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愉快的日子，像一场永远也醒不了的好梦 
    1980年4月1日，以巴金为团长，冰心、林林为副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12人启程赴日访问，为期16天。巴金的女儿李小林、冰心的女儿吴青亦陪同前往。 
    访问中，有许多场面都是值得描写的：小林叫冰心“姑姑”，而吴青则叫巴金“舅舅”，仿佛冰心和巴金是亲姐弟一般。这对姐弟有了更多更深入的长谈。在一个没有活动安排的晚上，小林、吴青随着一些年轻的团员们都去逛东京的街去了，招待所里只剩下他们两个。在客厅里，以前是不善言辞的巴金竟滔滔不绝地同冰心谈到了午夜。他谈到了自己的身世遭遇？谈到了十年浩劫？还是中日友好……一直谈到午夜12点，那些年轻人还没有回来，巴金的谈兴似乎犹未尽了，冰心担心着他的身体，就催他说：“巴金，我困了，时间不早了，你这几天也很累，该休息了。”他这才回屋去睡觉。 
    4月17日，巴金诚恳地邀请同机从长岐返沪的冰心在家小住。这一次的访日，给他俩都留下了长久的愉快的记忆。而小林和吴青也是那样地一见如故，亲如姊妹，回国后亦频繁地相互通信、寄东西。冰心对巴金不无欣慰地写道：尤其是我们的第二代，……使我感到，我们所常讲的“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八股，不是空话! 
    巴金也很喜欢吴青，一回国，就给吴青寄去了一包书。冰心在复函中诙谐地说：“吴青谢谢你的书!(你不要听她的，这孩子善于敲诈善心的老人!)昨天她又得小林一信，仿佛又很激动。” 
        然而巴金却“不为所动”，他说：“我还会给吴青寄书，我喜欢她，在我眼里她永远是个孩子。”后来，吴青果然又不断地收到“巴金舅舅”寄来的许多书。 
这一年的9月，冰心不慎摔断了右腿，从此几乎“足不出户”。她和吴青常常谈到巴金和小林，都觉得何时能再有一次“同游”才好。巴金写信问候冰心，也多次愉快地回忆起同去东京的那些日子…… 
  
    生命从80岁开始 
    1980年6月。冰心因患脑血栓卧床养病，9月又因右胯骨骨折，住进了北京医院，直至10月29日，她方能握笔撰文。这首篇文字正是她写给自己80岁生日的《生命从80岁开始》。文中写道：孔子说他常觉得“不知老之将至”，我是“无知”到了不知老之已至的地步! 
    孔子活到73岁便死了，而80岁的冰心，却豪情满怀地认定“生命从80岁开始”，这需要多么达观的人生态度和巨大的生活勇气呀! 
    1981年，冰心撰写的《空巢》获得了1980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使当年的获奖者实现了“四世同堂”。巴金当即写信向她表示祝贺。而冰心自己也颇感意外和高兴，因为这是她一生中头一次因写作而得奖，而且是和一大群比她年轻得多的作家一起得奖。 
    因为行动不便，冰心从此几乎不再出门，但她又想念巴金、小林他们，很想同之见面、谈话。不能如愿，她只好将自己的心情倾吐在信里，借助书信和巴金“聚会”交谈。而且每次在信里，她都要巴金替她“亲小林和端端一口!”后来小林来信抱怨说：爸爸从来不亲他们。冰心就建议巴金：那么就请你打他们各一下吧!打也是“疼”。 
    6月10日冰心称道巴金“你真能写，写得痛快”，同时提及：“现在吴青一家搬回来住，我们更挤了。我和文藻和小学生一样，一男一女，共用一张两屉桌!” 
    就在这样困窘的环境中写作，冰心却是这样描述的：      
    我们是终日隔桌相望，他写他的，我写我的，熟人和学生来了，也就坐在我们中间，说说笑笑，享尽了人间“偕老”的乐趣。      
    6月22日，巴金致函吴青，为今年不能一起去过暑假而颇感遗憾。7月17日，听说冰心又住进医院，很替她担心，并嘱咐吴青应当让她休养两三年再说。 
    12月6日，巴金到京出席“世界语之友会”成立大会。冰心、胡愈之、楚图南、赴朴初等10人同为该会发起人。 
    1982年6月30日，听说巴金背上长的疽好了，冰心又切切地叮嘱他“夏天来仍要小心”，并说：我们住近一点就好了，彼此都不寂寞。巴金看到冰心的字写得跟从前一样，说明她的手指活动自如，健康已完全恢复，感到很高兴。他告诉冰心自己写字十分吃力，但还是坚持一字一字地写《随想录》，他要讲出自己心里的真话。 
    11月7日晚，巴金在家整理书籍时不慎摔断了左腿而住院。冰心很着急，一再去信要小林写信告知详情，知道她很忙，便请她至少给自己哪怕就写几个字报告巴金的近况也好。 
    1983年3月，冰心收到《巴金全集》，即以《冰心文集》回赠，扉页题“巴金老弟正”，并一再声称自己的东西一般不送人，除了几个知友。 
    4月，《茅盾全集》编辑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冰心、巴金和叶圣陶、丁玲等34人出任编委。 
    5月，巴金“瘸着腿”出院回家。 
    5-6月间，冰心披阅巴金的散文，感想良多，并于9月6日为“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巴金》一书作序。序中写道：“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我的情况比您想的糟一些……写字吃力，……幸而我还能拿笔，还可以写我的随想录。’……是的，巴金不会停笔，他将不断地偿还他对后代读者的欠债!” 
