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文化的归属：文化价值取向的民族本位意识
  　　丰博绚烂的中国文化，是由我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新时期少数民族作家意识到向本民族历史文化土壤的掘进，是一种历史的自觉。立足于民族，基于民族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而生发的真诚感受，基于胸中流淌着的本民族血质而赋予的真诚意识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的基本的和首要的标志。新时期少数民族作家带着日益强化的民族意识、民族使命感投入文学的政治、历史反思。作家有意识地克服和弥补5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因图解政治而缺乏民族文化底蕴的根本缺陷，把思想立足点、文化价值取向深入地指向本民族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美德，极力维护本民族文化属于美好的东西，用传统道德意识来批判“四人帮”极左路线、法西斯专政和现代愚昧，表现了少数民族人情美人性美。但是，当中国已经度过了巨大的动荡进入稳定的发展时期，与黑暗恐怖尖锐精神对立消失，使人们从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解放出来，更关注日常生活，特别是随着对外开放，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化进程造成了对日常生活的改变，现代价值以及新的外来观念意识的浸入引起了文化的冲击，于是外部文明与民族地区的愚昧封闭的并存对立，现代观念与传统道德观念的冲突摆在每个人面前。这时，那种用于作批判的武器的传统道德意识本身暴露出与历史主义相矛盾的不合理性。它使那些具有悲剧意义同时又表现人情人性之美的小说，出自于作家民族本位意识、道德本位意识，也止于这种意识。这使新时期作家在克服另一种缺陷(50年代图解政治的缺陷)、批判另一种不合理(极“左”的法西斯专政)时，不知不觉落入自身的局限。这又是一个文学的怪圈。
  　　50年代少数民族小说家，尽管他们的作品反映了本民族生活，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但是他们在创作思想上，审美趣味上浓厚地带上了中国当代政治变迁的历史风尘。甚至在这些作品的人物性格上因过多地涂上了政治色彩而失去了本民族的人文色彩。基于当时的客观现实，作家不易在文学创作上独辟蹊径，哲学上则由于一种归属性思维；归属于政治模式或汉族小说的模式，当时的作品大都为歌颂文学，歌颂民族团结、党的政策。当然，做为刚刚起步的少数民族新文学，这些作品有它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由于过重的政治负载使作家不可能把目光转向民族文化心理，更不会担负起清理民族旧传统文化的历史重任。这些作品缺少一种特殊的养料，缺少一个少数民族作家出于民族意识而生发的真诚情感，一种深植于民族生活现实的独特的审美观照。更不会使人们感受到少数民族由于社会、历史、政治的劫难而引起的人生悲剧和巨大的历史沉重感。当时有一大批小说多是寻找一种与汉族、与当时流行的看法相契合的生活表象，而缺乏从民族生活、民族历史文化以及民族心理素质的角度去反映生活。
  　　而另一些作家作品，如普飞的《门板》及其他作家类似的作品，则敏锐地触及了民族传统文化的陈旧弊病及其与新时代新生活的冲突。虽然，作家从歌颂新生活出发，把人的思想意识的转变看成一朝一夕的过程、留有简单化的痕迹，但是，像孙健忠《五台山传奇》、滕树蒿《侗家人》以及陆地《故人》等作品，因触及民族历史上特有的悲剧题材而一再受到批判；而这些作品所揭示的少数民族人民历史上的悲剧命运、人情人性，都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真实的。
