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领域里的“台独”势力还有一个言论是，台湾文学是“多语言的文学”。其险恶用心是，在这“多语言文学”的幌子下，扭曲台语，把原本属于汉语方言的台湾话说成是独立的“民族语言”，在语言版图上制造分裂，利用语言的分裂来鼓吹文学的独立。陈芳明在1999年8月的《联合文学》第178期上发表《台湾新文学史》的第一章《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就说：“台湾沦为殖民地之后，作家的语言选择变成很大的困惑。究竟是使用古典汉语还是中国的白话文，或是台湾本地母语，或是日本殖民者的语言?从新文学发轫之后，就可发现作家各自采取不同的语言从事文学创作。谢春木使用日本语，张我军选择中国白话，赖和藉助台湾母语，构成了殖民文化的混杂现象。”
这种利用语言问题做“台独”文章的势头，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当时，在海外讨论了几年的台语书面化言论基础上，洪哲胜站了出来。洪哲胜1958年毕业于台南一中，进了成功大学土木系。1967年到美国，在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71年离校到新泽西州专职进行“台独”活动。1975年回校完成学位攻读。1979年又辞去波士顿一家公司的职位，前往纽约市，再度从事“台独”运动的专门工作，曾任“台湾独立联盟”副主席。1984年退出这个“台独联盟”，筹组“台湾革命党”，并任“建党委员会”召集人，继续从事“台独”活动。
1983年6、7月，洪哲胜利用在美国出版的《台湾与世界》总1、2期的版面，抛出了《台话发展史巡礼》一文。文章里，洪哲胜别有用心地对“台语”作了一个“界定”。他说：“台语有四分之三的人口使用着‘台湾福建话’。人们并不罗哩罗嗦地称呼它‘台湾福建话’，而简要地、约定俗成地把它叫做‘台语’。于是，‘台语’歌曲、‘台语’电影，及‘台语’歌仔戏等用法，就经常出现在人们的口语中。这个多数台湾人的母语，被外来的日本殖民政权歧视打击了五十年；接着，又被外来的国民党当做眼中钉加以排拒摧残。然而，它却越来越拥有丰富的内容、瑰丽的成分，以及旺盛的生命力!”他还说：“台语当中，从中国福建跟随着汉人移民横洋过海移植来台湾的语言成分，至今仍然是构成台语的主干。三、四百年来，台语有了多样的发展，但基本上，还是从这个主干上生长出来的，与原来有所不同的枝叶花果。虽然如此，台语当中已经有很多成分是原来、甚至当今的福建话所没有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就把台语称做‘台湾福建话’的原因。”针对人们把台湾话叫做“闽南话”的叫法。洪哲胜危言耸听地指责说：“这样做，不但犯了把台语和福建话等同起来的错误，而且是对操用这种语言的人一种歧视!”洪哲胜还歪曲历史，把二战之后收复台湾行使国家主权的当时的国民党政权也叫做“外来政权”，说它和殖民地荷兰、西班牙、日本等外来政权一样，“危临台湾”，“一个一个都在台语当中留下了或深或浅的痕迹”。洪哲胜蛊惑人心地说：“给台湾的发展历史作了如上的巡礼后。我们不难同意：台语是以福建话为主干发展出来的语言。但是，它绝不等同于福建话。福建话的古老和典雅，它有。福建的外来成分，它也有。然而它还有产生在台湾这个美丽岛屿的独特风土上面的瑰丽的成分。而且，在三、四百年的独特历史中，它还吸收并发展了自己的丰富的内容。同时，它越来越有旺盛的生命力。终有一天，它要嘲笑那些想要把它灭绝、而最后自己先消失的所有的外来野心家，骂他们一声：‘瘾头’!”
《台湾与世界》的总1期上，还有一篇署名“陶冰”的短文《台语迫切需要书面化》呼应了洪哲胜，也认定台湾话是台湾人的母语，甚至还说，这“也是台湾人争取生存权的武器”，“必须珍惜它，发扬它。”而“要使其发扬光大，台湾话必须书面化。”
1983年8月，邱文宗在《台湾与世界》的8月号(总3期)上发表《关于台语书面化的一些概况——兼作转载有关苏新闽南语研究引言部分序言》一文，就海内外对“台语书面化”问题的讨论情况作了一翻归纳。关于台语有无必要书面化的问题，邱文宗说：“持正面一方的说法大致可分为：(一)台语乃中国闽南方言之一支，是中国汉语的‘次方言’，在中国闽南，南洋一带华侨以及台湾，使用人数众多，书面化实有必要；(二)遭受日据时代日人皇民化运动的压迫，兼尝台湾国府歧视台语的感受之后，由政治上引起的反抗意识反映到语言的层次上来，认为需以‘汉学’或台语书面化运动进行所谓‘文化对抗’；(三)从事文艺活动的工作者，基于想如实反映当地群众生活的需要，认为应有一套较完整的书面化台语，以便运用。当然，持反面看法的文章也不少，其主要论点可分为：(一)已经有了‘国语’，台语书面化足以影响甚至阻碍其‘国语’的推行；(二)极可能因而产生‘台独’或‘分离’的衍生意识。”至于如何体现书面化的问题，邱文宗说：“如何体现台语书面化，也就是说采用何种媒介的问题，归纳起来，大体也有下列四种主张：(一)全部采用汉字；(二)采用罗马拼音字；(三)汉罗混合运用；(四)另创一种新符号。”邱文宗对此未置可否。倒是在文章后面摘录了苏新的《闽南语研究引言》，用以表态。苏新的《引言》虽然说到了闽南话和普通话的差异，但是，他强调的是，“闽南话和普通话都是‘汉语’语系，用的也都是‘汉字’”，他是维护语言文字的统一的。不过，到这一年的11月，这本杂志的总6期上，署名“道章”的《台湾语文追踪序幕》一文，还是说：“台湾教会的罗马拼音圣经已奠定了台语拉丁化的基础。但它缺乏科学化和系统化，且有不少没有母音的词汇，如果能略加改进就可使台语拉丁化更完善。那么我的台语追踪法也就可以从此顺利进行。首先，把在台湾和世界上其他使用汉文地区的所有汉字分别用拉丁字母拼出，其次比较所有的同字异音的台湾汉文，再次比较汉字与其他地区汉字发音之异同，然后归纳出一些语音变化的公式。最后就是利用这些公式来找一般认为有音无字的台湾字。果真无字，则该创造新字来使用。”
事情到了1984年。这时，台湾文艺杂志社出版了一本《台湾语言问题论集》，收集了1973年到1983年间台湾岛内发表的一些主张发展台湾“母语”，以求“语言自由”的文章30多篇。胡不归于这一年的3月，在《台湾与世界》上发表了一篇《读〈台湾语言问题论集〉有感》。文章说：“这个国语的概念，本来就是站在沙文主义上的，有了这种错误思想，才会引起种种政治问题来。过去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所施行的国语政策如此，现在国民政府所推行的国语政策还是如此。要是脑子里头不存些什么歪念头想占人家便宜，语言问题是好谈的，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人人有生存的权利，当然就有权利使用自己最方便的语言，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这种权利是人最起码的权利之一，谁都犯不了、除了他们自愿放弃。所以有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语言相处时，只要大家能互相尊重对方的语言，大家就应该可以相安无事的。不过遗憾的是实际上常常无法做到这样。”他就鼓吹，对于国民党政权的语言政策，台湾人“都应该会感觉委屈，感觉气愤，甚至怒不可遏而叫起来才对。”文章还鼓动台湾人“为了母语的书面化而多卖些力气。”