    有人从上海回来，告诉冰心，巴金常一个人坐着看电视；冰心便说，他心境压抑，不痛快。她说，(巴金不善言辞)，他的这种性格几十年还是这样，内向，忧郁，但内心有团火，有时爆发出极大的热情，敢讲真话。她常笑着对人说：老巴就是我《关于男人》这组散文里的“候选人物”，我肯定要把他写进去。后来，有人去上海，冰心便请他转告巴金不要那样忧郁，那样痛苦。巴金解释说，他是因为发现自己过去讲了假话而今却想不到还债的办法，因而时常感到苦恼。 
    10月，巴金又一次住院。冰心致函，循循劝慰他：一定要安心调理，病了就不要急躁。“留得青山在”，还可以看点书，写点东西，还可以看看老朋友。她还盼望小林能来北京，但又希望她留在巴金身边。 
    巴金回信说，自己服了药好一些了。医生来考试，打分数，百分之三十几。冰心接着去信，举自己经常吐血而终于痊愈的旧事，激励他：“我相信你服药成效一定可达百分之百!”3天后，刚过了元旦，她又致函巴金，询问他进步如何，到了百分之几十？ 
    巴金在1984年1月7日回了一封写满了一页三百格稿纸的“长”信，告诉冰心自己正一天天地好起来，在病房里常常想起她和调皮的吴青，想起她们，心里就高兴。并且乐观地表示：自己还有雄心壮志，打算去参加东京的国际笔会。小林在信中说：爸爸给您写了长长的一封信，在他来说，已很久没写过这么长的信了。 
    巴金的字是越写越小，但是冰心一样地感到非常高兴。1月16日她复函：好一点先到北京来，我们好好谈谈。 
    2月10日，巴金来信：您说量力而行，希望您自己一定要办到，不但量力而行，还要留有余地。同日，冰心去信，知道巴金近况，甚为安慰和喜悦，巴金出国时小林跟他一起走，希望她可以“控制”他。 
    5月7日，巴金会见从北京路经上海出席即将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47届国际笔会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冰心托翻译陈喜儒捎去口信：“年纪大了，要注意休息，日程不能太紧，不要逞强。”29日，冰心致函在上海的茹志鹃，其中有云：“巴金我常有信去，他写字很慢(帕金森病弄的)，但给我的信还相当长。说实话，萧珊去后，巴金是差多了!”正是因为太了解巴金了，所以身为大姐的冰心更多地关爱起巴金来，正像对待自己的亲弟弟们一样。 
    10月，巴金得悉中英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公报之后，十分振奋，计划前去香港看看。他在7日的信中说：“三年中我一直向您学习，不出门，不开会，不过我没有学到家，所以还是坐上了飞机。”冰心当即回信，介绍几位香港的朋友，请他们分外地照应巴金；同时饶恕小林因为她汇报的情况还详细，并且称赞她的确是个好孩子，要亲她一口。然而，对巴金的此行，她还是有些放心不下。这时她接到了刚从上海回京的吴泰昌的一个电话，就问他：“老巴胃口怎样？”吴泰昌回答：“我见他与家人一道吃，吃得蛮好。”冰心说：“老巴对别人无所要求，安排他吃什么，他都满意，他吃食简单，总怕费事麻烦人。”此前有一次，冰心在电话里曾小声地问过吴泰昌：“我才听来人说老巴几十年从不拿工资，是不是有这事？”吴泰昌回答：“我听说是这样。”他还告诉她：“有回巴金来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会议，作协秘书长张僖同志说巴老的飞机票别忘了帮他报销，叫我代办一下。后来李小林告诉我，巴老意下还是不报为好。”冰心听到这些情况，笑着说：“巴金这个人……” 
    在巴金赴港之前，冰心同意吴泰昌和女儿吴青的提议，嘱咐他们给巴金拍去电报，“让他高高兴兴地上飞机。”她说：“电文越随便就越亲切。巴金这人辛苦一辈子，勤奋一辈子，认真一辈子，这次去香港，叫他好好休息，尽情享受，别累了，别苦了，住得惯就多住几天。”当天下午，巴金接到了冰心她们拍来的电报：好好休息，尽情享受。又过了两天，巴金赴香港。留港18天，过得十分愉快，并遵照冰心嘱咐，拜会并代问候了她的几位朋友。返沪后，即致短简于冰心，略谈自己此次的香港之行。冰心看到他和儿女合影的照片，说他是个“幸福的父亲”；20日，冰心又专函祝贺巴金80大寿，并送去红参一盒。27日，听说王蒙去上海接巴金来京参加作代会，便一直等着盼着他来。后来听说巴金感冒不来了，“为之怅然”。 
    巴金在回信中写道：(红参)这是贵重药品，其实我已经用不着它了。我需要的是精神的养料，补药吃得太多了。您的友情倒是更好的药物，想到它，我就有更大的勇气。 
        冰心因丈夫生病住院，加上自己也因心绞痛住院10日，耽误了回信。出院后已过了1985年的元旦。她热情地回复道：“你说友情是最好的药物，关于这一点，你有着我的全部友情，你一定要劳逸结合!”并且盼望着他和小林春天能来北京。 
    3月23日下午，在女儿小林和儿子小棠的陪同下，巴金乘机赴京出席即将召开的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抵京后，第一个电话就打给冰心，第一句话就说：“大姐，我来了!”26日，他在夏衍等人陪同下，前往中央民族学院探望了病中的冰心。冰心挣扎着下床来…… 
4月5日，巴金在参加完《巴金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录像活动之后，又专程访问冰心。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次看似寻常的会见，竟是这两位世纪老人最后一次的面谈，最后一次的欢聚!从此，直到冰心于1999年2月不幸去世，她和巴金都再也没能坐在一起交谈过。他们只有把自己全部的友情、满腹的思念和话语，都倾诉于笔端纸上。八九十岁的两位挚友，艰难地握紧手中的笔，真诚地写着，交谈着，穿越千里时空，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精神的约会，心灵的交流…… 
  
    “ 我们仿佛永远也不能相见!” 
