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7年，台湾乡土文学论战20周年。10月19日，人间出版社与夏潮联合会在台北主办了一场学术研讨会。会上，陈映真发表了长篇论文《向内战·冷战意识形态挑战——七年代台湾文学论争在台湾文艺思潮史上划时代的意义》。陈映真说到，经过1979年高雄美丽岛事件后，台湾战后的资产阶级民主化运动走向了民族分裂的途程。陈映真说:
政治上的统独争议，反映到台湾文学、文化的领域，就表现为八年代台湾文学分离论，即所谓“本土文学”论、和中国文学对立的“台湾文学”论，而有长足的发展。从八年代中后开始，叶石涛、王拓、陈芳明、巫永福、宋泽莱、李魁贤和不少原台湾文学的中国性质论者，在没有做任何负责的转向表白条件下，转换了自己的思想和政治方向，从他们原来的原则立场，全面倒退。
回顾这一变化的情景，陈映真还在文章里写道：
一九八七年，在没有革命、政变，没有对历史和社会的构造性变革条件下，台湾资产阶级由上而下地接续和接受了一九五以降旧国民党的权力。随着时日，台湾朝野资产阶级共同继承了国民党尸骸所遗留下来的遗腹儿——反共、亲美亲日、反中国、两岸分断的固定化的政治和政策。
七年代达到高潮的、反内战·反冷战意识形态的突破，不旋踵到八年代遭逢了全面性的挫折和转折。这是中国指向的反帝民族解放的本土论创造了它的异己物——反中国的本土论——而异化，抑或内战·冷战意识形态(肯定)与反内战·反冷战意识形态(否定)的对立斗争过程中，由于一些不利的条件(左翼传统的溃绝，进步理论·思想积累的弱质，等等)，使否定的否定中挫，无法使否定超克肯定，完成新的肯定(否定的否定)的建设——这虽是有待深化探讨的课题，但小论的作者以为，台湾左翼传统的弱者，和战后台湾左翼在知识、理论——从而在实践上的贫困和极端艰难的处境，是造成八年代以降反动和大倒退的主要原因。
七年代台湾文学论争，在弹指间竟过去二十年。环顾今日台湾，……相对于七年代强烈的中国指向，八年代兴起全面反中国、分离主义的文化·政治和文学论述，台湾民族主义代替了中国民族主义。反帝反殖民论被对中国憎恶和岐视所取代。民众和阶级理论，被不讲阶级分析的“台湾人”国民意识所取代。
历史给予台湾形形色色的民族分离主义将近二十年的发展时间。但看来七年代论争所欲解决的问题，却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迎来了全面反动、全面倒退和全面保守的局面。
这是不堪回首之余作出的痛心疾首的总结。科学，精辟，深刻，有力，充满了理性的思辨，而又洋溢着战斗的激情。
就是凭着这种理性的思辨和战斗的激情，陈映真，作为台湾思想界、文学界统派的领军人物，从40岁到60岁，一路战斗着走来，与文学界的形形色色的民族分离主义毫不妥协地斗争了20年，一个回合又一个回合，在台湾新文学思潮史上留下了他光辉的足迹。陈映真和他的战友们批判“文学台独”谬论的历史，就是台湾文学思潮史上统独论战的历史。
这里，我们先看他们坚持台湾文学的中国属性，坚决批判本土化、自主性的“台独”谬论。
第一、论述台湾文学的中国属性。
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它的文学，在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上，是具有其独特的属性的，正如江苏、浙江、湖南、湖北等全国其他省的文学一样，都具有这种地方的特性。当然，台湾更有它特殊的方面，被西班牙、荷兰占领过，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50年，1945年回归祖国以后，又被国民党统治了50年，与大陆长期隔绝，所以，台湾文学的特殊性，和全国其他各省的文学相比，自有它复杂的一面。尽管如此，我们同样看到，台湾文学的中国属性，并没有因为这种特殊性而发生质的变化，变化成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的台湾文学了。然而，“文学台独”势力片面地夸大台湾文学的特殊性，以至于夸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于制造出所谓的台湾文学“本土化”、“自主性”以及台湾文学的“主体论”等等谬论。事实上，就文学属性的精神层面的思想内涵来看，台湾文学和其他各省的文学一样，都共同具有中国的属性。
就此而言，在1982年8月《大地》10期以《论强权、人民和轻重》为题的访谈稿中，在回答“台湾文学有没有它独到的文学特点”这个问题时，陈映真说：
我想是没有的。我对于怀着台湾意识的(正直的)人们，抱着尊敬和同情的态度。我自己就是台湾人，但不同意那想法。例如，他们强调中国文学与台湾文学的不同。台湾(文学)和中国(文学)并不像英国(文学)和爱尔兰(文学)那样存在着醒目的不同，爱尔兰有他的异族传统，历史发展也迥异于英国。英、爱的文化，各自独立发展了几百年。这种情况，和我们就绝对不一样。
与此同时，针对叶石涛、彭瑞金、郑炯明等人在《文学界》上公开标举“台湾文学”的“自主化”、“自主性”，在4月出刊的《益世杂志》19期上，陈映真发表《消费文化·第三世界·文学》一文，批评叶石涛等人说：
我总以为，与其强调台湾文学对大陆中国文学的“自主性”，实在不若从台湾文学、中国文学与第三世界文学的同一性中，主张台湾文学——连带整个第三世界文学——对西欧和东洋富裕国家的自主性，在理论发展上，更来得正确些。
