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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台独”的发生和发展，一般说来，大致有两个阶段，即：从“乡土”向“本土”转移，进而抛出了台湾文学“主体论”；从台湾文学“主体论”进而鼓吹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的“台湾文学论”、文学“两国”论。
先谈第一阶段。70年代到1987年解除戒严，从“乡土”向“本土”转移，进而抛出了台湾文学“主体论”。
在台湾，“乡土文学”这个词语，沿用已有多年。如果从连雅堂于1929年编著《台湾语典》时，谈“乡土文学”算起，已经70多年了。
直到1965年11月，叶石涛在《文星》97期上发表了《台湾的乡土文学》一文，才率先在台湾提出了从理论上重新厘定“乡土文学”的概念的问题。只是，当时的台湾文坛，汹涌的正是现代主义的浪潮，叶石涛的声音过于微弱了。1977年5月1日，台湾文坛乡土文学论战正在激烈展开之间，叶石涛在《夏潮》14期上发表了《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一文，再一次对“乡土文学”作了新的阐释。叶石涛把1967年从福建来到台湾的郁永和的《裨海纪游》到吴浊流的小说之间的台湾重要作家作品都包罗进去，把近、现代的至少是1945年前的台湾地区的中国文学，全都看作是“乡土文学”了。要是从文学的地域文化特征或者地域文化风格来立论，那倒也罢了，问题是，叶石涛从“乡土”衍生出了一个“台湾立场”的问题。日本割据台湾以后，这个“台湾立场”，有了政治学的意义。叶石涛说，台湾从陷日前的半封建社会进入日治时代的资本社会之后，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过程之中，近代都市兴起，集结在这些近代都市中的，是一批和过去的、封建的台湾的传统没有关系，从而也就与农村的、封建的台湾之源头——中国，脱离了关系。一种近代的、城市的、市民阶级文化，相应于日本帝国对台湾之资本主义改造过程；相应于这个过程中新近兴起的市民阶级而产生。于是，一种新的意识——“台湾人意识”产生了。进一步，叶石涛将这“台湾人意识”推演到所谓的“台湾的文化民族主义”，说什么，台湾人虽然在民族学上是汉民族，但由于上述的原因，发展了和中国分离的、台湾自己的“文化的民族主义”。只要翻阅一下史明的《台湾四百年史》就知道，这些论点完全是抄自史明的概念。
叶石涛的《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遭到了陈映真的批判。陈映真在1977年6月《台湾文艺》革新2期上发表了《“乡土文学”的盲点》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用心良苦的，分离主义的议论。”陈映真还指出，日据时代的台湾，仍然是农村经济而不是城市经济在整个经济中起着重大作用。而农村，正好是“中国意识”最顽强的根据地。即使是城市，中小资本家阶级所参与领导的抗日运动，也都“无不以中国人意识为民族解放的基础”，所以，“从中国的全局去看，这‘台湾意识’的基础，正是坚毅磅礴的‘中国意识’了”。由此，陈映真断言：“所谓‘台湾乡土文学史’，其实是‘在台湾的中国文学史’。”
也许是忧虑于叶石涛炮制的这种文学分离主义的恶性传播，陈映真接着又在1977年7月1日出版的《仙人掌杂志》5期上发表的《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一文里强调“台湾新文学在表现整个中国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自由的精神历程中，不可否认地是整个中国近代新文学的一部分。”这一年的10月，他又在《中华杂志》171期上发表的《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一文里强调，“30年来在台湾成长起来的中国文学”的作家们，“使用了具有中国风格的文字形式、美好的中国语言，表现了世居在台湾的中国同胞的具体的社会生活，以及在这生活中的欢笑和悲苦；胜利和挫折……。这些作家也以不同的程度，挣脱外国的堕落的文学对他们的影响，扬弃了从外国文学支借过来感情和思想，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和形式，生动活泼地描写了台湾——这中国神圣的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民众。正是他们的文学，……在台湾的中国新文学上，高高地举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自立自强的鲜明旗帜!”陈映真还热忱地呼吁，“一切海内外中国人，因为我们在对于台湾的中国新文学共同的感受、共同的喜爱、共同的关切的基础上，坚强地团结起来”!再往后，在1978年8月的《仙人掌杂志》2卷6号上发表的《在民族文学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一文里，1980年6月的《中华杂志》203期上发表的《中国文学的一条广大出路》一文里，陈映真又反复地展开了这样的论述。然而，这种善良的愿望已经阻挡不住文学领域里新分离主义的逆流了。