    1985年7月，冰心在给小林的信中写道：真是说不尽多么想你和你爸爸及一家人。22日又致巴金：“我和文藻(他问你好)哪也去不了，只好在家吹风扇。我们都没想到能活这么长，他还在带研究生。”然而没过几天，吴文藻便因脑栓塞而昏迷，住进了北京医院。令人万万想不到的是，他这一次住院，竟再也没能好转过来，终于9月24日驾鹤西游。 
    巴金获悉此噩耗，非常难过。尽管手抖得厉害，还是艰难地给吴青写了封信，嘱托她好好照顾和安慰母亲。同时他又表示相信大姊是想得开的。小林也给冰心家写信，又打去长途电话吊唁。冰心在10月4日去函巴金：“我是想得开的!他不死于反右期间，不死于十年动乱，……八十四岁也不算短命……” 
    11月初，冰心重读巴金的《探索与回忆》。巴金托吴泰昌给她捎去法国面包。吴青笑吴泰昌说“头发也长了，一身衣着，大有港澳华人意味”。茹志鹃也去看望冰心，盛邀她去上海。冰心虽然很想能去上海同巴金他们谈谈，但她不愿麻烦许多人。她只有常常地想念巴金、小林夫妇和端端，“到底不是住在一个城市，通个电话也费事!”又感叹：“人老了，真没意思，亲人朋友一个一个地离开你，自己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有益于人们的事。” 
    她回赠给巴金一副放大镜。12月13日，巴金复函：我仿佛又到了府上，带着小林同您畅谈日本的旅行，……现在想的只是把一点真挚的感情留在人间，……我觉得我也应当坚持一项原则：尽可能多做自己想做的事，尽可能不做或少做自己不想做的事。 
    但是，总有许多杂事、许多人来打搅他们，打断他们想做的事。就这些共同的烦恼，冰心劝慰巴金：记得我母亲曾对我说“事情和生命一般长”。人活一天，总有一天的事，你不要为此睡不着觉，也不要着凉，感冒了是很不舒服的。 
    12月，小林从广州给冰心捎去香蕉。冰心吃了觉得很好。以后她一日三餐，饭后总要吃一只香蕉。 
    1986年2月，冰心在写给当代青少年的一封信中，引用巴金的话：“好的作品把我的思想引到高的境界，艺术的魅力使我精神振奋，……一直到死，人都需要光和热。”3月，冰心致函巴金：像你那样写字艰难的人，居然写了那么多，真是感谢!你说你尽说自己，我最惦记的也是你自己，我喜欢听。7月，去信希望巴金不要多见人，要小林把一下关。10月31日，时任现代文学馆副馆长的刘麟想借阅冰心给巴金的信。为此，冰心给巴金写了两封信。同日，魏帆去看望冰心，告诉她李晓就是棠棠，令冰心十分激动。她看过李晓的作品，认为他的幽默夸张的手法将社会相人生相冷峻从容地端给读者，是近年引起注意的青年作家中难得的有潜力有才气的一位。她要巴金告诉李小棠：“谢姑妈”欣赏他。巴金接到信，就将找出来的全部来信捐赠给文学馆。 
    这一年，巴金经过“八年抗战”式的坚苦努力，完成了五卷《随想录》共150篇42万字。12月2日，冰心作文《谈巴金的〈随想录〉》，认为巴金散文创作的灵魂和力量在于“真挚”，在于句句都是真话! 
    12月30日晚，中华文学基金会在首都体育馆举行“我们与你们”大型文学晚会。该晚会的主题引自巴金《随想录》中的“文学是爱，是火，是希望”等语。87岁高龄的冰心通过录音方式朗诵了自己的作品。 
    从1987年起，巴金受帕金森症的影响更剧，手颤抖得厉害，他自己说，好的情况下，有时一天能写三两百个字。但给冰心写信，却总是想特别地写得多一点，长一点。2月，冰心托人给巴金送去几本书，包括她翻译的《先知》等，并附函希望巴金能来京，“相对谈话，比写信痛快得多”。巴金告诉她，其实早在1943年他写《火》第三部时就引用过她翻译的《先知》译文。同时表示自己因病请假拟不赴京参加政协会议，“否则我可以到您府上作客，听您谈笑”；又听说上海作协希望冰心到上海小住，巴金以为又可以见面了，感到很高兴。而冰心尽管也不愿意过“井蛙”生活，但却因行动不便，又不想劳师动众，也无法去上海。她说：我何尝不知道我们在一起谈笑是最愉快的事，……我这腿害苦了我，“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4月，冰心托人给巴金捎去一个“小书架”。巴金夸她想得真周到，又谈论了一番自己对于知识分子的看法，且云：自己整天想前想后，想到国家、民族的前途，总是放心不下。冰心劝他，该忘的就索性忘了，不必老放在心上，翻来覆去地想；并提出，她认为知识分子的典型应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8月18日，冰心写道：我真是想你，想你和我都是不大能行动的人，能坐在一起聊聊多好。———可惜这都是幻想!她只能让到上海去的外孙陈钢替她去看看巴金，看看他的精神、运动和食欲等，回来后再向她作详细的汇报。 
    9月1日，巴金告诉冰心，前一阵子读到她的《唯有读书低》      (原题《万般皆上品……》———编者注)一文感到很痛快，称道她笔触锋利，还在关心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9日，陈钢回到北京，冰心听完汇报，觉得巴金精神甚好，颇感宽慰。她告诉巴金，就是《万般皆上品……》这样一篇反响“强烈的”文字，原稿还曾被撤下，后来又被删改了许多，才能登出。 
    这时，小林又给冰心打来长途电话，约她为《收获》30周年撰文。这使她痛念萧珊，想起了她的催稿信，多亲切而调皮……冰心决心“还要写出我真实的情感，来响应巴金老弟‘说真话’的号召，我愿意受读者的监督”。 
    10月，巴金回到阔别了27载的成都，他自己说是“来向故乡的泥土告别”。 
    11月，北京图书馆举办了一个巴金文学创作六十年展览，当时已经很少出门的冰心坐着轮椅也参观了这个展览。在展览会上冰心说：巴金就像是一个热水瓶，外边凉，里边热。他忧郁的时候，正是他最自然的时候，而巴金痛苦的时候，也正是他最快乐的时候。冰心的这个比喻概括了巴金一生的精神状态。巴金曾这样说过，我写作是因为我内心的激情在不断地燃烧，如果不写，我将无法得到安宁。 
    1988年1月，冰心作《话说短文》，认为巴金的《随想录》是今日短而充满真情实感文章的代表。 
    2月初，冰心因为发烧和叶圣陶都住进了医院。叶圣陶于2月16日不幸去世，冰心很难过。她出院后，即被吴青“软禁”，不准见客。3月1日，她致函巴金：“有生必有死，是个规律”，又让他告诉棠棠，他的创作大有前途。 
    上海文艺出版社要出版卓如著《冰心传》。卓如写信给巴金，恳请他作序。巴金因在病中不能从容写作，便一直在踌躇。忽然看到冰心给魏帆写的信，只对巴金说了短短的一句“也只要几句真话”，于是，巴金决定作序。7月6日，他致函冰心：“的确有几句真话非说不可。” 
    12日，“冰心文学创作生涯70年展览”在北京图书馆(现称“国家图书馆”———编者注)举行。巴金托人送去花篮，并让魏帆打电话祝贺。冰心坐着轮椅到会场上转了一周，半个小时就回来了。巴金送的花篮后来吴平拿回家去了，冰心又让把缎带拿回自己家，留作纪念。 
    从展览会上回来，她便读到了巴金6日的来信，她被巴金的“几句真话”感动了，感叹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后来，她就写了鲁迅当年赠给瞿秋白的联语“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赠给巴金。 
    28日，巴金作好《〈冰心传〉序》。在《序》里，他真诚地写道：      
    (冰心大姊)她这个与本世纪同年龄的老作家的确是我们新文学的最后一位元老，这称号她是受之无愧的。但是把“老”字同她连在一起，我又感到抱歉，因为她的头脑比好些年轻人的更清醒，她的思想更敏锐，对祖国和人民她有更深的爱。我劝她休息，盼她保重，祝愿她健康长寿。然而在病榻前，在书房内，靠助步器帮忙，她接待客人，答复来信，发表文章。她呼吁，她请求，她那些真诚的语言，她那些充满感情的文字，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都是为了我们大家熟悉的忠诚老实的人民。她要求“真话”，她追求“真话”，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她还用自己做榜样鼓励大家讲“真话”，写“真话”。我听说有人不理解她用宝贵的心血写成的文章，随意地删削它们。我也知道她有些“刺眼的句子”不讨人欢喜，要让它们和读者见面，需要作家多大的勇气。但是大多数读者了解她，大多数作家敬爱她。她是那么坦率，又那么纯真!她是那么坚定，又那么坚强!作为读者，我不曾上当受骗；作为朋友，我因这友谊而深感自豪。更难得的是她今天仍然那么年轻!我可以说：她永远年轻!      
