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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过父亲写的一首七律诗《军垦颂》，这是我读到他写的第一首诗，对这首诗我只知表义，不知内涵。可能因为我是身在其中，难识庐山真面目。后来，被我的音乐老师、农六师卓有成就的钢琴家石钢谱曲，唱响开来----
塞上屯垦三十年，披荆斩棘斗风寒。
汗水浇出千里碧，盐碱荒滩变良田。
更喜麦海起重浪，天山南北赛江南。
军垦健儿多豪迈，戈壁滩上建家园。
我从小到大，走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左右比，上下看，才懂得了新疆兵团事业的非凡。最美的是军垦农场，最难忘的是生我养我的故乡----八一农场拉开了新疆军垦第一犁，拉开了一个新世纪。我为自已是军垦后代而自豪！
今天，重返故地，踏着父辈的足迹，行进在天山北麓, 绿树掩映的锦绣大地，眼看着那满载粮棉瓜菜果和工业产品的车龙飞驶，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带领一支人民解放军，第一个跨入准噶尔不毛之地，搭起窝棚、点燃篝火、肩拉犁铧，在这万古荒原上开垦出第一片沃土，播下第一粒种子，创办了第一个军垦农场的老红军郑云彪伯伯和前辈们，在天山脚下准噶尔盆地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南缘梧桐窝子不毛之地拉开军垦第一犁的峥嵘岁月----
1951年秋，新疆军区在乌鲁木齐西大楼召开“群英会”，表彰在剿匪肃特战斗和开荒生产运动中功勋卓著的英雄模范和先进集体。会后，王震司令员把张希钦参谋长、罗元发军长和后勤部部长甘祖昌、副部长郑云彪找去，商谈办军垦农场的事，目的是为今后大规模的军垦生产积累经验、闯条路子。
听了王震司令员的话，郑云彪伯伯自告奋勇要求去办农场，他的要求被接受。从副军级到正团级，他无怨无悔，令今人大不可思议。郑云彪伯伯受命赴任，随即亮出自己的办场步骤：第一步，先调500人建座水库；第二步，组织人员先搞副业，筹备建场资金；第三步，规划定点，开荒播种，创办农场。
王震司令员问他：“还有什么困难？”
郑云彪伯伯坚定地说：“有井冈山、南泥湾的光荣传统，有上级领导的关怀，啥困难不能克服？”
王震司令员高兴地说：“那好！你有这种思想准备，我就放心了。把吉普车带去，有问题随时找我。要注意搞好军民团结、民族团结、防止土匪捣乱。”
第二天，王震司令员亲自和他到米泉以北的梧桐窝子一带勘察定点。几天后，郑云彪率领一支军垦先遣队开赴梧桐窝子。
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茫茫戈壁，荒凉空旷，孤树零落，杂草丛生，芦苇片片，沼泽遍地，只有几间矮小的土屋，这原是一家姓田的农户弃之不用的旧房子。
“到家了，到家了！”
战士们扔下背包，拿起镰刀，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立即跳进苇湖割苇子、搭苇棚。战士们情绪高昂，割的割，运的运，捆的捆，扎的扎。下午，梧桐窝子奇迹般地出现了一爿爿棚子，大家叫它“创业棚”，有的同志叫它“梧桐新村”。这是准噶尔南缘的第一个军垦“新村”。
傍晚，郑云彪伯伯和战士们住进“新居”里，天南海北地侃起来。谈将来的农场美景，谈伟大的理想。深夜，突然枪声响起，把战士从酣梦中惊醒过来。郑云彪伯伯抓起手枪第一个跑出苇棚，警卫员孙福元跑来报告：有一群狼围着苇棚子转圈，怎么撵也撵不走，不得已才开了枪。
紧张的劳动开始了。早晨，部队天不亮就起床，摸黑吃些高粱米饭，喝些咸盐水，就向水库工地走去。修水库的地方原来是一个涝坝，老乡称之为“马桥海子”。郑云彪伯伯亲自带人勘察，决定在“马桥海子”筑坝蓄水，为当地群众也为部队解决吃水问题，然后修一座水库。他还在临时场部门口贴了这样一幅标语：