紧跟叶石涛的是彭瑞金。1980年12月，他在《台湾文艺》70期上发表《80年代的台湾写实小说》一文，从70年代以来写实小说的发展趋向“工具化”、“现实化”提出了批评，展示了他的传统本土论者的文学本位立场。其实，彭瑞金这篇文章是替叶石涛来回应陈映真对于《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的批判的。彭瑞金在文章里攻击了陈映真的民族文学论，有意肯定了50、60年代作家的本土创作，实际上是在延续70年代的陈映真、叶石涛的论争。这场论争还引发了陈映真和叶石涛的一次直接交锋。
那是1981年1月，詹宏志在《书评书目》93期上发表了《两种文学心灵——评两篇联合报小说得奖作品》一文。文章里，詹宏志把台湾放在中国视野里考察和评价，认为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旁支”，或者，如同小说家东年所说的，是相对于“中国的中心”的“边疆文学”。文学“旁支”和“边疆文学”之说，或许过于简单，容易引发误会，但是，詹宏志的中国立场却是不容置疑的，这实际上又是陈映真的中国立场的延伸。这一年10月，第二届“巫永福评论奖”评审会召开，陈映真和叶石涛都是评审人，詹宏志、彭瑞金都是候选人。会上，叶石涛支持彭瑞金，陈映真力举詹宏志，争辩激烈，双方相持不下，评审会因此延期，最后不得不另选其他作品颁奖。由此，“中国结”与“台湾结”的对立和论争又趋于激化。
詹宏志的文章发表后，招来了分离主义者的攻击。先是高天生在5月的《台湾文艺》72期上发表了《历史悲运的顽抗》一文，强调台湾文学的独特性。接着，《台湾文艺》杂志社邀请詹宏志与本土作家巫永福、钟肇政、赵天仪、李魁贤等人对谈，话题是“台湾文学的方向”。这个座谈会的记录，发表在这一年7月的《台湾文艺》73期上。同一期的《台湾文艺》还刊出了应邀参加但没有出席的李乔(壹阐提)的书面意见搞——《我看“台湾文艺”》，还有宋泽莱对于詹宏志的回应文章《文学十日谈》。9日，《文艺台湾》74期还刊出了彭瑞金的《刀子与模子》一文。
座谈会上，詹宏志补充说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他并不否认台湾文学的成就及其特殊性，他要肯定和强调的是，如果在政治上台湾要成为中国的一部分的时候，在文学上，台湾文学势必要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当然，詹宏志还是坚持说，站在中国来看台湾文学，台湾势必成为边疆文学。
会上会下，反对者对詹宏志的文章发难，还是表现在用所谓的“台湾结”来对抗“中国结”。
比如高天生。他就反对将台湾文学“当作中国文学的亚流”，强调要面对台湾文学的“独特的历史性格、文学特色等，将之视为一独立的文学史对象来加以处理，就如我们独立处理台湾史一样”。高天生还指责詹宏志将台湾文学“置放于整个中国文学中去定位”，“是一种迷失历史方向后的错乱”，是在“动辄用大汉族沙文主义来诽谤文学前辈”。
又比如宋泽莱他在攻击詹宏志的《文学十日谈》一文里，以台湾为中心，提出了台湾文学的三个传统，然后归纳出台湾文学自足的价值，其势汹汹地质问：“台湾文学有她的独特经验，……有那一个人胆敢宣称台湾文学是一种‘支脉的’、‘附属品的’文学呢?”他称台湾人为“弱小民族”，而不是“中华民族”；他又把台湾文学放在第三世界文学的位置，与中国文学是对等的位置，从而排斥了中国文学对台湾文学的任何作用。
再比如李乔。针对詹宏志的主张，他强调了两岸的分离阻隔。他说：“虽然‘中国文学’被原乡人携带来台，但是整个文学原野被斩断了，文学泉源被阻塞了”。
再就是彭瑞金。他攻击詹宏志，是说詹宏志预设了“中国统一”的政治立场。彭瑞金说，文学的“价值与政权的变化压根扯不上关系，台湾文学自有从文学出发的价值评定，和中国统一与否不发生影响”。他是从文学和政治分离而论的手法，排除了中国文学对台湾文学发生的作用。
直到1984年1月，陈芳明在《台湾文学》82期上，发表了《现阶段台湾文学本土化的问题》一文，对詹宏志的主张还进行了攻击。他认为，詹宏志不是“从它本身固有的历史背景和本身立足的现实环境出发”，而是“站在台湾岛屿以外的土地上来观察台湾文学”。陈芳明说：“詹宏志的彷徨与无助，再次暴露了‘以中国为中心’的矛盾与缺漏。”陈芳明攻击这“以中国为中心的情结，只不是知识分子自我缠绕的一个情结，在一般台湾人心中并不存在。“在他们的观念里，并非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他们的中心其实是他们立足的土地。”
这一次的较量里，从陈芳明、彭瑞金等人的言论来看，已经显示了台湾文学“本土化”、“自主性”的一种浓厚的“去中国中心化”的色彩。
这时候，随着台湾政局的变化，思想界、文化界有关“台湾意识”的论争十分激烈，台湾文学本土化”、“自主性”的浊浪也有了进一步的汹涌。那是以《文学界》创刊为起点的。
叶石涛在1982年1月中，和郑炯明、曾贵海、陈坤仑、施明元等人一起在高雄创办了《文学界》杂志。叶石涛说，他和《文学界》的愿望就是“整合本土的、传统的、外来的文学潮流，建立有自主性的台湾文学”。在《文学界》的创刊号上的《编后记》里，叶石涛标举了“自主化”的口号。他说：“这三十多年来的台湾文学的确产生了许多值得纪念的作品，然而我们仍然觉得台湾文学离开‘自主化’的道路颇有一段距离。我们希望台湾作家的作品能够有力地反映台湾这一块美丽的土地的真实形象，而不是执着于过去的亡灵以忘恩负义的心态来轻视孕育你、供给你乳汁与蜜的土地与人民。那些站在空沿的神话架构上来号令叱咤的文学，只是损害勤朴人民心灵的毒素，它是一种可怕的公害。”在《台湾小说的远景》(叶石涛：《文学回忆录》。1983年4月，台北远景出版社版。)一文里，叶石涛终于正式打出了“自主性(originality)”的旗号。
