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喜欢文学的人，没有不为沈从文心醉的，随着沈先生的一枝绣笔，大家对湘西一带的山水风情似乎都了然于心。放蛊、赶尸这些奇异的事情，让人既陌生，又惊讶。这里的山、水，还有人，似乎都是传奇的主角，看沈从文寥寥数笔写出来的人：“20年前澧州镇守使王正雅部队一个平常马夫，姓贺名龙，兵乱时，一菜刀切下了一个散兵的头颅。20年后就得惊动三省集中十万军队来解决这马夫，谁个人会注意这小小节目，谁个人想像得到人类历史是用什么写成的！”（《箱子岩》《湘行散记》）沈先生大概不会想到70多年后，一个川东人（现隶属渝东南）蜀虎注意到“这小小节目”，他“央求当事人给我摆龙门阵，搞点实地考察，翻阅尘封的资料，搜查散落在边区的稗官野史，编辑流传的民间故事……”而写下的这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武陵的红》（作家出版社，2007年6月版），讲的就是被围剿中的贺龙深入到武陵山区在当地搅动起一股“红潮”的故事。因为有湘西沈从文先生的文字做铺垫，所以看到这部小说中与之血脉相连的武陵山区血气方刚的汉子、柔情似水的女子以及义冲云天的壮举、斗智斗勇的故事，在情感上一下子就有了几分的亲切，武陵山区的风土人情又让小说平添了几分神秘，再加上自称“急性子，快人快语绝不啰嗦”的作者笔落惊风的叙述又使小说多了几分惊险，亲切、神秘……这三个词不足以概括《武陵的红》的全部内容，但它们却道出了我对这部小说的印象。 
　　“一片楠竹林里，虽然暮霭缭绕，然仍偶有鸟雀啁啾。太阳早已沉入岩石后面去了，喧嚷了一天的山谷，逐渐沉静下来。武陵山区的傍晚，是这样的安静凝聚，从黑森林里望出去，隐约听到从山寨传来的笑声说话声，是那么缥缈遥远。”小说中充满了这样柔美的笔触，文字的背后掩藏不住的是作者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正因为有这种爱的存在，不论是作者笔下的一草一木，还是山寨寺院、民风人情，无不饱含深情，从而也使整个作品情感饱满元气淋漓，这与当前那种颓靡无力的创作恰成鲜明对照。如苍莽、神秘的武陵山区一样，小说能够带给人这样的感觉，得益于作者在写作中让文字续接了民间的地气，生发了民间的文化传统，从而为小说注入了一股力量，也形成了不同其它作品的自身特质。从秀山花灯，到土家大摆手舞盛会，这些承载着古老的民间文化的文化符号在小说中随处可见，甚至被作者发挥到淋漓尽致。小说在情节设计上也显示了民间的力量：当地的军阀和黑恶势力想借剿灭贺龙之机，先剿灭在当地有着巨大影响的四大寨主，这四大寨虽然接受着官府的统制，但是长久以来就是具有独立性质的民间王国，在这里，他们行使的是与民共乐的传统道义，所以深孚众望为人拥戴，贺龙与他们的结盟也正是顺应民意。由四大寨主导的民间生活是相对独立于官府之外的自足的生活、政治体系，他们三教九流团结互助，外可御敌、内则同乐。如当官府与地方恶势力要谋害四大寨主的时候，连梵净山主持的四大弟子都下来护救，而四大寨中的第二代人还有的在山寺习武，错综复杂的民间构成了一张结实的大网，官方与民间的这种对峙构成了小说中最为重要的一对矛盾，作者也竭尽所能充分展示了民间的力量、智慧和团结。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民间的力量和智慧未必都表现在打打杀杀的蛮力上，而是内在的精神力量，是人的内心中不可遏制的情感。《武陵的红》上部第十四至十八章，写到了武陵人秀山花灯、土家大摆手舞盛会等能够体现出当地风情和人的内心的章节，是小说中最吸引人最见功力的篇章，小说中写出了人与自然、历史传统、生活本身融为一体的狂欢、抒情，在那些鲜活的民歌中看到的是人们对故土的爱，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对自由的向往，对爱情的歌唱，这些都成为融在血液中的力量，它们一旦爆发出来便百折不挠、无坚不摧。像“花灯王”石三叔好像就是一个唱唱跳跳的民间艺人，但是真正涉及到尊严、道义的时候，他却毫不低头，真有一种“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大节，哪怕最终为此献出了生命也没有丝毫退缩和畏惧，作者在作品中发掘的就是这样的“民魂”。在小说中，我还读到一个非常妙的细节，那是一段为了逗寨主高兴的“一曲原始且诙谐风趣的毛谷斯”，原来是戏说《三字经》： 
