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是“ 五四”的元老，一位是“ 五四”的产儿
    冰心，本名谢婉莹，1900年10月5日生于福建福州，祖籍福建长乐横岭乡。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1岁的冰心将攒下的10块压岁钱送到《申报》馆去做劳军的捐款。1914年，她开始撰写一些长篇小说，但都没有结尾。同年考入北京教会学校贝满女中，受到基督教教义的影响，“爱的哲学”开始在她心中萌芽。
    1919年，已是协和女子大学预科学生的冰心，听到北京的大学生为阻止北洋政府在出卖青岛的《巴黎和约》上签字，在5月4日上街游行，火烧赵家楼的消息，心情无比激动。5月5日，她即投入学生爱国运动，参加了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宣传股的工作。是年8月，在女学界联合会的推动下，冰心在《晨报》上发表《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署名谢婉莹。这是冰心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9月18-22日，她在《晨报》上连载小说《两个家庭》，这是她的文学处女作，并第一次使用“冰心”这一笔名。“一来因为冰心两字，笔书简单易写，而且是莹字的含义。二来是我太胆小，怕人家笑话批评；冰心这二个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两个字和谢婉莹有什么关系。”
    没曾想到，冰心的小说引起了读者强烈的反响。冰心亦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接连发表了《斯人独憔悴》、《去国》、《超人》等一系列后来被称为“问题小说”的作品，就此奠定了她在“五四”文坛上的地位。
    1921年，当《超人》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时候，编辑茅盾在小说后面以“冬芬”的笔名附注：“雁冰(即茅盾自己———编者注)把这篇小说给我看过，我不禁哭起来了!谁能看了何彬的信不哭？如果有不哭的啊，他不是‘超人’，他是不懂得吧？”
    不久，身在四川成都的17岁的学生李尧棠(巴金原名)和他的三哥李尧林就读到了这篇小说。巴金1942年回忆：      
    过去我们都是孤寂的孩子，从她的作品那里我们得到了不少的温暖和安慰。我们知道了爱星，爱海，而且我们从那些亲切而美丽的语句里重温了我们永久失去了的母爱。(我记得《超人》里的那个孩子，他爱他的母亲，也叫我们爱我们的母亲。世界上真有不爱母亲的人么？)现在我不能说是不是那些著作也曾给我加添过一些生活的勇气，可是甚至在今夜对着一盏油灯，听着窗外的淅沥的雨声，我还能想起我们弟兄从书上抬起头相对微笑的情景。     
    巴金，1904年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旧官僚之家，本名李尧棠，字芾甘。祖父李镛为官多年，是大家庭的家长。父亲李道河也曾在四川广元做过两年知县。富于爱心的母亲陈淑芳在巴金14岁时病故，她“爱一切的人”的教诲对他影响很大，他后来深感没有母亲的悲哀。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新青年》、《每周评论》等一批进步书刊涌入四川。他后又接触克鲁泡特金等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受其影响，1921年4月1日，在成都的《半月》杂志17号上发表《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署名“芾甘”。这是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自1922年元旦起，冰心陆续在《晨报》上发表泰戈尔《飞鸟集》式的短诗《繁星》和《春水》。
    这一年的初夏，李尧棠从《晨报》上读到了《繁星》和《春水》，便学习着写作新诗，投寄给郑振铎主办的《时事新报》附刊《文学旬刊》和《妇女杂志》。1922年7月21日《文学旬刊》发表《被虐(待)者底哭声》(12首)，这是李尧棠最早的文学作品；1923年1月20日发表《诗一首》，以“更夫沉重的锣声”，象征“内心的寂寞和痛苦”，在冷酷的人世间，更忆起“亡故的母亲”的爱和温暖。此后，他还断断续续地发表了一些小诗。这些小诗在形式和写法上都学习了《繁星》，有些诗甚至在立意上也受到了冰心的影响。巴金后来这样描述当年的情景：     