叶石涛和《文学界》的这一表态，他的“自主性”的主张，立即得到了海内外“台独”势力的夸奖。
比如，1982年4月的《文学界》2集上，彭瑞金发表了《台湾文学应以本土化为首要课题》，呼应了叶石涛的“自主化”、“自主性”的主张，鼓吹台湾文学要认同台湾，以台湾为中心的“自主化”为发展方向。文中，他对“台湾文学”下了一个定义说：“只要在作品里真诚地反映在台湾这个地域上人民生活的历史与现实，是根植于这块土地的作品，我们便可以称之为台湾文学。”初看起来，这个界定似是而非，然而，彭瑞金强调的是“认同台湾这块土地”的意识，是针对陈映真等人的“中国文学论”而发的，他突出的是台湾与中国已经不是一体的现实，所以，文章里，他还攻击了“生于斯，长于斯，在意识上并不认同于这块土地”的“中国文学之一环论”者，把他们的文学排斥在“台湾文学”之外。彭瑞金的“台湾认同意识”还是叶石涛《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中的“台湾立场”、“台湾意识”的延伸。彭瑞金的发展则是在于他去掉了“台湾乡土文学”中的“乡土”，只留“台湾”，正是“去中国中心化”的结果。由“本土化”出发，彭瑞金把“自主化”更加引向文学“台独”了。
又比如，1983年4月13日陈芳明就在美国洛杉矶写了一篇《拥抱台湾的心灵——〈文学界〉和〈台湾文艺〉出版的意义》，发表在4月16日出版的《美丽岛》周报上。陈芳明按捺不住他的万分激动，欣喜若狂地欢呼，经历了1977年乡土文学论战和1979年高雄事件之后，“中国精神”已“后继无人”，台湾本土文学终于与“本土政治结合起来”，迈入了“新的里程”。对于《文学界》上叶石涛所发表的那一段声明，陈芳明说，那是在“肯定台湾文学的本土性、自主性”，这种强调，“在文学史上是极为重要的发展”。由此，陈芳明还异想天开地预言：“台湾民族文学的孕育诞生乃是必然的。”就是在这篇文章里，陈芳明还公开宣扬了他的“文学台独”主张：“把台湾文学视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是错误的。”
顺便说一句，陈芳明在为叶石涛和他的《文学界》叫好的时候，还提到了另一个杂志《台湾文艺》。《台湾文艺》是在1964年4月由吴浊流独资出版的，维持到53期时，1976年10月，吴浊流不幸去世，改由钟肇政、钟延豪父子接办，但一直经费不足，最后依靠远景出版社扶助。1983年1月15日，《台湾文艺》80期开始，由医师陈永兴接办，李乔主编。这以后，从100期到1987年1月104期由李敏勇负责，105期到120期由台湾笔会接办，主编有杨青矗、黄劲连等人。陈芳明称《台湾文艺》80期是重新出发。他提到《台湾文艺》在重新出发时发表的一篇“宣言”——《拥抱台湾的心灵，拓展文艺的血脉》。那“宣言”说：“《台湾文艺》是台湾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本文艺杂志，从创办以来，它就一直代表着台湾同胞的心声，扎根在台湾宝岛的土地上，反映出台湾社会实际的面貌。”出版后，编者又强调要“站在民间的立场，传达出本土的、自主的、自尊的斯土斯民心声。”陈芳明也十分看重《台湾文艺》的这一表态，吹捧它所肯定的“台湾文学的本土性、自主性”，“必然铸造作家的意识和思考模式”。
从陈芳明的文章开始，台湾岛内外的新分离主义者，“台独”势力，已经尊奉叶石涛为提出台湾文学“本土化”、“自主性”第一人了。
开始，叶石涛在他的《文学回忆录》里，尽管还有“中国文学”的外衣，还喋喋不休而又信誓旦旦地说，“台湾文学是居住在台湾岛上的中国人建立的文学”，“在台湾的中国文学，以其历史性的渊源而言，毫无疑义的，是整个中国文学的一环，也可以说是一支流，……台湾文学始终是中国人的文学，它并没有因时代社会的蜕变，或暂时性的分离而放弃了民族性，也没有否定了根本性中国民族文化的传统。”说到台湾新文学的发生，还白字黑字地写着：“台湾的新文学运动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弱小民族的自决的思想解放和中国大陆五四文学革命的影响。”讲到“来自祖国大陆的承传”，还振振有词地表演说：“所有台湾作家都因台湾文学是构成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环境而觉得骄傲与自负。我们在台湾文学里看到的是中国文学不灭的延续。”至于他在1977年讲到的“乡土”，他也乔装打扮一番，改口说：“这些乡土色彩基本上乃属于中国的。”然而，叶石涛的伪装，也掩饰不了他的心机。在回忆他和西川满、《文艺台湾》的关系时，在《府城之星，旧城之月》、《〈文艺台湾〉及其周围》、《日据时期文坛琐忆》等篇章里，宣泄了他对后来的人们批判“皇民文学”的不满，为他自己日后大翻“皇民文学”之案埋下了伏笔。
随后，就是1987年2月《文学界》杂志社出版的《台湾文学史纲》(1985年完稿的《台湾文学史大纲》，分别在当年11月和次年2月、8月的《文学界》、12、13、15集上先行发表。1987年成册出书时改名《台湾文学史纲》。)了。1996年7月7日，叶石涛在高雄左营老家为他的《台湾文学入门》一书写《序》时说，他“从青年时代就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完成一部台湾文学史，来记录台湾这块土地几百年来的台湾人的文学活动，以证明台湾人这弱小民族不屈不挠的追求自由和民主的精神如何地凝聚而结晶在文学上。”于是，他写了《台湾文学史纲》。只不过，叶石涛写的时候，有难言之隐。这“难言之隐”，在1996年的这篇《序》里，叶石涛说是：“《台湾文学史纲》写成于戒严时代，顾虑恶劣的政治环境，不得不谨慎下笔，因此，台湾文学史上曾经产生的强烈的自主意愿以及左翼作家的思想动向就无法阐释清楚。……各种的不利因素导致《台湾文学史纲》只聊备一格。”