  　　随着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政治历史反思题材作品的不断深化，作家的民族意识也在强化。少数民族文学以其对民族生活的挖掘、对人生意义的揭示、对人情美人性美的赞美给当代中国文学提供了独特的光彩。这最典型地表现在土家族作家孙健忠的文学探索。他的创作以其较大的历史跨度代表了少数民族作家的历史追求。从歌颂新生活的《娜珠》到悲剧题材的《五台山传奇》；从“伤痕小说”《乡愁》到政治反思小说《甜甜的刺莓》，从锐意反映改革的《醉乡》到文化反思的《舍巴日》，孙健忠的创作几乎无遗漏地受到中国当代社会政治变迁的影响。从脱离生活真实到立足于民族生活的现实主义追求，从一味地歌颂到敢于写悲剧——这是一个诚实的作家在历史反思中直面社会现实时必然会作出的社会历史的、现实人生的乃至审美价值判断的抉择。孙健忠善于把历史反思熔铸于对现实人生的观照之中。在展示湘西土家山寨风俗纯仆人情纯美的同时，着重表现了在社会政治喜怒无常状态下邪恶势力的滋生及其对美的践踏。人们在同社会命运个人命运搏斗中负出的代价巨大，前行的步履沉重缓慢。苗族伍略的《麻栗沟》、藏族多杰才旦的《齐毛太》意在揭示阶级斗争扩大化对人的基本权利粗暴蔑视、把人不当人的历史悲剧。藏族尕藏才旦《哦，我的阿爸》、朝鲜族郑世峰《压在心底的话》、壮族韦一凡《姆姥韦黄氏》，在表现人的悲剧命运的同时，着力突出了极“左”思潮如何破坏家庭生活，使父子之情、夫妇之情怎样在政治压力下失去感情维系的纽带，造成难以愈合的创作。人们从这种巨大代价中获得的不过是所谓的政治清白、社会安全感。上述小说创作写伤痕写悲剧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具有较纵深的历史感，悲壮的人生感。
  　　伴随着作家民族意识的强化，文化价值取向的民族本位意识、道德本位意识交织在小说创作的主题意向之中。由于许多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阶段解放前尚处于前现代社会，古老的乡村、牧区尚保留着古朴的道德和纯真的人性。因此，当作家意识到十年动乱给人们带来的道德人性的丧失时，这种民族古朴的美德显示出珍贵价值。作家审美价值判断更深入地指向民族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美德，试图在人道主义的层次上彻底否定“文革”中一切不人道的丑恶。这一探索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具有积极意义。祖尔东?沙比尔《刀朗青年》、张长《最后一颗菩提》、吴雪恼《边边场风波》、戈阿干《金翅大鹏》等，较有力地展示了极左思潮对人性的扭曲，极力维护本民族文化中属于美好的东西。《刀朗青年》中的凯山，受极“左”思想侵蚀，视美为丑，将自己的“革命化”建立在否定本民族一切精神文明的基础上。只有当这位被极“左”思潮阉割了人性的青年重新获得了刀朗人的气质，他才摆脱了痛苦并得到爱情幸福。《边边场的风波》对苗族千百年来沿袭下来的不以金钱为诱饵，而以纯真的感情为基础的自由恋爱的方式——赶边边场，作了抗争性的呼吁，赞美了苗族青年男女高尚的爱情，揭露了由于极“左”路线的压制而导致媒人作伐，买卖婚姻成风的严重危害。作者表现出为自己民族固有传统美德正名的心理。乌热尔图《森林里的歌声》、《琥珀色的篝火》、艾克拜尔?米吉提《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苏晓星《人始终是可爱的》，甚至张承志早期作品《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青草》和《黑骏马》等，出现了一大批褒扬少数民族人性美的小说。