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80年代初始，我国政治、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转变，人们的精神生活需求也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而日益增长，维吾尔文学的发展也一改迟疑、观望的步履跨入了勇敢探索的阶段。这个时期需要一批具有全新文学思维、美学观念、写作风格和创作意识的新时代作家。　　迈麦提明·吾守尔、巴格拉西、艾赫坦木·乌麦尔、哈丽黛·伊斯拉伊尔等人便是维吾尔文学的星空中升起的一批应运而生的新星。
  　　这一批文学新秀无论其年龄、学历、性格、开始文学创作的时间均不相同，其创作风格迥异，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勇于承担人民和时代赋予他们的文学创作的重任，善于继承民族文学的传统并且敢于创新。倘若我们一看到他们与成就并存的某些弱点和不足，便对孕育着巨大生命力而汹涌波动的创作浪潮视而不见，那显然不是明智之举。不论我们肯定还是否定，这一批文学新秀在他们的作品中表达了对民族文化积淀和我们的价值观批判地继承的态度，这是值得欢迎和提倡的。
  　　维吾尔族著名作家阿布都热依木·乌铁库尔在他的长篇小说《足迹》的序言中写道：“……这样的作品要求其作者有深入历史并走出历史的本领……”这句话虽然是针对历史小说的创作而发的议论，也不妨推而广之，应用于其他的文学创作。因为纵观世界上的传世名作，无不要求其作者不仅熟知他所描写的生活，而且要求作者站得高于生活，以一个哲学家、史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的眼光去审视整个社会生活和广大的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去把握。上述几位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吸取了前辈文学家的创作经验，所以他们能以一种超越时空的历史感与现实感描写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空间的具体生活内容，写出具有生活的真实、艺术价值和生命力的好作品。
  　　迈麦提明·吾守尔是一名站在文学创作前列的小说家，他善于运用讽刺笔法描写人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1992年《天山》文学期刊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范围内进行了一次读者民意测验，迈麦提明·吾守尔被荣推为读者最喜爱的三位作家之一。他笔下的人物多以伊犁人的性格为原型，熔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对社会生活的独特看法于一身，他的中、短篇小说中洋溢着温画式的幽默气息，显得那么自然、和谐，读来使人忍俊不禁。试看短篇小说《镶了金牙的狗》中的人物——一篇题为《疯子》的文章的作者的一段妙论：
  　　
  　　……外国的作家们边跑边编辑文章，诗人们怕影响情绪而不讨老婆……我来到一座城市，那里的市民们穿得那么阔气，市长却光着双脚。女人们留着假胡子，男人们戴着假发，吃饭下馆子，睡觉住店，自己家的屋子出租挣钱，喝热茶要放冰块，冰激凌要搞热了吃……这些怪事真叫你吃惊。我们街上的赛米塔洪你可能认识吧?他如今卖裤头袜子的可发了，去朝圣回来成了阿布都赛米提阿吉。这些日子以来他发火了，说“我们的传统跑到哪儿去了?”，用大布缝了一件衬衣穿上，又用细土布做了一条领带系上，新买的小轿车里铺了一领席子开着到处跑……
  　　