这一年10月，胡莫在《台湾与世界》总15、16期上发表了《台语书面化之路》一文，继续鼓吹：“台湾人讲的是台湾话，台湾人当然也可以按照台湾话来书写自己的语体文”。这一类文章，还有这本杂志同年11月号上发表的道章的《台语文的音与字》，1985年10月号上发表的道章的另一长文《〈台语之古老与古典〉评介及衍析》。
1987年4月号的《台湾与世界》上，王晓波发表了《台湾最后的河洛人——巫著〈风雨中的长青树〉读后感》一文，像是对以上种种的杂语喧哗作了一个总结性的回应。文章借着台湾本土著名诗人巫永福的大作，指出了台湾人、台湾话与大陆中原文化的割不断的联系。王晓波借巫永福之口说：“巫老极言今日闽系台湾人即河洛人，其语言即河洛话，并且才是唐、宋以前的汉语”。他引用巫永福的话说：
河洛语系文化系统的福建、广东与台湾河洛人、客家人，都是纯粹黄帝子孙为中心的汉民族，他们的祖籍都在河洛地区，故他们的祖坟都明记河洛祖籍以示不忘。以我巫姓而言，祖籍为山西平阳，依族谱记载于永嘉之乱时，经山东、浙江避难至福建。之后又有移往广东潮汕地区成为广东河洛人。再后又移往嘉应州梅县成为客家人，而后部分移往台湾。继承着丰富的河洛语系文化的河洛语言、诗经、唐诗、论语、南北管音乐及演剧、布袋戏、皮猴戏、创作歌仔戏，比北京语系文化的京戏、京韵大鼓、铁板书丰富得多。且诗经、唐诗以河洛语来吟韵律才会好听外，其字义的解释更需借重河洛语，很多古书也是一样。因为河洛语系汉民族统治中国的历史较悠久，其文雅的语文及词汇的丰富更是北京语文所不能及。
为什么今天台湾还能保持这些河洛古语呢?王晓波仍然引用巫永福的话说：
这些中国的古语音河洛话——台湾话为何在福建、台湾能保持其古音的完整呢?第一福建多山贫脊，交通不方便，较不易受外来的影响且原住民的势力小。第二台湾隔着台湾海峡成为海外孤岛，海上交通不发达，虽然满清二百六十年的统治却被视为化外，自然地台湾人的语言文化仍然保持其固有的特色，不受满清的语言的影响。而日本虽统治台湾五十年，时间不算长，日本语的影响不多，故其原来的语音风格仍无变化。
王晓波的文章，还针对陈芳明在《岛屿文学的丰收》一文里的所谓“在一九五○年代以后出生的一代，可以说是向中国经验正式告别的第一代”的言论，指出：
如果台湾青年知识分子不能回到自己的历史，而变成向河洛人告别的一代，我怕，巫老将会变成台湾知识分子中最后一个河洛人了；巫老一生在这动乱时代中的文化奋斗，也可能只能成就自己为河洛人的孤臣孽子了。
不过，我更相信台湾人强韧的民族力，台湾的老百姓，仍然会一代又一代的，把自己民族的烙印勒刻在死后的石碑上，和书写在自己的族谱上。所以，只要孤臣孽子犹在，河洛人的香火仍得不绝如缕，巫老的心血终究是不会白费的。
然而，这样的批判阻扼不住“文学台独”势力拿语言当稻草的努力。而到了90年代，这同一个巫永福也转向，成为“台独”派，背离了自己原来的民族和思想立场。而且，这以后，还进入了一个实质性的阶段，叶石涛等人直接由“台语”而鼓吹“台语文学”，以图分裂了。
先是叶石涛
在1985年开始发表的《台湾文学史纲》里，叶石涛先认定，张我军主张的“白话文学的建设，台湾语言的改造”，跟“殖民地台湾的现实状况背道而驰”。到了30年代的“台湾话文和乡土文学”的论争，其实质分明是个文学如何“大众化”的问题，叶石涛却硬要说，那“是台湾话文的构想”的“萌芽”。说到80年代的台湾文学，叶石涛又说：“在台湾新文学开展的初期阶段，已经出现了台湾话文、乡土文学等论争。台湾话文尽管是主张为了渗透民间的方便起见，创作语文应用台湾话文去书写，排除用日文写作的途径，但它也同时认为，以北京官话为准的白话文不适用台湾民众，跟大陆的大众语运动互相呼应，要建立更符合民众生活的日常性语文——台湾话文。”从此，“以北京官话为准的白话文不适用台湾民众”，成了“文学台独”势力鼓吹“台湾文学”同大陆文学分离的纲领。
1995年，叶石涛在高雄《台湾新闻报》上写他的专栏文章《台湾文学百问》时，进一步宣传了这些主张，比如，在《新旧文学论争与张我军》一篇里说：“张我军的‘白话文学的建设，台湾语言的改造’主张，其实是一条行不通的路。台湾人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国人，台湾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后来在三○年代，黄石辉、郭秋生等作家主张‘台湾话文’，但一九三七年以后变成清一色的日文文学，台湾的历史性遭遇使得台湾的语文环境变得很复杂，这也许是张我军做梦也没料到的事。”至于，说到80年代的台湾文学，叶石涛则胡说台湾是一个“国家”，诬蔑汉语普通话的推行是“外来统治民族强压的语言政策所导致的结果。他的诬蔑性言辞是：“台湾本来是多种族的国家。先说属于古代南岛语族的山地原住民和平埔族，就有将近二十种互不相通的族群母语。然而除去东部噶玛兰族人还保存有噶玛兰话之外，其余平埔族已被汉人同化，母语已经死灭。山地原住民除老一代还能操母语之外，年轻一代的母语能力低落，而且山地原住民九族的所谓母语里掺杂有相当多的日语。汉人中的福佬、客家族群，年轻一代的母语能力也不佳，只有外省族群所用的普通话一枝独秀，是优势的语言，正如日治时代的日语是优势语言一样。这当然是外来统治民族强压的语言政策所导致的结果。虽然在日治时代的一九三○年代初期，黄石辉和郭秋生掀起台湾话文运动，极力主张回归母语，抗争中国白话和日文，且留下赖和、黄石辉、郑坤五、蔡愁洞等作家少数的台湾话文作品。但由于战前、战后有关母语的标记法认知不同，今天去读黄石辉等人的台湾话文作品，令人感到相当吃力。用母语来创作是天赋人权，不可剥夺的人权之一。统治者用政治力量来宰制文学及民众的日常语言，是最法西斯的强暴手段。”叶石涛还夸大一些作家在作品里使用方言词语的情形，硬说“战后许多客家系作家，如吴浊流、钟肇政、李乔、钟理和等，把客家母语甚至日语带进作品里。福佬话即由王祯和带进作品里，成为保存母语韵味的崭新的‘文学语言’。”说到“母语”的标记法的问题，叶石涛又说：“就母语的标记而言，长老教教会有漫长的罗马字拼音的福佬话标记法，通行几十年。有关母语标记法各研究家中难免有些争执，互不相让，从连雅堂到王育德都有不同的看法。战后给母语文学带来不同标记法的专家，先后有许成章、郑良伟、洪惟仁、庄永明、陈冠学、罗肇锦、许极、陈修等人。”在这篇文章里，叶石涛还认为：“母语文学的未来奠基于各族群的认同和共识，这不是任何一个种族可以决定的重要课题”。
