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文化学视野内一个基本的也是常见的现象，就是各民族之间(向外看是东西方民族之间、不同国度的民族之间，向内看是我们国家的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呈现出空前广泛异常鲜明的对峙、碰撞和互动状态。作为诸民族文化的派生物与载体的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在现时的发展中，尤其充分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当我们翻开自己所在的这个东方古国的史书，可以在许多重要的篇章里，读到中华民族是如何以我国中原民族为轴心持续滚动壮大起来的内容。中原地区，在最初的意义上，只包括现在的河南、山东、山西、陕西这么一片不甚辽阔的地带；连为后来汉族民众尊为上古圣君的唐尧和虞舜，当时也都不算中原人，分别只是“西夷之人”和“东夷之人”而已。但是，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沿革，“中原地区”的涵盖愈来愈广袤，以上古时代中原居民为人文初民的汉族，也与我国“中原地区”概念的铺张同步发展，终于成了今天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众的大民族。由汉族代表着的中国古文化，以其源远可考而被列为人类四大古文化之一(另外三者分别是古巴比伦文化、古埃及文化和古印度文化)；这种诞生在华夏大地的古文化，又因之流长向未中断比较另外三种在历史上陆续衰微的古文化再胜一筹，故而更显得卓立于世。在汉族文化的整体成就之中，作家文学的位置一直是相当突出的，自中国先秦以降，历朝历代往往都有着作家如云、作品浩繁的发展形势。仅就迄今保留的书面作品数量来说，汉族作家文学也在世界各民族的作家文学积累中间，居于领先的水平。
  　　我们在自己国内所面对的，是各民族间如下的情况对比：由于汉民族从古到今不断地兼收融汇了许多少数民族人口成分，因而，本身发展起步很早的汉族文化，所蓄的能量也随着该民族人口的激增而激增。这样一来，位居中原地域的汉族，其文化势力也就始终不容动摇地处在了国内诸民族文化竞相发展的中心地位。在汉族人口独占人口总数90%以上而55个少数民族人口之和还不到总人口10%的国家里面，汉族文化与各个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的势能相比，常常是更加地不成比例。于是，在汉族文化和汉族作家文学一贯具有压倒优势的国内文化格局中，各个少数民族的作家文学，无论是历史上就已经出现了的，还是近年间才开始形成的，便都无以避让地随时随处感到一种强烈的副射和炙烤。
  　　如果说在历史上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学还可以借助于本民族语言文字在某些阶段的独立发展及本民族所处地理环境的相对隔离，完成若干本体上的全方向自主推进并取得一系列杰出业绩(诸如《福乐智慧》、《萨迦格言》、《蒙古秘史》、《东巴经》、《诗文论》等等)的话，那么，历史上出现的另外一类少数民族文学现象，即少数民族作家用汉族语言文字进行的创作，则早已预示了在汉族执牛耳的具有相当整合效应的中国古代文坛上，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又一种必然的轨迹。应当说，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心甘情愿地在常态顺境下主动放弃自己惯有的包括民族语言在内的种种民族特征，——即便是像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那样明令禁止在朝廷上使用本民族语言鲜卑语而要求改操汉语，大约也是出于维护自身和本民族另一方面更大权益而表现出来的被动选择。所以，哪怕今天我们是面对着像清代满族作家们用汉文写作取得的那么辉煌的成就(以纳兰性德、西林太清的词作和《红楼梦》、《儿女英雄传》、《夜谭随录》、《萤窗异草》等小说作品为标志)，也同样可以认为，就满族这个民族的文化初衷而言，以此样方式来塑造自己民族的书面文学形象，终归还是不得以而为之，是出于一种文化上的无奈。