  　　这位小说人物的道白多像一位相声演员的台词，可是作者写这些决不是为了引人发笑，倘若你认真品味，你就会觉出，这些笑料可以让你联想起生活当中的各种情形，这些事被提高到一种艺术的高度，造成了一种氛围，人物在这种艺术氛围中依照他自己的逻辑在说，在做。的确，我们都忍不住笑了，但这决不是无意义的干笑，因为这笑声中寓意很深，蕴含着机智的讽刺和辛辣的嘲笑。迈麦提明·吾守尔十分重视凸现维吾尔民族喜欢说笑的幽默天性，充分地开掘这一特性，使之成为他创作风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迈麦提明·吾守尔在他的《阿依汗》、《带棱的玻璃杯》、《胡须的纠纷》、《离乡人酒馆》、《镶了金牙的狗》等一系列作品中都突出了上述特点。《胡须的纠纷》便是一篇读来不由你不笑的作品。作品中的“我”一听到抓人了，就惊恐万状，以为这与某一件正在清查、正在登记的罪行有关，虽然他自己清白无辜，使他整日陷入莫名的惊恐之中，寝食不安，生活完全脱离了自身的轨道。后来，他认为这一切均缘起于胡须，便剃了胡须。但他仍然惶惶不可终日，又想去改变胡须的样式，此举未获成功。镇长又给他乱上添乱，于是此君无法出门见人，连舒心的呼吸也成为不可能，整日在家坐困愁城。风波告结束后，此君全不去反思自己无辜败落的原因，把自己的倒楣全怪到镇长头上而去戏弄镇长。这部作品揭示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反映动乱年代在人们心中留下的创伤，他把那时的愚昧、呆板、僵化上升到一种悲剧的高度加以表现，人物以其可怜而引人同情，以其愚昧而引人气愤，这种典型性格不仅引人发笑，更发人深思。
  　　迈麦提明在此后的一系列作品中以一种类似哲学家、史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独有的眼光和艺术家特有的天才去处理和反映了他对本民族生活、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深刻的理解，对与本民族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相联系的广阔的世界的观察。下面我们试对他的代表作《镶了金牙的狗》做一分析，算是为上述评价提供一些事实依据。作者在这一短篇小说中以幽默生动的语言，奇特的比喻和拟人的手法造成了一种讽刺的氛围，并从中开掘出富有教育意义的主题，以反映步入今日现代生活的人们做人的标准、价值观、审美观和生活习惯中或隐或现的诸多变化。
  　　作品中的“我”有这样一席议论：“这外国人跟我们一样一天吃三顿饭，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见了面要互相搂抱，亲吻好长时间。刚开始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可往后就慢慢跟他们学了。见了熟人老远就张开膀子迎上去，不分男女，尽情拥抱。我把亲朋好友直到他们的老婆孩子都亲过来了，有点不妥的是他们也不商量老是亲我的老婆，我甚至想该不该把这老婆也带到外国来。有啥法子呢?他们觉得这样热火朝天的见面礼是他们的大文明呢!……”这段话中所提及的情景是我们大家常常见到、感觉到，但谁也不去注意的生活场景，作者却很善于揭示操用不同语言、具有不同文化渊源的人们审美观和道德观上的差异。显然，作者善于细致地观察生活，从中采集他所需要的材料，展开想象，达到心之所欲的艺术境界。
  　　在情节进一步展开时，作者提出了原本打算提出的关键问题：“……我们夫妻两个商量了，打算买点黄金把我们的牙包一包，我们到这儿来见人就亲，亲得门牙都活动了。我们夫妻俩买了黄金包完牙，还剩了一点钱。谁愿意把现成的钱财白扔了呢?有一天我老婆说了：‘你瞧着我，我们再花点钱给“白爪子”也镶了金牙算了，你说呢?’我说，你在说什么呀?哪有给狗镶牙的事?人家听见还不笑断了气?可我老婆说：‘笑就笑去，只要平安过了境，回到家我们再把金牙拨下来。’镶牙的硬说狗牙不能拔了又镶，好吧，没法子，我们只好定了价钱。”
