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 开明”的一段因缘 
    我从什么时候和开明书店发生了关系，我自己都不记得了。我只好翻看从前的作品。在北新书局印行的《冰心全集》的序里，有一段说：当时北平坊间出了种种《冰心女士全集》，集选芜杂，序言颠倒，题目变换，封面丑俗，使我看了很不痛快，里面还加入了许多“冒名”之作……下面有几句话说： 
    过不多时，几个印行我的作品的书局，如北新、开明等，来和我商量，要我控诉禁止。 
    这个序是在1932年写的，足见在1932年之前，我已有什么集子交给开明印行了。但是我不记得。 
    在巴金的《冰心著作集》后记里，他说： 
    有一天我同冰心谈起她的著作，说是她的书应该在内地重印。她说：“这事就托给你去办吧。”我答道：“好，让我给你重编一下。”就这样接受下来她的委托。我得到作者的同意，把编好的3册书交开明书店刊行。 
    这重编的工作其实是十分简单的。原先已有了北新书局出版的《冰心全集》。 
    在抗战以前，北新是按月给我寄《冰心全集》的稿费的，抗战以后，就没有了。巴金对我那时的经济情况，是十分关怀的。 
    我自己记得的，是1944年，又是通过巴金，把我的《关于女人》交给了开明书店。我在《关于女人》再版自序里说得很清楚：    
    天地出版社原说是这本书销路很好，出版后不到三个月，便准备再版。我就赶紧将改正本交给他们，此后却杳无消息!虽然在重庆、桂林、昆明……甚至于曲江、西安……的坊间，都有《关于女人》出售，而却仍是“初版”……我写信到天地社去问，回信却说“初版”5000册，除了雨渍鼠咬之外，还有一二百本没有售出，最后他们引咎自己“推销不力”，向我道歉。我觉得很惭愧，没有话说。虽然国内各报的“文坛消息”上都在鼓吹着“《关于女人》销路极畅”，而在美国的女朋友，向我索书的时候，还摘录美国的文艺杂志，称誉《关于女人》为“The Best-Seller in Chung King”(重庆最畅销的书)。因此，我便把这本小书改正了交给开明书店……      
    从那时起，即使我远在日本期间，开明书店也照期不误地给在北平的谢家寄去稿费! 
    在这里，还有一件事：前几年我写过一篇关于叶圣陶前辈的文章，说我们初次见面是在解放后的北京，叶老看了文章后，纠正我说：我们初次见面，不是在解放后的北京，而是在解放前的重庆、嘉庐。我昨天从电话中问叶至善同志，他说，那次见面也是为了《关于女人》在开明书店出版的事。在1944年9月19日的叶老日记中，有这么一段记事，多么好的老编辑，多么严谨的老学者呵。像我这么一个散漫的人，在叶老面前，只有拜服惭愧。 
    我早就知道开明书店一直刊行了许许多多很有影响的图书杂志，至于他们严谨的编辑作风和写作者的密切关系；我都亲身体验过了!在纪念开明书店创建60周年的活动里，我愿写上通过叶老和巴金，和开明书店的这一段因缘，并致最深的敬意和谢意。 
    (本篇最初发表于《我与开明》，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      
     
    1986年10月3日 
    《孩子心中的“ 文革”》序 
    晚报同志送来十几篇《孩子心中的“文革”》的稿子要我作序。刚好前几天有位上海朋友给我寄来《新民晚报》上发表的巴金的《二十年前》，讲的也是“文革”十年中的个人经历。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和100个当时的孩子今天笔下的“难忘一事”，都记载着“文化大革命”中万民涂炭的惨状。那时全国百十万个血气方刚、好奇而又无知的男女青年，在林彪、“四人帮”这几个跳梁小丑的教唆下，只因受到了几次伟大领袖的接见，就俨然觉得一身绿军装，一根皮带，一条红卫兵袖章，就可以比当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拥有更大的权威!巴金说，“……那十年中间，每个人都有写不完的惨痛的经历。说惨痛太寻常了，那真是有中国特色的苦刑。上刀山、下油锅以及种种非人类可能忍受的‘触皮肉’和‘触灵魂’的侮辱和折磨，因为受不了它们，多少人死去……”在孩子的“难忘一事”中，就有吴晗和田汉挨斗的惨状，以及一位校长让学生用图钉打脸等事实，看到和忆起都使我气愤填膺! 
    我认为三座大山中，“封建主义”在那时的中国从来就没有彻底被打倒过，帝王、神仙和救世主的思想，也都存在。我们在六十多年前的“五四”游行中所要求的“民主”，也是最近8年，才露出曙光。 
    孩子是中国的希望和未来，只要他们把自己的“难忘一事”永远铭刻在心，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说的“既无法律，又无规则，由单独一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心情领导一切”的史无前例的怪事才不会重演! 
     