  　　当代的中国社会，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相比，全面统一的政治局面都来得更加明朗；伴随着现代化的交通、通讯手段的广泛运用，少数民族地区在地理上的相对隔离状态也被逐渐打破；各民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在内容和形式上日益显示出越来越多的趋同性；由于威力巨大的市场经济已经把艺术生产并入了自己的运营机制之内，各个民族的作家文学创作也就终于需要面对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次第形成的整体的文化消费市场，而去比照较为接近的美学、社会学乃至政治学的法则，完成各自的文学作品。当以上各种现象相继出现的时候，人们仍然可以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在国内对各民族于文化及文学发展上的一体化导向，从大处放眼，还是以中原文化的一系列标准为基本指归的。现实和历史，在这一多民族文化的运动走势上，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有强度和深度的递进。
  　　我们已经一再地注意到，在中原汉族文化这般强有力的作用下，任何一个少数民族的当代作家文学，都在默默地衰减着与汉族文学之间的差异性，平添着与汉族文学之间的共同点。“求同存异”，是在民族文化界内常常能听到的一句口头禅，其实，在我们国内，各民族的作家往往不消刻意去“求”，便可以获得不少溶汉族文化因素在内的创作中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不仅仅是指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在语言上放弃母语改操汉语的情况，还要看到，不管在用母语还是用汉语创作的作品中，那些民族自己传统的审美尺度向汉族审美标准游移的现象，也相当普遍。各个兄弟民族的当代作家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均已不再具备本体上全方向拓进的完整性格。现实中存在的，只是与汉族文学相比较之下的程度各有参差的“大同小异”与“大异小同”。
  　　“同”，是我们必须要看到和承认的；“异”，也一样是我们必须要看到和承认的。假如否认其“同”，就会导致对某一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到今天仍旧可以在单一传统守护下自足发展的偏颇结论。而否认其“异”，则又有可能导致对某一民族的文学已不复存在的错误认识。——我们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规律的许多思考和探讨，都是从上述关于既承认“同”又承认“异”的基本点引发出来的。既然汉族文化与汉族文学对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有着不容置疑的客观影响，那么，少数民族的作家们在各自的创作实践中是否只有顺应影响而向前者看齐的义务呢?让我们回顾一下以往的情况。从五六十年代起直到七八十年代，在富有才华的少数民族作家中间，创作伊始曾以全盘摹仿中原作家写作笔法和艺术格调为追求的现象屡见不鲜。结果是，他们中间的某些人无以挽回地滑落了自己的民族文学本体意识，把自己牢牢地贴附在中原文化制约下的固定创作位置上，再也找不到回归民族文学基地的路径；而另外的一部分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地总结教训，越往前走越发现艺术感觉上的错位，也就越加怀疑自己脚下的路标，而终至幡然猛醒。这里，不妨引述一段出身于湘西山区的白族青年作家钟铁夫的话：
  　　乃至我们这一辈子，自发蒙起，即被纳入六年十年一贯制，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课本的调教。……一当学富五斗，或跻身知识人物行列，其内心势必形成一个新的世界——由正统文化构成的理性世界。而原有的那个充满生命躁动、贴近自然的感性世界，则被遏止压抑驱之一隅。在这个意义上，湘西人和北京人、上海人，其理性世界具有同构性。……我常常下意识地为生活中某一闪光点所激动震颤，一当进入构思，却不是抓住那一闪亮现象不放，自然酣畅着笔，而是纳入理性的轨道进行归纳栽夺，或上升到什么高度。……舍本求末，步人后尘，民族文学何以能自立自强?