  　　作者在下文中讲述了“我”的妻子病了，为了治病他们把“白爪子”作为礼物送给了治病的大夫，大夫杀狗拔牙，夫妇双双镶了满口金牙的情节，借此严厉地批评了现实生活中不顾兼耻，只钻钱眼，把人际关系完全变成金钱关系的恶劣行径。看起来“我”及其妻、医生夫妇、“白爪子”均有点荒唐，但通过作者安排的合理遭遇给作品平添了一种讥讽色彩，这种讽刺对一切丑恶、虚伪、庸俗的行为是一种否定和鞭挞。我们读者好像是在一名高超指挥控制下的乐队队员，在他的指挥下演奏乐章，有时感情激越如高空春雷般振聋发聩，有时如潺潺山泉润物无声。我们读着他的作品，好像在魔镜中看到我们自身的精神或肉体上存在的许多毛病，为之哑然失笑，继而陷入沉思，我们可依照自己的具体情况去补上作者为我们留下的“空白”。这就是迈麦提明·吾守尔作品的艺术效果之所在。
  　　巴格拉西不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就是在全国、甚至在国外都是有一定影响的作家。他自1980年发表题为《战友》的短篇小说处女作以来，先后发表《善事》、《人们》、《人们》、《与高楼并立的售货亭》、《我是死人瞳仁里定格的人像》、《未完的梦》、《瘸腿的鹿》、《绿色的川》、《黑玫瑰》等，为维吾尔文学中散文体作品创作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因而成为当今维吾尔文坛上引人瞩目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位笔耕不辍、创作日臻炉火纯青的作家最初的创作是从模仿他阅读过的优秀作品开始的。当时，他以他最熟悉的驾驶员和其他普通人的生活为素材，努力去描述那种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看不见、摸不着的微妙关系，着力表现一种集体主义精神、友谊的天职、真情实意和与人为善的精神追求。他在短篇小说《人们》中努力开掘人性的深层，塑造了一批生动的人物形象，通过对不同人物在典型环境中对同一事件所持的不同态度及其表现的描写，反映了与人性模式不相契合的种种复杂现象。
  　　巴格拉西的创作特点之一是方法的新颖、艺术形象的真实和鲜明特性。他的《福份》和《善行》都是描写司机生活的短篇小说，其题材和选材角度均类似，但两篇的美学探索和艺术天地各不相同。两部短篇中的人物艾孜姆毛拉和巴合希两人都是披着宗教外衣以敲榨为生的人物，但两人的性格表现各不相同。艾孜姆毛拉好虚荣，喜欢装大，他相信自己的诡计，习惯于对人颐指气使，遇到不顺的事总是顽抗。巴合希的生存需求很简单，对什么都习惯，意志薄弱，没有棱角，精神残缺，肉体也委虚弱，是一个无用之人。巴格拉西把这两个人物的个性描述得十分鲜明、完善，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巴格拉西在他后来的创作中致力于更好地反映生活的复杂性、更深地开掘人物的精神世界。他不再把外部世界简单地与人物的活动相联系从而去揭示他们的命运，而通过描写包括人物内在感受和直觉在内的全部精神活动，多方位地、全面地描写生活的复杂性。他不满足于传统的创作形式和经验，转而钻研新的表现方法，寻找新的创作道路。在中篇小说《我是死人瞳仁里定格的人像》和《瘸腿的鹿》中，他的这种探索有了结果。可以这样来概括：这些作品的成功不在于人物的典型性，而在于作者的塑造这些人物形象时所表现出的对新的文学观和创作方法的探索。
  　　巴格拉西在中篇小说《我是死人瞳仁里定格的人像》中采用了以人物心理活动为作品结构基础的新的结构形式，提倡迅捷闯入人们精神世界的时代意识，描绘了充满竞争的今日世界的画面。
  　　中篇小说《瘸腿的鹿》以其新颖的题材和内容表现了面向世界的风貌。我们知道，人类从开始理解自身的远古时代起就开始思考自身同环绕在我们四周的神秘的外在世界的关系。从民族文化的角度看，《希可汉传》和《乌古斯汗传》等均为佐证。最初人们区分美丑的最根本的标准是热爱和尊崇大自然。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这一观念有时被忘却，有时又被记起，时至今日，这一方的争论已成为世界性的热点。可以这样说，中篇小说《瘸腿的鹿》的问世正是人类共同感受到的危机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的反映。作品讲述了一个感人的故事：伊希克亚尔和他的战友们一起赶路，遇见了一只受伤的鹿，他们将伤鹿治好又放回山林。作者巧妙地化用传说故事，表达了寻根、归根的思想，热爱大自然、崇尚大自然的这个根，贯穿于作品的主人公伊希克亚尔的行动，通过许多矛盾冲突，一方面使代表优良传统的伊希克亚尔的形象更加完善，一方面对祸及人类的各种弊端在我们身边的泛滥表示义愤。这就是作者要表现的世界性危机感。