接着，1983年1月的《文季》1卷5期上，陈映真又发表了《中国文学与第三世界文学之比较》一文。8月的《文季》2卷3期上，还发表了《大众消费社会和当前台湾文学的诸问题》一文。前者，是在胡秋原主持下作的一次演讲。演讲中，陈映真将台湾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作了社会发展、经济情况的比较，得出一个结论是，“台湾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共同处于被先进国家在资金、技术、市场和文化上的支配地位”，因而，“台湾文学和其他第三世界文学一样，“是做为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文化启蒙运动之一环节而产生”的。说到“台湾文学相对于中国文学的‘独特的特性’论”，陈映真指出：
在历史发展和国际分工中，台湾文学的“特性”，和第三世界文学的诸特性比较之下，就无独特可言了。在反帝、反封建、民族主义这些性格上，台湾文学不可辩驳地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组织部分。
陈映真还指出，那些引起标举“台湾文学”的“自主性”的“分离主义”，和“企图中国永久分裂的野心家有复杂而细致的关系，而台湾文学的分离运动，其实是这个岛内外现实条件在文学思潮上的一个反映而已。”在后一篇文章里，陈映真则辨析了“台湾文学”这四个字的复杂内容，指出新分离主义者、“台独”势力所说的相对于“中国文学”的“台湾文学”，就是主张台湾文学的“自主性”的。陈映真的批判矛头，仍然指向了叶石涛等人的谬论。
陈映真的主张，后来被他们认定为詹宏志“边疆文学论”之后的“第三世界文学论”，也遭到了新分离主义者、“台独”势的围攻。陈映真以他的善良和对人的理解及宽容，没有一一反击。但是，他的原则立场却不含糊。在接受有关媒体和人士的采访时，还是要一一表明态度的。
比如，1983年8月，他在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期间，就先后接受过李瀛、苏维济、韦名等人的采访，反复谈到他对台湾文学的看法。其中，韦名的采访，曾以《陈映真的自白——文学思想及政治观》为题，发表在1984年1月的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上。当采访者问到“台湾乡土文学是不是‘台湾民族意识’的文学”时，陈映真明确地回答说，台湾“乡土文学是台湾的中国文学继承了过去中国民族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干涉生活的传统”。陈映真说：
……什么文学才算是“台湾民族意识”的文学呢?他必须塑造这样一个人物：在生活的斗争中，他逐渐地觉悟到，原来过去的汉人意识是“空想”的，原来他是一个经历四百年社会变化后形态的“台湾人”，而这“台湾人”在历史上负有创造一个独立民族和国家的使命。只有当这样的人物和主题出现在过去或现在的台湾乡土文学中，“台湾民族意识”的文学才算诞生。
但是纵观几十年来台湾近、现代文学史，这种文学根本不曾存在时。一直到今天也是如此。
1987年5月22日《华侨日报》发表了香港作家彦火访问陈映真的记录稿《陈映真的自剖和反省》。这是1983年11月11日陈映真离开爱荷华前夕，在下榻的五月花公寓，彦火对陈映真的一次深入访谈记录。访谈中，陈映真批判了当时台湾文学的“暗潮”。当彦火说到“台湾本地的文学，应该成为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时，陈映真说：
我也是这样想的。台湾文学，如果从写作方式、语言、历史、主题来讲，都是中国近代和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这是毫无异议的。
当彦火问到他“对目下台湾某些人强调的台湾意识文学有什么看法”时，陈映真就此展开了他的批判：
台湾文学的发展方向有一个暗潮，是分裂主义的运动和思潮，从北美感染到台湾。有一本文艺杂志，是党外一个战斗的杂志，水平很低，他们把乡土文学拉到台湾人意识的文学，我不同意。我觉得乐观的原因是分裂派的理论说台湾的矛盾，是中国人对台湾人的专政，这不是事实，因为台湾社会里是阶级矛盾，同阶级里面的外省人和本省人好得不得了，不是民族问题。他这个主张和现实不对头，因而他这种主张的文学也不可能是好的，因为很简单，文学是反映现实嘛，……
说到所谓的“台湾意识文学”，陈映真还特别分辨说，“从世界的角度看起来，”台湾的乡土派“是反西化的一种文学”，“不是像现代派所讲，是台湾意识反对中国意识的文学。不是，在第三世界都有这个共同普遍的问题。”
1987年，恰逢乡土文学论战10周年。《海峡》编辑部派人特别访问了当年论战的主将陈映真。访问记录以《“乡土文学”论战十周年的回顾》为题，发表在《海峡》1987年6月号上。访谈中，陈映真再一次宣布了他的主张，像黄春明的《莎哟娜拉·再见》、《我爱玛莉》，王祯和的《小林来台北》以及他自己的《贺大哥》等作品：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有一个中国在里面，都以中国为方向，为思考内容。
第二、分析“自主性”、“主体论”、“台湾意识文学”等谬论出笼的社会原因。
《海峡》编辑部的访问中，陈映真谈到的另一个重要话题就是眼前的“台湾文学”的问题。陈映真分析说，1979年“美丽岛事件”后——