“解除当前人民灾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庄！”表达了军垦战士为各族人民造福的坚定决心。
施工开始。没有机械，全凭人力挖土抬上，工具也只有十字镐、铁锹和抬把子，工效很低。为了提高工效，有的同志抬把子上摞抬把子，一溜小跑。有的小伙子一趟抬三个抬把子，在冰天雪地里还满身冒汗。有的同志脚上裂了口子，渗出的血滴在大坝上，但没有一个叫苦喊痛。
冬天到了，下了大雪，戈壁滩上的气温降到零下30多度。为了赶在开春化雪前修好水库，工程一刻也没有停止。有一天，郑云彪伯伯召集干部开会。会前，他打开留声机想活跃一下气氛，唱着唱着，忽然没声气了。检查一下没发现啥毛病，就是因天冷，传动装置被冻住了。
郑云彪伯伯身为工程负责人，很关心战士们的健康。参加修水库劳动的还有一些临时从军区后勤部抽调来的女战士，都是些十五、六岁的女青年。她们刚出校门，从内地坐上汽车，辗转一个多月才到新疆。这次她们抱定锻炼自己的决心来到水利工地，挖土、抬土，样样和男同志比着干。
在一次会上，郑云彪伯伯提到她们干得太猛，让她们注意身体，想不到竟遭到这帮“穆桂英”们的反对。这使郑云彪伯伯和一些老同志深受感动。他们的行动印证了马克思的睿言“最先朝气蓬勃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令人羡慕的。”
肩拉犁，手撒种，自称“五行播种机”。困难说难也不难，只要人合心，马合套，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为了减轻国家负担，战士自己动手搞加工副业，筹备建场。开办了小煤窑，组织了伐木队，还抽了一部分人去烧碱，割苇子，打湖草……苦干一冬春，获利25万元。“光靠肩拉犁手撒种不行，这钱得全部用来购买农机具和种子。”郑云彪在年终总结会上说。 1952年3月15日，经王震司令员亲自命名的新疆军区“八一农场”正式成立。郑云彪伯伯被任命为八一农场场长、党委书记。王震司令员到会讲话。他说：“这个农场是新疆第一个军垦农场，是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创办起来的。你们做了艰苦而有意义的工作，立了新功劳。希望大家再接再励，一手拿枪，一手拿镐，把梧桐窝子周围几十万亩荒地变成大粮仓，建成塞外江南，闯出一条屯垦戍边的新路，为即将开始的全国经济建设商潮，为创办更多的军垦农场提供经验。还要积极帮助当地人民消灭灾害，发展生产，为新疆各族人民大办好事，为边疆的工农业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王震司令员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同志们的劳动热情。军区政治委员王恩茂、参谋长张希钦和政治部主任曾涤也先后来农场指导工作。
为了发展生产，郑云彪伯伯采取派出去请进来的方法，向当地农民学习。附近的老百姓很支持农场建设，主动来介绍新疆气候特点，耕作方法，手把手教战士修渠、打埂、浇水。第二年春天，戈壁滩上的冰雪开始融化，郑云彪伯伯带领部队掀起开荒造田热潮。经过一个月的战斗，全场开荒播种小麦一万多亩，玉米和豆类作物一千多亩，油料和其他作物四千多亩。
春耕结束后，郑云彪伯伯立即组织力量，突击搞基建。场部的干部和警卫连战士担任修建场部任务。不到一年，盖起了870多间房子。在改造自然的伟大斗争中，过去持枪打仗的战士经过锻炼后一个个变成了能工巧匠，能打仗，能种田，能盖房，为大搞基建培养了大批技术力量。为了发展多种经营，农场办起了加工厂、水磨房、榨油房、粉房、缝纫厂、印刷厂、修配厂等，还办起了托儿所、学校、商店、卫生队、邮电局、俱乐部，荒凉的梧桐窝子改变了模样。
