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时代和人民放歌 
　　□顾作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广东涌现出了一大批诗人，成为全国瞩目的诗歌大省。广东诗人以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使命感享誉中国诗坛，丘树宏就是其中的一位优秀代表。 
　　丘树宏同志长期潜心于诗歌创作，他的诗集《以生命的名义》曾获得2007中国年度最佳诗集奖。纵观丘树宏的诗歌，我感到使命写作、生命写作是其创作的主调。丘树宏总是秉承诗人所应有的责任感，带着使命感去思考和写作。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关注生命，以饱满的激情、质朴的语言为时代和人民放歌，这是他的诗歌打动人并让人敬佩的突出特质。 
　　诗歌述发着一个民族的情感和精神，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今天中国火热的现实生活为诗歌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和素材。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社会变革波澜壮阔、成就辉煌，值得我们的文学去表现、去歌颂。从丘树宏的《以生命的名义》《2006,中国的脐带断了》《30年：变革大交响》等作品中，我们看到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既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强烈的时代感和责任感，又有很强的思想穿透力和情感撞击力。作为一名宣传文化战线的领导者，有如此执著地追求和艺术造诣，实在是难能可贵。 
　　诗人是人类社会中最敏感的神经末梢，要抛弃空洞的抒情，和伟大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为祖国、人民和全人类歌唱，正如海子曾经说过的那样，“诗人必须有力量把自己从自我中救出来，因为人民的生存和天、地是歌唱的源泉，是惟一的真诗。”诗歌要向社会生活的中心回归，要力争成为时代的强音。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丘树宏继续保持超乎常人的热情和出自于灵魂的激情，继续把目光投向中国社会变革的现场，继续潜心诗歌技艺的锻造，必将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反映社会发展的诗歌，获得艺术上的更大提升。 

　　我喜欢丘树宏的诗 
　　□吉狄马加 
　　近年来，诗人丘树宏在诗坛非常活跃，在抗击非典时期，在国家取消农业税之际，在汶川大地震发生以后，可以说，凡有国家大事，都能读到丘树宏的诗歌，他以诗人敏锐的触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以诗歌的形式关注着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命运。我一直认为，诗人只有真正成为历史和时代的代言人，传递一种人道主义的声音，讴歌人类的主流精神，诗人与诗歌才可以说真正实现了它的社会良心。在当代诗人中，丘树宏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很好地践行了一名诗人的良心。这是十分可贵的。可以说，丘树宏以他的人品和诗品成为广东诗坛乃至中国诗歌界的骄傲，“丘树宏现象”值得大家在此次研讨会中认真探讨加以推广。 
　　丘树宏的诗歌，一直是我所喜欢的，他的诗歌创作视野开阔，见闻丰富，贴近生活，直抒情怀，平实中见绚丽，真实而富有韵味，舒缓悠长里见深刻，其可贵之处不但在于技巧，更在于精神境界。近期，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丘树宏依然没有缺席，他以一系列组诗率先反映和讴歌了我们如火如荼的时代，在全国产生强烈反响，引起广泛的关注。我向他在诗歌创作上取得的新成绩表示由衷祝贺。 

　　时代的歌者 
