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面对的当代小说世界，丰富而可读。但有一种遗憾显而易见：似乎诱引着你读第二遍的小说越来越少。不是因为时代节奏造成我们没有时间再读一次，是文学本身的问题——至少，文学本可以提供另一种属于自己的节奏，也就是说，文学的节奏不应该都是与时代同拍，它完全可以是自己的，是更快或者更慢，是现实的加深或者虚构的加深，它让你觉得智力或者情感受到了挑战，并仍然饱含兴趣再咀嚼一次匆匆阅览时无法尝尽的养分。
　　关于这一点，《长夜半生》让我们欣慰。它让我有再读一遍的欲望，而且有无法一气儿读完的感觉。读《长夜半生》需要停顿，不是它的文字不够舒徐流畅，而是它需要思考，小说中那些不多的人物事件强烈地引发出我们自身的情感经验和生命经验，一种对内在的调动在阅读中生成翻覆，构画出该小说独特的美学——真实而略带苍茫，细腻内敛又密布着生命的敏感与紧张。
　　时间与空间
　　小说的大陆版名为《长夜半生》，小说的香港版则叫《立交人生》。
　　《立交人生》中有一段借助男主人公兆正的思索来点题的片段。在长夜漫步中，渐渐走离了上海市区的兆正站在立交桥上回望，宏观的灯光车龙流线前行，而到脚下近看，却杂沓拥挤、“穷凶极恶”，噪音以及匆忙赶路的人里，只有他一人瞻前顾后、停步流连。他思忖道：“这么多条道路，纵横交错互占空间各据层面，且都从不同的方向上来又通往不同的方向去；彼此即使平行或叠交而过，也无法真正沟通。这种城市的现代化规划与理念难道不是对于人生概念的精彩诠释吗？”——这是一种孤独的美学，来自对于人与人交叠平行但难以真正沟通的怀疑，不但在小说中的两性情感间得以印证，还延展到对于现代化符号立交桥结构的象征性诠解，这一方面是描述兆正的心理荒谬感，另一方面，也隐隐地包含了作家对这个时代的价值观遭遇巨变的批判，一种关于所谓现代化进程与心灵守持间无法平衡的批判。《立交人生》，首先传达的是一层心灵无法相交的失落和孤独，一个空间的概念，它实实在在地喻指了一重情感困境和某种生命悲观。
　　而《长夜半生》，是一个时间概念。小说起于兆正傍晚从上海高尚住宅区的家中茫然出行，第二天凌晨，他终于步入上海远郊的莘庄市内。一个长夜，牵进的却是两双中年男女自小至今的所有重要的人生和精神信息，所以也就有了“半生缘”的长度。长夜与半生，两个偏意于时间的词汇，把夜气的苍茫和人生的长度叠起来，气氛有些凝重，其美学的指向令人很自然地想到张爱玲式的调子，诸如《半生缘》，诸如上海和香港的“双城记”——这小说里的两双人物以及作家吴正上海人和香港人的双重身份，都算得上这种“双城记”的当代版。当然，这“双城记”里有着明显的吴氏特色：内在的温和与儒雅，抒情调和休止拍。
　　这两个题目的呈示，无疑勾勒了作家意识中对于小说的两种概括方式，或者说展现了两个互补融合的大旋律。空间结构中的象征性和批判意识，时间延展中的美学指向，以及二者共同的对于过往岁月的苍茫回首，铸造了他看待这代人的基本理念：同情、理解；宽容、不满；既是一种悟，也是一种叹。
　　价值观的变迁与循环以及 对和谐之美的向往
　　半生的美学是怎样的一种美学呢？首先，是现象上的变迁和转移。
　　“从我们年轻的那个时代开始，中国社会分别经历了对于权力、才华和金钱崇拜三个历史阶段”，“当年的政治狂热与今日的物质窒息（狂热也是一种窒息）同样地冲击着我们的心魂，让我们失去心理平衡。在我们青春发育期的信仰模式的强行灌注对应着在我们更年期的对价值观剧变的残酷适应”——如果这些都是宏观概括的话，在女主人公、兆正之妻湛玉身上，可以看到更多的现象与价值观念的变化：她是受了１８、１９世纪写实主义大师经典熏陶的优秀知识女性，在注重才华的年代满足于丈夫兆正的一切，并且如其他文人一样，渴望着艺术与人性绿洲式的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文艺沙龙在中国复活。