    8月3日，冰心收到了这篇序，非常感激。她说：“我心里常常装着你们一家人。” 
    9月初，冰心病了3个星期。愈后即致信巴金：“近来真想你……整天在屋里转来转去，腻烦极了!看书又没什么好的，我想若能把我们两人弄到一处聊聊多好!”10月24日信中云：“我相信你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并要小林好好休息。“她太累了!”11月，巴金写道：“老实说近一年我常常想到您，我因为有您这样一位大姐感到骄傲，……我要听您的话，争取长寿，多写点东西，多讲几句真话……” 
    是年冬，冰心对来访者说：党提出改革开放政策，我赞成。不改革，就是固步自封，不求上进，闹到后来要垮台的。我爱我们的国家，希望党不断进步，因为不见外，所以想到什么，就直言提出。我活到这么大了，没有什么顾虑。我不怕罢官，因为无官可罢。不怕夺权，因为无权可夺。不怕开除党籍，因为还没有入党。不怕坐牢，因为年岁大了，也犯不了那个法，不怕离婚，因为老伴已经死了。 
    1989年1月，冰心果然把巴金写进了《关于男人》系列，题《一位最可爱可佩的作家》。这也是她第一次在《关于男人》系列中写到一位现在还活着的、她所敬爱的人。在给巴金的信中，她说：“现在我想我已88岁了，也是‘行将就火’，若不趁我还有一口气，不把几个我敬爱的男人写出来，等死了就来不及了。不过写了你以后，再写什么人就费斟酌了。”在文中，她说自己爱巴金就像爱自己的亲弟弟们一样，认为他为人“真诚”，令人钦佩，而他最可佩服之处，则是对萧珊的爱情严肃、真挚而专一。她称道巴金是“一个爱人类，爱国家，爱人民，一生追求光明的人”。 
    2月11日，冰心听说巴金1月26日晚又一次不慎摔伤了腿住院，当即去信，“这一次一定要好好休息，以后也不要不服老，身边一定要有人才行”。 
    入院之初，巴金痛得连朋友都无法想念，后来疼痛减轻，才常常想到冰心，当时还不能握笔写字，就一字一句地口述，让小林写给冰心：一个月前不小心摔了一跤，至今疼痛不堪，对什么事都不感兴趣，只有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紧紧抓住我的心。……为了我们这个国家，您一直在奉献您的一切，我要向您学习。 
    5月5日，情况有所好转的巴金亲自写了封短信，只为了告诉冰心：“昨天晚上非常高兴地看了关于您的电视片。您的笑容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我还想再看，三看。……70年了，我还在跟着您前进!”11日，冰心在给他们共同的好友萧乾、文洁若的信中说：“巴金在华东医院病中还给我写信。不短，真难为他。”7月4日，在致宫玺信中，冰心说：“生和死只隔一层纸，还不是一堵墙。幸而夫人也还是善终，不像当年萧珊之死，对于巴金是那样冤抑，这样一比，就会自宽了。” 
    7月，巴金惦记着冰心，他在信里写道：只有几次同您出国访问，至今不忘，仿佛一场醒不了的好梦。我们不能见面，有话也无法畅谈，……要是您我各写一本小书，那有多好! 
    8月1日，冰心复信，告知一切还好。15日，巴金写道：“在您面前我不敢言老，……李晓救了我，他的小说得了奖……”他还托人给冰心捎去两盒月饼。冰心便拿其中的一盒来招待来访的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她告诉巴金：上海月饼就是好，北京月饼太硬，真是“斧砍不动”。又询问巴金的身体，嘱他“千万不要多见客人”；并说看见来京领奖的李晓，潇洒爽朗，真是高兴。 
    10月5日，冰心90大寿。巴金托人送去一只缀满90朵红玫瑰的花篮。他从电视上看到冰心的笑容，又在《新民晚报》上读到冰心府上一片欢笑、鲜花满屋的报道，非常高兴，仿佛自己就在她身边，欢庆她的生日：“90岁!您并不老，您的文章还打动千万读者的心，最近我常常想，您好像一盏明亮的灯，看见灯光，我们就心安了。手抖得厉害，不写了，再见。”搁下了笔，又握起来，添上了一句：“想念你们，但抱病之身痛苦不堪，尤其是无法写信吐露我满腹的感情。” 
    后来，张锲有一回同巴金谈起冰心过生日时最喜爱的礼物。巴金说道：      
    冰心是前辈，我是晚辈，她是“五四”时期中国最早的作家之一。我还年轻时，就读她发表的诗了。直到现在，她还在不停地写。她的思想很敏锐，我很佩服她。解放前，我们接触的不多。她身体不好，患过肺结核，活动参加的少，以后又和她的丈夫吴文藻先生一道去了日本，我有很多年没有见到她。1953年，(其实应是1951年。巴金1953年才见到回国来的冰心，可能因此而误以为冰心是该年回国的。———编者注)周总理把他们夫妇请了回来，我们的接触逐渐增多。从1955年起，我们一同出了五次国：1955年去印度，1958年去苏联，1961年、1963年、1980年三次去日本。互相了解得越来越多，彼此的关系也更加亲近。这些年，我们那一代老人留在世上的越发少了，我和她的通信也更多了起来。我的手不听指挥，写字很吃力，写的信比她少一些。她给我的多，最多的时候一周有两三封，不过每封信都很短。她的笔很勤，我很喜欢读她的信，我有什么事，也愿意同她说。     
    11月25日，巴金85寿辰。漫画家丁聪作了一幅《沉思中的巴金》。冰心在画像上题下：“这幅画得神似，你是一辈子愿作泥土，追求光明的，不失赤子之心的‘大人’。”———“大人”，即是大写的人之意。她还另外赠送给巴金一只精致的竹编瓷胎花瓶，素雅清淡。在附带的一张小笺上，她用毛笔写道：这只花瓶代表我向你祝寿!她将时刻站立在你的座旁，你将从她所供养的四时不断的繁花密叶中，看到我的微笑! 