有些台湾作家是以外省人压迫本省人解释这个政治事件，而不是用更高层次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去了解；所以心中就产生了悲愤。于是提出“台湾文学”的概念，探讨“台湾人”是什么?“台湾文学”是什么?“台湾”是什么?这种身份认同的问题在台湾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陈映真说，像这样把“台湾/台湾人”当做问题来讨论，其实在50年代就已发其端了，陈映真简要地描述和阐释那一段历史是：
五十年代大概是台湾的地主阶级与过去亲日资本家在整个国民党政治结构上争取到发言权，再加上国际势力要使台湾彻底亲美反共，才产生所谓的“台湾分离主义”。这个“台湾分离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纲领就是台湾/台湾人的问题。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来，必需要有一些理由，于是有人从国际法这个层面提出，也有人从民族的观点提出，更有的从台湾的历史来探讨，这些都是为了要取得台湾人为什么要独立于中国之外的论证。可是，我们的理解是当时在全世界范围内分成彼此矛盾的两种政治经济结构，形成对立的两个阵营。而“台独”企图利用两大阵营之间的结构矛盾来夺取国民党的政权，从而为这个反共阵营服务。可是一方面由于国民党取代了“台独”的功能，另一方面由于这种理论没有现实基础——因为台湾内部矛盾，根本上是社会矛盾，而不是什么民族矛盾——因此，它就没有办法取得广泛的认同。
陈映真还分析说：
从另一角度看，从五十到七十年代，海外的台湾籍人士所积极进行的“台湾独立”运动，并没有全面影响台湾当时的知识界。我在绿岛时一直都有“台湾独立”运动的案件被侦破，但主要还是局限于政治运动。然而，美丽岛事件以后就不同了。
这“不同”，陈映真指出，就是文学界的卷入。文学界的新分离主义提出了种种“台独”主张。对此，陈映真明确地表示，他持批判态度。陈映真说：
最近提出一种相对中国文学的台湾文学论，这个概念不同于日据时代那种相对于日本文学的台湾文学。他们提出台湾人的概念时，是针对于中国人这一概念的。这个理论是将国民党当局四十年来在台湾的支配看成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进行殖民统治，所以认为台湾文学是和中国文学相对立的。
这一年，11月的《台北评论》2期上，还发表了蔡源煌对他的访问记录稿《思想的贫困》。这是陈映真在1987年发表的一次重要的谈话，谈话中，关于新分离主义、“台独”势力，有这样一段：
台湾分离主义，其实是四十年以来台湾在“冷战——安全”体系下发展的反民族或者非民族之风的一部分。这非民族之风，大约有海内和海外的双重因素。
这因素，陈映真的分析是——从历史上看，1945年台湾光复后国民党陈仪的恶政下，日据时代台湾抗日解放运动的知识分子、文化人、社会精英，遭到各种打击，而若干汉奸分子却享有了荣华。这忠奸的颠倒，打击了台湾抗日的民族主义。随后，1947年的“2.28”事件，又严重地打击了“祖国——中国”的情感。接下来，1950年冷战结构下的广泛政治肃清，再一次打击了台湾继“2.28”事件后掀起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解放主义。从经济上看，1945年光复时，国民党政府全盘接收日本殖民者遗留下来的公私巨大产业，并没有分发下来给台湾资产阶级私营。长期受日本侵略者压抑不得发展的台湾资产阶级失去了在光复后成为快速成长的民族工业资产阶级的机会，失望而致不满，这对台湾的民族和阶级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形成，也是沉重的打击。此外，陈映真还谈到，大陆“文革”中“四人帮”的问题，以及极“左”年代在政策上的一些弊端，使一些台湾人怕谈“统一”。
对此，陈映真则表示：“我却不这么想。”他认为，“海峡两岸的人民应该以鲜明的主体性推动各自具有广泛民众基础的民主化”，共同努力，“使民族内部的和平与团结创造最有利的条件”。陈映真说：
在这个意义上，我是个死不改悔的“统一派”。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好学深思的青年知识分子理解这样一个并不深奥的想法。
面对种种攻击，陈映真还揭露说，“有一位远在美国的分离主义理论家，在美国遥遥控制和指挥我们当地的，至少是勇敢的分离主义的青年们，向他们心目中‘并吞派”、“统一派”的罪魁陈映真进行攻击，其中，对于发表在《人间》第十八期《为了民族之团结与和平》(一九八七年六月号)我的‘二.二八’论，尤其深恶痛绝。”回到近一年来对于陈映真的“思想、文学作品的攻击和批评多了起来”的话题，陈映真回答说：
我的不幸，是被看成某种“权威”。有些人绝对错误地高估了我的作用和影响力。在这样一个全面地大众消费社会化的时代，像我这样的一个人，绝对没有什么社会影响的。我成了唐·吉诃德要奋力打击的破风车。
但是，除了在“统独问题”上的不同意无法调和之外，既然被误会成一种(可笑的)“权威”，这实难以理解。我欣赏和注意一切对我的批评，理由有二：(一)大凡世界之所谓“权威”，十之八九，莫不反动混蛋，他们敢于批评权威的精神，在我们的社会，太有必要。只是如果批判的人在知性和思想上更强、更用功的话就好了。(二)虽然被误以为是权威，听一听批评，自私地说，闻者足戒嘛，对我是检了便宜，应该庆幸，应该谢谢，是不是?
