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正的《长夜半生》是一个上海和香港的传奇。这两个城市和城市中人们的命运既是中国历史命运的一部分，又是中国和世界联系的象征。中国的现代历史中因深刻的民族屈辱和压抑产生的“悲情”叙事与中国现代新的日常生活和价值观的崛起都和这两个城市的命运有直接的关联与牵涉，而《长夜半生》正是从两个人的命运展开了对两个城市命运的述说。
　　《长夜半生》的有趣之处在于它是以心理和感情的节奏来处理时空关系，通过记忆的展开提供给我们关于个人命运和城市命运的表现。在这里，故事和人的命运不可缺少，但心理和感情的波动才是小说关注的中心。小说家将一种探讨小说本身运作、审视小说和作家角色的“元小说”的策略贯穿于小说之中，使得小说本身不仅仅是世界“似真”的展开，还通过思考小说与现实的关系来追问世界的真实性。这种追问和作者对于“现代性”的宏图大计的反思正相契合。他一面通过对人物心理的探究来思考人置身于大时代中的复杂命运，思考和追问日常生活中时时被大历史拨弄的中国人２０世纪的命运，另一方面，又对整个故事本身的运作作再度的思考，探究“真实”的命运。这种复杂的小说运作并非是作者的炫技之举，而是面对小说本身的必然选择。
　　这部小说的力量在于他对中国“新文学”一直执著的两个命题的再思和追问。一是中国“新文学”的主流在文学和现实的关系上始终执著于文学对于“现实”直接的投射和反映，始终相信“现代性”能够洞见生活的真相和现实本身。于是，文学的作用自然成了对历史发展趋向的反映；二是中国的“新文学”的主流始终执著于宏大的历史进程的表现，执著于探究紧迫的民族和阶级冲突下的社会状况和革命激情，而忽视日常琐碎生活的性质正是中国“现代性”的另一面。这两者都与中国现代性历史面对的民族屈辱和社会危机紧密相连，是历史的必然和中国“现代性”的历史特点之一。吴正的这部小说从两个方向上对这些命题作出了再思和追问。随着小说的展开，小说本身的探究使得“似真”的表现受到了反思。通过叙述者不断探究自己小说的可能性，不断唤醒自己对于现实和虚构关系的再度追问。这是一种历经沧桑的智慧，也是一种对简单的现实观和文学观的再思。同时，吴正开始实实在在地关注起现实生活的具体性。在这个全球化时代里，伴随着中等收入者的崛起，日常生活的欲望被合法化，成为生活的目标之一。在现代性的宏伟叙事中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和消费的价值被凸显出来，被忽略和压抑的日常生活趣味变成了文学想像的中心，在消费中，个人才能够发现自己，彰显个体生命的特殊性，消费行为成为个性存在的前提。个体生命的历史和个体生命的运行被赋予越来越大的意义，这是一种个人生存实在经验的描述。这种经验不是对现实的反抗，而是和现实世界达成一种辩证关系。
　　    上海和香港正是中国“现代性”历史中最具现代性日常生活的特征的都市。它们的这种特色就体现在吴正笔下经历了在巨大历史运动中剧烈浮沉的人们的命运中。在吴正这里，历史的记忆为个人在一个消费社会中具有自己身份认同奠定了基础，但这一基础又是不堪回首地呈现在时间和空间的交错之中。吴正没有回避大历史本身的潮流，却发出了类似张爱玲《倾城之恋》的感慨，沧桑的大历史其实是个人命运的背景。这样的想像在张爱玲的笔下难免因和当时中国所面临的紧迫挑战没有深刻联系而受到批评。但在吴正这里，历史为今天的发展赋予了更多的合法性，中国的发展为上海和香港提供的历史机会其实也是为个人要求消费生活的合法性提供了基础。吴正的小说为我们了解当下和昨天的中国，了解中国的变化提供了有趣而独特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