    12月，巴金在信中写道： 
    本来我想得很好：不能动笔就索性搁笔。平静地度过这最后的日子，“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力了”。但没有料到，躺在病床上，每天总有4、5小时不能闭眼，我忘不了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更忘不了我们那么多忠厚勤劳的人民。怎么办呢？我还能够为他们做点什么呢？我始终丢不开他们。时间不多了，我总得做点什么吧。反来复去，好像床上有无数根针，我总是安静不下来。每天都受到这样的折磨。我多么盼望看见远方的亮光。而屋子里却是一片灰暗。我们的光明在什么地方？我不断地问自己。朋友们都在摇头叹息。但是我不能失去信心，我没有失去信心。我在疑惑不安的日子里，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痛苦地思索的时候，我反复地背诵我们前辈留下的文学遗产，它们会在暗夜里闪光，它们会给我帮助和支持，我常常想着屠格涅夫的名句，这样一种语言必然产生在伟大的民族中间!我们有一个丰富的文学宝库，我从那里汲取养料。 
    我谢谢您，这几年来您给了我不少的鼓励。我还记得您写下的和讲过的那些意义深刻的句子。那些辣的、有刺的、响亮的正是我现在需要的，能使我头脑清醒的。 
    我还唠唠叨叨讲这些做什么？您我今天都不是战士了。尤其是您，已经到了九十高龄，应当保重身体，您的存在就是一种力量，让大家经常看见您健康的笑脸，它将是对人们的安慰和鼓舞。     
    1990年2月19日，巴金又说：我仍然把您看作一盏不灭的灯，灯亮着，我走夜路也不会感到孤独。3月，他又写下：所以我还是相信：存在就是力量，那么活下去便是战斗。7月，他针对冰心来信说他写的序把她捧高了，写道：晚霞似火，您晚年这一段生活照亮了您全生……许多人战战兢兢抱头摇尾的时候，您挺胸直立，这种英雄气概，这种人格的力量，我永远忘记不了，我也真想您! 
    8月，巴金又写道：“今天您的友情使我的生命放光彩”，这份友情给了他更多的光和热，使他也能放更多的光，发更多的热! 
    9月17日，冰心在信中赞扬巴金“著作等身”、“一辈子自食其力”，令人爱且敬，又盼望着“什么时候我们能到一起喝点咖啡，谈一谈，多好!”这时，巴金正打算第一次去杭州创作之家小住。张锲等人便动员冰心也去杭州，安排文坛的这两位世纪老人在杭州会见。冰心答应了。张锲等立即转告了巴金。但是，当冰心去医院检查时，医生却坚决不同意她前往，终于没能成行。张锲在临去杭州时，去看望冰心。她托他捎了一封信和餐叉、筷子等餐具给巴金。信中说：“你们家宴时，可别忘了我!西湖去不成，怅惘已极!” 
    就在巴金到达杭州创作之家的当晚，他便和冰心通了个电话。冰心在话筒里用无比亲切的声音说道：“老巴，你到家了吧？”巴金颤抖地握着话筒，带着浓重的四川乡音大声地回答：“大姐，我到家了!”站在一旁的张锲，竟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当张锲返京时，巴金也委托他捎回一封给冰心生日的贺信，并请他代送一篮玫瑰花到她府上。在信中，巴金写道：“您不能来西湖，我一时去不了北京，您说‘怅惘已极!’不必!我觉得您就在我们中间，……您想，我们怎么会忘记您？我永远敬爱您，记着您，想念您。……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 
    巴金12月9日从杭州回上海后，感觉病情有好转。他对冰心说：“这说明我还要活下去，很好!即使活两三年，也可以多写点东西。” 
    1991年上半年，巴金因写字困难四肢无力而感觉情绪不太好，而别人偏偏又要来干扰他，让他做“买空卖空的名人”，对此，他又感到很无奈。但他一想到冰心“这样一个人存在，我感觉到有一股巨大力量在拉着我向前”。 
    9月，冰心作《再写萧乾》，文中写道：他和巴金都是我最疼爱的老弟。文藻和我最欣赏巴金之处，是他的用情十分严肃而专一。 
    10月，巴金在信里写道：不能见面，只好把信多读几遍……我本来就想搁笔，但是看见您那些在暗夜里闪光的文章，我不敢躺倒，不敢沉默，又拿起笔来…… 
    12月初，冰心委托吴殿熙给巴金捎去生日礼物，在贺信中说，他们拥有着对方“金坚玉洁的友情”。 
    1992年4月，冰心作《中国人严谨的亲属称呼》，里面说到自己的孩子们都爱读“巴金舅舅”的文章，佩服他的风骨。“后来因为他也摔了腿，多年不来了，但我们的通信始终是密而不断”。 
    7月，收到巴金一信，他说：“邓大姐(指邓颖超———编者注)        走了，你难过，我也难过，她是一个好人，一个高尚的人，没有遗产，没有亲人，她不拿走什么，真正是个大公无私的人，她是我最后追求的一个榜样，她是一个多么不容易作到的榜样。”正处于极度悲痛之中的冰心觉得，巴金一下子说出了自己心中不知道从何说起的话! 
    8月，巴金应葛翠琳之约，为“冰心奖”题词，号召年轻人听冰心的话讲“真话”，写“真话”，为国家为人民奉献赤诚的心。 
    12月24日，冰心研究会在福建画院成立，巴金出任会长。他因病未能出席，在贺电里说：“我敬重她的人品文品并以她为榜样”。冰心也给研究会写了封《上同人书》： 
     
    研究是一个科学的名词。科学的态度是：严肃的、客观的、细致的、深入的，容不得半点私情。研究者像一位握着尖利的手术刀的生物学家，对于他手底的待剖的生物，冷静沉着地将健全的部分和残废的部分，分割了出来，放在解剖桌上，对学生详细解说，让他们好好学习。 
    我将以待剖者的身分静待解剖的结果来改正自己!