1996年5月，叶石涛在中正大学“台湾文学与生态环境”研讨会上发表论文《台湾文学未来的新方向》一文时，又说：“随着台湾的民主、自由化，社会的多元化和多样化，各族群重视自己族群的历史、文化的倾向不可避免。台湾文学经过七十年的波折和发展以后，各族群以母语来创作应该是理直气壮的。河洛人发展台语文学，客家人写客语文学，原住民用各族群母语的古代南岛语来写作，这应该是符合台湾多种族社会，取得和谐时代潮流。”怎样处理这“多种族”的语言问题呢?叶石涛的意见是独尊“台语文学”。他说：“多种族的台湾面对这纷歧的母语文学必须拥有共同的语文来化解。当然依照民主方式的各数决而言，占有多数的河洛话文学也就是台语文学，应该成为台湾文学的创作语文是天经地义的。”
跟在叶石涛之后的是彭瑞金。彭瑞金在1991年3月出版他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四十年》一书时也纠缠在“母语文学”问题上有意制造分裂。他在说到1980年以后的《本土化实践与演变》时，特别写了一节《从方言文学到母语文学》。彭瑞金说：台湾新文学发韧以来，寻求合理的台湾文学语言，一直是严肃的课题，不但内部沿路争议不休，而且受到政权更迭的干扰、禁制。”接下来，彭瑞金说到20年代新旧文学语言的争论，指责了张我军的“依傍中国的国语来改造台湾的土话”的主张。说到30年代黄石辉的主张，彭瑞金又肆意歪曲说，那是“明确概括台湾文学内涵、具有台湾意识的台湾文学语言观点，其后，因迭遭一九三七年的汉文废止政策、一九四三年的皇民文学以及国民政府来台后的‘国语’政策，以政治力贯彻外来语的压迫，使得台湾文学语言历经重大冲击，始终处在不能归位的状态。因此，捍卫台湾语文，重振发扬台湾语文，建设台语文学，这样的文学与语言纠葛不清的现象，不但成为台湾作家在埋首创作之外，一项困惑不已的创作梦魇，台湾人说不得台湾话，也是台湾社会政治运动奋斗不懈的目标，日据时期有作家因为进入日文创作时期而放弃文学，战后又有人因为无法跨越语言的障碍而放弃创作，足堪列为世界文学史上的奇观。”60年代，他又加以歪曲，把王祯和等乡土文学作家的作品说成是“方言文学”或“文学方言”作品。一直到80年代，彭瑞金说，才有了一个“强势的母语文学运动”。他说，这“强势的母语文学运动，实际是因应着台湾文学的自主性、本土化之台湾意识的觉醒成长运动而产生的。”彭瑞金说：“八○年代台湾语文学运动最大的特色是站在台湾文学正当性出发的；带动台语文学者认为台湾作家以台湾语创作是天经地义的事，不再以方言文学的心态乞求宽容的存在，同时也跳过台湾话到底有没有台湾文字的忧虑。”为了说明这种运动的“成就”，彭瑞金引录了林宗源的《台湾诗选》的代序《沉思与反省》中，用“台语”写下的一段话，即：“台湾作家家己的语言不在家，精神有兮也无在厝，食到七老八老犹不断乳，无自信无觉悟无反省，讲的拢是三天地外的中国遗产，写的拢是半仿仔的北京话，莫怪予人准做是边疆文学。台湾作家为何不责问家己，……不去深深反省，实实在在创作家己的文学，犹咧相杀讲啥物台湾话文的好恶，著不著，该不该写。”然而，对这样的“台语文学”，彭瑞金似乎也信心不足。所以，他又不得不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台湾语文发展的最大疑题，在于台湾话文字的长期荒疏，自不容否认，林宗源主张写了再讲，也自有道理，毕竟台湾话并非原本没有文字，当然断绝那么久的台湾话与台湾文的接续工作，不是一蹴可几的，而且所谓台湾话者还有福佬、客家、原住民、平埔族人及一九四九年大陆来台人士带来的各地语族之区别，即使福佬话也有漳、泉、南、中、北部腔调之别，客家话亦有海陆、四县、饶平之分，原住民则不仅九族各有语属，还缺乏文字。因此，八○年代的台语文学运动，固然是结合了语言学家与作家，出自自觉的文学运动，先后有许成章、郑良伟、洪惟仁、庄永明、陈冠学、罗肇锦(客语)等人投入台语之整理、研究工作，有林宗源、宋泽莱、向阳、林央敏、黄树根、黄劲运、柯旗化、林双不、黄恒秋(客语)、杜潘芳格(客语)等人投入台湾诗文的创作，但距离台语文学时代的到来，还有一段长路要走。”除了林宗源用“台语”写诗，彭瑞金还提到了宋泽莱、林央敏用母语写诗之外，也尝试以台语写小说，作散文。写台语诗的，还有一个向阳。
和彭瑞金把“台语文学”看作是“台湾文学的自主化、本土化的一环”一样，林瑞明也是把“台语文学”当作“台独”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来对待的。
林瑞明在1996年出版的《台湾文学的历史考察》一书里写有一篇《现阶段台语文学之发展及其意义)。
林瑞明以“文学本土化”的发展为“内在逻辑”对“母语创作”作了一番回顾之后，又指出林宗源、向阳、宋泽莱等以“台语”创作作品“掀起了台语创作的高潮”。再加上，郑良伟、洪惟仁、许极、陈冠学、林继雄等热衷于研究台语，“各种台语辞典如雨后春笋，台语教学班也相继成立”，“更有台湾语文学会的正式成立”，“凡此种种都有助于台语文学的向前迈进”。林瑞明还特别提出了1991年以林宗源、向阳、黄劲连、林央敏、李勤岸、胡民祥等20人组成的“蕃薯诗社”。这是台湾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台语诗社。他们鼓吹的“宗旨”是“1.本社主张用台湾本土语言创造正统的台湾文学。2.本社鼓吹台语文学、客语文学参加台湾各先住民母语文学创作。3.本社希望现阶段的台湾文学作品会当达著下面几个目的：①创造有台湾民族精神特色的新台湾文学作品。②关怀台湾及世界，建设有本土观、世界观的诗、散文、小说。③表现社会人生、反抗恶霸、反映被压迫者的艰苦大众的生活心声。④提升台语文学及歌诗的品质。⑤追求台语的文字化及文学化。”林瑞明对此自有一番“高论”：“以母语思考、创作，原是文学基本出发点，但从台湾新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八○年代解严之后，台湾意识已全然表面化，被官方长期抑制的台语热闹登场，具有颠覆国语的政治性格，对于长期以来，以日文、中文创作的台湾作家亦加以挑战，有些人认为这全属于被殖民文学，只是不明言而已。”林瑞明举例说，“蕃薯诗社”社长林宗源就是这么认为的。他引用了林宗源的一段话：“台湾侬用统治者的语文阁唔反省觉醒，无气节兼奴性，那有啥物台湾精神咧!……台湾侬凡是用唔是的族群的母语来写，一定无算是台湾文学。道理直简单，有啥物款的侬则有啥物款的语言，有啥物款的语言则有啥物款的文化及文学。”用普通话翻译，这段话是说：“台湾人用统治者的语言而又不反省觉醒，无气节且奴性，那有什么台湾精神呢!……台湾人凡不是用他们的族群的母语来写，一定不算是台湾文学。道理真简单，有什么样的人即有什么样的语言，有什么样的语言即有什么样的文化及文学。”林瑞明对于90年代台湾“台语”文学的发展是感到兴奋的。他说：“台湾文学界面临了来自于母语的核心革命!”他甚至断言：“台语文学的发展，将更加无可限量。”
陈芳明也不甘寂寞。