其实，即使是碍于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戒严体制而不能放肆地宣扬自己的强烈的分离主义和“台独”主张，不得不言不由衷地讲了许多“中国意识”的假话，叶石涛还是在《台湾文学史纲》一书里顽固地表现了自己。1985年12月，他在《台湾文学史纲》初版本的《序》里就说：“台湾历经荷兰、西班牙、日本的侵略和统治，它一向是‘汉番杂居’的移民社会，因此，发展了异于大陆社会的生活模式和民情。特别是日本统治时代的五十年时间和光复后的四十年时间，在跟大陆完全隔离的状态下吸收了欧美文学和日本文学精华，逐渐有了较鲜明的自主性格。”叶石涛还说：“我发愿写台湾文学史的主要轮廓(outline,)其目的在于阐明台湾文学在历史的流动中如何地发展了它强烈的自主意愿，且铸造了它独异的台湾性格。”果然，叶石涛还是在这部《台湾文学史纲》里喋喋不休地阐明了他所谓的台湾新文学的“鲜明的自主性性格”和“强烈的自主意愿”。
比如，说到30年代初有关“台湾话文”和“乡土文学”的论争，叶石涛偏偏要说，在论争中除了受大陆白话文运动的影响之外，“台湾本身逐渐产生和建立自主性文学的意念”；在甲午战败割让台湾后30余年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台湾新文学必须走上自主性的道路，”这是“正确而不可避免的途径”；作品，则“有效于表现强烈的本土性性格”。至于那些“新一代的日文作家”，叶石涛也判定他们“本土性性格愈来愈加强”。
说到二战之后，光复了的台湾，在1947年《新生报》的《桥》副刊上展开的“台湾文学”向何处去的讨论，叶石涛又曲成己见，硬说省籍作家杨逵、林曙光、濑南人等“希望台湾文学扎根于台湾的特殊性，建立自主性的文学”。由此，叶石涛还借题发挥说，围绕这“自主性”问题而存在的省外作家与省籍作家中的见解的对立，“犹如甩不掉的包袱，在台湾文学发展的历史性每一个阶段里犹如不死鸟(phoenix)再次出现，争论不休。在七○年代的乡土文学论争里，历史又重演，到了八○年代更有深度的激化。”叶石涛还说，台湾文学“在三百多年来的跟异民族抗争的血迹斑斑的历史里养成的坚强本土性格”，乃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说到60年代的台湾文学，叶石涛指出，在《台湾文艺》和《笠》这“两种本土性很强的刊物里，人们可以看到，“由于台湾民众与大陆隔绝几达八十多年的时间，台湾实际也发展了具有地方性特色的文学倾向；因此，主张台湾文学应有自主性，建立自己的文学，发展自己文学特性的主张也广为流行”。对于1966年由尉天骢、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施淑青、七等生等作家创办的《文学季刊》上发表的黄春明的《莎哟娜拉·再见》，王祯和的《小林来台北》和王拓的《庙》和《炸》等作品，叶石涛则心怀不轨、言辞狡诈地进行攻击。在叶石涛看来，黄春明他们的《文学季刊》和小说作品，有意要“迈向新的‘在台湾的中国文学’路程”，可是，“这些新一代的作家不太认识台湾本土意识浓厚的日据时代新文学运动的传统”，却偏偏要去“着重思考”什么“整个中国的命运”，岂不怪哉?与此同时，钟肇政虽然同属于这“新一代的”的作家，叶石涛则对他赞誉有加，说是钟肇政的作品“令他折服”，为什么?叶石涛说，是因为钟肇政的文学世界表现出来“建立台湾文学的使命感”。
随后，写到第六章70年代的台湾文学时，叶石涛兴奋得忘乎所以了，好像戒严时代的“谨慎下笔”也顾不了许多了。他以为，“乡土文学”的发展，70年代已经“变成名正言顺的台湾文学，”而且“构成台湾文学主流”了。而这种“乡土文学”，叶石涛暗藏祸心地说：“它注重地域性(regionalism)色彩的表现胜于国际性性格”。
叶石涛在这里说的“国际性性格”这五个字，是耐人寻味的。
原来，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争中，和“台湾意识”相对立的陈映真、王晓波、张忠栋等人，一再坚持的是“大中国”的意识，言之凿凿的，无非是“在台湾的中国文学”，论“乡土”也该认定台湾和大陆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乡土”，在“中国文学之大传统”里，台湾乡土文学的“个性”也是统一在中国近代文学之中，成为它光辉的、不可切割的一环，等等，除了“中国”，陈映真等人论台湾乡土文学没有涉及任何一个别的什么国家。现在，叶石涛偏偏要说什么“国际性性格”，人们不禁要问，这个“国际性”，究竟指的哪个国家?究竟是哪个国家对台湾而言变成了“国际性”的关系?而且，就构成“国际性”关系而言，“台湾”不也成了一个“国家”?于是，我们看到，叶石涛的“台独”尾巴就这样露出来了!这一点，叶石涛是抵赖不了的。他在1977年的《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一文里，曾经指出，台湾由于它的地理的、历史的条件，在精神生活上，有台湾的特点，同时也有中国的一般性格。8年后，他这“国际性性格”分明就是“中国的性格”的同义语。后面我们还要说到，再过10年，到1995年，他就直言不讳地把中国说是“外国”了。看起来，叶石涛是漫不经心地在大段的行文中写进了“国际性性格”这五个字，他其实是在用心险恶地埋下“文学台独”言论的一颗定时炸弹!