     巴金的最后一个梦
    关于筹建一座文学馆，以保存现代作家的有关研究资料的想法，巴金最早是在1979年看到新华社吴学文在《文汇报》上发表的一篇谈到日本有个近代文学馆保存明治维新以来的文学资料的文章萌发的，1980年11月15日和25日巴金在致姜德明的信中首先提出。12月27日，他在《创作回忆录》最后一篇《关于〈寒夜〉》文末正式提出：“我建议中国作家协会负起责任来创办一所中国现代文学馆，让作家们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它完成和发展。倘使我能在北京看到这样一所资料馆，这将是我晚年的莫大幸福，我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促成它的出现，这个工作比我写5本、10本《创作回忆录》更有意义。”次日，在为《创作回忆录》所写的《后记》中，他再次提到文学资料馆。1981年3月初，在会见陈丹晨时，谈到筹建中国现代文学馆问题，并率先表示愿意捐赠自己的全部手稿和资料，并负责一部分经费。他说：“年纪大了……只想切切实实做几件有益于人民的事情。”3月12日，巴金的倡议在《人民日报》刊出。“足不出户”的冰心和茅盾、叶圣陶、夏衍、罗荪、曹禺、臧克家等纷纷响应，表示愿意将全部著作，各种版本及手稿交“中国现代文学馆”保存。巴金得知这一消息，非常振奋，旋即于4月4日以《现代文学资料馆》为题，写道：“点着火柴烧毁历史资料的人今天还是有的；以为买进了最新的机器就买进了一切的人也是有的。但是更多的人相信需要加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提高对我们民族精神的认识。认识自己，认识我们的文学，认识中国人民的心灵美。”并表示：“我准备交出自己收藏的书刊和资料，还可以捐献自己的稿费，只希望在自己离开人世前看到文学馆创办起来，而且发挥作用。”
    4月上旬，巴金专门前往中央民族学院教授楼，看望冰心，并一同在冰心寓所前合影留念。冰心谈到想把稿费捐献作为儿童剧院的基金，而巴金则决定将自己的稿费和保存的资料捐给现代文学馆。7月13日，巴金亲自去银行将15万元稿费汇予中国现代文学馆建馆。
    约12月初，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建馆筹备委员会。巴金和冰心，同曹禺、罗荪等一道参加了这个筹备委员会。
    1982年2月，筹委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10月，在中央和北京市有关部门的协助下，选定文物保护单位北京万寿寺西院作为文学馆的临时馆址。叶圣陶题写了馆名。是年，十卷本的《巴金选集》出版，巴金将稿费全部捐给文学馆。此前此后，他还将《探索与回忆》、《序跋集》的稿费捐出。为了便于各出版社向现代文学馆寄稿费，巴金油印了一封信，寄给有关的出版社。信中说：“凡有付给我的稿费，请迳寄‘北京8101信箱中国现代文学馆巴金收’。备注项请注明‘稿费’，以便查收。”与此同时，他还陆陆续续地向文学馆捐赠了成千上万件的资料。
    1985年3月26日，巴金亲自主持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典礼。他在致辞里说：“我们这样一个10亿人口的大国，应当有一个这样的文学馆，……我相信中国现代文学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文学馆的存在和发展就将证明这个事实。……我又病又老，可以工作的日子也不多了，但是只要我一息尚存，我愿意为文学馆的发展出力。”仪式结束后，他和夏衍等专程访问了冰心。4月5日，他又专程看望了冰心。12日，回到上海的巴金又让李小棠打长途电话给冰心，询问病情。
    7月1日，冰心致函李小林：“我死后，凡是有上下款的书和人送我的字画和孩子们的信(总有几千封)，都交巴金资料馆!”17日，巴金去信冰心：“您要把那么些珍品送给资料馆，太慷慨了，我很高兴，谢谢您。但您不能说是‘巴金资料馆’，您也是资料馆的一位股东，一位大股东啊。您同五四时期开始的我国新文学关系太深了。叶圣老同您，你们两位是仅存的两大功臣，无论如何应当给你们树碑立传。中国需要这样一个文学资料馆。”
    1986年8月，冰心致函巴金：他(冰心的外孙陈钢———编者注)常到文学馆，说起来，我已告诉文学馆，我死后，一切有上下款的书籍字画，全部给文学馆。已送去的有上百本日文书，都是日本朋友送的，反正我也看不懂。
    10月，她将人家送她的一切字画，除了还挂在墙上的之外，全都给了文学馆。当文学馆工作人员看到冰心要把那些堪称国宝级的字画捐赠文学馆时，因其价值太昂贵了，颇有些踌躇。冰心便对他们说：文学馆是作家的家，作家一切心爱的东西，文学馆都应收藏。
    后来，她在一篇文章里，较为详尽地介绍了自己向文学馆捐赠字画的经过：     
    我一生没有财产，最宝贵的就是前辈先生和中外朋友们赠我的他们的字画和著作。这些财宝，我一生中已经丧失了好几次。第一次是“七七事变”，第二次是“反右”期间，第三次是十年动乱，剩下的已寥寥无几。但是近年来又从箱底找出几幅旧的，再加上一些新的，都存放在柜子和箱子里，我想如果我一旦悄悄地走了，我的那些第二代、第三代人对这些我所珍贵的东西将手足无措，还有可能散失，这时我就想起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这馆是在我的好友巴金倡议下成立的，由中国作家协会负责筹建的。文学馆的工作人员中，还有我的好友老舍的儿子舒乙，一个电话，他就笑嘻嘻地来了。大概是去年吧，我已将日本作家朋友送我的九十多本日文著作捐给文学馆了。近十年来，中外朋友的赠书越来越多，我的几个书架放不下了，只好先打发一些。我还和舒乙他们说好，将来我书架上的书，凡是有上下款的全都捐给他们，现在就先送走这批字画，这里面有汤定之、陈伏卢、沈尹默等老前辈的字和画，时人萧淑芳、胡絜青等的字和画，其中最多的是赵朴初同志的字，因为他常把近作的诗词寄给我看。此外还有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画等。那天舒乙他们来了，看见我桌上的那一大堆字画卷轴，就摇头说：“这些珍品可不能捆起抱走，得用车装!”第二天他们果然开了辆面包车来了，当他们几个人轻轻地托起这些字画下楼去时，我忽然觉得欢快地“了”了一桩大事，心里踏实得多了!现在仅有的是挂在客厅墙上的吴作人的熊猫和梁任公前辈替我写的“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一副对联，还有卧室兼书斋的墙上挂的我的祖父子修公自写的诗，赵朴初的字，以及陈宇化画的玫瑰花，上面有黄苗子题的诗。以上这几幅字画，将来我“走”后也都要捐给文学馆。      
    巴金曾经一再地表示，现代文学馆是他晚年最大的一桩心愿。他的这一心愿，得到了好友冰心的大力支持。
    1989年3月，舒乙告诉冰心，星云大师将来参观文学馆，还会有些捐助，他托她请赵朴初写几个字，算是文学馆赠给星云大师的。冰心欣然同意。她在给赵朴初的信中写道：“这对经济拮据的文学馆，是大有帮助的。”
    1990年9月，已届90高龄的冰心在给巴金的信中说：
    “我手边有几万元稿费的存款，本来在遗嘱上写作为什么奖金，我现在改变了主意，把这些捐给文学馆，我已和舒乙说了，他很赞同。我本来已捐给文学馆一些有上下款的书，我死后，我的存书也照样处理。(只怕孩子们会留下一些，如你的、老舍的等等，因为他们对你们有感情！)”
    9月，她又告诉巴金：前几天我又将一些有上下款的书和字画送给现代文学馆。她还让舒乙派人把宋庆龄基金会送她的一大盆“寿星桃”拉到文学馆去，享受充足的阳光和空气，待来年开花时，她还要让陈钢拍照给巴金寄去。
    1991年冬，刚过完92岁生日，冰心又给文学馆送去十几张字画，说：“你们替我收着吧。”
    中国现代文学馆是由巴金倡议建立的。他在该馆初创时，就捐了用心血和汗水换来的15万元存款，近年来从海内外寄给他的稿费和奖金也全部捐了出来。但是，文学馆的馆舍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长期借住在万寿寺西院一所古建筑里，有关部门多次催促搬迁，并提出要实行有偿借用。为此，他不得不在1993年1月给江泽民同志写了封信，信里写道：“泽民总书记：我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目前遇到的困境感到很不安，他们写信给我，归结起来最迫切的是建馆舍的问题，希望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获得批准，在新馆未落实之前，希望仍在万寿寺西院安身，不实行有偿借用。”他还向江总书记叙说了自己的心情：“文学馆将是我一生最后一个工作，绝不是为我自己。我愿意把我最后的精力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它的前途非常广阔，这是表现中国人民美好心灵的矿藏。我不愿意看见它夭折。我愿意它坚持下去，生长壮大。前面有不少困难，需要大家的支持；也希望得到您的帮助，请您过问一下。我又老又病，不能多写，请原谅。一切拜托了!”
