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首歌《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人民歌唱家德德玛唱出了它的神韵真情----
　　父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清香，
　　让他在天涯海角也从不能相忘；
　　母亲总爱描摹那大河浩荡，
　　奔流在蒙古高原我遥远的家乡；
　　如今终于见到这辽阔大地，
　　站在芬芳的草原上我泪落如雨;
　　河水在传唱着祖先的祝福，
　　保佑漂泊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
　　啊!父亲的草原,
　　啊!母亲的河;
　　虽然己经不能用不能用母语来诉说.
　　请接纳我的悲伤我的欢乐，
　　我也是高原的孩子啊!
　　心里有一首歌，
　　歌中有我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啊!父亲的草原,
　　啊!母亲的河;
　　虽然己经不能用不能用母语来诉说.
　　请接纳我的悲伤我的欢乐，
　　我也是高原的孩子啊!
　　心里有一首歌。
　　每每听到这歌声，我都情不自禁。我是在母亲的河里长大的，我深深地爱着妈妈。而我的父亲却远离我。我对他有一种“怨恨”，我认定他不爱我，不近人情，缺乏亲情，缺乏父爱，反正是缺乏什么……所以，每当听到这歌声，我就在心底描摹着另一幅情景，草原不见了，只有河水了，我像一只尕尕的小羊羔，孤独地站在河边上，渴望着远方，想往父亲，我觉得自己好可怜！
　　我的母亲叫周婉荣，是当年八千湘女进天山中的一员。八千湘女，已经唱响全国，但要以我说，我妈和谢树仁阿姨、郑瑞阳阿姨才是“三个代表”。当然，这是我的私心的表露了。我妈她很漂亮，又热情开朗。如今虽然年过花甲，鬓发灰白，可在我心中，她还是当年八一农场的妈，五家渠的妈。但上帝好像有意为难她，硬是不让她十全十美。于是，她便只有忍痛走四方了。
　　中国历来有子承父业的传统。前辈打下江山，后辈继承、世袭、传递、接班，理所当然。连那些没有功勋父母的人都到处找靠山，寻庇护呢，我为什么不能继？又为什么没得承？我一直想不通，气愤不平，郁闷难释，耿耿于怀。
　　但是，在“黑包公”式的父亲面前，我蔫了，再理直气壮的想法，也理不直，气不壮了。父亲对我实行“三不”政策：不许沾他的光，不许打他的名义，不许下海经商。我想不通，怎么也想不通，那么多干部子弟都下海了，我为什么不可以？！
　　如果把人生比作海洋，把理想比作航船，把知识比作罗盘，把希望比作舵手，那么，自强就是动力。在整个航程中，动力才是关键。
　　在为父亲办理丧事过程中，耳闻目睹让我夜不能寐。失眠中我回想到自己在与众多同学拥挤在一条道上时，凭着实力考入大学；在初出校门正值花样年华，面对十分激烈竞争中，凭着知识和勇气击败对手，出任国企的副厂长；以及在违背父令，擅自下海，不谙世故，不会作假，屡战屡败的旧事。倏地，没曾想到心底升起了一个疑团：我为什么不懂得父亲？我必须换个视角，从独角到广角；换一种思维，从正向到逆向。只有这样才能读得懂我的父亲。
　　我父亲从1953年11月到达八一农场开始，到2005年病逝在农六师千里垦区一待就是52年。他对这里的一草一木，每块条田，每条渠道，每个干部，每个职工，每个老人，每个小孩，都充满了深深的爱。他可是带着对这块土地无限眷恋的感情离开了人世的啊！我想先听我妈怎么说。
　　办完父亲的丧事，我打定了主意，确定了第一位采访对象----我的妈。匆匆赶回湖南长沙，我最想听到的是藏在母亲心底40年的心里话。我觉得她是可以帮助我释疑解惑的第一号人物。
　　那是一个月明星稀的夏夜，我们母女坐在窗前，听妈妈讲述悲喜交加的往事。我母亲如今虽己青春不再，但她爽朗质朴的风格却经久不衰。经历了人事沧桑，她很从容坦荡，对我父亲的评述也很公正，没有半点掩饰：