    当时年轻的读者容易熟悉青年作者的感情。我们喜欢冰心，跟着她爱星星，爱大海，我这个孤寂的孩子在她的作品里找到温暖，找到失去的母爱。我还记得离家前的那个夏天(巴金1923年5月离家赴上海———编者注)满园蝉声中我和一个堂弟读着《繁星》，一边学写“小诗”。这些小诗今天还鲜明地印在我的心上，虽然我就只写了十几二十首。我不是诗人，我却常常觉得有人吟着诗走在我的前面，我也不知不觉地吟着诗慢慢地走上前去。     
    ———早在热情洋溢的学生时代，年轻的巴金就开始发现冰心的心与自己是相通的。因为事实上，他不过比冰心小四岁。
    从冰心的《超人》开始，李尧棠成了她的作品的忠实读者。1923年5月，当他离开成都的大家庭，搭船去重庆，经过泸县，还特地上岸去买了一本由商务印书馆初版的《繁星》。就是这一册薄薄的小诗集，一路伴着他来到了人地两生疏的上海，寻找一条人生的新途。
    1927年1月，他离开上海前往法国。1928年9月，在巴黎完成长篇处女作《灭亡》，次年发表于《小说月报》，第一次使用“巴金”这一笔名，从此正式登上文坛。他后来这样说明“巴金”笔名的由来：“1928年8月我写好《灭亡》要在原稿上署名，我想找两个笔划较少的字。我当时正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我看到了‘金’字，就在稿本上写下来。在这时候我得到了一个朋友自杀的消息，这个朋友姓巴，……我们并不是知己朋友，但是在外国，人多么重视友情。我当时想到他，我就在‘金’字上面加了一个‘巴’字。”1931年，巴金撰作长篇小说《家》、中篇小说《雾》，1932年撰作《新生》、《雨》、《砂丁》、《雪》，1933年作《电》。
    冰心则于1923年8月赴美国威尔斯利大学留学。1926年回国，应聘任燕京大学国文系助教。1929年6月，与社会学家吴文藻结婚。
    在五四运动70周年后的1989年7月，巴金在为卓如著《冰心传》所作的序中写道：冰心是“五四”文学运动最后一位元老，我却只是这运动的产儿。
    冰心是在“五四”进步思潮的裹挟下，勇敢地拿起笔来，以自己独具魅力和风格的小说揭示、针砭种种社会问题，积极投身文学的时代主潮之中，从而成为“五四”时期活跃于文坛上的女作家之第一人。她又以《繁星》和《春水》开辟了一个小诗流行的时代，“繁星体”、“春水体”蔚然成风，风靡一时；而她在儿童文学领域的热情投入和杰出贡献，又使她同时成为现代儿童文学的奠基者之一。冰心的作品，不仅影响了后来的一辈辈人，就连“五四”时期包括巴金在内的一大批热血青年也都惠受其泽，从她那里得到温暖和安慰，汲取营养和力量。

    “我把他当作小弟弟看待，
    那时他给我的印象是腼腆而带些忧郁和沉默”
    1933年，章靳以在北平创办《文学季刊》。那时巴金刚到北平，协助靳以办刊。冰心、周作人、朱自清等出任编委。
    1933年12月(据冰心回忆，此事发生在初夏———编者注)的一个早晨。燕京大学燕南园寓所。阳光从窗外涌泻进来，照耀在书桌上供着的一瓶鲜红的玫瑰之上。巴金在冰心好友章靳以的陪同下，第一次来到冰心家。他们是来为《文学季刊》组稿的。
    靳以显然是老熟人了，他坐在桌边的一张椅子上，正向着阳光，脸上红扑扑的，像朵玫瑰花，有说有笑的，如同在自家一般。而巴金向来是善于书而拙于言的，也可能是因为初次见到自己钦慕的大姐，显得有些不善言辞。
    冰心后来回忆：     
    那时我们都很年轻，我又比他们大几岁，便把他们当作小弟弟看待，谈起话来都很随便而自然。靳以很健谈，热情而活泼。巴金就比较沉默、腼腆而带些忧郁。那时我已经读到他的早期一些作品了，我深深地了解他。我记得他说过常爱背诵一位前辈的名言：“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他又说过：“我似乎生来就带来了忧郁性，我的忧郁性几乎毁了我的一生的幸福，但是追求光明的努力，我没有一刻停止过。”
    我知道他在正在崩溃的、陈腐的封建大家庭里生活了十几年，他的“充实”的心里有着太多的留恋与愤怒。他要甩掉这十几年可怕的梦魇。他离开了这个封建家庭，同时痛苦地拿起笔来，写出他对封建制度的强烈控诉。他心里有一团愤怒的火，不写不行，他不是为了要做作家才写作的。      
        ———尽管从未谋面，但是始终热切地关注着文坛的冰心已经比较地熟悉和了解巴金，所以才能够理解他的忧郁和沉默。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后来还有了新的发现：当彼此熟识而知心的时候，他就比谁都健谈!虽然他的话始终带着较浓的四川方言口音，也不是谁都能轻易听得懂的。
 
    “ 巴金真是一个真诚的朋友!”
