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长夜半生》最显著的特色， 是它优雅的叙事风度和纯正的艺术气质。作品没有大开大阖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所写的不过是四个人物两对夫妇在汹涌激荡的时代大潮中的命运遭际和情感纠葛；这样的题材，在新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可以说已是屡见不鲜，写不胜写。《长夜半生》与众不同的地方，在它无论是写那段政治狂热的畸形年代还是物欲横流的当下生活，都没有愤世嫉俗的矫情心态和故作惊人的张扬之笔。一些普普通通的人物，无数平平常常的日子，如一幅工笔描绘的风俗长卷，一曲温婉细腻的生命序曲，不愠不火，不惊不咋，却因其画面之逼真和旋律之流畅而激活人们“苦涩和温馨”的记忆，触发内心强烈的情感共鸣和哲理思索。小说在揭示极左时期政治高压的严酷和商品经济对人们心灵的戕害腐蚀时，没有让自己沉浸在控诉与忿懑的情绪中，而是以尽可能冷静、平和与节制的笔调，着眼于严酷现实中人性的暖色，去突现艰难时世下人们纯洁的心灵和美好的情愫。兆正与“我”，在爱情的追逐中原属“情敌”，但当“我”在“文革”中遭遇灭顶之灾的危难时刻，操纵生杀予夺之机的兆正并没有对“我”落井下石，而是出于真挚的友情和善意，暗中设法加以保护。同样，在“九七”金融危机中，当“我”面临即将破产的绝境时，“我”的妻子雨萍也没有因“我”移情别恋的行径借故离弃，反倒以一句“我们一无所有地来到这里，最多，我们再一无所有地回到上海去”的话语温热了“我”冰凉的心，使“我”体味到“即使生活在穷困之中，人与人之间仍要有一份真诚、体谅、关爱与互慰，这样的人间才有温暖”。即使是对于莉莉、湛玉等人在金钱欲望的扭曲下种种恶俗的表现，作者也没有恣意嘲讽与奚落，而只是怀着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惆怅，报以深切的同情与惋惜。同样令人折服的是，在这部通篇弥漫着温婉诗意的作品中，作者并非在刻意玩味苦难，粉饰太平，相反，那些诸如一个善良正派的数学教师平白无故便被打成坏分子而惨遭横祸，一个花季少女只能“自觉奉上自尊心让他人来践踏”而获得屈辱生计的情节，都是椎心泣血般刺痛读者的神经，让人反复回想，意绪难平。总之，这是一些许多人都曾经历和正在经历的岁月，一些许多作家曾经写过且还在继续写的事情，只是《长夜半生》写得更精致，更优容，更诗意，因而也更真实，更让人感动，更耐人咀嚼和回味。这些也正是这部作品所以能吸引人、打动人的魅力所在。由此，人们不难理解，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信》中，为什么要把“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作为评价文艺作品的最高标准。一部作品，无论作者企图赋予它何等深广的历史内容，如果它缺乏艺术上的征服力，那么一切就都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