1999年8月，陈芳明在《联合文学》上发表《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一文，一开始就说到：“台湾文学经历了战前日文书写与战后中文书写的两大历史阶段。在这两个阶段，由于政治权力的干预，以及语言政策的阻挠，使得台湾新文学的成长较诸其他地区文学还来得艰难。”此文遭到陈映真的批判之后，陈芳明又在2000年8月的《联合文学》190期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有那么严重吗?》一文，又重弹老调说：“台湾新文学运动者自始就是以日文、中国白话文、台湾话三种语言从事文学创作。”其中，用台湾话书写致使台湾“与中国社会有了极大的隔阂”。陈芳明还说，“国民政府在台湾‘不仅继承’了‘甚至还予以系统化、制度化’了‘日本殖民者对台湾社会内部语言文化进行高压制与排斥’的‘荒谬的国语政策’。依赖于这种‘国语政策’，中国的‘强势的中原文化才能够透过宣传媒体、教育制度与警察机构等等管道而建立了霸权论述。’而这种存在于台湾的霸权论述，与日据时期的殖民论述‘正好形成了一个微妙的共犯结构’。”
应该说，陈芳明上阵之前，除了一些有识之士指出“台语”书面化、“台语文学”创造之不可能，对于利用语言问题发出的“文学台独”的言论，维护国家和文学统一的爱国思想家、作家，还没有正面展开过批驳。陈芳明出来后，陈映真先后写了《以意识形态代替科学知识的灾难》、《关于台湾“社会性质”的进一步讨论》、《陈芳明历史三阶段论和台湾新文学史论可以休矣!》，分别发表在2000年7月、9月、12月的《联合文学》上，对陈芳明的谬论予以批驳。
陈映真指出，陈芳明所说的受“歧视”的台湾话，其实是指“中国国语”对台湾地区的“闽南”、“客家”两种汉语方言的“压迫”，从而暴露了陈芳明妄图把通行于台湾地区的汉语闽南方言、客家话方言说成是和汉语、日语一样独立的民族语言，以证明台湾是分离于中国之外的“独立”“国家”的阴谋。现在，不仅中国方言的研究，连全世界的方言学研究都公认，闽南方言、客家话是汉语的方言，不是与汉语对等的民族语言。陈芳明反其道而行之，既不尊重事实，也不尊重语言科学，除了表现他的无知，只能说明他别有用心。在《关于台湾“社会性质”的进一步讨论》一文中，陈映真还旁举法国、日本、韩国之例，证明各国为了维护“国语的中央集权的统一”，普遍强制推进某些针对方言的特殊的文化政策。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当权之后，采用语文标准教科书，推行国语字(辞)典，还有注音符号、语文考试制度等，也是推行这种文化政策的体现。这种世界各现代民族国家都做的事情，二战之后，当时的中国政府在台湾地区也做了，怎么能说是“殖民统治”的“语言文化的歧视”呢?其实，陈芳明面壁虚构出一种“台湾话”来，真实目的是要把“台湾的/台湾话语”和“中国的/白话文”看作是一种绝对对立的斗争的双方，进而证明这种对立的斗争，不仅是语言的，而且还是文学的，乃至民族的、国家的对立的斗争。这种心机，当然是白费。
针对叶石涛、彭瑞金、林瑞明、陈芳明等人对台湾新文学历史的歪曲，陈映真说，“台湾陷日后，台民拒绝接受公学校日语教育，以汉语文‘书塾’形式继续汉语文教育，截至1898年，台湾有书塾一千七百余所，收学生近三万人”，那时，没有作家用日文创作。1920年初，受大陆“五四”文学革命影响，台湾也爆发了白话取代古文的斗争，白话文开始推行，台湾新文学都是“以汉语白话，或文白参半的汉语‘书写’的”。“直到1937年，日本统治者强权全面禁止使用汉语白话之前，日据时代文学作家和台湾社会启蒙运动基本上坚持了汉语白话的书写，是不争的事实。”“即使是被迫使用日语的作家如杨逵，也以日语形象地表达了他那浩气长存的抵抗。”杨逵自己在1948年的《台湾文学运动回顾》里也说，1937年后日文变成创作语言，但他们从来没有忘却“反帝反封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仍为台湾新文学主流，他们从来没有脱离中华民族的观点。关于“台湾话”，陈映真指出：“除了采集台湾民谣、童谣的作品，日据时代基本不存在完全以‘台湾语文书写的’文学创作”。“不曾产生重要的、伟大的、普受评价的‘台湾语文(实为闽南语)’写成的文学作品这个事实本身，说明了日据下以‘台湾语文’‘书写’文学作品之不存在。”即使是像赖和这样的作家，“在作品中比较多、比较成功有效地吸收了闽南语伟大作家”，他的作品的语言，仍然主要是以汉语普通话的白话文为叙述框架。陈映真还指出：“近十年间，陈芳明一派的人大谈‘台湾话’，以‘台湾话’写论文，写诗，大谈‘台湾话’之‘优秀’，结果都知难而止，无疾而终。”这说明，要想把闽南方言、客家话这样的汉语方言歪曲为独立的民族语言，甚至使它变成一种“文学语言”，用来进行文学创作，只是陈芳明等“台独”势力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
这期间，为了给所谓的“台湾话”搞出一套文学来，“台独”势力还在汉语拼音方案上做起了手脚，用一个所谓的“通用拼音法”来抵制和反对使用祖国大陆的汉语拼音方案，妄图彻底割断台湾和大陆的文化纽带。其实，采用什么样的拼音系统、方案来拼写台湾岛上称之为“国语”的现代汉语普通话，在台湾，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罗马拼音、威妥玛式拼音、邮政拼音，汉语拼音方案，还有近年出台的通用拼音，都被混杂使用，各县、市甚至各人，都可以自行其是，以致人名、地名、街巷名、商家字号名的音标标注或音译译写，十分混乱。1999年7月26日，台湾当局的“行政院”曾召开教育改革会议，通过了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台湾中文音译系统的决定。2000年6月，台北市的有关部门向台湾“教育部”提出报告，建议用汉语拼音来规范街名的注音译写。不料，10月7日，台湾“教育部”里一个叫做什么“国语推行委员会”的机构，决议采用南部高雄正在使用的“通用拼音法”，将祖国大陆通行了40余年而又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承认和使用的汉语拼音方案弃置不用。对此，正在推广使用汉语拼音方案的台北市，强烈不满，斥责“新政府”推翻原有共识，无视与世界接轨的需要，完全是出于政治考虑。“市政府”还主持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以中文译音系统对交通服务设施的冲击问题为话题，到会的学者和观光业者纷纷发言、表态。10月底的台湾《中时电子报》以《支持汉语拼音 座谈会一面倒》为题，报道这次座谈会说，与会者“几乎一面倒支持汉语拼音”。与此同时，一大批教育专家、语言学家、作家，还有一些政界人士，也都对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论战中，绝大多数学者专家和作家都支持采用汉语拼音方案，只有一些有着危险政治倾向的政客拥护采用“通用拼音法”。身为语言学家的台湾当局新任“教育部长”曾志朗，倒是汉语拼音方案的支持者。从专业角度和世界接轨需要加以考量，作出了“教育部”的决定，采用汉语拼音方案。到此为止，人们满以为，这场争论可以结束了。不料，教育部门的这个报告，被当局的“行政院”退回，否决。