    1986年10月3日晨急就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86年11月7日。) 

    1986年12月2日 
    谈巴金的《随想录》 
    袁鹰来信说：“巴金同志的《随想录》，有的同志推崇为当代散文的巅峰之作，我很同意这种评价……不知您有没有兴致和时间写一两千字……” 
    我不但有兴致，而且有愿望，但是时间就难说了! 
    我打开巴金送我的已出版的《随想录》第四卷《病中集》，在第一篇的《干扰》里就有这样的话： 
     
    可以说“干扰”来自四面八方……今天还有人出题目找我写自己的经历，谈自己的过去，还有人想从我的身上，抢救材料…… 
     
    看到“抢救”两个字时，我痛苦地微笑了，这正是每当我“答问”和坐着让人照相时，所常有的想法。 
    在《一篇序文》的结束语中，巴金说： 
     
    现在，我的座右铭是： 
    “尽可能多说真话； 
    尽可能少做违心的事。” 
     
    “真挚”是一切创作的灵魂和力量!巴金的散文之所以被推崇为“当代散文的巅峰”，就是因为在他的每篇散文里，句句都是真心话! 
    在《愿化泥土》这篇里，他说： 
     
    “我家乡的泥土，我祖国的土地，我永远同你们在一起接受阳光雨露，与花树，禾苗一同生长。 
    “我惟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这使我猛然想起龚定庵的“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之句，它代表了一切热爱祖国，热爱后人的“温暖的脚印”的人的愿望。 
    这和下面一篇的《掏一把出来》里所写的：“人活着不是为了‘捞一把进去’，而是为了‘掏一把出来’”是一个意思! 
    在《为〈新文学大系〉作序》这一篇里，有个警句，他说：“我记得有一个规律：好作品淘汰坏作品。”近来，我常得到各种散文刊物编辑的来信，让我推荐一篇好散文，我手头的散文刊物不算太少，但是看来看去，竟难得挑出一篇可以算作“好”的。我觉得现在不但有了“朦胧诗”，也有了“朦胧散文”，也许是我太浅薄，也许是我赶不上时代，现在的确有许多散文，在我看来，都是朦朦胧胧的不知所云。作者若是不敢写出真心话，又何必让读者浪费猜谜的时间呢? 
    这又和下一篇《我的仓库》有了联系。 
    巴金说：“好的作品把我的思想引到高的境界，艺术的魅力使我精神振作……一直到死，人都需要光和热。”这末一句，讲得多么彻底! 
    《病中集》翻到最后了，巴金在《我的日记》里有一句话说，“十年的‘文革’并不是一场噩梦，我床前五斗柜上萧珊的骨灰还在低声哀泣……” 
    巴金今年8月4日写给我的信中说：“……我的《随想录》第五册就要脱稿了，还差一篇文章。说了自己想说的，总算没有辜负我这支笔，本月内一定编好送出去。您也替我高兴吧。”在他11月12日写的信中说：“我说搁笔，也是真话，并非不想写，只是精力不够。这大半年相当疲乏，我担心随时会垮下来，不能再拖下去了。……我却想多活，只是为了想多看，多思考，的确我们需要好好地思考。” 
    从我同他和萧珊的几十年的友谊经验中，我想像到，在他的“多思考”的时候一定还会回忆萧珊!《病中集》的末一篇就是《再忆萧珊》。 
    在我自己的回忆中，萧珊是一个十分活泼天真，十分聪明可爱的大姑娘!她在替《收获》催稿时，甚至调皮地以“再不来稿，我可要上吊了”这样的话来威胁我。至今我的箱底还压着一件咖啡色绉绸的丝棉袄，面子就是她送的。 
    巴金的《怀念萧珊》，我记得是在萧珊去世6年以后才动笔的。这篇“再忆”是写在萧珊去世12年之后了!他说“12年，多么长的日日夜夜!”他在梦中还会忆起萧珊说过的话，如： 
    “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你有什么委屈，不要瞒我，千万不能吞在肚子呵!” 
    “我不愿离开你。没有我谁来照顾你呵!”        
    巴金还是有勇气的巴金!他最后说：“她不会离开我，也从未离开我。做了10年的‘牛鬼’，我并不感到孤单。我还有勇气迈步走向我的最终目标———死亡，我的遗物将献给国家，我的骨灰将同她的骨灰搅拌在一起，洒在园中，给花树作肥料。” 
    《病中集》翻完了，巴金最后的话也抄到此为止。        
            