1987年这一年，应该说，是陈映真批判新分离主义和文学“台独”势力相当活跃的一年。这一年他发表的相关文章还有：
《“台湾”分离主义“知识分子的盲点”》，1987年3月《远望》杂志创刊号；
《关于文学的一岛论——读松永正义〈80年代的台湾文学〉之后》，1987年3月7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为了民族的和平与团结——写在〈2.28事件：台中风雷〉特集卷首》，1987年4月《人间》杂志18期；
《何以我不同意台湾分离主义?》，1987年5月《中华杂志》286期；
《国家分裂结构下的民族主义——“台湾结”的战后史之分析》，1987年12月《台湾新文化》15期；
《作为一个作家……》，1987年12月《联合文学》4卷2期；
……
另外，这一年，他还应邀到香港作了演讲，演讲大纲稿《四十年来台湾文艺思潮之演变》，也于1987年6月在《中华杂志》287期发表。
就是在这个演讲里，陈映真对台湾文学界统、独两条路线下对立的两种文艺思潮，作了准确的概括，即：
“台湾文学自主论”，——即强调台湾文学“独特”的历史个性及台湾文学对大陆中国文学的分离性的“文学论”……
……主张台湾文学为中国文学之一部分，台湾文学应以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第三世界文学的连带而发展的理论和台湾文学自主论形成对立。
第三，呼吁“统一派”作家，写作品、比作品，以引导年轻人走上健康的创作道路。
本来，如同蔡源煌在访问时一再说到的，新分离主义和“台独”势力，在这一两年加紧了对陈映真的围攻，把自己戏称为“死不改悔的‘统一派’”的陈映真，在“统独问题”上坚持认为“无法调和”，他是应该猛烈反击的。只是，考虑到要用作品引导年轻人，陈映真早就有自己的想法了。
那还是在1983年，在接受彦火采访的时候，陈映真曾说：
我现在有个很要好的朋友黄春明，他批判思想蛮好，他现在搞电影，我不相信他会一帆风顺，可是，至少他是一个健将，我们都同意不要跟台湾分裂主义者吵架，而是写作品、比作品，这样的话，可以引导一些年轻人。
果然，接下来，他创作了中篇小说《铃花》、《山路》、《赵南栋》，又写作了大量的随笔、访谈、杂文及书评、序跋文字，终于在1988年3月由人间出版社出版15卷集的《陈映真作品集》。1999年，重又握笔创作小说，他还有中篇《归乡》问世。到2000年，还有新作中篇《夜雾》发表。这，都是台湾文学以至整个中国文学的宝贵财富。
第四，建立阵地，创办《人间》杂志。
1985年11月，陈映真在台北创办了《人间》杂志。这是一个“以图片和文字从事报导、发现、记录、见证和评论的杂志”。他为《人间》写的《发刊辞》说，他办《人间》，是要“让我们的关心苏醒：让我们的希望重新带领我们的脚步，让爱再度丰润我们的生活。”“为什么在这荒枯的时代”，要办《人间》这样一种杂志?陈映真写道：
我们的回答是，我们抵死不肯相信：有能力创造当前台湾这样一个丰厚物质生活的中国人，他们的精神面貌一定要平庸、低俗。我们也抵死不肯相信：今天在台湾的中国人，心灵已经堆满了永不饱足的物质财富欲望，甚至使我们的关心、希望和爱，再也没有立足的余地。不，我们不信!
因此，我们盼望透过《人间》，使彼此陌生的人重新热络起来；使彼此冷漠的社会，重新互相关怀；使相互生疏的人，重新建立对彼此生活与情感的理解；使尘封的心，能够重新去相信、希望、爱和感动，共同为了重新建造更适合人所居住的世界；为了再造一个新的、优美的、崇高的精神文明，和睦团结，热情地生活。
这，应该就是陈映真在当时的还未“解严”的困难条件下，创办《人间》杂志，以“在台湾的中国人”的意识为中心，从事思想启蒙运动的一份宣言书。除了关注岛内的人间社会，《人间》每一期都有大量的图文，介绍大陆的风土人情、世态人生、中原文化，以图让在台湾的中国人永远心系于这种中原文化。
《人间》杂志的创办，还有一个深远的意义是，陈映真通过编辑顾问、作者，注重组织统派的战斗队伍了。
《人间》杂志停刊后，陈映真又主持出版了《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其中，1998年出版的《台湾乡土文学·皇民文学的清理与批判》，1999年出版的《噤哑的论争》、《1947—1949台湾文学问题论议集》，以及2000年出版的《复现的星图》等，都是全面批判“文学台独”谬论的。
这里，要特别说到，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有一位台湾大学中文系的中年女学者陈昭瑛，挺身而出，站到了批判台湾文学“本土化”、“自主性”谬论的第一线。
1998年，陈昭瑛将她的论文结集为《台湾文学与本土化运动》一书交由台北正中书局出版时，在3月12日植树节那天写了一篇《自序》。陈昭瑛自认为是70年代台湾几所大学里出来的“新儒家青年”中的一个。陈昭瑛说，“由于对儒学的感情有增无减，因此在目睹解严以来种种反中国文化的现象都不免产生共同的危机感。”有时朋友们在一起谈到儒学的前途，陈昭瑛曾悲叹：“我们会不会成为中国文化在台湾的遗民?”陈昭瑛深情地写道：
