时,我母亲任场团委书记,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她正带着一批热血青年,在老龙河试验田里“放卫星”。她们的试验田是上级布置的,也得了到我父亲的同意。
  深秋的一天,我父亲来到老龙河边的二队,我母亲正带着青年们在两亩“卫星田”地上忙碌着,田埂的木牌上写着指标:“亩产小麦5万公斤”。那是师长郑云彪伯伯亲自布置的政治任务。要求他们深翻土地1.2公尺,施厩肥1万公斤,每亩播下冬麦种子600公斤。春麦出苗后,密密匝匝,挤得不透风,只好安上鼓风机往麦苗里面吹风。我父亲在田头走来走去,他的本意也是想通过她们的实验田,看看春小麦究竟能高产多少。
  秋阳高照,作为八一农场党委书记的我父亲和团委书记的我母亲来了个老龙河畔“二位书记对话”:
  父亲说:一亩地只有666平方米,若能产5万公斤小麦,每平方米就得产75公斤,比摊在晒麦场上的还厚,这可能吗?为什么要号召青年们干办不到的事呢?
  母亲说:报纸上还有亩产13万斤的卫星田哩!
  父亲说:我不信。
  母亲说:信不信由你,我们可是响应党的号召。再说,这是郑师长亲自安排的试验田。
  父亲说:周婉荣,我不强迫你们,等到明年再看结果吧!
  母亲说:看结果就看结果,我是按照毛主席制定的总路线办的。
  父亲说:可毛主席就讲过,要反对三种不好的倾向:一个叫装,一个叫吹,一个叫偷。
  他们的争论不了了之,因为任务是师里下达的。谁知第二年开春,一场洪水把这块卫星田淹没了。虽然没到年底,但结果早在我父亲的预料中。其实,我母亲也不信,但上级下达的任务,她怎能不执行呢!
  我父亲看到过《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条“麻城建国公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的报导。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他有些怀疑,但党报上的消息会有错吗?他只能作自我批评:自己思想保守,跟不上形势。时隔26天,《人民日报》又刊出广西环江县放出了水稻亩产13万斤的“大卫星”。这一下,他说什么也不相信了。报上的详细数字是130343.14斤,而且是有6000人参加开镰仪式,400多人收割,县委书记亲临现场割的第一镰,密植的水稻连小孩爬上去都掉不下来,还引来了越南、苏联专家“取经”。讲得有板有眼,有枝有叶,还印着一张照片。我父亲还是不相信。
  “大炼钢铁”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又一号召,必须热烈响应。这时,场长李振海去西安西北党校学习去了。为了响应号召,我父亲召开专门会议,经过反复研究,又报经师党委批准,决定由参谋长李甲三带队上大黄山炼钢。
  李参谋长带领一批干部、职工到大黄山炼铁。他们找铁矿,掏煤炭,挖地坑,食宿在工地,日夜奋战,炼出来了一炉一炉的“铁”(黑疙瘩)。
  李甲三是起义干部,在国民党军队里官居少将,起义后先在军区后勤部管财务,他一尘不染。后调到八一农场任参谋长,老伴还留在乌鲁木齐一个贫民区。
  我父亲特别关心他俩口,除工作上支持以外,生活上也特别关照。每逢过年过节,都要场办给李参谋长家送肉、送菜。他对场办主任张富年说:“这不仅是送点礼物,而是把党的温暖、党的政策送到他家里,送到他心上。在一个旧军队干了半辈子的人,像他这样清廉、忠厚太难得了!他是新疆和平解放的有功之臣。我们党的事业很需要这样的人呀!”
  有一年春节我父亲亲自来到他家,看到家住一爿土平房里,屋里只有一个土炕、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他点点头,对身边一位陪同的干部说:“他可是国民党起义军官,我们共产党胜利了,可要防止蜕化变质啊!”。
  初冬的一天,我父亲上大黄山察看了一阵,把李甲三参谋长拉到一边:“李参谋长,这炼的是铁吗?”
  李甲三摇摇头,皱着眉头不吭声。
  我父亲又说:“这叫劳民伤财。”
  李甲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对,我就想提个建议,不要再炼这废物了。”
  “怎么办?”
  “商量商量。”
  经过多方考虑,我父亲冒着天下之大不韪,多次向郑云彪师长、政委胡田勋汇报,最后正式打报告经师党委同意,利用当地煤炭资源,把“大炼钢铁”改为“大炼焦炭”了。第二年成立焦炭厂,产品红火极了,焦炭不但供应新疆,还远销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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