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郁的“诗之韵味”
　　这是一部探索小说，探索小说的新的写法，以打破小说的传统写法与习惯写法，实现作家自己所提出的新的创作观念与主张。
　　小说《长夜半生》描写的是兆正与湛玉、“我”与雨萍两对夫妻的爱情错位与心理错位，由此折射出那个特定历史时期时代的、社会的、生活的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扭曲与错位。小说的题十分深刻，然而读着这部小说，无论作家把我带到哪里——上海复兴路上的公寓和花园，还是香港东半山的豪华住宅，湛玉对“我”的等待，“我”对湛玉的思念，雨萍对表哥兆正的怀恋，以及她所珍藏的那件“千结毛衣”，都流露出一片真情，一片心意，甚至几许惆怅，几许愁绪……这里，没有我们以往看惯了的那种人物之间的正面冲突，尖锐矛盾，甚至连吵吵闹闹都没有。这种貌似平静实乃人物心灵之间的深沉感应、沟通与交流，无仇无恨，无怨无悔，那一片心意、情意与爱意，自然最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获得良好的审美效果。这就是吴正与众不同之处。小说《长夜半生》的“诗化”，以其高洁的格调与品位，就像在人们久久呼吸着污浊空气之时，吹来一阵清新的风，令人心旷神怡。
　　深刻的人性揭示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当代小说，忽略、回避、犯禁的，就是描写人性。而《长夜半生》所写的人物的爱情错位及偷情做爱，为小说充分深刻地描写人性，提供了最好的契机。
　　《长夜半生》对人性的描写，最精彩的笔墨在第三十节。那是兆正突然从太湖畔创作之家回到上海，发现妻子正与自己的朋友“我”在家中幽会，偷情做爱。一开始，他还很平静，“平静得出奇；也很理智，理智得出奇”；可是，当“房中传来的呻吟声突然响亮了起来”时，他就“有点不行了，他好像有点受不住了”。这是一个常人的心理反应与心理感觉。然而，兆正还是克制住自己，默默地忍受着巨大的打击，巨大的心灵震撼。他没去打搅他们，更没去捉奸，只是在一份挂历上做了一个记号，“只有他兆正才有可能留下的记号”，以便让湛玉知道“在那一天的那一个时刻”，他曾经回来过，便悄悄地走了。
　　《长夜半生》的这些描写，掘开了“人性岩层的深部”，精心提炼出人性之美，将之淋漓尽致地展示在读者面前。这怎能不给读者以巨大的心灵震撼？   
　　    在作为小说后记的那首诗《爱的反面》里，作家一再问：“究竟有些什么在爱的反面？”答案可以在兆正身上发现，那就是理解、谅解与宽容。这就是人性美的具体体现。如果作家描写一场捉奸时的咒骂、打斗与厮杀，那又是一种人性，人性的另一面，美丑自有读者去分辨。
　　读着《长夜半生》这样精彩的人性描写，使我自然想起了徐志摩的诗《再别康桥》，“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这会儿，兆正“悄悄地走来，又悄悄地走去”，那诗意，那情调，那韵味，难道没有异曲同工之妙？
　　自由的心理结构艺术
　　长篇小说创作，结构是一大难事。以往的小说，一般都按故事情节的发展进行结构。这种方式，谓之情节结构。现代小说家中，郁达夫的小说却按人物情绪的变化与流动，进行结构，这是一种情绪结构方式，如《沉沦》。吴正的探索与创新，在于创造了一种心理结构艺术。他编织的是一张人物心理感觉与心理变化的网，描绘出一幅幅人物的心理流变图。所以，我们可将《长夜半生》视为一部心理小说。
　　由于按人物的心理感觉与心理变化结构小说，一切可以颠倒，一切可以打乱，又一切可以组合。这种心理结构艺术，给作家的创作以极大的自由。时序可以颠倒，过去现在，昨天今天，那会儿这会儿，但不管怎样颠倒，又都联系在一起。时空可以打乱，上海香港，上海的这里那里，香港的这里那里，但不管怎样打乱，又都自成一体。人称可以变换，一会儿“我”，一会儿他（兆正），一会儿她（湛玉），一会儿她（雨萍），不管怎样变换，描写与叙述的层次又那样自然。情景可以跳跃，上海的种种情景，香港的种种情景，社会上的，家里的，两人相处时的，林林总总，种种情景，无不闪来闪去，跳来跳去，又都错而不乱。往昔的回忆，现时的遐想，历史的，现实的，都可无休止地展开，又都交织在一起。但要掌握心理结构这种艺术，描写得那样自如，那样得体，需要作家极大的功力。这种心理结构艺术，打破了以往小说的情节结构方式，没有曲折的故事，没有重大的事件，没有引人入胜的悬念，人物的命运不引起人们的期待，小说靠什么吸引读者？这就回到了上述两个命题：深刻的人性揭示，浓郁的“诗之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