    江泽民同志对巴金这位作家的拜托很重视，他的信很快就有了反映。1月30日，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曾庆红特地给上海去了次电话，告诉巴金，江总书记已收到他的信，并已交丁关根同志办理。接着，在丁关根同志处工作的一位李局长，又给文学馆来了电话，说是正和国家计委及北京市领导积极协商中。接着，国家计委的投资司、社会司以及中央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的同志，都陆续和中国作协及文学馆取得联系，并且取走了中国作协为建文学馆新馆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出的立项申请报告。
    然而，作为巴金老朋友的冰心大姐，还感到速度不够快。她也和巴金一样，始终关心着文学馆的建设。2月22日，她用毛笔和荣宝斋信笺给邹家华副总理写了封信：
    “中国现代文学馆是我的老朋友巴金先生倡议建立的，我是他的热情的支持者，我已把我的大部分藏书和文稿捐给了文学馆。文学馆很需要一个新馆舍来收藏五四运动以来所有我国现代作家的创造成果，这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文化窗口，需要国家的支持和帮助。”在信的最后，她还向邹家华副总理表达了一个恳切请求：“我愿意在我有生之年看到新馆的建成和揭幕。”
    冰心后来对张锲说起那封给邹家华副总理的信：“我已经很久没有用毛笔写字了。这次为了慎重，我才用毛笔一笔一划地写了封很工整的信，写得很吃力。”搁下笔，冰心就累倒了。
    这一封信当天送到，邹家华副总理当天就作了批示：“拟原则同意立项建馆，规模大小另行商定……”当天，他还亲自打电话给冰心说：“你的事我已经给你办了。”
    江泽民同志在收到对巴金来信处理情况的正式报告后，又亲笔给邹家华副总理和北京市委负责人写了封信：“现收到对巴金来信处理情况的报告，望能关心予以落实。”信中还说：“巴老不轻易提出什么要求。”并且指出：“世界不论哪个文明国家，总是要拿点钱出来支持文艺工作的。务望予以继续支持。”也许是为了希望引起这些领导同志更加注意吧，江泽民同志在“望能关心予以落实”和“务望予以继续支持”这两句话下面，还特别标上了重点符号。
    10月，国家计委批准建设新馆的9600万元已经列项，可分期使用：在北京市的帮助下，新馆的馆址选在北京最好的地区之一亚运村附近；对这项工程的设计，从一开始，进展得比较顺利。
    1996年11月25日，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在北京亚运村附近奠基。江同志亲自题写了馆名。巴金先生和冰心老人写来了贺信。巴金在贺信中表达了他真挚的感情和期待。他说：“我的心和你们在一起，我希望方方面面齐心协力，快一点建好新馆……拜托你们了!”冰心在贺信里说，现代文学馆是她的老朋友巴金倡导的，她称赞现代文学馆是我们国家和民族重要的文化窗口，她盼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新馆落成。
        而今，现代文学馆已拥有数十万件的珍贵资料，建成了巴金、冰心、萧乾、张天翼、周扬、萧三·叶华等许多作家专题文库，每天接待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读者。现代作家用全部心血生产的丰富的精神食粮，正在滋养着一批又一批的后来者!

    “ 你就对他说———我爱巴金!”