基于这种忘乎所以的兴奋和对于戒严时代要“谨慎下笔”的戒备心理的松懈，叶石涛在《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顽强地表现自己心中的分离主义的“台独”的情结，而宣称，“很明显的，所谓台湾乡土文学应该是台湾人(居住在台湾的汉民族及原住居民)所写的文学”；“台湾的乡土文学应该是以‘台湾为中心’写出来的作品；换言之，它应该是站在台湾的立场上来透视整个世界的作品。”在描述70年的作家作品的情景时，叶石涛又编造了一个神话说，“70年代的文学作品”，是“努力去统合台湾在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带来的不同文化价值系统”，而这“三百多年被殖民的历史”，“每一阶段”都使台湾获得了“异族的文化形态”。叶石涛还吹捧了《这一代》杂志，称赞它“强烈地主张本土为重的意识”。
《台湾文学史纲》最后说到了80年代最初几年的情景。随着台湾政局日渐发生变化，人们可以看到，叶石涛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兴奋，认为80年代的台湾文学是“迈向更自由、宽容、多文化的途径”的文学。叶石涛说，“在政治体制上”，80年代的“大陆”，对于台湾，已经不是“日据时代的‘祖国’”了。叶石涛指名攻击陈映真等人说，70年代乡土文学的论争中“有人……指出乡土文学有分离主义的倾向”，那是“杞人忧天”。叶石涛说，“事实上，台湾新文学从日据时代以来，一直在大陆的隔绝下，孤立地发展了六十多年，有许多实质的问题是无法以流派、主义的名称去解决的。”“进入80年代的初期，台湾作家终于成功地为台湾文学正名”。究竟是哪“许多实质的问题”?还有，“成功地为台湾文学正名”又是什么意思?“正名”以后的“台湾文学”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学呢?叶石涛没有明说。也许，叶石涛还是不得不考虑他身处戒严时代，所以还是要有所收敛。然而，要不了多久，时局再变化，肆无忌惮的叶石涛就会说明白了。
即使如此，历史仍然表明，还在“解严”前夕，在台湾文学界，两种文学思潮斗争已经是壁垒分明了。那就是，以陈映真为代表的“中国文学之一环论”和以叶石涛为代表的“台湾文学本土论”或“台湾文学主体性、主体论”的严重对立。后?的立场，是反中国的。
再看第二个阶段，1987年解除戒严以后，从台湾文学“主体论”，进而鼓吹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的“台湾文学论”、文学“两国”论。
人们可以看到，“解严”之前，与政治本土化运动一步一步地冲破国民党的政治禁忌的同时，在“台湾独立”的政治主张主宰下，文学“独立”的种种谬论，已经一一被提了出来。到了1987年7月15日“解严”之后，这种种的谬论又有了恶性的发展。其中，80年代末到90年代，这种恶性的发展则又随着政治上“台独”势力的猖獗而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就在“解严”前夕，1987年7月7日，所谓新生代的文坛“台独”势力在美国有一次聚会。当时，北美洲的台湾文学研究会邀请郑炯明、李敏勇访美。同时，彭瑞金也获得台湾基金会的补助，赴美收集战后初期台湾文学的资料。旅美的陈芳明、张良泽、林衡哲和他们相遇于加州海岸的美州夏令会。陈芳明说，这一次聚首，让他感到“多少喜悦悲愁齐涌胸头”。7月28日，陈芳明在圣荷西自己住家，与彭瑞金对谈了文学史的撰写事宜。对谈的记录，整理后，以《台湾文学的局限与延长》为题，发表在当年10月26日到11月2日的《台湾时报》和11月的台湾《文学界》24期以及11—12月的美国《台湾公论报》上。就同一话题。1988年1月8日，陈芳明又写了一篇《是撰写台湾文学史的时候了》一文，随后发表在2月13—14日的台湾《自立早报》上。5月7日，《民进报》革新版第9期又发表了陈芳明的《在中国的台湾文学与在台湾的中国文学》一文。在这之前，1987年11月，陈芳明还在《台湾文化》第15期上发表了《心灵的提升与再造——乡土文学论战与中坜事件十周年》一文。这之后，1988年5月14日，陈芳明还在《民进报》上发表了《文化上的称霸与反霸——旁观杨青矗与张贤亮的笔战》一文。凡此种种，都显得陈芳明想要在叶石涛之后为“文学台独”执牛耳了。
就在上述的几篇文章里，借着谈论文学史的编写问题，陈芳明除了继续鼓吹“台湾没有产生过中国文学”，攻击“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的统派主张，就是不遗余力地在文学领域里贩卖政治上的“台独”谬论，再以政治上的“台独”谬论为依据，回过头来兜售台湾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分离和独立的谬论。比如，陈芳明说，台湾是移民社会，中国移民到了台湾以后，无不是以全新的台湾人心态在开垦、生活的，他们的经济、生活方式逐渐因地域、环境的条件与中国隔离而形成他们的特色，他们从有移民的念头，到如何在这块地方活下去，我相信没有一样是受到北京政府的指导、保护吧!”陈芳明又说，“基本上台湾一直是殖民地社会，殖民地社会的语言必然受到统治者的语言压迫，以官方的命令要殖民地人民放弃自己的母语，而使用统治者的语言。……在台湾，语言在日据时代便发生过紧张关系……国民政府迁台之后，也同样造成了语言的政治紧张气氛。”这表明，陈芳明已经把台湾看作是一个移民社会、殖民地社会，早年的大陆移民台湾的中国人被认定为外国异民族的移民，国民党政府在40年代末的败走台湾被认为是外国殖民统治者的占领了。陈芳明一再宣称的是，“政治运动者与文学运动者，对岛屿命运的思考，果然都得到相同的答案与相同的结论”。他把“文学中的本土意识”与“政治里的草根精神”看作是“追求岛屿命运过程中的双璧”。陈芳明是在用自己一时还不敢公开标举的“两国”论提醒文学界的新分离主义者和“台独”势力，要拿起政治上的“台独”武器了。