    □廖红球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毛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歌作为文学皇冠上的明珠，自古以来追随者众。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聚集了庞大的诗人队伍，各类诗歌刊物和网站如春笋般涌现，活跃的思想碰撞催生出多种诗学理论，南粤热土形成异彩纷呈、活力十足的诗歌生态，逐步赢得“诗歌大省”的美誉。丘树宏就是在此阶段成长起来的优秀诗人，其诗集《以生命的名义》荣获2007年度中国最佳诗集奖，颁奖词称该作品“具有突出的社会责任意识和使命感,具有明显的批判精神和时代特色，是生活和艺术结合圆融的典范之作。”这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回顾丘树宏的诗歌创作历程，他始终在经济和社会的急遽转型中，坚守着可贵的诗歌价值观，讴歌礼赞又不惮于批判剖析，回溯历史又善于展望未来，具有时代共性又独显鲜明个性。作品视野开阔，主题深邃，题材宽广，往往将思想性、艺术性、知识性熔冶一炉。诗歌语言率真质朴，平字见奇，暗藏锋芒。诗句间传承着中国诗人的精神命脉和文化源流，闪烁着传统知识分子的哲学思辨和忧郁气质。“玉蕴石而山木茂，珠居渊而岸草荣”（宋·司马光），他的一大批优秀作品正是得益于其丰厚的学养内涵和艺术良知。 
　　其一，始终葆有青春的诗心。丘树宏出生于粤北九连贫苦农民家庭，从山区走出成为诗人，从农民之子变为党政领导干部，无论身处何地，从事哪种职业，其写作热情都矢志不渝。与成长、变迁的过程同步，其作品涉及乡情、亲情、爱情，笔触游走于古今中外、社会历史、山水游踪，眼界从小我、中我到大我不断审视，始终执著于生命的体验，贴近人的本真与本源，呼唤自然与真实。对人性、人情、人格的积极探究，对故乡、家庭、事业的无限热爱，都是一以贯之的。他并不为追赶潮流而扭曲自己，总是从内心出发去看待这个世界，在文化、情感、生命形态的表现上流露出坦荡的人文关怀, 在记录心灵、探寻自我中反映出东方哲学的深层浸润。他在艺术探索上不断取得进步，创作理念也逐步成熟，却始终保持着返璞归真的淳朴之美。 
　　其二，善于提炼生活的诗意。海德格尔认为，人，应该诗意地栖居。丘树宏总是能够用艺术的眼光寻找生活的意义。关于节日，他吟唱《端午2004》《端午2007》《中秋2004》《中秋2005》；关于亲人，他写下《父亲是座山》《十六岁的花季》；关于故乡，他怀想《连平，我们可爱的家乡》《客家人》《母校》；看电影他以《鸫鸟》表露心迹，读书则以《问》《放逐自己》《诗歌版的“霍金”？》记录感想；游览山河，他留下《西藏》《莫高窟》《九寨沟》等佳作。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那些哲理小诗，譬如《光与影》：“为了走出/自己的阴影/你愿意接受/失去阳光的代价么？”读来回味无穷。丘树宏的作品充分体现了诗歌求美，美即和谐。他总是站在时代的高度来观察与体验社会人生，以满腔热情书写生命、抒发情怀，善于从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事物中去挖掘精深的哲理，用细腻的笔致展现诗性的奔放，用真诚的态度赞美生活。 
　　其三，乐当歌唱时代的诗人。俄罗斯评论家别林斯基曾指出：“伟大的诗人谈到‘我’的时候，就是谈到普遍的事物，谈着人类，因为他的天性里就存在人类所感觉的东西。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生长自社会和历史的深处，因为他是社会、时代、人类的代表。”在丘树宏的大量诗作中，政治抒情诗是一道景观，他擅于对政治、历史和文化进行深刻反思，体现出了诗人的大格局、大情怀，显示了自身驾驭时代题材的勇气和能力。在推进城中村建设进入攻坚阶段，他写出《城市与村庄的故事——写给珠海市城中村改造工程》；在非典疫魔肆虐期间，他讴歌《以生命的名义——献给抗击非典的白衣天使》；在农业税终结历史使命的时候，他赞叹《2006，中国的脐带断了——写在中国取消农业税之际》；在抗击雨雪冰冻灾害的日子，他呼唤《你我是一家——写给留在广东过年的外来工》；在全国悼念日，他奉献出《祈祷》；在普天同庆改革开放30周年的喜庆时刻，他推出《30年：变革大交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全景式大型组诗》。这不是应景之作，却是领命之作，从属于诗人内心的使命感，每首诗篇都是有感而发，铿锵有力，力透纸背。丘树宏表示，“文学是人学，诗学也是人学，人学中除了人性，还有社会性”；“虽然一直有人反对诗歌歌功颂德，但只要人类存在正与反、好与坏、善与恶，就存在鞭笞、针砭，当然也就存在礼赞、颂扬”；“回来吧，诗人们！诗人们，歌唱吧”。他的确成功践行了个人的诗歌理念。 