其实，弃置汉语拼音方案，采用“通用拼音法”，不光是一个使用什么拼音的问题。那个所谓的“国语推行委员会”，原本就给“通用拼音”戴上了“本土化”、“自主性”、“认同感”的大帽子，愚弄民众，蛊惑人心，还妄图通过“通用拼音”为拼写所谓的“台湾话”、“造台湾字”作准备。所以，拼音问题的要害是在于，从语言文字版图、文学版图、文化版图上制造分离，以求地理版图、政治版图的分裂、独立阴谋得逞。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实上，“台独”势力把“语言”当“稻草”，是新分离主义者从8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都在兴风作浪的一种表现，正是“文化台独”的一翼。十几年来，当社会生活中，有人用讲“台湾话”还是讲“国语”来对人们划线排队，以致于像某大航空公司那样，非操“台湾话”者坚决不录用的时候，在文学界，就有人用一些生造的怪字来拼写“台湾话”，堂而皇之印出书来，美其名曰“台湾话语文学”作品，摆在书店里招摇过市了。
什么是：台湾话”?说穿了，“文化台独”里的“台湾话”，就是现代汉语里闽方言的一支闽南话。把今日汉族民族语言汉语里的一种方言闽方言的一支闽南话，人为地扭曲变形为一个通行地区的、独立在其所属的民族语言之外的虚拟的“民族语言”，这是十分愚蠢的，非常荒谬的。
对于围绕着“语言”问题发出来的种种荒谬言论，《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2001年春季号上，发表了一篇童伊的长文《文化台独把“语言”当“稻草”，荒谬!》，作了全面的、深刻的清理与批判。
童伊的文章共分四个部分，即“‘文化台独’捞起了‘语言’的‘稻草’”、“方言脱离不了民族共同语言”、“现代汉语方言的闽南次方言”、“割断历史就是对民族的背叛”。
文章开篇，童伊就指出：
“台独”势力在另一个战场上又演出他们分裂祖国的闹剧了!
这个战场就是文化、文学和教育领域。
这一类的闹剧，正在台湾岛内孳生一种“文化台独”。其危害不可小看。
在第一部分里，童伊指出：
台湾80年来的新文学，分明是在大陆“五四”新文学影响下用汉语白话文作为语言文字戴体和书写工具的文学，近来，“台独”势力却偏偏制造谎言，说什么台湾新文学是一种“多语言的文学”，“一开始就是用台湾话、中国话、日本话写作的文学。”在这样的谬论里，“台独”势力把闽南话说成是独立的和中国话、日本话对等的“台湾话”，妄图从“语言”上割断台湾和大陆的血脉。
说到方言脱离不了民族共同语言的关系，童伊首先说明，“‘文化台独’妄想把闽南话从汉语中脱离出来，独立起来，那是要让一种方言脱离它所从属的民族共同语言，真说得上是一厢情愿!”什么是民族共同语言?童伊的文章从学理上作了说明，指出：“民族共同语言national common language，指的是一个民族内部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共同使用的语言。民族共同语言是民族的特征之一。它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随着民族的产生而产生，随着民族的发展而发展，这种发展和变化受民族的社会条件的影响和制约。所以，一部民族语言史总是同一部民族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民族共同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凝聚着这个民族的人们在物质生产实践、精神生产实践和人的自身的生产实践等一切社会实践领域里长期实践所获得的知识。从民族共同语言，人们可以看到，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基于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文化生活、共同的心理素质而形成的，历史的和现时的社会的种种特点。同时，民族共同语言的发展，也不只是依赖于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的发展，反过来，这种语言的发展还会对民族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不仅是说没有民族共同语言人们就不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还意味着，没有本民族语言的使用，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这个民族当下和今后的发展，都将是不可能的。”童伊的文章还指出：“民族共同语言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会在内部形成或存在不同的殊方异语。这殊方异语就是方言，或者，是民族共同语言的地域性的变体，是民族共同语的地方形式。”所以，要问什么是方言，我们可以说，方言是民族共同语言的继承或支裔，一个方言具有异于其他亲属方言的某些语言特征。但是，它无论怎么特殊，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都还是从属于民族共同语言的。这所谓的历史时期，会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往往不是几年、几十年、几百年能够计算的。”
针对“文学台独”势力把闽南话说成是“独立的语言”的谬论，童伊又从学理上讲明了民族共同语言发展的规律，其间的方言变化情景。童伊写道：
民族共同语言发展的基本运动形式是分化和整合。
历史上，一个民族内部，人群会因为躲避战乱，或者武装侵略，或者人口增殖过多，原有土地不能承载不得不分散栖息，或者转移出去和平垦殖，而不断地发生集体迁移的事情。这时，民族共同语言会随着使用者的分离而走上分化的道路。还有，这个民族在地理版图上本来就分布面积过大，距离过远，古代交通不便，社会交往不甚发达，山河的阻隔也会使各地区的居民形成为相对独立或半独立的生活群体，相同的民族语言也会在不同的地区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这也是一种民族共同语言的分化。这些分化，就是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从理论上说，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当然，这不会是在一个统一民族内部少数人违背历史发展潮流人为地扭曲和变异某些条件的情况下，有的方言也可能发展为独立的语言。