　　“从表面上看，你爸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对待自己的家人从来没有从行动上关心过。但他是一个把爱，深深埋藏在心底的人。”
　　我很感动母亲能够这么公正、平静、真诚地对待我父亲，真的很不容易----
　　1951年3月，我父亲从十六师调到军区干部部任组织科副科长，已是副团级军官。上任没几天，组织上通知他去参加军区政治部召开的全体干部大会。军区政治部主任曾涤在会上作动员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全疆的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他说：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你们每个人都会得到锻炼和提高，以后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希望你们积极报名。”
　　他的话刚讲完，突然，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举手，要求发言。曾涤主任马上让这个小姑娘讲话，她在几百人的大会上有条不紊地谈了听完曾主任报告后的感想，要求参加土改工作队。曾涤主任听了十分高兴，对她大加表扬。
　　这个大胆的小姑娘就是我妈周婉荣。她当时参加工作才三个多月。这也是我父亲第一次见到我母亲，他觉得这个小姑娘实在忒大胆，太可爱了，也许是受她的影响，他也报了名。
　　1951年9月底，新疆军区伊犁土改工作团组建，曾涤任团长，我父亲跟随伊犁土改团第一期去伊宁县开展减租反霸工作，我母亲是中队的普通队员。第二期以后，我母亲担任了村工作组组长。她工作很出色，那种大胆泼辣的作风，既有口才又有文才的工作能力，又给我爸爸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
　　1952年4月底，土改工作团集中到伊宁市学习和总结工作。这时，许多老干部开始了找对象结婚活动。按当时的规定，凡是师、团级干部可以恋爱结婚，营、连干部军龄长的、年龄大的也可以结婚。而那些不够军龄，又不够年龄的“小”字辈，一律不准恋爱，更不准结婚。这些都是对男同志的规定。对女同志则没有任何限制，既不限军龄，也不限年龄。
　　当时土改工作团老干部多，女同志也多。但像我父亲那样年轻的团级干部却不多。他当时28岁，长得很帅，又非常有工作能力，是全团老干部中条件最好的，他成了很多女同志追逐的目标。如果他喜欢谁，任何一个女同志都不会拒绝的。在那一段时间里，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位全团长得最漂亮的文工团员，但他嫌人家没有工作能力而拒绝了。另外还介绍了几个条件很好的知识分子，他又嫌别人能力差而不同意。我父亲选择对象的标准主要是注重工作能力，所以他选中了我母亲。
　　我母亲当时才17岁，个子不高，是一个漂亮清纯的小姑娘。而她的工作能力是出类拔萃的，被视为全团的才女。我父亲就这样认定了她。只是觉得美中不足的是她个子矮了点。但我父亲认为我妈年龄还小，个子矮以后可以长高，而她的才气是其它女同志所不及的。所以我父亲向我母亲求婚。我母亲感到很突然，这个大家都向往的白马王子，怎么会追求自己头上呢？但我母亲对我父亲在工作中的印象非常好，所以她没有多加考虑，就欣然同意了。
　　1953年5月的一天，他俩向组织打了结婚报告，曾涤主任很快就批准了，而且还向他们表示祝贺。曾主任认为他们是土改工作团里最完美的一对。1953年8月，我父亲和我母亲结婚了,后来他们一起到了八一农场。但他们却生活在一种不和谐的婚姻状态中。名义上他们是夫妻，实际上他们是革命同志，还有点儿像陌生人，互相很少往来，他们既不住在一起，也没在一起吃过饭，没在一起散过步，也从没在一起看场电影，母亲说他是个榆木疙瘩。