    1931年冰心长子吴平出世，1935年长女吴冰出生。1936-1937年，她随丈夫吴文藻到欧美游历一年。回国来正赶上“七七事变”。是年11月，二女吴青出世。1938年，举家内迁云南昆明，冰心带着孩子居住在郊外的呈贡县。在此期间，巴金曾带着未婚妻萧珊到冰心在呈贡山上的家拜访，给冰心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1940年，冰心的父亲在北京逝世。冬，冰心应威尔斯利大学校友宋美龄之邀由云南前往重庆，参加妇女工作指导委员会。后有朋友以该委员会内部情况复杂相告，冰心当即将聘书和薪金退回。因年关迫近，而冰心生活费用拮据，遂答应为《星期评论》撰稿。这就是以“男士”笔名发表的《关于女人》的一组文字。她后来回忆说：我那时———1940-1943年———经济上的确有些困难，有卖稿的必要(我们就是拿《关于女人》的第一篇稿酬，在重庆市上“三六九”点心店吃的1940年的年夜饭的)。
    当时，吴文藻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当参事，寄居在城内的朋友家里。1941年他们用卖书的6000元钱在重庆郊外歌乐山上购买了一所没有围墙的土屋，冰心和孩子们便住在那里。
    冰心的著作，此前大多由北新书局出版。在抗战以前，北新书局每月给她寄《冰心全集》的稿费，抗战以后，就没有了。巴金对她来重庆后的困窘处境有所了解，对她当时的经济状况十分关心。1940年12月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举行“欢迎来渝作家茶会”。周恩来代表中共出席，茅盾、老舍、郭沫若、田汉、艾青等70余人出席。冰心和巴金也参加了这次茶会。大约就是在这一天，巴金同冰心谈起她的著作，说：“你的书应该在内地重印。”
    冰心说：“这事就托给你去办吧。”
    巴金回答：“好，让我给你重编一下。”
    就这样，巴金接受了她的委托。他找来了北新书局于1932-1933年出版的《冰心全集》，在征得冰心的同意之后，改用《冰心著作集》这个总名，编成了《冰心著作集之一———冰心小说集》、《冰心著作集之二———冰心散文集》、《冰心著作集之三———冰心诗歌集》三册。除了诗集没有增补外，小说集增加了《冬儿姑娘》、《西风》等数篇，散文集增加了《游记》和《新年试笔》两篇。而冰心1940年初撰写的《默庐试笔》及译作《先知》，因原稿散失，一时又无法找到发表《默庐试笔》的香港《大公报》和1931年上海新月书店出版的《先知》，巴金只好暂时付之阙如。
    编好之后，巴金在1941年1月写了一篇后记。然后，他给冰心写了一封信，告诉她《冰心著作集》编辑的情况，建议将集子交给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并顺便询问她对于版税的要求。
    阴历1940年除夕，冰心给巴金回信。她说，开明版税还是按照他们的惯例，随它一年分几次给都行；同时询问巴金，可否请书店预支1500元版税以偿还她在上海的一笔最好在阴历年底前还清的债务。她在信中表达了对于巴金热心帮助的由衷感激。
    1941年7月，巴金偕萧珊前往呈贡龙街沈从文家小住数日，其间与冰心聚晤，畅叙别后。
    1942年12月，巴金对《冰心著作集·后记》进行重写。在这篇后记里，他谈到了当年冰心作品曾经带给自己的温暖和安慰。他这样写道：      
    我抑止不住我的感激的心情。固然我们都是三十几岁的人了，可是世间还有着不少的孤寂的孩子。对那些不幸的兄弟，我想把这《冰心著作集》当作一份新年礼物送给他们，希望曾经温慰过我们的孩子的心的这册书，也能够给他们在寒冷的夜间和寂寞的梦里送些许的温暖吧。      
    1943年7-9月，开明书店陆续出版了《冰心著作集》散文集、小说集、诗歌集。
    因为冰心需要稿费，1943年9月，她将《关于女人》集子交给天地出版社出版。当年国内各报都称“《关于女人》销路极畅”，美国的文艺杂志亦称誉《关于女人》是“重庆最畅销的书”。然而天地出版社却声称初版5000册除了雨渍鼠咬之外还有一二百本没有售出。冰心很不满，因为她发现，在重庆、桂林、昆明，甚至于曲江、西安的坊间，都有《关于女人》出售，事实并不真像天地出版社所说的那样。
    巴金知道冰心一家那时的贫困，1944年，他主动帮助她将这本书从剥削作家的天地出版社拿出来，并请冰心进行了增订，交给了上海开明书店。1945年11月，署名“冰心”的《关于女人》增订本由开明书店出版。从那时起，一直到后来冰心远在日本期间，开明书店每次再版时都给在北平的谢家寄去稿费。
    巴金的“屡次费神”雪中送炭赢得了冰心的尊敬。吴文藻先生也曾不无感慨地对冰心说过：“巴金真是一个真诚的朋友。”
1941-1945年，冰心居住在歌乐山上的时候，巴金这位“真诚的朋友”每到重庆，必上山去看望她，也同她谈及自己的创作。他走后，冰心在深夜深黑的深山深林里，听到杜鹃不停地一声声叫唤，就会联想起这个“在暗夜里呼号的人”，这位爱着祖国和人民、为着人类的痛苦而呼号、心里燃烧着永不熄灭的热情的青年作家!