1952年八一农场种植的小麦、玉米、水稻获得丰收，做到了粮油自给，并将多余的粮食送往军区。当第一次向军区送粮的车队到达乌鲁木齐时，受到王震等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八一电影制片厂还拍了电影记录片。纪实开拓者们史诗般的生活，八一农场拉开的新疆军垦第一犁，十万军队屯垦的试点，成了新疆部队屯垦戍边事业的范例。
冬天，郑云彪伯伯带着技术人员和战士共建了农场的灌溉系统，为几十个生产连队作了规划。军区给农场调拨了几十台拖拉机、开渠机、中耕机等农业机械。到1953年全场人员增加到了5000多人，耕地面积扩大到七万亩，在边生产边建设的情况下，粮食总产达549万斤。最让八一农场人自豪的是，他们在生产中的创新：黄芽冬麦、春麦冬播调剂了用水及收割期，防止了掉粒掉穗；玉米、棉花宽窄行，三水并用带雪犁地、机械化、电气化试验，成为新疆军垦先行军。
八一农场创办的事迹首先在东南亚各国引起了轰动，因为在旧中国，西方学者断言：新疆的戈壁瀚海不能种粮食，只能养牲口。不久，苏联《真理报》发表过报道八一农场的通讯《一百零八个日日夜夜》，使新疆军垦一下子在国际上引人瞩目了。
1953年10月，我爸结束了伊犁的土改工作，回到了乌鲁木齐市新疆军区政治部, 正值罗元发伯伯调兰州组建西北空军，并且从新疆军区调人，我爸也在名单之列，但此时，组织上内定他接任八一农场党委书记、政治委员。当时，张仲瀚正在负责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问即将出任农六师师长的郑云彪： “你走了，谁接你的手为好？八一农场可是军垦第一场。
郑云彪说：王寿臣同志是最佳人选。
张仲瀚问：“你这么认为？”
郑云彪说：“是。他的德才过人，品德高尚，是一般不能比的。”
张仲瀚问：“我也听说他不错。”
郑云彪说：“我认为选他是再好不过了。”
组织一声令下：政治委员、政委王寿臣；场长、副书记李振海走马上任，接力军垦第一场。我爸知道农场正在新组建阶段，条件十分艰苦，但他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就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组织的决定，让我爸既高兴又耽心。高兴的是，战争结束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已经开始，自己有机会去学习实践经济建设；耽心的是八一农场是兵团第一场，早已闻名遐尔，这副担子不轻，自己如何继往开来？
我父亲想见的第一人是郑云彪伯伯，他对郑伯伯很崇敬。正好郑伯伯到军区开会，我父亲去拜望他。郑伯伯是位老红军，很开朗，他对我父亲说：
“寿臣，去吧，你年轻，会比我干得更好。开完会，我送你去上任。”
朴实的言语，真挚的行动，给了我父亲无限的信任和鼓舞。会后，我爸就坐上王震将军批给郑云彪伯伯的那辆吉普车，来到梧桐窝子，走马上任了。
新任命的场长李振海，原为副场长，也是位老红军，驰骋西北战场的骑兵旅长。我父亲和他从此成了好搭挡。郑云彪伯伯召集场机关干部开会，宣布军区任命，要求全场干部战士支持新领导的工作，把八一农场办得更好。我父亲和李振海伯伯分别作了表态。下午，郑云彪伯伯去了五家渠，担任刚组建的农六师师长。
政委分管抓政工，我父亲的政治工作是从宣传“屯垦戍边”的伟大意义和提高于部战士文化知识入手。在第一次全场干部大会上，他说：
“我们一定要记住老场长的话‘把八一农场办得更好。’怎么才能更好？第一条是掌握知识。共产主义与愚昧无知是不相容的，没有文化就不可能进一步掌握科学技术。”
这就是他迟到的“就职演说”。
很快，八一农场掀起了一场学文化学技术的热潮。干部职工学习“米丘林”、“李森科”学说，“威廉士土壤学”、“作物栽培学”、“农机学”、“园艺学”如饥似渴，人们见面不再是问“吃了吧？”，而是问“学得咋样？”