    1993年，巴金已届90高龄，而冰心则已经是94岁了。11月20日，冰心收到巴金赠送的书和字，非常感激，并且分享他的快乐。她说：“我住了医院一个月，身体似也弱了些，是医生他们娇惯出来的。”
    12月，在冰心母校原贝满女中现北京166中学13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她致函巴金，请他题字。巴金在11月底过完生日后得了感冒，“什么事也做不了”，一直到12月底，才有所见好，就“又把希望寄托在明年”，“明年争取创造奇迹”。在1993年最后一天和1994年第一天清早，他就提笔给冰心复信，并为166中校庆题词：百年树人，素质第一。
    1994年3月6日，冰心作《我家的精品》，写到自己的书桌后面有两架书柜。书柜里摆着巴金、赵朴初、萧乾等几十本写有上下款的作者赠书，都是她的珍宝，“价值连城”。“这书柜里充满了‘情’字，我一打开柜门，浓情便扑面而来……”
    她把巴金写给自己的信都另外存放在一个深蓝色的铁盒子里，打算将来捐献给他创办的中国现代文学馆。
    4月，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主办的“巴金与20世纪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冰心给巴金写去贺信：我把你给我的信都用一个盒子装起来存着，因为你一辈子只讲真话，我知道你对我的情谊，也句句是真话。 
     4月，巴金到杭州创作之家休养。徐钤和祁鸣去看望他，带给他冰心的录像带。录像带把巴金仿佛又引到了冰心家的客厅，分别9年之后，又见到了她，“还是那样谈笑自如，那样风趣”，他感到由衷的欣慰。5月8日，他给冰心写信。写到一张半，突然觉得自己的情绪不对，不该在信里发牢骚，就索性把信作废。次日，他干脆重写一信，告诉她自己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但“还是不能丢掉我这支秃笔”。7月，冰心在信里说，天气又闷又热，好在自己家里装有“空调电扇机”，又关切地询问巴金“你想必也有电扇机吧”？10月5日，冰心生日，巴金原本打算在10月4日给她发去贺电，只有6个字：祝您生日快乐。“一句极平常的话，说明我真实的感情”。可是后来他改了主意，还是给冰心打电话祝贺。没想到，5日她到医院里去了，终于没能打成电话，巴金觉得有点失望，但又抱着更大的希望，等明年冰心95大寿时再给她祝寿。他在10月8日的信中说：最近手又不抖了，自己感觉精神良好，乐观起来，“常常做同您见面的梦”。
    是年，冰心因病住进了北京医院，巴金因为身体原因，经常也是在医院里度过的。他俩对彼此的病情和心情，始终都牵挂于心。在此前后，张光年同志去上海看望巴金，临行前，或到北京西郊的民院冰心寓所，或到北京医院探视冰心，明知她和巴金经常通信通电话，还是笑着问她：“要我带什么话吗？”冰心幽默地回答：“你就把我现在的样子说给他听。”1994年最末一天，躺在病床上的巴金，不能看书读报，不能写字，“整天看着头顶上的天花板”，时常听人说起冰心，想念着她，“就好像我们还经常见面一样”。写不了字，他就找外孙女端端代笔，向冰心祝贺新年，并且表示要向这位“永远年轻”的大姐学习。
    1995年5月，吴青从上海回来，告诉冰心巴金“好得很”，“都是好消息”。冰心在10日的信里写道：“近来常觉得精神不振，大概是老了，我已经95岁了，但是对你仍是关心。”读到来信，看到熟悉的笔迹，巴金高兴极了，因为他从中看出她的身体有所好转；而他自己的病情也正在见好，就赶快写信告诉冰心，“让我们互相安慰吧，让我们互相鼓励吧”。这一年，卓如主编的《冰心全集》(八卷)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全部出齐。8月，巴金在贺辞里写道：我希望年轻人都读一点冰心的书，都有一颗真诚的爱心。
    1996年新春，冰心紧紧握着手中的笔，艰难地写下几行短短的文字：“巴金老弟：新春快乐———冰心。”颤抖的手，写出的文字却依旧清晰，端正。巴金也工工整整地写信祝贺冰心大姐“春节愉快万事如意”。
    1997年2月22日，冰心给巴金写信，只有两句话：“我想念你———多保重。”从笔迹上看，就是这样两行简简单单的文字，她也是费了极大的努力。6月22日，巴金的回信也只有简短的一句话：“冰心大姊：我也很想念您!”写完了，他又在末尾加上一句：“为香港回归欢呼!”这，大概就是巴金和冰心最后的一次通信。8月，冰心文学馆在冰心家乡福建省和长乐市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不到两年时间即告建成。巴金特地为此题写了贺辞：“愿冰心大姊一片爱心感动更多的人!”冰心在贺辞中则诚恳地写道：“还有不少像我这样的作家，如巴金等都为祖国的文学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98年秋天，张光年应巴金的邀请要到杭州创作之家去，临行前又去北京医院看望冰心。这一次她已不能起身相迎，光年坐在床边，像从前一样告诉她，自己要去巴金那里，问她：“要我带什么话吗？”冰心紧握着他那双将会和巴金相握的手，从枕头上满含笑意地回答：“你就对他说———我爱巴金!”光年把话带到了西湖边上，巴金双眼放光张着大嘴笑了。
    1998年11月25日，巴金喜庆95华诞。冰心托人送去的花篮全用康乃馨缀成。缎带上写着这样几个字：巴金老弟生日快乐。
    当我们这些惠泽的接受者正在筹划着在1999年10月5日庆祝冰心先生100岁诞辰，期待着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剪彩之际，令人深感哀痛和遗憾的是，冰心，这位爱着生活、爱着人类的世纪老人，她竟于是年2月28日与世长辞。回想她在99年人生里所给予人间的爱，美和温暖，一切的一切，怎不令人扼腕叹息唏嘘无已!
    与冰心先生去世几乎同时，住在上海华东医院的巴金先生也因感冒发烧，病情反反复复，当时正苦苦地与疾病抗争，没人将这一不幸消息透露给他。在抢救室度过几十个不眠之夜后，久未开口说话的巴金突然费劲地说出3个字：“打电话。”巴金的女儿小林问道：“打给谁？”巴金说道：“给冰心。”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小林机智地回答：“医院不能打长途，晚上回家打。”巴金固执地说：“现在就打。”小林问：“你要说什么话？”巴金说：“告诉她，我没事。”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于1996年11月25日巴金生日这一天奠基，1999年竣工，2000年5月23日正式开馆。巴金曾表示建立现代文学馆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件工作”，他的这最后一件工作终于圆满完成。
    在文学馆的大门上，镶嵌着巴金的铜制手印，就像这位文学的长者在伸开双手，引领着参观者步入现代文学的殿堂。巴老蔼然可亲的青铜塑像则伫立在新馆的院子里，见证着文学馆的风雨历程。
    在生命的最后6年中，巴金尽管再也无法离开医院，但他的头脑依旧清醒，他说：“我要为大家活着”。陈丹晨2003年10月见到巴金，有一幕他永难忘怀：“巴金一天基本上是睡在那里，有几次醒过来，他还是很清醒的。有一次他醒来拉着女儿小林的手，抓得很紧，还流着眼泪。”在巴金看来，“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如果长寿着却不能为别人做出点什么，还要麻烦他人，成为大家的包袱，那就没有意义了”。这样的长寿真是“一种惩罚”。因此，他和冰心先生一样，曾经希望安乐死，但他身边许多爱他的人在思想感情上还是希望他能活下去。他的存在对大家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2005年10月17日，101岁的巴金也悄悄地走了。他是要到天堂去找寻自己钟爱一生的妻子萧珊，去寻找激励自己、温暖自己、陪伴自己走过20世纪的知交———冰心……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来自冰心和巴金的通信及其部分著述，同时参考或引用了张光年、张锲、周明、卓如、王炳根、李存光、徐开垒、唐金海、张晓元、吴泰昌、陆谷苇等同志的重要著述，恕不能一一注明，在此编者谨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