这本书便是出自一个在二十岁时志于儒学即不曾改志也终身不会变节的台湾人的心灵。如果有三言两语可以凸显此书重点的话，那便是：中国文化就是台湾的本土文化，在追求本土化的过程中，台湾不仅不应抛弃中国文化，还应该好好加以维护并发扬，如果硬要切断台湾和中国文化的关系，那分割之处必是血肉模糊的。
从遥远的明郑时代一路走来，体味着现代的台湾，不免兴“日暮途远，人间何世?”的感喟。眼前所能选择的只有两条路：死去或者拼命。我们的朋友蒋年丰兄勇敢的选择了死亡，而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就只好拼命了。这本书便是继一九九六年《台湾诗选注》之后又一拼命之作，其中自然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从中听得到心跳，摸得到脉搏。
陈昭瑛的《台湾文学与本土化运动》一书，收录的论文是：
第一部分 古典文学与原住民文学——
《台湾诗史三阶段的特色》，《台湾诗选注》，正中书局1996年版；
《明郑时期台湾文学的民族性》，《中外文学》，1993年9月第22卷第4期；
《文学的原住民与原住民的文学——从“异己”到“主体”》，《中央日报》1996年6月，台大文学院主办国际会议“百年来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论文；
第二部分 新文学、儒学与本土化运动
《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一个文化史的考察》，节本刊于《中外文学》1995年2月号，全文载于《海峡评论》1995年3月号，原发1994年8月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主办之“高雄文化发展史”研讨会；
《追寻“台湾人”的定义——敬答廖朝阳、张国庆两位先生》，《中外文学》1995年4月第23卷第11期；
《发现台湾真正的殖民史——敬答陈芳明先生》，《中外文学》1996年9月24卷第4期；
《光复初期“台湾文化”的概念》，应王晓波之邀而写，发表于1997年2月28日夏潮基金会、台湾史研究会主办之“‘二二八事件’五十周年学术会议”；
《当代儒学与台湾本土化运动》，1995年4月23日发表于中研院文哲所规划、刘述生教授主持之“当代儒学计划”的第三次研讨会，后辑入《当代儒学论集：挑战与回应》，1995年中研院文哲所出版。
这里面，《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最为重要。
这篇文章，是陈昭瑛有感于1987年“解严”以来“本土化”的呼声甚嚣尘上愤笔疾书而成的。而且，这“呼声”中，陈昭瑛还点名批判了李登辉，指出李登辉登上“总统”宝座而达到了“本土化”的高潮，“执政的国民党确实是浩浩荡荡地加入了本土化的队伍”。陈昭瑛为此考察了台湾一百年间的历史，将“本土化”断代为“反日”、“反西化”、“反中国”三个阶段。陈昭瑛将“反中国”阶段划分在1983年之后，认为“台独意识”是“中国意识的异化”，是“台湾希望从中国这个母体永远走出来，彻底地异化出来而成为一个主体，反过来与中国这个母体对抗”。由此，她认为，“统一的主张是一种对异化的克服。”陈昭瑛在考察中还对陈芳明的“主体性”谬论给予了尖锐的批驳。陈昭瑛批判的特色，是她鲜明的中国文化的立场。
陈昭瑛的《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一文发表后，立刻引发“独”派的围攻。《中外文学》在1995年3月号上发表了廖朝阳的《中国人的悲情：回应陈昭瑛并论文化建构与民族认同》，张国庆的《追寻意识的定位：透视〈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之迷思》，4月号上发表了邱贵芬的《是后殖民，不是后现代》(邱文把陈昭瑛的论文说成是“殖民中心论述”)，5月号上发表了陈芳明的《殖民历史台湾文学研究：读昭瑛〈论台湾的本土化的运动〉》。陈昭瑛分别在4月号和9月号的杂志上刊出《追寻“台湾人”的定义》及《发现台湾真正的殖民史》予以反击。
《追寻“台湾人”的定义》是反击廖朝阳和张国庆的。廖朝阳是陈昭瑛的老师。他用解构主义，把“中国主体性”的“中国”移除，而移入“台湾”，建构“台湾主体性”。廖朝阳对陈昭瑛描述的吴浊流、叶荣钟等人的近似本能的“祖国意识”颇有芒刺在背之感，对此，陈昭瑛表示，她并不奢望“台独”论者能与台湾前辈们的精神世界有什么“血肉的连系”，“只不过希望广大的台湾子弟能对台湾人的这段精神史有一点了解，而这种台湾史知识应该是作为台湾人的起码条件”。对于廖朝阳，陈昭瑛颇有几分大义灭亲的气概，不无悲壮神色地写道：
多日来我始终苦于找寻“对话空间”而不得。当一个吟咏梁启超赠林献堂等人诗句“破碎山河谁料得，艰难兄弟自相亲”就会热泪盈眶的台湾人，遇到了一位以拆解中国、中国文化来演练“理性操作”的解构主义学者，能不形成“鸡同鸭讲”的局面吗?或者更清楚地说，一个浸淫于台湾历史文化中的台湾人，和一个只知有“此时此地”，甚至连“此时此地”，连“台湾”和“人”的意涵都要加以抽离的所谓“台湾人”的空白主体之间，有对话的空间吗?