接力军垦第一犁，接任军垦第一场，我父亲没有辜负组织的信任和干部战士的期望。当时，农场职工住的大部分是地窝子，场部有十几间用土块垒起来的平房。行政办公室给我父亲和李振海伯伯分别腾了一间地面铺了红砖的土平房，作为办公室兼宿舍，这已是对他这个农场的第一把手的特殊照顾了。我爸在这间十几平米的土平房里，一住就是七年，直到他1959年调到奇台担任农六师师副政委兼东线管理处政委为止。那辆战争中缴获的美国产破吉普车，修修补补，也用了7年。
一场接力赛，王李二人不敢丝毫松懈怠慢，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从不搞虚套套。会后，他俩用两个月时间跑遍了全场的分场和连队，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摸清了第一线情况，形成了一条新的思路：
在完成了开荒造田建场的初期工程之后，一定要进一步提高生产水平，生活水平，经营水平。而提高“三水平”必须先提高干部战士的知识水平。按现在的时髦话，就叫3+1。可惜当时还没有这个新词儿。
我父亲身居官位，面严心慈，那颗善良的心，总是装着他人，对工人如此，对干部特别是对老干部和起义干部更是如此。他非常关心群众，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任职期间，我爸有一个自我约定，那就是每两个月就要到卫生队看望一下伤病员。他曾多次告诉秘书吉祥：“不要忘了到时候提醒我。”
每次到卫生队看望之前，他都要从自己的工资中掏出50至100元钱。见到困难的病员，就每人给他们十元。当时我爸的月工资也只有200多元，但他自己从来不随便花一分钱。
1956年的一天，我父亲带着秘书吉祥到二分场检查工作，走到一、二分场交界的地方，看见一辆牛车上拉着一个生病的农工，我父亲马上叫司机停车，亲自走近询问。护送的卫生员告诉他：拉的是一个急性盲肠炎的病人，需要赶送到场卫生队手术。我爸马上叫他的司机将车调头，把病人转到小吉普车上，让吉祥亲自把病人送到卫生队，一定要找到乔副队长，立即给病人手术抢救。吉祥问他：“你怎么办？”我爸说：“我边走路边看庄稼，你安排好了到二分场场部或畜牧队来找我。”
吉祥赶到卫生队，找乔队长安排好病人后，再赶到二分场畜牧队找我父亲。他正在畜牧队听汇报：“病人脱险了没有？”吉祥说：“乔队长已安排好了，马上进行手术。”吉祥没想到挨了我爸一顿严厉的批评；责备他不该没看到病人手术脱险就离开了卫生队。
当天晚上，他们从二分场回场部时，天已经快黑了，我父亲还是不放心，又叫司机拐到卫生队,看见病员已经手术并安全脱险，才返回他那办公室兼宿舍的房子休息。
1957年5月，场团委向场党委呈上了一份报告，请求审批对二分场一名姓王的拖拉机手、机车组长开除团籍、撤消职务、开除机务战线的处分。理由是有人揭发他在一天晚上犁地时没有工作，与农具连接手发生了男女关系。我父亲叫来团委书记张光荣询问，发现事实不清楚。他批示道：“有些问题还不清楚，需要进一步查证、落实了再讨论。”
吃午饭时，我父亲把吉祥叫去说：“先不要去食堂，把单孝民（司机）找来，跟我一起去二分场。”
到了二分场，场长李福林陪他们吃饭，我父亲边吃边问：“拖拉机手小王怎么样？”
李福林说：“小王平时工作很好，这次团委来调查时，男女双方都承认了，不知怎么搞的会犯这种错误。”
下午，他们赶到拖拉机队。我父亲找在家的干部一个一个了解情况，大家都说这个人平时工作很好，见了女的连话都不敢说。
到了下午八点多钟，拖拉机手们相继收工回来了。我父亲突然说：“今天不回去了，就住在这里。”陪在一旁的李福林场长说：“住站上吧，可以睡我的办公室，队上没有地方住。”我父亲说：“不了，就睡在拖拉机手宿舍，好找他们谈谈话。”
当晚,我父亲来到拖拉机手集体宿舍，找了一个空铺住下，我父亲同那些不上夜班的拖拉机手人拉起了家常。问问这个，问问那个，详细询问小王的工作情况，直到很晚才关灯睡觉。
