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轶超，蒋立波，陆勇强，倪国萍，孙建强，他们都是富阳人。富阳在浙江中部偏西，离杭州36公里，上海200多公里。但给人的感觉很远，比喜马拉雅山还远，比纽约和伦敦还远。而对我说又很近，我居于成都，时常又不在成都，四处漂着。但不论是在成都还是哪里，我都觉得富阳很近。比成都近。比哪里（任何地方）都近。事实上，远或近不是个地理（距离）问题，而是个心理（情感）问题。你觉得它比纽约远，是因为纽约的事情跟你有关，可能是你向往的，或者诅咒的，或者还有各种可能。但富阳的事情，大事小事，明情暗事，你无从知道，也无需知道。我觉得它近，是因为它是我家乡，是我父母和兄弟生活的地方，也是我记忆和感情生活的地方。刘轶超，蒋立波，陆勇强，倪国萍，孙建强，他们做的事有可能使更多的人接近富阳。把他们记忆和感情抽出一部分投放给富阳，正如我有时也会把部分记忆和感情投放给某本书描述的某个地方一样。 
　　刘轶超写小说，蒋立波吟诗，倪国萍讲故事，陆勇强和孙建强笔下的是随笔，名目各各不同，但名堂又是一回事。总而言之，都是文学，对这种人我们一般都统称叫作家。作家是什么人？有著名人说（著名得已无需道明，道明就是废话），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另有著名人说（和前者比并不著名，所以专此道明，是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他的作品是“手工艺品”，进而就是说作家是“手艺人”。他们提供了矛盾的说法，前者强调文学是人学，作家要做真善美的代言人，要做正人君子，要立圣言玉律，抒真情良志；后者认为文学就是文学，作家就是作家，作家的任务就是把故事讲得好听，把文字弄得好看。我认为，对这个时代的作家来说，处理这对矛盾的能力已经大大增加，但这不是说他们面临的矛盾少了，小了。恰恰相反，对当代作家来说，他们面临着更多更实在和复杂的矛盾。市场经济的崛起，使人的肉身和物欲越来越沉重，电子传媒的汹涌，使书的价值和地位越来越轻型。当代作家就是处在这种的夹击下，突围的路越来越狭窄，突围出去的人越来越稀少。这是一场百年不遇的鏖战，注定要血流成河，尸阵遍野。因此，聪明者择善而退，胆怯者畏缩而去，懦弱者不战而降。总之，很多人纷纷离散了，还有很多人在彷徨，在准备离去。当然，总是有留下来的，刘轶超，蒋立波，陆勇强，倪国萍，孙建强，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是坚守者。因为他们是坚守者，所以我们有幸在此相逢。我感激有这样的相逢。 
　　文学的艰难和寂寞令人沮丧，但不必悲观。我要说，因为有他们，他们这样一群人，我觉得富阳才是令人心动的。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群人，富阳会变成什么样子？哪怕是这群人都成了腰缠亿万的富商豪贾，那又怎么样？肯定不怎么样，顶多在大街上多几栋洋楼、几辆豪车而已。再设想一下，如果这群人将来长出来一个郁达夫，富阳又会怎么样？这是个不辩自明的话题。所以，富阳现代的领导重视文化建设，包括组织编辑这套丛书，其意义也是不辩自明的。 
　　我们真的不必悲观，哪怕是被现实冷落了，忘记了，至少还有文字在惦念我们，在滋润我们，在关怀我们，在给我们各式各样的满足：有些奇妙的感受也许是惟你独有的。比如写这则序，给我的感受很亲切，很温暖，犹如回了一次富阳。我没有耗资，没有动身，连起身举目瞭望都没有望一下，只是通过想象，通过回忆和叙述，就得到了比亲历富阳还要生动的乐趣。说真的，这种感受真奇妙。我想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就是坚守者坚守的理由。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我们不是一群人，而是大家。是每一个人。因为，文学直接跟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有关。世界很丰富，有很多东西，但真正跟心灵有关的其实很少。屈指可数。 
　　 
　　2004/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