  　　艾赫坦木·乌麦尔，这位来塔克拉玛干大漠的赤子是有感于生态平衡遭受破坏，环境污染加剧而去琢磨民族文化积淀和现实问题的实质的另一位作家。
  　　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拥抱着塔克拉玛干这片广褒的大漠生存着，从喀拉昆仑和天山流下来的山泉在这片干涸的荒漠上造成了无数片大大小小的绿洲。以这片神秘的大漠为摇篮成长起来的大漠之子在漫长的历史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与此同时陶冶而成如同无垠大漠般广阔的胸怀和豪爽的性格，另一方面恶劣的环境和封闭状态下平静生活又造成了他们精神世界的贫穷。可以这样说：在他们像生铁铸成、像煤块般黝黑的身躯里无比的生命力和英勇、顽强的精神在熠熠闪光，除此之外，他们精神世界的贫乏也是不容忽视的存在。
  　　在维吾尔青年作家当中，艾赫坦木·乌麦尔是用自己的全身心去感受和认识与浩瀚的大漠缠绕在一起的生活的有心人之一，他能够描述塔克拉玛干这片世界静默中的喧嚣，酣睡中的美梦、被遗忘的角落里的回忆，简言之，他能道出平淡中的神奇，质朴中的自然美。
  　　他在中篇小说《生了蛆的涝坝》中写道：“……亚生?麦代克顶着大太阳，踏着沙土，浑身被汗水浸透，一边唱着歌，一边赶着马车。他一双踏进沙土的光脚，被太阳烤得油黑的面孔，汗浸的衣服，散着汗味和浓烈莫合烟味的身躯处处透出一种原始的野性力量……”
  　　的确，艾赫坦木·乌麦尔以塔克拉玛干大漠之子所特有的感触生动地描述着这片酣睡着的土地纵深处的生活，让包容了民族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敞开了胸怀。他笔下历经多少世纪的荒漠、沉睡的沙丘、沐浴着晨曦的红柳和燃烧的大地，决不单纯是对自然景观的摹写，而是浸透了欢乐和苦难、回荡着笑声和哭声的活生生的塔克拉玛干这个大千世界。
  　　当年普列汉诺夫评论托尔斯泰的著作时说过：“托尔斯泰笔下的大自然下单纯是描写出来的，而是活生生的，以其生动性令人陶醉。有时，大自然就像他作品中的一个人物似的……”的确，我们从艾赫坦木·乌麦尔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与人类精神世界交织在一起的自然界及其赤裸裸的气息。艾赫坦木·乌麦尔作品中神秘的大漠、散发着蜃气的沙丘和把沙丘晒得火烫的阳光，还有与此同在的干燥的尘土的土腥味儿决不是死板、单色的描写，而是与塔里木人的精神世界融在一起的塔克拉玛干之魂。这个魂灵我们无法在摄影师的胶片和画家的画布上看到，只能在艾赫坦木·乌麦尔的小说中体验。
  　　当我们阅读艾赫坦木·乌麦尔的《大地，看看你的人们吧》、《生蛆的涝坝》、《沙漠在发抖》、《啊，无情的河》等作品时，我们尤其能感受到喷涌而出的塔克拉玛干气息。他的作品还常常涉及当代十分重要的环境污染、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的问题，在处理此类题材的作品时，他没有写成枯燥的说教或标语口号式的文字，而是以高超的艺术手法展开了悲剧式的冲突，阐发了他的主题。河流日渐干涸、绿洲逐日萎缩，自然胡杨林砍伐殆尽，塔克拉玛干的躯体正在干枯。自然界的平衡被破坏最终会导致这里的人们精神世界的干涸和腐变。《生了蛆的涝坝》中所描述的村民们的悲剧便是塔克拉玛干的悲剧。艾赫坦木·乌麦尔很巧妙地把干渴的沙漠和人们精神世界的贫乏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