第二天，我爸又分别找当事人和揭发人谈话，启发他们打消顾虑，讲真话，讲实情。经过反复的调查核实，情况与处分材料完全相反。原来，当天晚上因拖拉机抛锚，小王和女连接手两人修了一夜车，直到凌晨五点多才修好。揭发人在旁边玉米地里浇水，见拖拉机未响，怀疑两人有问题，加上这位揭发人原来找过这个女的，被女方拒绝，心怀不满，为了报复，就凭想象写了揭发信。而男女双方承认有作风问题，完全是调查人采用不正当手法逼出来的。
为了这件事，我父亲在拖拉机队待了整整两天，亲自找了十几个人谈话，直到把事实真相和错案形成的来龙去脉全部摸清以后才回到场部。他叫来团委书记张光荣进行了严厉批评，指示他立即撤消处分决定，并到队上当面把那些错误的材料全部烧毁，诚诚恳恳地向两位当事人赔礼道歉。同时语重心长的告诫大家：
“对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必须高度负责，慎之又慎，稍有差错，轻易给人处分，就会造成一个同志的终生痛苦！即使事后平反了，也补救不了人家心灵的创伤！”
两年后，南山牧场组建拖拉机队，缺乏技术骨干。小王被调往南山牧场工作。临行前，专门到场部来找政委辞行，我父亲不在，他让吉祥转告王政委：“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他的恩德！我将加倍努力做好工作，回报政委对我的关爱。”
在任政委、书记时，我父亲经常深入连队基层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他从不墨守成规。每当春暖化雪季节，他就背着行李卷，踏着泥泞土路步行到连队，走进条田地块查看冬麦返青状况，到供水闸门察看水源，再了解备耕情况。天晴了，路干了，他就骑上自行车去基层。下去后他总是和战士同吃同住，一点不搞特殊。经过反复论证，我父亲总结出13条不同地形的浇水经验，提出了“深松土，重耙地”、“温汤浸种”以及“先开沟，后浸润，再灌溉”为主的耕作方法和“三包、二净、一交待”的灌溉方法，在全场推广开来，真的实现了“三提高”。1954年八一农场粮食总产450万公斤，上交军区粮食15万公斤，引来中央新闻制片厂拍摄了新闻记录片《梧桐窝子变了样》。
1956年夏季的一天，刚刚接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兼新疆军区政治委员的王恩茂和军区参谋长张希钦、政治部主任曾涤来八一农场视察。看到新开垦的土地，新挖的地窝子，王恩茂深情地对我父亲说：“八一农场为军垦事业立下了新功。你是政委，要做好战士们的思想工作，把梧桐窝子周围几十万亩荒地变成粮仓，建成塞上江南，走出一条屯垦戍边的新路，为在天山南北办更多的军垦农场提供经验。”
转眼到了盛夏七月，垦区麦浪滚滚，丰收在望，王恩茂伯伯和林渤民、杨克等领导乘一辆“嘎斯51”吉普车再次来到农场。这天，正好从苏联引进的第一台c--6型康拜因开进麦田，前面麦秆纷纷被割倒，后面麦粒滚滚流。第一次见到这情景的战士们，像过节一样高兴。看到机械化的威力，王恩茂伯伯对身边的林渤民和我父亲说：“一台康拜因顶几百人劳动，要建设大型国营农场离不开机械化。来，咱们在这里合影留念。”一位随同干部摄下了以康拜因为背景的合影，我父亲一直珍藏着。
1957年，八一农场被评为兵团先进农场；1958年上交润31万元。与此同时，农场基础建设和职工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规划了土地，扩大了耕地面积，修整了道路和渠道，同时也为职工盖了不少住房，还扩建八一水库，库容由原来的1200万立方增加到2500万立方。耕地面积由建场初期的4.5万亩增加到10万余亩；兴建了大礼堂、篮球场、洗澡堂、大食堂，改善了职工居住环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