　　说我父亲是榆木疙瘩，也有点委屈他了。在我母亲记忆中，他也做过关心妈妈的两件事：
　　1954年他到内地出差，回来时给我妈妈买过一双皮鞋，让我妈妈激动了半天。许多年之后，我妈妈怀上了我，我父亲让通讯员给她送过一个西瓜表示慰问。
　　那时候，我妈妈很年轻，她虽然不懂爱，但她渴望爱！可她不敢爱，不许爱，不能爱。随着时光流失，她渐渐成熟了。看到别人夫妻俩卿卿我我，亲密无间，她太羡慕了。她多么想和他说说话，聊聊天。她为此筹划了好多天。有一天夜里，我妈鼓足勇气，找我爸交谈了一次，希望他改变生活态度。没曾想到作为丈夫、男人的爸爸，他对妈妈大加训斥了一顿：
　　“你这是用小资产阶级的那一套要求我，你总想让我跟你一块看电影，一块逛马路，我不会满足你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以李志新为首的你们几个人，都是小资产阶级的典型”。他是指当时八一农场干部处处长李志新、干事唐见宋、童庆文和我母亲，因为他们几个在政治处都是党员知识分子。
　　我母亲真的恼羞了，但没成怒。她据理力争：
　　“我们是资产阶级情调，你那就是无产阶级思想吗？请问，马克思和燕妮关系那么亲密，你能说马克思也不是无产阶级吗？！” 
　　“我怎么能和伟人相比！” 他没想到被呛，舒了一口气说。
　　“你不能和伟人比，那么曾涤不是伟人吧？他的职务比你高得多，他是怎样对待家庭的！” 我妈妈继续和他“战斗”。
　　我父亲一直认为自己对待生活的态度是正确的，没有小资产阶级情调，是无产阶级化的表现，他又恢复了理直气壮：“一个人一个性格，你不能让我跟别人一样”。 
　　历史的时空，给我爸我妈造成了一个人生的误会。都是他们的错，他们又不知道为什么错，错在哪里。他们自己更没有想到这种没有任何恋爱过程，互相没有深刻了解的婚姻，会带来这样的不良后果。同事朋友们也都为他们惋惜，千方百计为他们撮合，但收效甚微。
　　我父亲对我母亲很严，严得让寻常人不可理喻。1958年八一农场精兵简政，机关干部要下放三分之二。我父亲为了发挥带头作用，在场党委会上首先提出要让在组干科工作的我母亲下放劳动。他的提议遭到了其他委员的一致反对，因为机关精简后，一个人要做三个人的工作，组织部门原来是五个人，现在只剩两人了。
　　他硬坚持，委员们一致提出：“你如果要下放周婉荣，有哪个干部能一个人担负得起那样繁重的工作任务？你先提出这样的人选来。”结果，他只好少数服从多数。
　　我父亲全心全意爱国家，全心全意爱大家，唯独忽视了自家。他为官一生，亲朋好友没有人敢去沾半点便宜，对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的提拔更是格外严格。
　　六十年代初期，八一农场处于最困难的时期。那时我母亲在四分场担任副政委，我爸爸在奇台管理处工作，他们有一年多没见过面了，也没有通信联系。我当时很弱小。我母亲每月只供应18斤包谷面，我每天只有四两包谷面，没有一滴油，没有一两肉，母亲每天用苜蓿草和甜菜渣充饥，因此她得了慢性肠炎。40多年过去了，这个病都没有好。当时，我每天只喝几碗包谷糊糊，饿得骨瘦如柴。有一次，我父亲的秘书谭慕洲出差，绕道到八一农场看望我母亲，他看到我们母女俩生活那样苦，就对我母亲说：
　　“你们生活得这么苦，怎么不告诉我呢？你们如果告诉我了，我可以从奇台给你们买点油来。”
　　我母亲说：“你的那位首长会同意给我买油吗？如果买了，又会说我搞生活特殊化，他不大发雷霆吗？”
　　谭慕洲说：“他就是那样一个怪人！大人受点苦不要紧，小孩子怎么受得了，我回去跟他说！”
　　谭慕洲回奇台后，也没敢捎一两油来。原来是他向我父亲汇报后，父亲不允许他买油。当时，农场有许多职工由于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我父亲认为自已的家人应该与职工同甘共苦，绝对不能有任何特殊化，所以他不允许秘书给我们买油。