作品情深语丽，极其纯美动人。其中最突出的是乌热尔图，他的一系列带有森林气息的小说抒发了自己对本民族饱满的情感，他所极力渲染并表现的是处于较原始生存条件中人情道德的原生状态。和睦共处中纯美的人伦道德，共产合作的生产方式与原始概念相连的善恶美丑的价值观念、感情表达方式，似乎更接近人的目的。但这些优美的初民的天性却脆弱得令人伤感，随着历史的推移这些纯美的道德意识必将逐渐失落。然而，乌热尔图的小说并没有这种危机感。就民族传统美德而言，老猎人与新一代表现出超常稳定的延续性。《越过克波河》中，当年幼的波拉即将成为一位猎手时，他从猎手蒙克破坏祖传道德的行径中所感悟的还是对传统美德的归依。玛拉沁夫《爱，在夏夜里燃烧》描写蒙古族人情之美的同时，最终把人物的情感归于道德的自我完善，他所歌颂的显然也是民族传统美德。
  　　B　文化的危机：文化价值取向的变更与批判意识的增强
  　　文化的自觉是一种根本的自觉。文化反思引起文化的超越。当现代意识伴随外来文化冲击被纳入少数民族作家文化视野之中时，以往强化的民族意识被一种广阔的世界意识所发展变化了。以现代文明蜕变传统的要求，表现为作家文化反思中对旧道德意识、传统观念的反抗和挑战。它必须引入西方科学与民主等价值观念为参照系和批判的武器。这使少数民族文学的审美主体意向与20世纪中国文学基本主题“改造民族灵魂”取得了精神的沟通。民族传统文化终究要在变革的压力下不断变异和发展，在这一痛苦的文化选择中每一民族都在按照特有的形式不断否定自己的愚昧。
  　　Ba、文明对野蛮的否定：对相沿已久的陈旧习俗的批判
  　　某些少数民族虽已跨越几个社会形态而共同发展到今天，但在意识形态潜隐文化上仍具各自的统治性。在自然经济形态下松懈散漫的民俗社会中，礼俗教化仍具有神圣的力量。当现代文明从外部冲击旧生活旧观念意识并使之急遽蜕变之时，文明与野蛮的冲突最明显地表现在人们对传统习俗的恪守与批判上。
  　　藏族作家扎西达娃《没有星光的夜》大胆触及了藏族地区残存的血亲复仇题材。身为共产党员并参过军的阿格布第一个背叛了千百年来的神圣族规。那一片痛心疾首的愤怒叫骂声讨，化作一股震憾心灵的巨雷。对野蛮习俗的固守心态令人感受到民族旧传统的巨大惰性力。罗吉万《青紫色的锁链》突出表现了宗法制家族传统对于妇女的束缚：布依女子不读书，唯一的人生道路是“纺织缝绣，订婚盘酒，坐家生娃”；青紫色的嫁妆本来象征着幸福的色彩，然而它却像一条青紫色的锁链一代一代永远捆锁着她们的命运。它暗示出一种历史的巨大嘲讽和悲剧。戈阿干《燃烧的杜鹃花》中的吉美和雅诺为自主自由的婚恋毅然冲破祖辈遗留的世代怨仇，身陷劫难而在所不惜。蔡测海《远处的伐木声》里的村姑阳春，终于按捺不住青春的躁动，从家道和师道并重的庄严肃穆的传统窒息中只身出走，暗示了中国农民家庭本位意识在新生活激变中的解体，容涵了土家山寨社会变革的诗意。张承志《黑骏马》伴随着民族古老习俗的纯真的美，同时也反映了属于愚昧野蛮的部分。蓝怀昌《布鲁帕牛掉下了眼泪》、韦一凡《对面人家》、陈川《盘牯寨轶事》、鲍义志《水磨沟里的最后一盘水磨》以及景宜的一些作品，都表现了对民族陈旧习俗批判的主体意向。
  　　Bb、宗教题材小说主题意向辨析——对陈旧观念意识的批判
  　　某些少数民族，其文化传统与汉民族儒释道三位一体的文化传统有着质的差别。虽然前者没有后者那样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而获得烂熟的发展，形成发达缜密的稳态系统；但前者所积淀的旧观念意识不仅自成系统而且带有多重社会形态的色彩，诸如原始共产主义观念、血缘观念、原始心态、神权文化等。不发达社会往往以风俗礼仪传统来消极地适应神秘的客观外界，从而维系各个成员，聚集在共同的观念和信仰之下。以宗教信仰而言，信仰伊斯兰教、藏传佛教的各民族历史上未曾受过无神论思想的冲击，所以，这些宗教对一些民族有相当的内部凝聚力，并业已融入民族风俗习惯中而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性。张承志小说《黄泥小屋》、《终旅》、《九座宫殿》，扎西达娃小说《朝佛》以及艾克拜尔?米吉提小说，最强烈地表现了宗教的巨大的内聚作用。它使个人的行动带有全民族群体性的一致目标。惟其如此真实、真诚、坚韧的宗教信仰，才从另一方面反衬出小说的悲壮感与动人心魂的力量。