  　　这段饱含自省精神的话很有代表性。湘西山区的白族作为我国白族生活地域较北的一支，长久以来有他们独特的崇尚自然、热爱生命的审美方式，而出身于他们中间的作家一旦被推上那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统文化”轨道，便极有可能干出亲手毁灭自己民族文化个性的事情。幸好我们的这位青年作家有足够的文化悟性，他自己走出了误区。
  　　如果说钟铁夫的上边一段话还主要体现为个人的创作反思，那么，下面所要引述的另一段出自哈萨克族青年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笔下的话，则道出了许多少数民族作家的共同认识：
  　　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起到掣肘作用的另一个问题，便是汉文学审美尺度在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投影。……人类在具有共同的审美标准的同时，每一个不同文学背景的民族都还有着不同的审美尺度。关于“真善美”的审美标准，全人类都能共同接受，然而具体到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的问题，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便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遗憾的是，相当多的少数民族作家，并没有将注意力放在对于这种差异的认识和把握上，从而忠实地体现出来，而是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着以汉文化为背景的汉文学的审美尺度，来审视自己民族的生活，以至正在失去其作品不应失去的民族特色。这不能不说是文学的悲哀，亦是少数民族文学之所以没能涌现成批的突破性作家和作品的致命症结所在。
  　　上面这两段话证实，肩负着民族文学创作使命的作家们，已经强烈地意识到建立民族文学独立品格的重要性。他们和本民族一道，不希望自己的文学依附于他民族文学而存在，仅仅成为他民族文学的一种附属物。他们要以肯定自我而绝不是否定自我的方式，理直气壮地进入中国多民族文学兼容并存的大格局。
  　　少数民族作家的这种愿望，不但是合情的，更是合理的。在我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对一切现存民族的正确政策，远不是要加速它们的相互融合，而恰恰是要促进它们在各自基础上达到的繁荣——经济和文化的双重繁荣。这种鼓励多元竞相繁荣的民族政策，还要坚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现实生活中，汉族文化在我国各民族文化中占有异常突出的地位，这是一个既成的客观事实，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也无须由今天什么人来负责任的事情。但是，如果借助于这种既成事实，孜孜以求早日实现国内多民族文化在某一个民族文化规范下的一体化，并且人为地去推波助澜，则是错误的，它只能伤害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友好感情，伤害各民族文化间彼此平等的交流，对历史发展也毫无补益。
  　　我们的文坛需要多样性。民族文学的多元发展，有利于当今文坛多样性的发展和展开。因而，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希望都能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包容下独立成编、自呈一格的要求，实不过分，应该赢得文坛上的充分尊重。由古今众多的汉族作家所共同成就的中原文学，其在发展道路上积累的十分丰厚的创作经验，过去、现在直到今后，都对周边各个兄弟民族的文学成长，具有最直观又最切近的借鉴作用。少数民族的作家们无论自己的创作活动从民族文学的角度看仍处于自在状态还是已经进入自为状态，都会继续向中原文学认真地学习，——这种学习，当然主要是在正面意义上的兑现，但也得包括吸取对方的一些教训。古往今来的汉族文学，走过不少弯路，这是我们都了解的。学习得到别人的长处，可以帮助自己选择捷径；如果重蹈别人的覆辙，就未免太冤枉了。
  　　民族文学诚如民族文化，一切现存的，都有它合理的、能动的、独创的一面。所以，我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中的任意一家，在与汉族当代文学的对话中，都不可能仅只是完全被动接受的一方。文学在每两个民族(即便二者在人数上和文化能量上有多么大的落差)之间沟通交往，总会构成一种双向交流的态势、双向互动的态势。当汉族文学对某一个少数民族的文学产生积极作用力的时候，后者也会借此机会对前者产生相应的反作用力。它们彼此的作用和反作用，可以有程度的差异，却肯定是互惠互利的关系。正常气氛下的双向文学互动，不会导致此胜彼负的后果，更不会导致两败俱伤的结局，而往往带来的是各取所需、优势互补的收效。艾特玛托夫在前苏联多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的情况下，曾经指出：“现在有一种意见热衷于实现一体化，取消少数民族的长处和特点，对这些意见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些意见歪曲了问题的实质。为了互助互利的原则联合起来，但各个民族及其文化应该在某些方面保持其不同之处，保持其特色，如果取消这种特色，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互助互利，而且联合起来的必要性本身也会消失。”这番话，出自一位前苏联的著名的少数民族作家之口，不单是严肃的，也是深中肯綮的。