至于这“台湾人”的话题，陈昭瑛指出，这是80年代中期“本土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以来一直困绕着住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的一个老问题了。陈昭瑛以无比犀利的笔触，揭示了“台独”论者拿“台湾人”做文章的秘密——
少数人以他们坚持的标准来筛选大多数人谁是台湾人，谁不是台湾人，于是整个社会仿佛患了精神分裂症，省籍矛盾、族群矛盾可能只是台湾人精神分裂的症状。这个用来为“台湾人”正身的正字标记，虚伪的政客称之为“认同台湾、爱台湾”，但是，毕竟“认同”和“爱”是相当主观的，不易作客观的讨论。于是有担当的政治人物如吕秀莲明快的说：“支持台湾独立的人才是台湾人。”这一下隐蔽于意识形态迷雾下的“台湾人”真面目豁然开朗。
陈昭瑛气愤地说：“这种以支持台独与否来判断住在台湾的人是否为‘台湾人’，实在是一种泛政治化的作法”，是“历史相对主义(historical relativism)的滥用”，这种历史相对主义的滥用，就使得“台独”论者在台湾史和台湾文学的研究中，受政治立场所克制而使他们的研究“成为其台独意识形态的注脚”。
《发现台湾真正的殖民史》的副标题是《敬答陈芳明先生》。陈昭瑛指出，陈芳明的攻击文章“非常集中的表达了台独的基本论点”。陈昭瑛用了三小节的文字加以回应。这三小节的标题是：“失忆症的台湾社会”、“欠缺主体内容的‘中国’”、“重新检验殖民史”。
在“失忆症的台湾论述”一节里，陈昭瑛指出，陈芳明“恢复的历史记忆只有一百年”。那是因为，一百前的历史事实他也无法否认，那时的台湾人就是中国人。这种事实，是“与陈芳明的反中国立场背道而驰”的，所以他要继续失忆。而这一百年，他又难以否定20年代之前的古典文学还是属于中国文学，所以他还是要保持失忆。他只能就20年代以后的新文学说话。然而，即使20年代以后的这70年，他也要歪曲历史。陈昭瑛揭露说：
陈芳明想利用五0、六0年代的白色恐怖、七0年代的乡土文学来建构反中国论述，套叶石涛的话：“那是昧于历史现实的胡扯”。白色恐怖中的左倾思想、乡土文学的本土主义都有强烈的反国民党色彩，但却是亲中国的，同样，被陈芳明利用来建构反中国论述的日据时代作家反的其实是国民党，并不是中国。
有鉴于此，陈昭瑛揭露陈芳明“在台湾人和中国人之间制造了太多莫须有的对立”。
在“反殖民反专制：‘中国’的主体内容”里，陈昭瑛指出，她花了那么多篇幅，说明了，历史上，“台湾人(此处指百分之九十八的汉人)，曾坚守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对抗外来文化的侵略，自本省人丘逢甲、连横、吴浊流、庄垂胜、陈映真，以至外省人徐复观、胡秋原、尉天等等莫不如此，而陈芳明竟说她的“通篇文字里，中国并没有真正的主体内容。”这是为什么?陈昭瑛说：“问题恐怕出在陈芳明根本不承认中国会有主体内容。”这里有认识上的问题，也有认同的问题。于是——
因为不认同中国，所以只从负面去认知中国，又由于只认知到负面的中国，于是更加强反中国的倾向。
在“发现真正的殖民史：原住民的悲哀”一节里，陈昭瑛批判的是把“台湾作家”与“外省作家”对立起来的陈芳明“不厌其烦虚构出来的外省人对本省人的殖民史……的虚伪性。陈昭瑛写道：
由于被殖民的妄想和受害意识过于根深柢固，陈芳明无法发现台湾真正的殖民史，反而是倾向大中国的陈映真能够诚恳的反省这段历史，在为排湾族诗人莫那能诗集《美丽的稻穗》所写的长文中，他跳脱汉族本位，批判汉族政权对原住民的长期压迫，并且指出：“如果一定要在台湾生活中找‘民族压迫’的问题，那恰好不是什么‘中国民族’对‘台湾民族’的压迫，而是包括‘中国人’的，‘台湾人’的汉族对台湾原住民族的压迫。”
陈昭瑛警告陈芳明说：
如果一部分台湾人仍要继续以自外于汉族来回避汉族对原住民族的责任，则可以预期的是独立建国的狂热仍将淹没追求合理社会的欲望。
除了《中外文学》，当时，统派人物王晓波主编的《海峡评论》的4月号、5月号和7月号上，也发表了陈映真、王晓波、林书扬的三篇文章，回应了陈昭瑛的文章。对此，那时有人说，围绕着陈昭瑛的《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一文所展开的论战，是乡土文学论战之后最重要的文化论战。
陈映真的文章，是发表在1995年4月《海峡评论》52期上的《“台独”批判的若干理论问题——对陈昭瑛〈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之回应》。
陈映真的文章开篇是说：
十几年来，岛内“台独”运动有巨大的发展。到了今日，它已经俨然成为一种支配性的意识形态；一种不折不扣的意识形态霸权。在学术界、中研院和高等教育领域，“台独”派学者、教授、研究生和言论人，独占各种讲坛、学术会议、教育宣传和言论阵地。而滔滔士林，缄默退避者、曲学以阿世者、谄笑投机者不乏其人。
在这样的大背景中，读陈昭瑛的《论台湾和本土化运动：一个文化史的考察》，心情不免激动。