不过，这种极端性的分化式的发展，只在古代社会有可能发生。而事实上，我们还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现代社会，随着人们生存条件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交通工具的极大改进，沟通手段的极大变化，原来发生阻隔作用的地理因素，不再发生作用了。这使得不同的方言彼此之间大大接近，使得民族共同语言的发展由分化转变为整合。
民族共同语言就在这种分化和整合的过程中，以它的某一个方言为基础，形成一种标准语。
事实上，这种标准语，早于现代时期，地球上的不同民族，都在各自的历史条件下，在几百年前，甚至一两千年前，都逐渐形成了。
这种标准语，一旦形成，就会有统一的民族内部各地人民都必须遵循的标准和规范，有它口头的、书面文字的统一形式，有它的文学语言。这种标准语，有利于民族内部的交流和民族的发展，内容无限丰富，对它内部的各种方言具有无比巨大的约束力。由于这种标准语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发展形成的，因而具有难以估量的巨大的稳定性。它自身的再发展，只是显示了“古代”、“近代”和“现代”意义上的不同形态而言，在这种情况下，只凭着少数人的微不足道的力量，出于某种权势野心的驱使，想要人为地改变共同语和方言的关系，人为地制造方言独立的神话，是绝不可能的。在人类历史上，古往今来，中国和外国，要使方言脱离一个强大的共同语而独立，梦幻成真，还不曾发生过。
这就告诉我们，“台独”势力要使闽南话脱离汉语的阴谋，是绝不可能得逞的。
当然，语言界线同民族界线，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即，同一民族使用统一的一种语言，不同的民族使用不同的语言。但是，也有不同的民族使用同一种语言的，如中国的回族和满族，现在使用汉语；一部分族、土家族，也使用珈语，裕固族使用东部裕固语和西部裕固语。另外，民族共同语和政治法统上的国家概念也不能混为一谈。使用同一民族语言的也可以是不同的国家，如前东德、联邦德国，现在的朝鲜和韩国，还有汉语也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流通。“文学台独”势力有时候也想从这些事实中捞取稻草，以图支撑他们的“台独”谬论，童伊也明确指出：
然而，这都帮不了“台独”势力的忙。所有这些情况都和台湾不同。那都是历史上因为民族的融合或战争以及移民侨居造成的特殊情况。台湾，无论从地理、人文、行政建制、国家法统等等各个方面来看，从来都是中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跟上边各种情况没有任何可比性。台湾岛上的闽南话，作为现代汉语的方言的一种，怎么可能支撑得住台独势力制造出一个“独立”的“国家”来呢?台独势力硬要违背人类历史上语言发展的规律，要想改变这种规律以求一逞，真是螳臂挡车，不自量力!
考虑到“文学台独”势力在“闽南话”上做了不少文章，对于岛上的年轻人有一定的欺骗性，童伊的长文对现代汉语方言的闽南次方言也作了学理性的说明。童伊说：
断定闽南话难以脱离现代汉语这一民族共同语独立成“台湾话”，从语言自身说，还因为，这闽南话，原本只是属于闽方言的一个次方言。”
什么是闽南次方言?童伊先从汉语说起：“从全世界范围看，独立的民族语言之多，难有精确的数字。一种估计是2500—5000种，还有一种估计是4000—8000种。按照近代运用最为广泛的一种语言分类方法——谱系分类法，汉语属于汉藏语系中的四大语族之首的汉语族，是这个语系里的最主要的语言。按《中国大百科全书》1988年提供的数字，当时，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大约有9.4亿。十多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显然大大突破。除了中国大陆和台湾省，汉语还分布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以及世界五大洲华人移民侨居的各个国家和地区。汉语的标准语，是近六百多年来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逐渐形成的。它的标准音是北京音。汉语的标准语，在中国大陆叫‘普通话’，在台湾叫‘国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叫‘华语’，在其他华人侨居国和地区叫‘汉语’、‘中文’或‘华语’。经过了漫长而又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到现代汉语这个阶段，汉语方言有七大方言，即：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其中闽方言具有异于其他方言的突出的特点，内部分歧也很大。按其语言特色，闽方言大致上又可以划分为5个次方言，或者，5个方言片，即：闽南次方言、闽东次方言、闽北次方言、闽中次方言、莆仙次方言。”说到闽方言，童伊介绍其使用情况说：“据《中国大百科全书》1988年提供的统计资料，在中国(含台湾省)，通行闽方言的县市约有120个以上。除了福建54个县市、广东东部12个县市、海南岛14个县市、雷州半岛5个县市、台湾21个县市、浙江省南部7个县市之外，主要通行粤方言的中山、阳江、电白等县市也有部分区、乡说闽方言，江西东北角的玉山等县、广西中南部的桂平等县、江苏宜兴等县市，也有少数地方说闽方言。另外，散居南洋群岛、中南半岛的华侨、华裔，数百万人祖祖辈辈也以闽方言为‘母语’。现在，以闽方言为‘母语’的侨民，还分布到了欧、美及东亚乃大洋洲、非洲各地。使用人口，则在4000万以上。”
接着，童伊说到了闽南次方言的使用情况：“闽南次方言，是闽方言中使用人口最多、通行范围最广的一种次方言。它复盖了福建省内的厦门、漳州、泉州三市为中心的24个县市。福建省以外各地通行的闽方言，基本上都是闽南次方言。闽南次方言以厦门话为代表。潮州话、文昌话，也分别在广东东部和海南岛有较大的影响。在台湾，21个县市中，除了约占人口2％的高山族地区说高山话，台北、彰化之间的中坜、竹东、苗栗、新竹和南部屏东、高雄等县市，以及东部花莲、台东的部分地区，通行客家方言外，其余各地的汉族居民，都说闽南次方言。人口约占全省总人口的3/4以上。”