 
    爱国的学生竟不如汉奸
    1945年，抗战胜利，冰心由重庆返回北京。巴金则回到上海。1946年12月，巴金获悉冰心的丈夫吴文藻出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并携全家赴日。
    赴日后，冰心和巴金始终有书信往来。1947年5月8日，她致函身处上海的巴金，她大约在15日左右可到上海，嘱他同居住在施高塔路四达里22号的赵清阁联系。从1941年起，冰心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参加国民参政会，任参政员。此次回国，就是为了参加参政会末次会议的。
    在南京，冰心参加了一次十几个作家的茶会。在茶会上，她又见到了老友巴金、靳以等人，谈起了发生在京、沪等地的学潮，大家都认为国民党政府对待学生连对待汉奸都不如。汉奸在监狱里，病了，还把他们挪出来，送到医院；但学生受伤了，却从医院里抓进监狱。在南京，军警对付学生游行请愿极其粗野，对女学生尤多侮辱，连许多旁观的外国记者都为之愤愤不平。在上海，学校里的特务们大清早便闯进女生宿舍抓人，女生们还穿着睡衣就被从被窝里揪出来……谈到这一切，作家们都很愤慨。
    此后，国民党曾要冰心参加竞选国大代表，冰心谢绝了。是年8月，她再度赴日，随行将巴金送她的一些书带到了日本。
    12月17日，巴金致函冰心，请她为一位姓黄的朋友题字，并向她提及自己计划写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冰心于1948年4月8日复函，谈到自己忙乱的生活和大家一致的黯淡的心情。
    是年，冰心在日本发表《抗战八年间的中国文艺界》，其中提到了巴金以及他的小说《憩园》和《小人小事》。
    1949年，在东京大学所作的一次题为《怎样欣赏中国文学》的讲演中，在论及新文学的特性时，她认为巴金的小说“应该阅看”，同时谈到其作品的四川“方言化”。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祖国解放的消息传到东瀛，冰心感到了毕生未曾有过的欢乐。
    1950年，冰心已同吴文藻计划返回祖国。他们让长子吴平以到香港大学进修为名，首先离开日本。当驶往香港的海轮抵达天津塘沽时，吴平便按照预先的安排溜下船，把缝在裤腰里的他父母给国内的信送交了有关方面。
次年，美国耶鲁大学聘请吴文藻到该校任教，他和冰心便以此为由获得了赴美护照。于是，他们即刻乘船离开日本，但不是向东去美国，而是向西到达了香港。一到香港，北京方面就有人来接。秋季，冰心辗转回到了四年多来魂牵梦萦的北京。刚回北京的第一年，为了保护其他欲从日本返回祖国的一批人的安全，冰心全家暂不公开露面。
 
    巴金仍是个调皮的孩子
    从日本归国后，在北京，在上海，冰心常会看到快乐的精神饱满的巴金，和他的幸福美满的家庭。每次她到上海，巴金和靳以一定来接她。大家一同去逛城隍庙，买糖，买小吃，参观鲁迅纪念馆……1959年靳以去世以后，巴金仍坚持一个人去接冰心。而他每次到北京，除了在公共社交场合见面之外，自然也必到冰心家去。
    在对外交往的国际活动中，他们曾一同参加过好几次友好团体的出国访问：
    1955年4月2日-22日，一同去印度新德里出席亚洲作家会议。郭沫若是团长，巴金是副团长。他们乘坐的巨型客机机壁上挂着“中印友好万岁”的大幅标语。抵印后，受到印度及亚洲各国朋友的热烈欢迎。
    1958年10月，冰心、巴金和茅盾、周扬等一起出席在苏联塔什干举行的亚非作家会议。19日乘机赴莫斯科，准备参加十月革命41周年庆典。清晨，诗人萧三告诉巴金，郑振铎乘坐的图104客机失事了，郑是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乘机前往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访问的。当晚，莫斯科召开欢迎中国作家的一个群众大会。来宾席上，冰心就坐在巴金边上。巴金一直视为大姐的冰心，也是郑振铎“五四”时代结交的最老的朋友之一，对她可不能隐瞒。于是，巴金低下头，压低声音对冰心说：“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你不要难过!郑振铎同志的飞机失事，18日在喀山附近遇难了!”冰心的脸上，顿时失去了笑容。要不是正在开会，她一定会惊叫起来，因为20天前，在天安门国庆观礼台上，郑振铎曾对她说，他要带一个代表团到阿富汗和阿联酋去；她也说，她要参加一个代表团到苏联去。“你不是喜欢我母亲做的家乡菜吗？”他笑着对福建老乡冰心说：“等我们都从国外回来，我请你和文藻到我家去饱餐一顿!”哪里能想到，这句半开玩笑似的话，竟是他对冰心的诀别!这怎能不让冰心悲痛至极？!