　　我父亲和我母亲平时不仅是分开居住，经济上也是各管各的。我出生以后，父亲只负担保姆工资，其它他一概不管。由于我是早产儿，先天不足，母亲怕我后天营养不良，影响我发育成长，所以总是想尽一切办法给我买营养品，这样开支就比较大。有一个月发工资时，会计发现我母亲的工资都被扣光了，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就自作主张从我父亲的工资里扣出了10元钱给我母亲。我父亲知道以后，将会计叫去狠训了一通，还将我母亲叫去大骂了一顿，说她生活太铺张浪费，一个月100元的工资还不够花，还要扣他的工资。会计吓得不行，只好将10元钱退给他。我母亲只能向朋友借钱去吃饭。这件事让妈妈伤心了好多年。而我父亲却不认为他伤害了她，反倒认为自己家里人必须艰苦朴素，不能有任何奢侈的作风，铺张浪费是绝对不允许的。
　　别看我父亲对家人要求是那样严格，但他对周围的人却很是大方。八一农场政治处主任李福智家孩子多，家庭生活比较困难，他一送就是一、二百元。河北老家遭了灾，他一寄就是上千元。五十年代，他每月工资200元左右，但他把节衣缩食省出来的钱全捐给了别人。
　　1960年，担任自治区党委书书记处书记的曾涤见到我母亲问：
　　“王寿臣还是那样的怪脾气吗？”
　　我母亲回答说：“那还能改得了呀！”
　　“我见了好好训训他。”
　　“没用。”
　　世界没有绝对，生活也是。有过一次例外：1961年我父亲到奇台担任农六师东线管理处政委，元月份春节前夕，师领导出于关心，派车从八一农场接上我妈妈去奇台爸爸那里过年。一见面我爸爸就说：“你来干什么？”弄得我妈妈好尴尬。其实，我母亲去了，他内心还是很高兴的，但当面他要那么说。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他的无产阶级作风，这正是他们对待生活的不同态度。还算好，他们在一起同住了三天，一块儿吃了三天饭。这是他们结婚八年来少有的一次。
　　1963年我母亲提出离婚。我父亲则认为她不是真心想离婚，而是想逼他满足她的小资产阶级情调而已。我父亲说：
　　“你想用离婚的办法逼我满足你那些小资产阶级的要求，永远办不到。我又没有在外面找别的女人，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最后当他看我母亲态度十分坚决，他才真急了，找来了许多人劝说，当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时，他无奈地说：
　　“她真的要离婚啦，那就离吧。”就这样他们分手了。表面上他是那样冷酷无情，但离婚使他内心痛苦不已。
　　我父亲对我母亲表面上冷若冰霜，但他内心深深地爱着我母亲，五十多年如一日，从来没有改变过。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从没有对别的女人产生过感情。”
　　1964年他们离婚了，那时我妈妈29岁，我爸爸40刚出头。在以后的四十多年里，不知有多少人给我爸爸介绍过对象，有的女人还亲自找上门去，但都被我父亲拒之千里之外。因为他心里依旧装着我母亲一个人。
　　他把对我、他惟一的女儿的爱深深埋在心底。我生下来的第二天，他去医院看我母亲，只待了一会儿就走了，没多说话。但我母亲却永远记着他看女儿时的那副深情眼神，她也就满足了。我从小到大，他只抱着我照过一次像，而且是唯一的一次。我平时吃什么，穿什么，他一概不过问。我母亲平时都是在大食堂吃饭，自己连做饭的锅灶都没有。怀孕期间还经常挺着个大肚子下连队参加劳动，骑着自行车跑几十里组织劳动竞赛，晚上回来后还要通宵赶写材料。所以，我在娘肚子里就先天不足，由于母亲劳累过度，我8个月就出生，成了早产儿。生下时，只有2.6公斤，皮包骨瘦得不象样子。我父亲给我起了个名字：卡佳。当时，有一本反映苏联卫国战争题材的小说《海鸥》很流行，女主人公叫卡佳。我父亲的意思要我将来成为中国的“卡佳”。那时候，中国以苏联为老大哥，“卡佳”更是年轻人追逐的明星。后来卡佳乳名代替学名，一直用到今。由于先天不足，加上后天又营养不良，我小时候体弱多病，七岁前住过几十次医院，每年春节几乎都是在医院度过的。