    1987年9月12日 
    纪念《收获》杂志创刊30周年 
    小林从上海打了长途电话来，让我写《收获》创刊30周年的纪念文章。我屈指一算，《收获》该是1957年创刊的。1957年是我从海外归来后最痛苦的一年，这一年我家里出了3个右派：一个是我的老伴，一个是我的儿子，一个是我的三弟。那时我的心像油炸的一样，辛酸苦辣，又得打起精神，来劝慰、“引导”他们，我不知讲了多少好话，写了多少长信，把其他一切都丢在一边，……这一切只得留到自传里再说了。 
    但我是《收获》的最忠诚的读者，《收获》来了，我一定从头细看，而且常常堆在案头，到了一年终了，才捆起放在壁橱里。因为《收获》是我的好友靳以、巴金创办的，我一看到《收获》就想起靳以和巴金，还有萧珊，这个调皮的大姑娘，总写信向我催稿，她的信充满了热情，又撒娇，又威胁，甚至有时说：“你再不来稿，我就要上吊了。”我知道她在美满的生活中，决不会因这一件小事，就真的“上吊”，但幻想中的这两个字，已够我惶恐的了。我记得我那一篇短小的《一只木屐》就是在她为《上海文学》催稿的威胁下匆促地写成的! 
    刊行了30年的《收获》，是一份有权威的刊物，有许许多多的好作品，惭愧的是我并没有写多少，而且也不好，我只预定将我的“自传”在《收获》上发表，现在也还只写到我生命中三分之一的事情，已发表的三分之一，从童年到1926年，都是我未谙世故时代的东西，这以后的恐怕就不会那样地“天真”了，但我还要写出我真实感情，来响应巴金老弟“说真话”的号召，我愿意受读者的监督! 
     
    1987年9月12日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收获》1987年第6期。) 

    1989年1月9日 
    《关于男人》再版序 
    《关于男人》再版时，由我的二女婿陈恕加上我历年来写的有关男人的文章，交给舒济①同志，其中人物都是我所敬爱的男人。以前我写的都是追念已故的人物，以后我将不再这样写了，因为我已活到88岁，自己行将就“火”了，此后我要写的就是现在还活着的，我所敬爱的人，已写出的就是巴金! 
     
    1989年1月9日        
    ①老舍的女儿。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编审。       
      
    1989年1月26日 
    一位最可爱可佩的作家 
    这位作家就是巴金。 
    为什么我把可爱放在可佩的前头?因为我爱他就像爱我自己的亲弟弟们一样———我的孩子们都叫他巴金舅舅———虽然我的弟弟们在学问和才华上都远远地比不上他。 
    我在《关于男人》这本书里《他还在不停地写作》一文里，已经讲过我们相识的开始，那时他给我的印象是腼腆而带些忧郁和沉默。但是彼此熟识而知心的时候，他就比谁都健谈!我们有过好几次同在一次对外友好访问团的经历，最后一次就是1980年到日本的访问，他的女儿小林和我的小女儿吴青都跟我们去了。在一个没有活动节目的晚上，小林、吴青和一些年轻的团员们都去东京街上游逛。招待所里只剩下我们两个。我记得那晚上在客厅里，他滔滔不绝地和我谈到午夜，我忘了他谈的什么，是他的身世遭遇?还是中日友好?总之，到夜里12点，那些年轻人还没有回来，我就催他说：“巴金，我困了，时间不早了，你这几天也很累，该休息了。”他才回屋去睡觉。 
    就在这一年的9月，我得了脑血栓后又摔折了右腿，从此闭门不出。我一直住在北京，他住在上海，见面时很少，但我们的通信不断。我把他的来信另外放在一个深蓝色的铁盒子里，将来也和我的一些有上下款的书画，都送给他创办的“中国现代文学馆”。 
    他的可佩———我不用“可敬”字样，因为“敬”字似乎太客气了———之处，就是他为人的“真诚”。文藻曾对我说过：“巴金真是一个真诚的朋友。”他对我们十分关心，我最记得40年代初期在重庆，我因需要稿费，用“男士”的笔名写的那本《关于女人》的书，巴金知道我们那时的贫困，就把这本书从剥削作家的“天地出版社”拿出来，交给了上海的“开明书店”，每期再版时，我都得到稿费。 
    文藻和我又都认为他最可佩服之处，就是他对恋爱和婚姻的态度上的严肃和专一。我们的朋友里有不少文艺界的人，其中有些人都很“风流”，对于钦慕他们的女读者，常常表示了很随便和不严肃的态度和行为。巴金就不这样，他对萧珊的爱情是严肃、真挚而专一的，这是他最可佩之一。 
    至于他的著作之多，之好，就不用我来多说了，这是海内外的读者都会谈得很多的。 
    总之，他是一个爱人类，爱国家，爱人民，一生追求光明的人，不是为写作而写作的作家。 
    他近来身体也不太好，来信中说过好几次他要“搁笔”了，但是我不能相信! 
    我自己倒是好像要搁笔了，近来我承认我“老了”，身上添了许多疾病，近日眼睛里又有了白内障，看书写字都很困难，虽然我周围的人，儿女、大夫和朋友们都百般地照顾我，我还是要趁在我搁笔之前，写出我对巴金老弟的“爱”与“佩”。 
    为着人类、国家和人民的“光明”，我祝他健康长寿! 
     
    1989年1月26日阳光满案之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作家》1989年第3期)       
      
      
    1992年6月29日 
    为《巴金研究资料》题词 
    《巴金研究资料》是现代中国文学史的重要工作! 
     
    冰   心 
    1992、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