但上世纪９０年代带来的全新的价值观让“昔日曾经登台呼吁物质文明时代赶快来临的文人们”先是困惑，次是怀疑，再是有点不知所措。“社会自有她愈变愈强烈了的兴奋灶，那便是钱”——这里指涉社会的“她”字镶嵌在湛玉的思考中，无疑也在指涉这个美丽的女性。于是，她童年的记忆恢复了，她开始崇敬她曾是资本家的父亲：那个有钱的男人曾带给她的母亲——比他小十数岁的女人——经济上的安全感，而今天，同是“钱”，又开始冲击到作为知识女性的女儿。而“我”，书中的故事叙述者，一个３０年前湛玉的仰慕者、在香港继承家业运金有术的老同学在此背景里重新成为湛玉心灵与价值观转移后的填充者，成为一种给当下时代的女人带来新的安全感的符码。
　　小说借助大量的回忆比较了时空景象的差异，证明着现象的变迁和转移，证明着价值观是怎样在这中间潜移默化着人心，并且慢慢在描述中证实了属于“我们”的“半生的美学”的第二步：“循环论”。
　　“人生是个圆周，不知从何时起，他的人生轨迹已在不知不觉中向着它的始点回归了”——这种循环回归的意识，最明显的自然还是上述价值观的轮回，小说中写“文革”时代被打倒的父亲在一次酒后失言时对湛玉说：“孩子，你要记住，钱这样东西是永远搞不臭的，也永远少不了！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人生在世，没钱缺钱的苦哇……”这种人生感喟果然在今日再次包围了人们，成了我们焦虑和皈依的“真理”。
　　但循环论仅止于此吗？作家的理解颇为复杂和深刻。他运作着湛玉为代表的那种与我们三四十年来时代主潮同步的循环价值观时，至少还运作着另一股心理潮流的循环，比如兆正和“我”的妻子即兆正表妹雨萍所代表的回归内心宁静的循环。强烈的理想主义和对于少年纯真宁静精神的向往，始终在兆正、雨萍身上洋溢。作者对兆正作为著名小说家地位的评价足以说明这种回归所具有的意义：“他的作品是他童年与青春梦痕的记录，是你我梦痕的记录，是我们这代人梦痕的记录，是我们当年身处的那个时代的各种梦痕的记录。从宏观和长远而言，他作品的价值就在于此。”作家坚执地在小说中表达着这样一种对抗性的内在的力量，从而完成了循环的全体——既然人生是个圆周，一切都在循环，那么，就不该仅仅是从实用主义到实用主义的单线循环，或者还有理想主义到理想主义，个体的坚守到个体的坚守等等的循环。虽然从小说的气氛来讲，很难说是乐观的，但苍茫中仍然充满了美，充满了诗意，充满了年轮锻造出的澹定和超越性因素。就这些而言，作者从自身亲历的岁月感受出发，理性地规约着生命意义应当具备的丰富性和完整性，努力构塑着循环论里的和谐。
　　因此，“半生的美学”还有第三重境界的可能：对于和谐之美的自由往来。比如对于历史的评价，小说既反对“文革”狂热症，也不喜欢我们这个时代的金钱拜物教。对于始终重视内心梦痕的兆正和慢慢变得纯粹超然的雨萍，“我”这个翻滚在商场的人物始终是最理解和最尊敬他们的。“我”相信价值观循环轮转，恰恰是相信它有朝一日还会回到另一个端点（这和湛玉紧贴着时代循环改变的价值焦虑不同）。“我”甚至相信，在湛玉心中，我只是代替兆正扮演在这个时代律令中的部分人格，总有一天，兆正还是完整的兆正，我也还是我——这种大胆的想像似乎为小说中的婚外恋找到了虚伪的幌子，但如果“我”就是兆正，小说中的两个男性实际上是一个文人兼商人的两面呢？这是否在说明我们面对世俗价值冲突中的自我分裂呢？那么，有弥合的一天吗？有我们的生命梦想不再因金钱而自我撕扯，并让两性都感到内心安全的一天吗？这是对人类和谐之美的天问。
　　《长夜半生》，说是“擦亮一根火柴，照明一个时代”；而其实，更是年逾“知天命”的吴正对于人生情感在时代价值转移中的一次负责任的推演，启迪的应该不止于一代人。希望这样的文学还有更多机会涌入人心内部，开放出心的宁静的花蕾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