  　　由于宗教本身的复杂性——“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包罗万象的纲领，它的通俗逻辑。”所以，涉及宗教题材的小说，其主题意向复杂交错。
  　　对宗教的感情，因作家审美个性的差异，有时表现的很微妙。或者在作品中流露出某种肯定的意向，张长的小说《最后一颗菩提》颇耐人寻味。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傣家人依靠森林滋养。由于二十多年“以粮为纲”，烧耕火种破坏了生态平衡。相形之下，佛家爱菩提爱每一颗小树的普救众生的观念功德无量。作家意在表现对极“左”思潮的否定，并以宽涵的态度褒扬宗教精神的某些合理部分。白练《朋友》主题与之类似。张承志《黄泥小屋》、《终旅》不禁使人油然而生对宗教巨大凝聚力的崇敬，在抵御民族压迫的历史斗争中宗教起到纽带作用。作品同时另有一种超越宗教意识之上的人生与时代的象征意味。但张承志有时显得很幽默，这正如艾克拜尔、郝斯力汗等新疆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所常见的，对宗教信徒的幽默之中不无戏谑，讽刺之余尚留宽涵与同情之心，显示了作家相对宗教自我意识的崇高感、优越感。乌热尔图在表现宗教时带有浓烈的感情色彩，那些老猎人对自然、动物的畏惧心理是与他们善良纯朴的美德情操联系在一起的。
  　　与上述作家不同，像玛拉沁夫尤其是青年作家扎西达娃、哈斯乌拉等，着力表现了虔信固守的宗教信念以及现代愚昧对人的再度摧残，突出了人的现代化的进步要求与千百年遗留的旧观念意识的矛盾。扎西达娃的《朝佛》是这类小说出现较早的一篇。它把陈旧观念的猖獗与现代愚昧，极“左”思潮对民族地区经济的破坏联系起来考察，表现了强烈的批判色彩。《系在皮绳扣上的魂》敏锐地抓住了西藏社会新旧并存对立的本质特点，指出现代文明的外部冲击与人的思想观念尚处于愚昧状态的深刻的历史悲剧，并在这种文化冲突中试图发现人、人的本性。男主人公迷惘的追求、成形的信仰代表了一种文化的符号。而女主人公的行动更多地出于本能的情欲，是处于未开化状态的人。神性与人性的矛盾，神学的愚昧、纯朴的愚昧与科学的矛盾复杂交错，反映了历史、现实的本质。丹珠昂奔《草原上的传说》、多杰才旦《藏蓝色的牧场》所触及的是随着人民生活的改善而宗教信仰却日益活跃的新的社会矛盾，并暗味出物质文明若不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一个民族断不会从佛陀脚下跃起。与此不同，哈斯乌拉《虔诚者的遗嘱》中的道布葛根佛主，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宗教政策的恢复，生活的改善，他虽遭劫难而一辈子信守不已的信仰却渺茫起来，并愿意这种信仰止于自己这一辈。在此类题材的小说中，玛拉沁夫的《活佛的故事》不仅具有批判的光彩更有政治讽喻的深刻内涵。主人公由活脱伶俐的儿童入寺受戒，一变而为威严的活佛，又由活佛最终破戒入俗。小说以轻松幽默的笔触告诉人们神是人自己造出来的。《轨道》中的赫尔洛喇嘛因念晨经时改用录音机代替，使师兄弟闻之不胜悲愤一命归天，自己也无地自容惭愧地死去，揭示了旧观念意识的没落危机，或入俗或修练，但佛门之路竟是一条万古不可变异的轨道。此处，《唵嘛呢叭咪吽》，德吉措姆《漫漫转经路》等小说，善于把主人公坎坷的人生道路与其矢志不够的宗教信念结合起来表现，相得益彰。这正像马克思说的那样：“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