针对“文学台独”势力歪曲闽方言形成的历史，童伊介绍了汉语方言史的有关情况。文章写道：“人们认为，从闽方言区的历史来看，据史籍和许多巨姓族谱稽考，使用这一方言的人民是古代或困避乱、或因‘征蛮’，陆续从中原迁移过来的。在周代，闽有7个部落。秦汉开始，中原人开始迁移入闽。秦始皇命王翦统大兵定江南后立了四郡，四郡之一的闽中，就是现在的福建。又，秦时发兵50万屯南岭，将领史禄把家属留在揭阳，又部下大多留寓潮州。汉武帝时使路德博平南越，置九郡，中有珠崖、儋耳两郡，就在现在的海南岛。三国时，孙吴经营江东、江南，汉族居民又由会稽经浦城入闽，集中分布于闽北、闽中一带。公元304年到439年的‘五胡乱华’时期，北方汉人大量南逃，大江东西，五岭南北，闽、粤等地，成了他们避难落户之据。晋代永嘉之乱，有所谓‘衣冠八族’移居到闽地。唐武后时，又有大批人自光州固始县随着陈政、陈元光父子‘征蛮’到了福建。到五代，王潮、王审知率兵南下，占山为王，据闽称帝，又带来了一大批的中原居民。再到宋代，金、元先后迫境，中原大地复又动荡不安。其时，皇室人员相率避乱南下。不少北方的军政人员，力图保驾御敌，也随从南来。1276年，宋端宗在福州即位，后为元兵所迫，奔走于泉州、潮州、惠州等地，最后死在山。端宗死后，帝立，又逢元兵从海上来犯，应战不敌，投海而死。跟着赵宋王室南来的一大批军政人员，眼看中原沦于异族，大都不愿北返而留在了闽、赣、粤等地，作为宋室遗民，定居在了现在闽方言区的福州、泉州、漳州、潮洲等地。最后，明朝末年，郑成功据守台湾抗清，又从福建带了不少人东渡去台。抗清失败后，除了留住台湾，又有不少人从台湾散居到了南洋群岛各地。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闽方言形成于何时，我们至今还难以找到确切的记载。但从闽方言跟中古隋代陆法言等人所编《切韵》音系及汉语其他方言作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人们也可以看出一点消息，就是闽方言直接沿续了上古汉语的声母系统而没有经历中古时期的两种重要的语音变化。而这两种重要的语音变化，在闽方言以外的所有汉语方言中都已经发生了。这两种语音变化就是，唇音和舌音的分化。上古汉语没有轻唇音。《切韵》中唇音还没有分化。而唐季沙门宋温的三十六字母系统里，唇音已经分化为重唇音和轻唇音两类声音了。重唇，有了“帮滂并明”；轻唇，有了‘非敷奉微’。同样，上古汉语没有舌上音。《切韵》已有了舌头、舌上之别，除了‘端’、‘透’、‘定’，还有‘知’、‘彻’、‘澄’。这，至少可以说明，不同于其他的方言，闽方言的一些特点，在唐代已经开始表现出来。另外，钟独佛曾说，唐时已有‘福佬’之称。这，也许可以作为唐代已经渐渐形成闽方言的一个旁证。”
就台湾使用闽南次方言的情况，童伊写道：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古称夷洲。秦汉以来与大陆间的交往有不少的记载见于各种史传。南宋时，澎湖隶属于福建路晋江县。1292年1294年，元朝在澎湖设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民政，隶属福建省泉州同安县(今厦门)。1624年荷兰侵占台湾，1661年郑成功率众驱逐侵略者，收复台湾。到1683年，清置台湾府，属福建省。1885年改建台湾省。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中国收复台湾。从这一段历史也可以看出来，台湾岛上通行的汉语闽方言里的闽南次方言，是随大陆人尤其是闽地人入台而去的。
闽南次方言内部，由于历史、地理等等原因而有不同程度的分歧，似乎还可以分为福建南部、潮汕、海南、浙南几个小方言片。台湾省的闽南话，跟以厦门为中心的闽南话基本一致，属于第一个小方言片。
尽管如此，闽南次方言分布地区虽广，却一向没有断绝彼此之间的来往，各地说话还可以互相通晓。方音的差异，掩盖不了共同的来源。
不仅如此，闽南次方言虽属殊方异语，却割断不了和它所属的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语普通话之间的血脉关系。仅仅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看，我们就可以找到闽南次方言的语音和普通话的北京音之间的一些重要的对应关系。比如，在声母方面，有：1、闽南音未经颚化的k—k‘—h—，相当于北京音的t—t‘——，源于古“见”系三四等和开口二等；2、闽南音部分ts—ts‘—s—l—相当于北京音一部分t—t‘———，源于古正齿音“照”组和“日”母，又闽南音部分t—t‘—相当于北京音另一部分的t—t‘—，源于古舌上音“知”组；3、闽南音部分b—l—相当于北京音m—n—；4、闽南音的g—相当于北京音的零声母和n—；5、闽南音读白话音p—和p‘—(一部分)和读书音h—的相当于北京音f—。此外，在韵母方面，还有不少对应，比如，一部分u相当于，一部分i，u或e相当于，一部分u相当于y，舌尖前音后面的ia、舌根音后的o相当于, I k也相当于一部分，唇音后面的 I k相当于o，ue(少数e)相当于ei、ui(uei)，读书音、白话音au(泉州话io)相当于ou，相当于u，带—m尾的韵母am，iam，im相当于an，ian，in，还有，入声韵的对应是：ap—a、ia、，iap—ie、，ip—i、，at—a、ia、ie、，iat—ie、，it—i，，ut—u、y、o，uat—o、uo、ye、ie，ak—o、uo、ye，k—u、o、uo，ik—ye、yu， I k—i、等等。当然，声调的调类及调值也有整齐的对应。而在语言系统中处于最稳固的语法方面，无论词法还是句法，闽南次方言就更难以脱离它所属的汉民族共同语言了。就是最为活跃的词汇，除了“秋千”叫“千秋”、“蔬菜”叫“菜蔬”、“母鸡”叫“鸡母”、“上面那个”叫“顶个”以及“桌仔”、“戏仔”、“戆仔”还有其他一些小异，“大同”也仍然是万变不离其宗的。这中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汉语，自秦始皇“书同文”以来，就有一个共同的书面形式——汉字，在紧紧地维护着民族语言的统一，使得它自古至今没有发生任何分裂。就是这样一种“不离其宗”的闽南次方言，或者闽南话，今日台湾岛上之“台独”势力，硬要说成是不同于汉民族共同语言之“宗”的一种独立的“民族”的、乃至于“国家”的语言，除了说明他们对于民族、历史、语言、方言等等的无知，就是他们由政治阴谋驱使而堕落到数典忘祖的可悲境地了。
童伊长文的最后一个问题，是针对台湾岛上有关汉语拼音问题的闹剧而写的。童伊说：
时下，台湾岛上的“台独”势力弃置汉语拼音方案不用，而采用“通用拼音法”，并生造一些怪字拼写实为“闽南话”的“台湾话”，还用来创作“台湾文学”，……这表明，“台独”势力碍于岛内、大陆及国际上的种种压力，一时还不敢于公开宣布台湾“独立”，就改变策略，而在众多领域其中包括文化、文学和教育领域，割断台湾和祖国大陆的血脉和纽带，由政治上的“明独”衍生出了文化、文学和教育领域里的“暗独”。不可为，而执意为之，如此一意孤行，还说明，他们根本就不屑于记取历史的教训。
人类社会史上，即使是统一的国家里，不同的民族语文拥有自己的书写符号——文字，实属正常。而同一民族的语言，在已有的文字之外再造一种文字，以示分裂为二，却没有先例可循。事实上，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先例。至于，汉语发展的历史上，倒有借用汉字形式另造文字以示分裂国家之独立的，也有另造别的文字用以译写口头上活的汉语的，可惜都没有成功，都生命短促而没有存活下来。这样的历史，“台独”势力不应该忘记!