  　　在我国56个民族业已形成的亲如手足的友好关系中，少数民族同胞习惯地把汉族唤作“老大哥”。在一个亲缘家庭里，兄弟之间不仅是长幼有序的，也该是彼此友爱的和彼此尊重的。在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人们更愿意看到“老大哥”对他的手足们更加爱护、更加宽容。而少数民族文学的创造者们，在真诚尊重“老大哥”的同时，又完全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自身的创造力，做出毫不逊色于汉族作家创作的优秀成绩。无论是“哥哥”还是“弟弟”，谁发挥得最出色，谁就可以代表中华文坛出现在世界文学的大舞台上。中华文坛的每一位成员，都会为之鼓舞，为之拍手称快。
  　　二
  　　谈及中国的民族文学现状，我国主体民族汉族与55个少数民族在文学发展中的互动关系，是我们不能不首先考虑到的。而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整体格局当中，55个少数民族他们各自文学的相互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则是人们关注的又一个重要层面。
  　　我们曾经讨论了有关各少数民族在目前作家文学创作中分别代表着的文化背景、奠定下的发展基础及塑造出的自身形象，彼此之间已经可以看出多么不容忽略的差别。正是这种种差别，各自维系着同时也各自制约着55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其现实乃至日后的文学成长。
  　　为了进一步深入我们的话题，这里需要将“民族文学”的整体概念做些分解式的观察。我们不妨借用民族学的宏观眼光，来判断一下“文学”和“民族”这两种与人类有着密切关联的事物的历史定位。
  　　首先看看文学，它并不是与人类社会共起始的。当古猿演化为猿人以及后来又演化为古人的阶段(这两个阶段大约在三百万年前到四万年前之间)，地球上便有了最早“正在形成中的人”，也就是说，迄今“人类已有三百万年的历史”。而人类社会在猿人阶段和古人阶段，都只是属于原始群的阶段，人类的意识与人类的文化，还处在萌芽状态。当时，不仅没有任何文学可言，甚至连人类第一种真正的语言——氏族语言——这一早期文学赖以产生的最起码的形式，也不曾出现。人类最早的文学形式即民间口头创作，大概是到了原始社会中期偏后的氏族社会(这一阶段人类已经是“完全形成的人”即“新人”或称“晚期智人”)的末期，才有缘得以产生。文学从那时起，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由民间创作的口头形式向作家创作的书面形式持续攀升，并形成了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的并存态势，这不仅是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现实，人类在久远又久远的将来走到自己的发展终点之前，文学(很可能到那时仍包括书面文学与口头文学两部分)这种人类独有的精神生产形式也绝不会稍许地先于人类而消亡。
  　　再来看看民族。尽管国内外民族学界对民族概念的定义及其涵盖有颇多歧义，我们在研究民族文学的时候，还是愿意接受和使用一种比较适宜解说我国民族情况的广义的民族概念，即把人类社会所经历的氏族、部落、部族、民族(这个民族则是狭义的民族，专指资本主义及其以后的现代民族)等四个发展类型，均认作是民族概念的内涵。从广义的民族概念出发，民族产生的上限被认定在人类社会氏族阶段的开始之时，这就是说，“在从古至今人类三百万年的漫长历史中，民族发展的历史却仅有四万年之久”，民族是个远远迟于人类之后出现的历史范畴。今天，世界上的民族已经大多步入了现代民族的发展阶段(我国的各个民族，虽然在共和国建立前还分别处于现代民族、部族和部落社会等不同的阶段，却在共和国建立后全部进入了现代民族的行列)。现代民族，是民族社会发展的最后阶段。当着全人类在自身的发展中，终于达到了消灭阶级和国家的分野，形成了统一的人类语言，各民族的地域界限不再存在，全球的经济、文化生活不可分割的不同时期，民族便自然而然地宣告消亡。所以，又可以说，民族将明显地早于人类的消亡而消亡。
  　　当我们分别了解了文学和民族二者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的历史定位之后，能够得到的是如下认识：
  　　——民族和文学的出现，都远远迟于人类的出现；但民族是早于文学而出现在人类生活中的(前者产生于氏族社会产生时，后者产生于氏族社会的末期)；文学由于晚于民族而出现，因此，历史上存在过的所有文学(包括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都是民族的文学；伴随着人类走到今天的民族文学还将伴随着人类的未来发展而持久发展，但民族将先于人类和文学的消亡而消亡；文学将在民族消亡之后取得彻底超越民族的性质，继续伴随人类的发展而达到它们共同的终极。
  　　有了这一番认识，我们在观察和思考少数民族文学问题的时候，就得到了加深一层的体会。在今天的世界上，由于民族的界限依旧存在，所以，任何一种文学现象，毕竟还都得归入某种民族的文化范畴；已然获得了彻底超越民族性质的文学作品，还不曾出现，也不可能出现。进而，我们又可以说，现在以及今后可以预想的一个比较久的时间内，世间几乎所有的文学创作——无论它的创作者是否情愿，都没有什么办法完全摆脱某种民族文化框架的保护和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