对陈昭瑛的论文《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陈映真从理论知识和治学议论的风格两个方面肯定了成绩和贡献，充分肯定她“为‘台独’批判论和民族团结论留下丰富的思想理论空间”，“开展了重要的视界”。对于陈昭瑛论文中值得商榷的地方，陈映真则展开了讨论。讨论涉及的问题有：一、关于台湾本土运动的“三阶段”论问题；二、是“异化”还是“否定的挫折”；三、关于“中心”(core)和“边陲”(periphery)；四、“台湾主体性”论的欺罔；五、批判“以台湾为中心”的意识形态霸权。
值得注意的是，陈映真在这里提出“以台湾为中心”的问题，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陈映真在文章里列举了许多事实后，还指出：
问题在于这几年，朝野上下、学术界、言论界都在极力、全面、不惮强调地侧重两岸民族“分离”、“分立”、“分治”的现实；侧重台湾自己“独自”、“独特”的“共同体”，同时也在全力、众口铄金地拒绝、排斥、否认民族团结和民族统一的展望；拒绝和否认中国大陆和台湾同为中国民族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否认、拒绝民族和解与统一的努力，千方百计延长对大陆的猜忌、鄙视和仇恨；千方百计使两岸分断永久化，丝毫没有弥补、发展和恢复两岸人民与民族同质性的恳愿和志向。
陈映真固然试图补正陈昭瑛的论文在学理上的部分疏漏之处，却还是要特别对陈昭瑛的反“台独”斗争表示自己的敬意。陈映真写道：
我不能不由衷地对陈昭瑛表示感谢。不仅仅感谢她对我的一些足以自诫的缺点所做的批评，还要感谢她对于我这一代人没有做好，失职失责，以至“台独论”猖狂，民族团结的展望受挫之时，在台大那样一个民族分离派占统治地位的学园，一个人挺身而出，理论和风格上都较好地提出了“台独”批判，很好地继承了台湾历史上光荣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当然，这感谢之情，含着一份对自己的羞惭与自责。
其实，不必羞惭，也勿需自责、陈映真展开的新一轮斗争证明，他和他的《人间》派的战友们，仍然是反对思想文化界“台独”逆流的中流砥柱。
这使人想起来，1988年1月3日的《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上，陈映真发表的《一九九八台湾文化新貌》一文。那是一篇预测10年以后的文章。陈映真曾经预测，那以后的十年，“在两岸文化交互影响下，大陆文学、艺术、文化和学术，将对台湾文化界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引发年轻台湾文学、艺术和知识界的省思——再创造的运动。”“一九五○年，在‘冷战——民族分裂’的结构中与全面受到美日文化支配的台湾文化，重新编入中国近现代文化圈。因此台湾分离主义的文化和思想，在一九九八年顷，应趋于弱化。”这实在又是太善良的一种愿望。现在，陈映真看到了“台独”势力的恶性发展，他愤怒了，决心团结战友，组织火力，投入反“台独”的战斗了。
这时，除了陈昭瑛，从1994年起，在台湾，也有年轻的学者开始对“台独”派的论述霸权提出了挑战。比如《岛屿边缘》杂志的陈光兴，就在1994年7月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17期上发表了《帝国之根：次帝国与国族国家的文化想象》一文，针对杨照在1994年3月2—4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发表的《从中国边陲到南洋的中心：一段被忽略的历史》一文，评判了杨照的“南进论”，并进一步提出台湾资本主义“南进”的“次帝国主义的性质”。又比如，1994年12月，同季刊社举办了创社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会中，就出现了针对性强烈的批判“台独”派政治、经济、文学论述的论文多篇。对此，陈映真说：“敏锐的人们预感到一场论战的风雨欲来，引人关切。”
陈映真新创办的《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在1998年冬季，就乡土文学论战二十周年组织刊发了一个专题《乡土文学论争二十周年》，包括四篇论文，即：
施淑的《想像乡土·想像族群》；
林载爵的《本土之前的乡土》；
申正浩的《回顾之前·再思之后》；
曾健民的《民众的与民族的》。
此外，《丛刊》还发表了“文献”——陈正醍的《台湾的乡土文学论战》，田中宏的《与台湾乡土遇合时的种种》，高信疆的《探索与回顾》。两份座谈会的记录：《艰难的路，我们一道走来……》、《情义与文学把一代作家联系在一起》。《丛刊》上另外还发表了两篇批判文章，一篇是曾健民的《反乡土派的嫡传》，一篇是陈映真署名石家驹的《一时代思想的倒退与反动》。
原来，1997年10月19日，以曾健民任会长的台湾社会科学研究会在台北举办学术讨论会，纪念乡土文学论争20周年。除了前述施淑等4篇论文，还有亭、黄琪椿、吕正惠、陈映真等人的4篇论文。同时，由当局文建会出钱，春风基金会出面主办了另一场研讨会。会上，陈芳明抛出了《历史的歧见与回归的歧路》一文，王拓也抛出了《乡土文学论战与台湾本土化运动》一文。曾健民、陈映真就是分别对陈芳明、王拓的文章展开批判的。
这又是一次对峙，又是一场论战。