其实，陈芳明一时还不敢公开标举却分明具有的“两国”论的“台独”主张，早在1984年就抛头露面了。那一年1月，陈芳明署名宋冬阳在《台湾文艺》86期上发表的那篇《现阶段台湾文学本土化的问题》里就公开说过：“客观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九一九年，林呈禄、蔡培炎、王敏川、蔡式谷、郑松筠、吴三连在日本东京筹组‘启发会’时，就提出‘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之主张。日后的政治团体，如一九二七年的‘台湾民党’，便揭示‘期望实现台湾人全体之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解放’之主张；同年的‘台湾民众党’也高举‘本党以确立民本政治建设合理的经济组织及改革社会制度之缺陷’之旗帜。这些右翼组织，全然是以追求台湾人的自治为终极目标。至于左翼团体如台湾共产党者，则进一步主张‘台湾独立’。”
到了1989年11月，陈芳明就明确提出“文学台独”要首先走向政治“台独”的主张了。当时，台湾前卫出版社印出了一本吴锦发写的书《做一个新台湾人》。书中，有一篇吴锦发对陈芳明的采访记录《故人迟迟归——访旅美作家陈芳明》。陈芳明对吴锦发说到，他自己在“2.28”事件之后，又接触到台湾立场强烈的《台湾政论》，还“受到台湾民主运动的冲击”，觉悟到了一个道理，就是：“不能只在文学上努力，只有文学，绝对解决不了台湾的问题。”陈芳明说：“我关心台湾，不能只满足于关心文学历史，还得关心政治事物，可是关心政治事物，又不能不了解历史文化……我得到一个结论：‘台湾知识分子不能不关心政治!’因为政治才是解决台湾问题最直接的途径。”
首先呼应陈芳明的就是彭瑞金。他在美国加州圣荷西陈芳明家中和陈芳明对话时，也赞成把台湾看作是外国移民的“移民社会”和殖民社会，赞成说“台湾语文充满移民和被殖民的痕迹”。不久，彭瑞金开始撰写《台湾新文学运动40年》。这本书，于1991年3月由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出版，1992年印了第二次，1997年8月又由春晖出版印行新版。叙述这40年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彭瑞金的归宿就是上述陈芳明早在1984年就借历史说出来的“台湾独立”。彭瑞金在这本书的新版《自序》里说得明白：“台湾无论作为一个民族或是作为一个国家，绝对不能没有自己的主体文化，并且还应该优先被建构起来。七十六年前，台湾新文学发韧伊始，台湾先哲便著文呼吁，台湾人要想成为世界上伟大之民族，首先一定要有自己的文学。”《自序》里，彭瑞金提到了1922年来到台湾的日本人贺川丰彦对文化协会成员说的一句话，即，“赶快建立属于台湾的文化吧!有了自己的文化，便不愁民族不能自决，民族不能独立”。彭瑞金说，这段史料，对于他的文学思考，“点亮了一盏明灯”。《自序》里，彭瑞金还提到，要“促使台湾的大学设立台湾文学系”。
彭瑞金在这篇《自序》里还说到了“台湾民族文学”的问题。这个以“台湾民族”概念建立的“台湾民族文学”，也是“解严”后新分离主义者、“台独”势力叫嚷得很厉害的一种论调。比如，1988年5月3、4日的《台湾时报》上，林央敏发表《台湾新民族文学的诞生》一文；7月9日—11日的《台湾时报》上，他又发表了《台湾新民族文学补遗——台湾文学答客问》一文。宋泽莱则在1988年5月15日由前卫出版社出版的他的论文集《台湾人的自我追寻》一书里，抛出了《“台湾民族”三讲》和《跃升中的“台湾民族论”》两篇文章。他们提出“台湾民族文学”，就是为了和“中国文学”划清界限，“最后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优良的新民族文化”。而这种“新民族文化”、“新民族文学”，又是“与台湾岛的命运完全切合”的。所以，“台湾民族文学论”就是为了“独立建国”的政治目标而提出的。
彭瑞金在这篇《自序》里提到的“设立台湾文学系”就是要将大学里原有的中文系视同外国文学系。这是新分离主义者、“台独”势力从“乡土”、“本土”最后走向“独立的台湾文学论”的一个信号。
当然，彭瑞金抛出为“独立的台湾文学”的谬论，也是早就有人在那里叫嚷了。比如，那个参加了1987年美州夏令会的林衡哲，早在1985年10月的《台湾文艺》100期上，就发表《台湾文艺百期感言》一文宣称，20世纪30年代以后，“台湾作家业已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新文学传统”，“终于与中国的文学传统分道扬镳，而自成独立自主的文学传统。有一位名小说家返台接受访问时说：‘台湾虽然在政治上还未独立，但是在文学上早就独立了。’我深深地同意他的看法。”1988年11月，《笠》诗刊搞了一个“论台湾新诗的独特性”的座谈会，赵天仪在发言中也说，“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是平行共存的”，谁也不从属于谁，即使台湾文学曾经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也不妨碍台湾文学成为独立的文学。同一个座谈会上，白荻还从“独立国家”的立场说：“日、韩二国诗人都确认在语言文化的历史上受中国强力的影响，甚至承认了‘汉’文化的根和‘中国趣味’的传统，但都不承认是中国文化的支流”，因为，还有超越语言等更为重要的东西存在，即“人的性格和想法、自然风土、生存环境的不同”，这些因素都使得台湾文学成为不同于中国文学的“独立文学”。1989年7月，自立报系文化出版部出版的陈芳明的论文集《鞭伤之岛》里，有一篇文章叫《迎接一个本土化运动》，也把明代郑成功政权、清朝政府一直到眼下的国民党政府等同于荷兰、日本的殖民统治，强调台湾人民反抗这些外来的强权统治，从而论证台湾之独立。到1991年1月，《笠》诗社印出的《诗与台湾现实》集中，陈千武作的《序》——《我们被迫地反复思考》则说，从日据以后，台湾可以说一直独立于中国之外，直到戒严解除，“台湾人民才激发满心的牢骚，缤纷花开。主张台湾独立或独立台湾的声音也喊高了。”陈千武鼓吹的是：“其实，台湾早已独立在日本和中国统治之外，为什么不认为是独立国呢?不管它的名称是台湾或中华民国。一个中华民国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是事实。一个中国和一个台湾的存在也是事实。”1992年9月，鼓瑞金自己在《文学台湾》4期上发表《当前台湾文学的本土化理想，已经先期于台湾人的民族解放或政治的独立建国达成。”彭瑞金还认为，台湾文学应该自我期许，去创作“国家文学位格”的文学。