　　丘树宏创作的可贵之处不仅仅在技巧而更在于精神境界，在于这种社会责任感与人文关怀精神。现今，曾经处于文学中心地位的诗歌逐渐被边缘化，诗歌如何与时代契合、为大众所喜闻乐见，是一个重大的课题。这里涉及诗歌的本质、功能和姿态，也涉及对时代的本质的认识和切入。诗意作为文学之心，它使一切文学创作保持活力和魅力，这诗意，如何在当代的诗歌创作中得以延续、保存而不至于消逝，应该引起严肃的、甘于寂寞的诗人深思。“诗之用，片言可以明百义；诗之体，坐驰可以役万象。”（ 清·薛雪《一瓢诗话》）诗人是否代表着不食人间烟火，藏身于象牙塔，沉湎于个人怨艾？丘树宏的实践告诉我们，诗人可以是现实生活中的智者，站在时代的潮头和历史的制高点上，用先进的科学的思想，观察、体验现实生活的新变化和新发展，“言论关时务，篇章见国风”。 
　　值得一提的是，丘树宏创作的“手机诗歌”，短小精悍，引起很大关注并赢得广泛好评。我赞赏这种以手机短信充当文学载体的勇气和贡献，也支持以此为代表的多种形式的文学载体、文学文本和文学样式的革命。文学的生命在于创新，面对现代技术的日新月异、受众审美需求的逐步提升以及文化市场的急剧扩大，我们不仅不能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故步自封、怨天尤人，而是更要充分运用市场机制长袖善舞、独辟蹊径，加大文学传播创新的力度，增强文学传播的影响力，尽可能通过新兴载体和传播方式提高文学的社会效益。众所周知，文字之于纸张并非一蹴而就，纸张发明之前，文字镂刻于石块、骨头，撰写于瓦片、牍木，继往开来文字之于纸张、文学之于书本也未必会一成不变。关键是，不管载体、平台如何更新换代，文学的基本品质、特征、元素应该一脉相承，文学与科技手段的结合，应当争取也能够争取双赢的局面。 
　　海涅说过：“我不盼望我的墓碑上饰着诗人的桂冠，却只要战士、宝剑和盔帽。”重新思索诗歌的价值和诗人的意义，探究诗歌在时代和文学中的定位，从丘树宏的诗歌作品和创作实践中，我相信会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 

　　独特视角 智慧诗人 
　　□沈仁康 
　　丘树宏的诗大概分两类，一是宏观地表达对世事的理解和吟咏，如《30年：变革大交响》《珠海，珠海……》。目前，这种模式出版过很多部，写建党建国多少周年的，写改革开放30周年的，写抗击地震灾难的……常常因为大而无当，缺乏精彩的、诗化的抒情，而受到读者的冷落。丘树宏的写法就很聪明，以分段的组合反映整体的理念，分段之后就容易达到“诗”的要求，人们读后感到“这是诗”，而不是别的什么。二是丘树宏更多地抒写了小诗，触及面很广，但他都用“诗”去诠释所见所闻所思。 
　　面对宏观事物，诗人总是用自己独有的视角、思索和切入点去反映，如果流于“人云亦云”就没有“诗”了；同时诗人总是用诗的语言、诗的巧思来架构自己的篇章，如果流于“平铺直叙”也就索然无味了。丘树宏的诗几乎每一首都是精心雕琢的。特别是面对不知有多少人面对过的题材，更要诗人费尽思量。如《黄河》，他只写了四句：“今日始见黄河！/确实是条黄河！！/为何总是黄河？/何时不是黄河？！”标点发挥了极大作用。好像什么也没有说，但确把什么都说了。又如《剑桥，我来了》，剑桥和徐志摩的名篇名言已广为人们熟知，这种题材就十分不易出新。但他在结尾的六句写道：“你来去的候鸟一群又一群，/你隐现的星斗一行又一行，/又怎么会那么在意/一个中国诗人/在你盖世的殿堂/发出的不大不小的声响……”很准确很形象地写了剑桥大学的“来去的候鸟”“隐现的星斗”，也很恰当很真实地写了此时此刻诗人的感受。 
　　丘树宏的许多诗，不但给人美、诗味，而且还给人智慧。《伊瓜苏大瀑布》写道：“是不是/只有轰鸣/才是瀑布的惟一选择？/是不是/只有奔腾/才是瀑布的惟一生命？”他写瀑布也在写人，在写诗化了的人生哲理。我以为写诗上升到哲理阶段，就是很高的境界。古诗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以生命的名义》一诗，群众的、专家的眼睛是雪亮的，的确写得好。“不惜用自己的躯体的倒下，换取千百个生命的站起”，这是警句。诗的语言绝对要反复锤炼，才能唤起广泛的共鸣，才能唤起人们的美感。那种似通非通、不知所云、张扬乖戾的语言，不能叫诗的语言。 

　　民族精神与《30年：变革大交响》 
　　□张   况 
    读诗人丘树宏的新作《30年：变革大交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全景式大型组诗》，给我一种视觉上的冲击和感觉上的震撼。这是以诗歌的形式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一组力作。政治抒情诗很容易写也很难写。我想我要表达的意思是不言而喻的。 
　　就诗歌文本和文化视角而言，我觉得丘树宏的这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标本的意义。 