施淑等人的论文，重在从20年前的论争历史回顾中指出“乡土文学转移本土文学过程”中的核心问题是“国家”“祖国”的认同问题，“意识形态的问题”。
两份座谈会的纪录，意义是在于，当年参加论争的战友们，陈映真、毛铸伦、周玉山、高准、吴福成、施善继、钱江潮、黄春明、陈鼓应、尉天骢、詹彻、王晓波等人，通过回顾历史，畅叙友情，更加坚定了从事新一轮反“台独”斗争的决心，鼓舞了士气。
这里要说到曾健民。
曾健民在《民众的民族的》一文里，对于乡土文学论战的精神和70年代思潮精神作了新时期的再确认。他从历史的现实主义出发，把乡土文学论战放回到70年代的台湾社会结构中来观察，具体分析了它产生的历史性、社会性基础，阐明它在70年代的具体的社会状况中的时代意义，标举它在历史的制约与发展中提出了哪些突破性的、进步性的观点，同时，也试图阐明，是怎样的历史与社会的结构性力量，阻挡了它波澜壮阔地向前发展的道路。而这一切，曾健民强调，“应该是回顾乡土文学论战中的现实课题”。
曾健民批判“台独”的战斗精神，特别表现在《反乡土派的嫡传》一文里，这篇文章的副题是《七批陈芳明的〈历史的岐见与回归的岐路〉》。曾健民的“七批”是：一、陈文前提的虚假性和内容的虚构性；二、为当年参战者“穿衣戴帽”的剧情大要；三、彭歌等人在论战中是“右派民族主义者”吗?四、替王拓“改容易面”；五、改造叶文的观点(指叶石涛的《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六、诬蔑陈映真；七、日据期台湾的左派抗日组织，从来没有一个团体是以中国意识为基础吗?曾健民深刻批判了陈芳明的种种谬论之后，得出的结论是：
……陈文的兴趣并不在讨论乡土文学，当然也不在讨论乡土文学论战本身。那么它的目的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以避开讨论论战的本体，藉分离主义的两大标准——台湾史观与台湾认同观，来检查乡土文学论战的参战者的思考，扭曲参战者的言论、思想，进而将乡土文学论战虚构成一场以分离主义文学论与民族主义文学论对决为主的论战，这也是陈文的主要策略。其目的在掏空论战的核心、转化论战的本质。虚构乡土文学论战的统独成分，在不著痕迹中伪造分离文学论在乡土文学论战的在场证明，进一步据有论战的历史果实，据此朝向树立分离主义文学论的道统。
用令日的分离主义的政治观与愿望来任意涂写台湾历史，已是当下分离主义者的历史论述的主要特征，这么做，当然是为了迅速建立新国家的历史想象与认同。在这方面，它与戒严期国民党政府的历史教育作风有异曲同工之妙，所谓历史的嘲讽莫过於此。台湾历史的真像，反覆地被重层的权力者以各种不同的方法涂抹，思及此，则不禁怅怅然。
总之，陈文的性格基本上是否定乡土文学论战的精神、解体乡土文学论战的具体历史的；就这一点来说，它与当年的反乡土派的性格相近。然而，像陈文一样，对论战参与者的言论进行断章取义的变造方面，当年的反乡土派中倒是鲜少见到。以彼等在现实环境中所处的文化霸权地位为靠山，恣意检查乡土派的言论，公然检举乡土派的思想忠诚问题，像这样的作风，两者却颇为类同；只不过，一者是以“反共”为绝对标准，检举乡土派为“中共同路”；另一者，则是以分离主义的史观与认同观为绝对标准，来检举乡土派的民族主义者为“中国的同路人”。两者间的嫡传关系竟如此鲜明，不禁令人深思。
陈映真批判王拓，是王拓其人从左翼统一派立场转向多年后，统派第一次对他扮演过一定的理论角色的乡土文学论战，作了评价和结论。陈映真以为，以王拓的《乡土文学论战与台湾本土化运动》一文为分析的批评的对象，“有典型性，也可概及其余台独文论”。
陈映真批判了王拓的“文学台独”主张弃却现实主义，放弃乡土文学论的美日帝国主义论，从反帝民族主义立场走向反民族、反中国、亲帝、反共反华的“(台湾)民族论”等等谬论，得出的结论是：
如果七○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是台湾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是对反动的冷战和内战意识形态的一次颠覆；是台湾思想史上的第三波民族与阶级解放运动，那么，八○年代以迄於今日的台独反共、亲美、亲日、民族分裂固定化、脱中国……的思潮，无疑是从七○年代乡土派进步思潮的一个倒退、反动、右倾和保守化。从前进的乡土文学论向反动的“本土文学论”的逆转，便是这个政治、意识形态大逆转潮流中的一股波浪。……对自己的民族、民族文化和血肉同胞，是怀抱自豪和深厚的认同与深情厚意，还是站在殖民者立场对自己的民族、人民和文明抱着鄙视、否定、抹杀甚至憎恶，标志着解放与奴隶化、斗争与臣服、前进和倒退反动的不同价值与立场。
七○年代王拓思想和李乔、宋冬阳、陈树鸿们最大、最尖锐的不同就在于强烈的祖国指向与“祖国丧失白痴化”的不同。因此，李乔、宋冬阳和陈树鸿们不是七○年代的王拓思想的什么“延伸”、“发展”、“加强”、“相承”和“纯粹化”——而是其反动，断裂和倒退。
而《乡土文学论战与台湾本土化运动》的王拓，也不是七○年代的王拓的“延伸”、“发展”、“加强”、“相承”和“纯粹化”——而是其转向、反动、断裂和倒退!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