　　有一次，我得了伤寒报病危，我父亲得知后匆匆赶到医院来看我，当他看到有医护人员在精心护理，己无危险，才放心地走了。他把精力全部放在工作中。虽然我那时还不懂事，但却给了我母亲无限宽慰。
　　小时候，我经常听我母亲说：“你爸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怪人’”。长大后，我在想他大概认为只有对家人表现冷漠，才能体现出他的无产阶级作风，才能表现出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吧。所以，我认为他那种独特作风，不过是他自认为严于律己的一种表现而已，而我母亲也就慢慢地习惯了，渐渐地原谅他了。
　　我两岁时，母亲去内地学习，保姆没有看住我，我被摔伤两次。一次头上摔了一个大口子；一次是脸上摔了一个口子，两次都缝了针。我父亲将保姆叫去，轻声却很威严地对他说：
　　“卡佳妈妈不在家，希望你好好带孩子，否则我可不好向她妈妈交代。”
　　我读书时，成绩一直不错，父亲当面从不说一句好话，但背后还是经常夸我。从小到大，父亲当面没有说过一句关心我的话，我总感觉他象个冷血动物。可是如果有一段时间他没有听到我的消息，就会急着向我的朋友和同学打听询问我的情况，这又让我感到了他是爱我的。
　　1964年，组织上要调我母亲到石河子党校担任理论教员，我父亲赶快让姜胜副师长给兵团干部部打电话，说调得太远了，最好分在乌鲁木齐。后来，兵团就按他的意思办了，将我母亲分到了乌鲁木齐兵团供销部，担任宣传部门负责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北京批判“三家村”，供销部批判“周家村”，运动刚开始，她就被打倒了。
　　有一天，我父亲去锅炉厂，对时任厂党委书记的童庆文说：“我早就说过你们这几个是小资产阶级典型，现在信了吧？听说周婉荣大字报很多，是吗？都写些啥？”
　　我父亲讲这些时一是他还关心着我母亲；二是说明他对文化革命还抱有天真想法。实际上，打倒我母亲只是小打小闹，好戏还在后头呢。
　　真的没过多久，我父亲也被打倒了。当童庆文恢复自由后，他专程赶到师部五家渠去看望我父亲，并开玩笑地对他说：
　　“你说我和周婉荣被打倒，因为我们是小资产阶级典型，你这个无产阶级怎么也被打倒了？” 我父亲默默无语。
　　1975年，我父亲第二次被打倒后，我母亲委托她的朋友张阿姨去看望他，一见面，我父亲就焦急地问：“对我这个问题，周婉荣怎么看？”
　　张阿姨告诉他说：“周婉荣不相信，她认为是对你的诬陷。”
　　我父亲听了情绪好多了。虽然这时他们已经离婚十多年了，但他还是很在乎我妈妈对他的看法，也知道她在关心他。
　　我父亲是我奶奶最宠爱的儿子，他一直非常敬重自己的母亲。战争年代他无法与家人取得联系，解放以后，他又一直忙于工作，也没有去看望过他的母亲。1959年，我奶奶病危，他回了一趟老家，在我奶奶床前默默站了一会，就匆匆离开了。他离开老家以后又去了北京，当时我妈妈正在北京中央团校学习。他见到我母亲后也是只待了一会儿就离开了。对奶奶病危的事，他没有向我母亲提起，还是陪同他一起去中央团校的表哥告诉了我母亲，说我奶奶病危，并希望我母亲回河北老家看看。我父亲却说：“不要去，不要去了，我都只待了一会儿，看到母亲病成那样，心里很难受，所以我赶快走了。”
　　他的举动使人难以理解，但他的内心是深深地爱着自己母亲的。
　　我父亲的所谓无产阶级思想，即使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他也没有什么改变。有一次他在大会上讲话说：
　　“有些人脑子里不经常想到工作，整天就是老婆孩子。你们看我，我从来没管过孩子，她还不是考上了大学。”