这一段时间里，叶石涛在干什么呢?1992年9月和彭瑞金的《当前台湾文学的本土化与多元化》一起，在《文学台湾》4期上，叶石涛抛出了一篇《台湾文学本土化是必然途径》。1993年11月，他又在《台湾研究通讯》创刊号上抛出了《开拓多种风貌的台湾文学》一文。表面上看来，叶石涛在这两篇文章里不太主张让政治来干扰台湾文学的正常发展，他只注重于“本土化”的问题，甚至鼓吹“台湾文学的本土化应该是台湾统派和独派皆能肯定的道路”。然而，他还是顽固地把中国文化诬蔑为“具有沙文主义色彩的‘大汉文化’”、“外来强权文化”、“异质文化”，攻击二战后当时的中国政府用“威权统治的方式去压迫台湾人接受不同于台湾本土文化的异质文化”。叶石涛看到所谓“新生代”者陈芳明等人已经拉着彭瑞金等人赤膊上阵，以为韬晦时间就要过去，就要撕下假面了，充分亮相了。
应该说，即使怀有这样的心态，叶石涛也毕竟显得老道，在1985年的《没有土地·哪有文学》、1990年的《走向台湾文学》两本书之后，他还是先在《台湾文学的悲情》一书里放出了一个试探气球，这本书是1990年1月由高雄派色文化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基本上带有“回忆录”的性质，另有少量的评论文字。书中，叶石涛在感慨他五十年投入台湾文学“得到的只是‘悲情’两字”的时候，特别花力气作了“皇民文学”的翻案文章，此外，就是试探性地鼓吹分离主义、鼓吹“台独”了。比如，他也说，“台湾自古以来是个‘移民社会’，是‘汉番杂居’的多种多语言的社会”，“台湾是台湾人的土地”，在“几达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台湾文化”“铸造了自立而独特的文化价值系统”等等。
到1995年春，在高雄《台湾新闻报》的《西子湾》副刊上的“台湾文学百问”专栏里一周一篇地发表随笔，叶石涛终于也赤膊上阵了。叶石涛认为，“台湾文学本土化的主张已获取大多数台湾人的认同，政治压力减轻”，他可以放肆地鼓吹政治“台独”和“文学台独”了。请看这时候的叶石涛的言论——
“台湾人属于汉民族却不是中国人，有日本国籍却不是大和民族，……‘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战前台湾新文学的自主意识》。《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5年8月5日。)。
“台湾人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国人，台湾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新旧文学论争与张我军》。《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5年9月2日。)。”
“台湾本来是多种族的国家。”(《八○年代的母语文学》，《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6年8月18日。)
“台湾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制度不同、生活观念不同、历史境遇和文化内容迥然相异。”(《战后台湾文学的自主意识》。《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5年8月12日。)
“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叶石涛：《台湾文学入门、附录③——台湾文学作品应该进入教科书里》。春晖出版社，1997年6月初版，第219页。)。
“陈映真等新民族派作家是……民族主义者，他们是中国民族主义者，并不认同台湾为弱小新兴民族的国家。”(《台湾文学史上的乡土文学论争(下)》。《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5年10月28日。)
“只有外省族群所用的普通话一枝独秀，是优秀的语言，正如日治时代的日语是优势语言一样。这当然是外来统治民族强压的语言政策所导致的结果。”(《八○年代的母语文学》。《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6年8月18日。)
“不论是战前或战后，不能以台湾文学的创作语文来界定台湾文学是属于中国或日本文学；这好比是以英文创作的美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等国的文学不是英国文学的亚流一样的道理。同样的，新加坡的华文文学也就是新加坡文学，而不是中国文学。”(《战后台湾文学的自主意识》。《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5年8月12日。)
“台湾文学现时仍用中国的白话文(华文)创作。然而随着台湾历史的改变，有一天，台湾文学的创作语文一定会以各种族的母语为主才对，这取决于台湾人自主的确立与否。”(同①。)
