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召政:复活文化的真实
作者:卜昌伟   更新时间:2008-04-24

  集结了作家熊召政品评明史随笔文章的《去明朝看风景》日前由中华书局出版。昨天,熊召政接受采访时表示,《去明朝看风景》的内容是他写《张居正》时留下的“边角余料”,“《张居正》的容量不能承载我对更多人物的评析,所以就单独以随笔的方式呈现出来。”熊召政说,明代集封建王朝之大成,读其史籍,研判人事,常常会感到明白中有不明白之处,不明白时又会突然明白。明白与不明白,只是因人而异,因事而异。
  明朝是独一无二的范本
  《去明朝看风景》是熊召政自2006年以来所写的十八篇明朝历史随笔集,书中写了朱元璋与农民的关系、朱棣与北京城的建设、惨绝人寰的六君子案、张居正师徒反目,以及明思想家李贽、王守仁,政治家杨涟、杨慎等人的悲情遭遇。作者通过个中故事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观,即一个朝代,凡君子在政坛上占据主导地位,则政治清明,国泰民安;若小人当政,则国衰民弱,生灵涂炭。熊召政说,《去明朝看风景》的内容是他写《张居正》时留下的“边角余料”,“《张居正》的容量不能承载我对更多人物的评析,所以就单独以随笔的方式呈现出来。自2005年写了一些历史随笔以《看了明朝不明白》出版后,读者给予了我很多鼓励。一年下来,又有了十几万字,就又编辑为一册出版。”
  对于书名取作《去明朝看风景》,熊召政解释说,他自写作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以来,一直对明史抱有浓厚的兴趣。“我是一个喜欢旅游的人。我曾对人讲,我的旅游分两部分,一是在大地上旅游,二是在历史中旅游。有的地方游了一次就不想去,有的地方却常去常新。明朝便是我历史旅游的目的地,只要有机会,我就会收拾思想的行囊,到明朝去看风景。”熊召政说,大凡称得上风景区的地方,若非藏有奇山异水,肯定就有名胜古迹。“明朝这个风景区里藏有什么呢?它没有汉朝的剑气横溢,也没有唐朝的雍容大度,明朝的土壤也产生不了一流的侠士与文人。它的人文风景中没有奇山异水。但我仍可以说明朝的风景大有看头,这是因为明朝的社会形态与政治形态,都是中国历史中独一无二的范本。”
  张居正悲剧引人思考
  新书中,熊召政对万历皇帝、张居正、王安石等人的评析,与《张居正》中相差不大,对张居正的评价则有所深化。在熊召政看来,任何一个优秀的人物,他的优点和缺点都同样突出。“张居正就是这样,他的优点是敢于承担责任,有大智慧,处理人事问题从不意气用事;他的缺点是刚愎自用,慎重清流,在权臣面前委曲求全。此外,他有比较高的追求,有人说他是比较腐败,通过我研究明史发现,张居正腐化但不腐败。腐化就是他对生活要求很高,喜欢吃精美的食物,喜欢穿质地很好的衣服,他的追求就是今天年轻人说的小资情调。这在明代很多笔记文中可以看出来,但是他并不为此而收受贿赂,所以我说张居正腐化但不腐败。”
  在新作中,熊召政着墨最多的还是张居正。“张居正的悲剧恰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缺陷。中国文化历来是由两种文化相生相克发展下去的,一种是由最高统治者掌握的权力,他们依靠权力控制了输出历史的便利;第二种是广泛的读书人,他们控制了发言权。很不幸的是,张居正的改革既得罪了皇室的利益,也得罪了所有的读书人,就导致二者联合起来扼杀他。历史上说统治集团不喜欢的人,清流集团一定会喜欢;清流集团不喜欢的人,统治集团一定会喜欢。张居正谁也不喜欢的悲剧值得后人思考。”熊召政说,“‘天下斯文同骨肉。’作为一个后代的读书人,我对前代有功于国家,有功于社稷,有功于人民的读书人,生前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死后却遭到如此冷落而抱有深深的同情,所以我关注他。”
  撰文复活文化的真实
  熊召政表示,写完这些随笔文章后,他对明朝的研究与写作就到此为止,接下来将研究东汉末年与北宋时期的历史。总结明史,熊召政认为,明朝后期政治之所以衰败乃至亡国,就是因为朝廷中君子见离,小人多如过江之鲫。“小人在朝则必定贤人在野,若贤人在朝,则必遭群小暗算而死无葬身之地。徜徉于明朝,君子的悲剧比比皆是。就我看来,悲剧最盛者,莫过于方孝孺、于谦、杨涟、袁崇焕四人。张居正的悲剧虽然怵目惊心,但毕竟是祸发身后,他本人已无从知晓。这四个人不一样,他们都是含冤而死,且都死得极为惨烈。我在书中写过的明朝人物,如杨慎、王阳明、李贽等,凡为后世所推崇者,几乎也全都是以悲剧收场。”熊召政说,如果某一朝代的精英人物,都只能在悲剧中让后人怀想,则这个朝代满布黑暗。“它所有的人文风景,也只能在血腥与残暴中展现。”
  在写这些随笔文章时,熊召政一样做足了功课,查阅了大量明史材料。对于历史随笔历史真实性的问题,熊召政认为,历史随笔的真实性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典章制度的真实性,第二是风俗民情的真实,第三是文化的真实。“前两个真实属于历史考据的范围,后一个真实属于准确把握一种历史感悟;前两个是形而下的,后一个是形而上的。很多人把历史事件写得很透彻,但在历史文化的真实层面上却用今天的文化观去处理古人的思维,这显然是与历史相违背的。我称我的这些文章是文化历史随笔,我的任务是要复活文化的真实。”(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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