    1961年3-4月，冰心、巴金和沙汀等一起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赴日访问。归来后，冰心写下了散文名篇《樱花赞》。
    1963年11-12月，巴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在东京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委员会紧急会议。冰心也参加了。在飞机上，在宾馆里，两人进行了很多次的交谈，更加增进了彼此的了解。
    在此期间，巴金的妻子萧珊也成了冰心的好友。那时，萧珊曾任《上海文学》和《收获》杂志的编辑。巴金便常常“怂恿”她向冰心大姊约稿。冰心因为喜欢年轻的萧珊，总是希望等到写出自己比较满意的稿子再给她，因此经常是迟迟没回信。这时，等稿等得心焦的萧珊便会接连写信去催。她的信充满了热情，又撒娇，又威胁，有时甚至调皮地写道：“你再不来稿，我就要上吊了。”冰心知道她和巴金的家庭生活十分美满，决不会因为这一件小事，就真的“上吊”，但幻想中的这两个字，已够令她惶恐的了。
    在1961年11月14日给萧珊的回信中，冰心写道：     
    那些千把字的鸡零狗碎的应急文章，我不会给你的!(不但不给你，也不给《人民文学》!)我总想聚精会神，写一些我力所能及的好一点的，不料，你的信来了，又是“自杀”，(在这一点上，巴金罪不可恕!)又是“寡情”，真把我吓坏了，我连信也不敢回，想把稿写好一并寄去，不料，越着急越不行，就像小学生写作文一样，理不出一个头绪来，……纳兰词有句云：“人到情多情转薄，而今真个不多情”，可为我咏!这两天又开始努力，迟早寄上，请别着急。少不得请代问巴金好，虽然他仍是个调皮的孩子!
    正是在萧珊为《上海文学》催稿之下，冰心写出了《一只木屐》等有名的散文。
    1964年4月，萧珊又为《收获》催稿。冰心复信：      
    我并没有忘记你，而且常常想起我的债负，但是你知道我一回来，就投入了紧张的学习(民主党派)，你看我给什么地方写了什么东西没有？你又拉扯上什么“不平衡的基础上”的友谊等等，我以大姐的身份，说你一句“欠打”!我知道都是你的所谓的“一个人”挑拨的，他也“欠打”!……你要不再冷嘲热讽，我就勉强起一点补丁的作用，否则，连这一块小布头都不给你了!      