“台湾新文学是独立自主的文学”(《战前台湾新文学的自主意识》。《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5年8月5日。)。
“中国文学与日本、英、美、欧洲文学一样，是属于外国文学的”。“这就是九○年代的现在，何以许多知识分子极力要求在大学、研究所里设立台湾文学系的原由。台湾文学既是中华民国亦即台湾的文学，当然大学里的中文系应该是属于外国文学，享有日本文学系、美国文学系一样的地位才是。”(同①。)
“无论在历史上和事实上，台湾的文学，从来都不是隶属于外国的文学。纵令它曾经用日文或中文来创作，但语文只是表现工具，台湾文学的传统本质都未曾改变过。”(同①。)
“中国新文学对它的影响微不足道，战前的新文学来自日本文学的刺激很大。……战后的台湾文学几乎没有受到任何中国文学的影响，如八○年代以降的后现代主义等文学运动跟中国扯不上任何关系。……中国文学对台湾人而言，是和日本文学或欧美文学一样的外国文学。”(同①。)
……
叶石涛终于用这样一些分裂祖国、分裂祖国文学的言论和行动撕下了多年骗人的假面具。
叶石涛在1993年交由皇冠出版的散文集《不完美的旅程》里说：“从一九六五年的四十一岁到现在的六十八岁，我的所有心血都投入于建立自主独立的台湾文学运动中。”叶石涛因此而获得了台湾新分离主义的这股“台独”的历史逆流的青睐。1989年盐分地带文艺营赏给他一个“台湾新文学特别推崇奖”的“文学贡献奖”时，吹捧他是“台湾文学早春的播种者”，“在台湾文学史上，立下新的里程碑”。1994年、1998年、1999年还接二连三地为叶石涛举办了文学研讨会，对他进行犒赏。其中，1998年在淡水工商管理学院召开的会议，就是由设在张良泽任系主任的那个台湾岛上第一个台湾文学系召开的，会标上就标明，叶石涛文学是“福尔摩沙的瑰宝”。1999年的会议是“叶石涛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由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心管理处倡议主办，“文学台湾基金会”承办，已经有了台湾当局的官方色彩。会上，彭瑞金吹捧叶石涛领先站在战后台湾文学的起跑线上”，以他的创作提供了“最重要的运动向前的精神动力”。陈芳明则吹捧说，“为台湾文学创造历史并书写历史的叶石涛，正日益显露他重要而深刻的文化意义。”还有一位叫做叶紫琼的，则在会上吹捧“叶石涛的文学旅程，也像是一颗文学巨木”，“是激越昂扬，不吐不快的文学旗手”，叶石涛“确立台湾主体意识”、重建“台湾精神史”，对他个人和台湾文学史都意义不凡”。会上，更有一个主张日本人和台湾人实行“各种族群‘融合’”的日本学者星名宏修，硬是吹捧叶石涛是什么“‘台湾文学’理论的指导者”。后来，6月间，春晖出版社印出会议的论文集时，书名用的又是《点亮台湾文学的火炬》。彭瑞金为论文集写的《代序》，也吹捧“叶石涛文学好比一座丰富的矿藏”。叶石涛“已然是台湾文学建构的一块不能或缺的础石”。
叶石涛垂垂老矣!然而，彭瑞金在这本论文集的《代序》里还殷切地寄望于叶石涛说，“他的文学还在涌上另一个高峰”。彭瑞金还寄希望于后来者，“把叶石涛文学里尚未被发现的文学智慧开发出来，贡献给台湾文学界”。
这“后来者”，最卖气力的还是陈芳明。陈芳明在加紧炮制他的《台湾新文学史》的同时，在90年代末期，又挑起了文坛统、独两派的激烈论战。先是在1997年8月，陈芳明在《联合文学》178期上抛出了《台湾新文学史》的第一章《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来势汹汹，大肆放言“台独”谬论。陈映真在2000年7月的《联合文学》189期上发表《以意识形态代替科学知识的灾难》一文加以批驳。随后，8月，《联合文学》190期上，陈芳明反扑，抛出了《马克思主义有那么严重吗?》一文。对此，9月的《联合文学》191期上，陈映真再度出击，回敬了一篇《关于台湾“社会性质”的进一步讨论》。跟着，10月，《联合文学》192期上，陈芳明急中跳墙，再抛出一篇《当台湾文学戴上马克思主义面具》，对陈映真施以恐吓和辱骂，以作反扑。12月，《联合文学》194期上，陈映真再批判，发表了《陈芳明历史三阶段论和台湾新文学史论可以体矣!》以示结束争论。
还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联合文学》上的二陈统、独论战虽然告一段落了，然而，世纪之交，新世纪即将到来之际，这样的论争还会进行下去，而且，情势还会更趋尖锐激烈，更形错综复杂。
其中，有一个现象就很值得注意——更年轻的一代人中间，有人深受叶石涛、彭瑞金、陈芳明等人毒害，其代表性的论著就是一位博士生的博士论文《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兴起与发展》，其基础是他1991年在东吴大学的中国文学硕士论文。
1996年前卫出版社出版这本博士论文著作时，作者在《后记》里虽然表示了他的“台独”立场，表示了他对中国这个“外来文化”的“强权”的莫名的憎恶，并且表示了他毫不含糊地斥统派立场为“反历史、反现实、反实证的唯心论”的急切态度，但是，诚如他本人所言，他毕竟经过了“六年中文系所中国文化的洗礼”。他应该明白，不可割断的中华民族的血脉联系，不可逆转的中国国家必定统一的历史潮流，都证明，他自己已经陷入了“反历史、反现实、反实证”的唯心论的泥坑。还证明，他，还有和他同样误入“台独”歧途的年轻的文学史和文学评论工作者，为“台独”势力殉葬是极其可悲的。他们应该听到，台湾社会、台湾文学的发展，已经向他们发出了喊声：“救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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