　　他说：“人之初，” 
　　毛谷斯：“狗咬猪。” 
　　他说：“性本善，” 
　　毛谷斯：“炒剩饭。” 
　　他说：“这是圣贤书《三字经》，” 
　　毛谷斯：“我们读过‘四字经’，” 
　　他说：“不对头，是《三字经》，” 
　　毛谷斯：“对头，我们读的就是‘四字经’。手有手筋，脚有脚筋，背有背筋，两腿间还有根总经。” 
　　他说：“不对头！人之初，性本善，” 
　　毛谷斯：“狗不叫，是只死狗子。” 
　　他说：“又错了，是‘苟不教、性乃迁’。” 
　　毛谷斯：“我们读的是‘八书’。” 
　　他说：“不对头！只是《四书五经》，哪里来的‘八书’！” 
　　这一正一反的答问，不但诙谐，还体现了民间对于正统的官方文化的戏谑。常说“楚地多巫”，确实这方土地是官方教化所没有完全覆盖的地方，所以这里的人崇尚自由，想像丰富，不受拘束，对于官府，也未必如顺民毕恭毕敬。由此，我觉得作品中有了一个很重要的维度，那就是以这种文化的、精神的力量而不是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解读和看待历史，这样，我们就会发现谁阻碍了民众的这种自由的追求，谁不能让大家心中的美好情感变为现实，那么谁就会遭到民众的反对，这种从人的本性中激发的力量有着排山倒海的能量，哪怕官府的势力再强大也是不堪一击。我想作者写出了这些，但未必明确意识到，否则这条线索延展下去，这部作品会显得更为开阔、大气。 
　　其实，在小说的写法上走得也是民间的路数，作者显然深谙中国传统小说的笔法，以英雄传奇的路数来演绎武陵山区的豪侠们的智勇大战。这种写法在上部显得尤为成功，开篇即说贺龙要来了，围绕这个事情各方势力明争暗斗用尽心机，可是贺龙一直在传说中，这种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写法简直是古典小说的滥觞。这种写法使得小说张弛有度，整个故事情节紧凑，引人入胜，但我也不得不说它也限制了作者，尤其是在下半部，因为追踪故事的起伏而忽略了人物的内心发展，所以故事结束并且圆满了，但人物的内心却还没有顺着自己的逻辑达到圆满。还有，传统小说中的大团圆等传统心理影响，使得作品中的英雄虽有磨难但无往而不胜，这多少削减了人物的内心冲突和性格的展示，或者说作者总不忍心把他的英雄们放在绝路上，总让他们内心和谐、满足，这种“仁慈”反而让人物的形象模糊了。不过，在一部长篇小说中有一点遗憾并不奇怪，它完全可以成为作者下一部作品努力的方向。 
　　最后，说一点题外话。这部小说的作者蜀虎，本名周春生，不是职业作家，而是一名国家干部，在《武陵的红》之前，他已经在《红枫林》《灵物》两本中短篇小说集中抒发过对武陵山区的赞歌，这不但证明了他对故土爱之弥深，还足见他的勤奋，我特别想说的是职业并没有阻止一个人对于文学的追求，这也是近年来我比较关注的一个现象，那就是写作的非职业化倾向——他们都有着自己固定的职业，而且很敬业；写作是他们持久的业余爱好，而绝没有像80年代的许多作家那样，试图通过写作来改变自己的职业和命运。有一个说法可能不恰当，但却有利于说明他们的姿态，那就是“文学上的流亡者”。当更多这样“原生态”的“流亡者”加入到文学创作的队伍中时，无形中丰富了当下的写作生态，相对于一些苍白的职业化写作，他们情感饱满、虎虎有生气，为萎靡的文坛吹进一股新风、增添了强劲的活力。千万不要怀疑这群人的文学实力，如果拿大牌吓唬人的话，我可以举出卡夫卡；近的可以举出“大同一警察”曹乃谦，他的小说不是连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马悦然都心醉神迷吗？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只有这样没有功利心，仅仅是为了热爱和获得内心满足的创作，那才是真正的、纯粹的创作。为此，我敬佩他们，尽管他们总是不“著名”也很难畅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