   这样亲密的交往没有坚持几年，“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冰心、巴金、萧珊都受到了“四人帮”及其爪牙长期的迫害，彼此间几乎陷入了完全的隔绝，音信杳渺。时间竟长达11年之久!而这场“大革命”，带给巴金和冰心最惨痛的记忆便是永远地分别失去了爱妻和好友萧珊。饱受迫害之苦的萧珊在1972年8月13日病逝。
 
    隔绝十一载后的姊弟重逢
    在相互隔绝的日子里，冰心和巴金还是常常惦记着对方。1976年11月12日，“四人帮”粉碎后一个多月，冰心在给赵清阁的信中，托她向上海友人问好，并特地问及“巴金如何？他住在哪里？”不久后，冰心即托人给巴金捎去一信。巴金在回信中写道：      
    算起来11年了!这中间也常常想到您。可是在“四人帮”的严密控制下，我也不便写信，也不愿给别人，也给自己带来麻烦。“四人帮”中的张、姚两个坏蛋千方百计整我，想把我赶出文艺界。我能活到今天也不容易。但是我有信心要看他们的垮台，我果然看到了。 
    十年文革中，巴金惟一公开发表的文字是在1976年由南京师院中文系编的内部刊物《文教资料简报》第49期上刊出的致编者的一封信。而为了躲避“四人帮”及其爪牙的纠缠，就连这么一封指误的短信也只能署名“一个读者”。
    1977年4月20日前后，巴金获得平反。5月25日，应《笔会》主编徐开垒的约稿，巴金在《文汇报》上发表《一封信》。这是他历经十年磨难后首次用作品与读者见面。信中写道：当年《讲话》(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年的5月23日是《讲话》公开发表35周年———编者注)“震撼了我的灵魂”，“给我指明了金光大道”，现在“《讲话》就是批判‘四人帮’的有力武器”；同时控诉了文革中“四人帮”的罪行，表示粉碎“四人帮”后“心情振奋”，愿为“热浪滚滚的沸腾生活”继续“贡献自己的一切”。
    冰心当日就从报上读到了这一封信，她是如此地激动，恨不得与所有的人一同分享自己的兴奋和喜悦。她在给友人的信中一再地提及此信，为巴金叫好，也为老友一个个地出来重返文坛而深感快慰。
    从1977年年初起，冰心和巴金，北京和上海，两地之间又开始了频繁的鸿雁传书。在信中，他们叙说着十年的浩劫，庆幸着日月的重光，祖国的再造。而巴金在十年文革中所受的严重的人生侮辱和精神折磨，特别是萧珊受害致病而死，更是使冰心无比的痛心和愤慨：不只因为自己失去了一位可爱的年轻的好友，更为自己的老友失去了自己的爱妻知音!
    1977年10月，巴金的女儿、时任《浙江文艺》编辑的李小林来到北京，向冰心约稿。见到冰心，一开口就叫她“婆婆”。冰心赶紧纠正她：“你乱了辈数了!你爸爸叫我大姐，你怎会是我的孙女辈呢？”———在她看来，小林应该叫她“姑姑”才是。从此以后，李小林果真就一直称冰心做“姑姑”，而冰心的孩子则称巴金“舅舅”。后来巴金的侄子李致让人给冰心捎去一信，信上称她“阿姨”，冰心感到十分意外：“不知道他这称呼是从哪里来的!”
    冰心答应小林写稿，并且言必信，信必行，在11月19日就给她写了一篇《瞻仰毛主席纪念堂》，后发表在1978年1期《浙江文艺》上。
    冰心是在10月15日去瞻仰毛主席遗容的。10月初，巴金也随团来京瞻仰毛主席遗容，但是只在北京住了一宿。因为他是随团按照小组集体活动，而冰心也因为事前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未能找他长谈，感到十分遗憾。
    10月29日，冰心在给巴金的信中提到自己没有收到新复刊的《上海文艺》杂志，巴金便自己买了一本给她寄去，又跟有关同志打了招呼。不出一个月，冰心就收到了巴金寄来的《上海文艺》第一期，而第二期还收到了两份。她去信告诉巴金这件事，又托他替她寻找当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的《关于女人》一书。巴金认真地找寻了，直至1978年1月还没有找到，他只好写信给冰心表示非常抱歉。———后来，还是他替冰心在上海的旧书摊上寻着了这本书，使《关于女人》得以在1980年三版印行。
    1978年2月，巴金将赴北京出席五届人大会，在给冰心的信里，他说：大概快去北京了，想想也很兴奋，就要看到许多朋友，还可以找您谈心，谈这些年中间的许多事情，但又担心自己身体适应不了新生活。
    噩梦终于过去了。2月15日，巴金赴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这对被人为地隔绝、分离了11年的好友又相见了。他们该有多少的话要相互倾诉呀。
    此后，老友欢聚的机会又渐次地多了起来。然而他们都已经很老了，精力和体力也都差多了。每逢路过或是到了北京，巴金必去看望冰心。譬如：1979年5月13日，巴金从法国访问归来，抵京，宿国务院第一招待所，在京逗留一周，拜会了叶圣陶、冰心、沈从文、李健吾等挚友；11月上中旬，巴金在北京参加第四次“文代会”和第三次“作代会”期间，先后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冰心、曹禺、李健吾等挚友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