　　我爸爸那种对爱的表达方式，人们从表面上是看不到的，连他的亲人也是无法理解的。但他的内心充满爱是真的，他将这种爱埋藏得很深。
　　我从小跟母亲一起生活。我母亲调乌鲁木齐工作时，我的户口也与妈妈一起转到了乌鲁木齐。七十年代初（文革期间），我父亲恢复了工作，我母亲却还在下放劳动。为了让我能好好上学，我母亲让我回到了父亲身边。每个月我妈都带粮票或买面粉给我姑妈，那时我爸的生活由我姑妈打理。姑妈对我妈妈有陈见，所以她经常唠叨粮票和面粉没给够，我爸就出面替我妈说话。
　　1982年王震回到新疆去五家渠，他见到我父亲突然问：
　　“你夫人呢？”
　　我爸爸回答说：“在自治区党校工作。”
　　那时我母亲是在自治区党校工作，离婚的事他一直没告诉王震。
　　1984年，我母亲调回湖南的一所高等院校工作了，我父亲仍然牵挂着她。有一年，他的前任秘书谭慕洲回湖南探亲，顺路到长沙看望我母亲。从长沙回到老家的第二天，就接到了我父亲的加急电报：
　　“有急事，速归。”
　　谭慕洲不知道新疆出了什么急事，在老家只待了一天，就匆匆忙忙赶回新疆了。见到我父亲问：“有什么急事？”我父亲说：“你见到周婉荣了吗？她怎么样？”
　　谭慕洲当时真是哭笑不得。他有些生气地说：“你发加急电报给我，就是为了这事吗？”他承认了。当谭慕洲告诉他周婉荣在湖南工作生活都很好时，他满意地笑了。
　　1988年，我母亲54岁，再过一年就该退休了。我想，他们二人分开20多年，都没有结婚，我爸爸料理生活的能力又很差，退休后，最好能让我妈回到父亲身边去照顾他。于是我让丈夫陪同一起回新疆探亲，决心这次一定要说服父亲和母亲复婚。但我们的努力没有起作用。大概是他听说妈妈在湖南各方面都很顺心，不愿意拖累她的缘故吧。我们夫妻俩只好无功而返。
　　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我选择了一条自立自强之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第二年，我考入苏州大学丝绸专业。毕业后的第三年，参加竞选厂长，通过公平竞争，当上了湖南绸厂第一副厂长，那时我只有20多岁，是最年轻的处级干部。听说我爸知道了，很高兴，说卡佳有出息。后来，面对市场经济的挑战，我毅然决定下海经商，却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他通过多种方式阻止我都没成功，我认为自已长大了，自己的事自己做主。尽管我在商场一再失败，但却义无反顾。我的好强性格，是受父亲的影响，又是血脉的遗传。为了学习工作，我四处奔波，有时从内地回新疆看他，一见面他就会说：“你跑来干什么，不好好工作，还要花那么多路费。我很好，你在长沙照顾好你妈就行了。”他虽然嘴上这样说，但每次父亲见到我，心里都是非常高兴的。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面对官商勾结的诸多不正之风，我父亲对我的选择忧心忡忡，寝食不安。无奈中他让我表兄赵鹤林做工作。鹤林兄如实转达了父亲的原话：
　　“要她多看些报刊，我们有些领导干部凭借手中的权势，给经商的子女打电话、批条子、拉关系从中牟取暴利，极大地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我是兵团领导，女儿经商，我希望她堂堂正正做事挣钱，决不许她利用我的一点关系，也不许任何人看我的面子给她方便。”
　　今天，重温这段话，我理解了父亲的良苦用心，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做成事业一要靠才华；二要靠诚信。关系不是保障线，也是不会持久的。
　　我依然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地走向明天，但我会把我父亲的精神作为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