至于汉语拼音，“台独”势力同样不应该忘历史。
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童伊在文章里回顾了汉语拼音问题的历史过程。童伊写道：“在中国，在历史上，利用拼音的方法阅读并译写汉字，有三个方面的任务，即：进行识字教育、扫除文盲以便普及教育；推行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官话’，以便统一语言；进行汉字改革和汉字拼音化的研究与试验工作。制定拼音方案是这中间的一项最主要的任务。最早，是在17世纪初叶，明代万历年间，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开始用罗马字母拼注汉字读音，酝酿出了中国最早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留传下来的，有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和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sa TrigauIt)的方案。利玛窦只残留下4篇注音文章，1605年在北京出版的《西字奇书》一书已经失传。罗常培根据这些文章里的387个不同音的注音字给他归纳出一个方案。金尼阁的方案，保存在他1626年于杭州出版的《西儒耳目资》一书里。国内学者方以智、杨选杞、刘献廷、龚自珍等人都受他们影响对拼音文字进行了研究。18世纪早期，清雍正年间，闭关政策妨碍了第一批拼音方案的传播。一百多年之中，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工作一度沉寂下来。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海禁大开，西方列强势力步步深入，较之明末清初，通商传教都要频繁得多。在传教活动中，一些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传教士们，陆续把圣经译成各地口语，一部分地区的译语就用罗马字母拼写出来。这些用罗马字母拼音的方言文字就是所谓的‘教会罗马字’。当时，在南北各地，这一类‘教会罗马字’都曾大量出现。与此同时，专为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华语课本和华语字典也大量出版，其拼音法式进一步尝试了汉语拼音的方案。随后，在甲午战争前后的进一步半封建半殖民化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从1892年到1911年，即清朝的最后20年，发生了一场‘切音字’运动。这‘切音字’运动，就是汉字改革和汉语拼音运动。1892年，卢戆章在厦门出版了《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腔)》，揭开了这个运动的序幕，出现了第一种切音字方案。这方案，恰恰就是拼写闽南次方言的方案。此后，在‘言文一致’和‘统一语言’两大口号的驱动下，出现了28种(现存27种)拼音的方案。这一阶段的最后一种，是郑东湖在1910年出版的《切音字说明书》。28种方案中，比较著名的还有蔡锡勇的《传音快字》，陈虬的《新字瓯文七音铎》，刘孟扬的《中国音标书体》，马体乾的《串音字声韵谱》，沈学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谱》，杨琼、李文治的《形声通》，田廷俊的《数目代字诀》，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劳乃宣的《简字谱录》等。这中间，用拼音方案拼注什么语音，人们曾经作了不懈的探索。卢戆章曾主张把南京音作为‘各省之正音’，把拼写南京话的切音字作为全国‘通行之正字’。章炳麟还曾主张‘以江汉间为正音’，用武汉话作为南北通行的话。此外，王炳耀拼写粤东话，陈虬拼写温州话，朱文熊拼写苏州话，倒也提出了最后以拼写北京话为目的的思想。当然，更多的人已经明确地要求推广北京语音了。其中，王照是制订和推行‘官话’拼音方案的一员主将。‘国语’一名，就是他在《官话合声字母》的1903年重印本里提出来的。首先响应王照的是吴汝纶。1902年他从日本回国后就写信给管学大臣张百熙建议推行这个方案。而贡献最大的是劳乃宣。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贡献。1910年的资政院议员会议上，庆福等人联名呈送的《陈请资政院颁行官话简字说帖》，江宁程先甲等45人的《陈请资政院提议变通学部筹备清单官话传习所办法用简字教授官话说帖》，也都建议推行这一方案。1911年，‘中央教育会议’终于议决《统一国语办法案》。拼写方言的方案终于没有了法统的地位。在28种方案中，人们还在拼音方法和拼音字母形体上作了多种实验。在拼音方法中，‘双拼制’较之‘三拼制’、‘音素制’影响更大，占了绝对优势。而字母形体，在拉丁字母、速记符号、汉字笔划、数码及自造其他符号四大类中，则以汉字笔划式方案成为主流。”
随后，进入了现代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过程。童伊继续介绍说：“1913年教育部召开‘读音统一会’，卢戆章、王照等人都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以章炳麟方案为基础的‘注音字母’。1918年11月，这一方案由教育部正式公布。此后的40年里，这套‘注音字母’对统一汉字读音、推广‘国语’、普及拼音知识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这是清末20年‘切音字’运动的直接发展和继续。然而，这套‘注音字母’，拼写符号形体及拼写方法都还难以与世界接轨，不利于国际交流。一班志士仁人复又继续努力探索新的方案。其间，包括30年代瞿秋白的巨大努力，40、50年代吴玉章等人的巨大努力。其结果，便是1958年2月11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颁布执行《汉语拼音方案(Chinese Phonetic System)》。这套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先是1949年10月，成立了民间团体‘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会中设立‘方案研究委员会’，讨论采用什么字母的问题。1952年2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会中设立并提出‘中国文字拼音方案’的‘拼音方案组’。这个组，几年内拟订了好几种以汉字草书笔画为字母的民族形式拼音方案。1954年12月，国务院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由吴玉章、胡愈之任正副主任，以黎锦熙、罗常培、丁西林、韦悫、王力、陆志韦、林汉达、叶籁士、倪海曙、吕叔湘、周有光为委员，在民族形式字母方案之外，研究制定采用拉丁字母的方案，最后确定拼音方案用拉丁字母。1956年2月，这个方案的第一个草案发表。经过征求全国意见和国务院‘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1957年10月，拼音方案委员会又提出了修正案。这就是今天的汉语拼音方案。这一方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布后，立即推广执行。1977年9月7日，联合国在希腊雅典召开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认为汉语拼音方案在语言学上是完善的，推荐用这个方案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母拼写的国际标准。1979年6月15日，联合国秘书处发出通知，以‘汉语拼音’的拼写方法作为在各种拉丁字母中转写中国人名和地名的国际标准。1982年8月1日，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国际标准ISO7098《文献工作——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规定拼写汉语要以汉语拼音为国际标准。”
回到眼前，针对台湾当局导演的拼音方案闹剧，童伊写道：
现在台湾岛上少数人，硬是将汉语拼音方案中的“q”、“x”、“zh”三个声母改为“ci”、“si”、“jh”，故意制造差异。比如，把“秦、肖、朱”三姓的“qin、xiao、zhu”的拼写改为“cin、siao、jhu”的拼写。这造成了不同于拼音方案的10％的相异之处，衍生出大量词汇拼音的差异，造成大量的混乱。结果，弄出一个怪怪的“通用拼音”来，让全中国的人读不懂，也让外国人接受不了。还让台湾在信息资料转换和搜寻上无法与国际社会沟通。甚至采用了汉语拼音方案的世界各国，都会因护照上拼写姓名之混乱而拒绝台湾的部分民众入境。这真是十分愚蠢的。
其实，纵观汉语汉字长期发展过程中的历史风云，汉语拼音方案制定和颁行的漫长的历史道路，台湾岛上把“语言”问题当作救命“稻草”来搞“台独”的少数人，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他们少数人自作聪明的种种伎俩，都是难以和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相匹敌的。试问，古往今来，哪有在语言文字问题上，乃至其他文化问题上，改变了历史，也推翻并改变了国际社会的现状的?如若不信，孤注一掷，岂不成了蚍蜉撼大树!
奉劝台独诸公切记，割断闽南话和汉民族共同语言的血脉，妄图用“台湾话”取代“国语”，割断闽南话的拼写和汉语标准语拼写的血脉，妄图给“台湾话”另造文字，都是历史已经证明完全行不通的一条死路。既如此，还要如此割断历史，除了证明诸公之冥顽不化，就只有一个结论了，那就是，诸公割断历史，就是彻头彻尾地背叛了我们中华民族。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