　　当我们飘扬着五星红旗的祖国，从百孔千疮积贫积弱中走来；当一位矮个子巨人为梦魇中惊醒的东方雄狮设计出一幅急起直追的宏伟蓝图；当一个石破天惊的决策托起神州大地一飞冲天的梦想；当中华民族发现并践行具有划时代重要意义的改革开放路线，并大踏步在时代风云中奋勇前进的时候，古老而年轻的祖国就拥有了青春的脊梁。 
　　《30年：变革大交响》是一组令人激赏的作品。 
　　诗人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写到安徽小岗村农民分田到户的“18个红手印”；从“又一个‘遵义会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写到特区之“特”、小平南巡；从“无形之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写到港澳回归祖国怀抱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从免除绵延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写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践行科学发展观。他摒弃了政治诗空洞的口号，以具体而真实的历史片断，搭建起平中见奇的思想和逻辑的骨架，用较为丰满的血肉，形象地展现了一幅变革时代的风情画卷。全景式地描绘了我国改革开放30年所经历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史实。 
　　从文化意义上观照中华民族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对于一个伟大的民族而言，曾经的苦难与挫折，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意味着一种新的出发。 
　　历史为中华民族送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勤劳和智慧的中华儿女怀揣光荣与梦想，挥洒着与生俱来的激情与勇气，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因了一个高屋建瓴的理论的指引而确确实实地开创出了一个前无古人的崭新局面。非凡的胆魄与开拓精神，在30年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程中，伟大的祖国用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向全世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我欣喜地看到了诗人交响乐式的叙说方式在厚重的文化疆域中，对历史作了恢弘的再现，改革的图景在传奇性与特色性的伟大变革中丰满了一个朴实无华的伟大理论，创造了传之后世的巨大成就。 
　　丘树宏对事件和客观世界的洞察力，让他站在21世纪时间与思想的高度上，将掩藏于历史深处的文化特征、历史沿革艺术地挖掘出来，以诗歌的形式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他把时间和事件放在真理的天平之上，用诗人特有的文化关注和人文关怀，赋予历史事件切入哲学的文化品质。 
　　300多行的长诗，在抒情与叙事并存的书写中表现出俯瞰的优美之姿，让读者们看到了改革开放天空下的一派蔚蓝和朝气蓬勃的万千气象，一个强大而富有吸引力的大中华形象，在诗歌作品中呼之欲出。因此，我认为，其文化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懂得忏悔是一种崇高境界 
　　□王俊康 
    诗人丘树宏先生是位业余作家，但自觉执著地以诗歌反映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讴歌伟大的历史进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诗人自觉执著的创作精神和孜孜不倦的创作热情源自何处？并非说因为是官员所以就有这个觉悟，两者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从他的诗作中，我惊讶地窥探到他人性中最为高尚的一种品质，那就是懂得了忏悔。忏悔这种善良的品质，往往在当今被张扬个性的现代人所遗忘甚至丢弃。说实在的，不懂得忏悔的人就不会有生命的觉醒，更不是那种真正意义上大写的人。不懂得忏悔的民族，也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巴金老人所以受到人们普遍的尊重和敬仰，尤其在他的后半生，主要得益于他著的带有浓郁忏悔性质的《随想录》。涅槃的凤凰是从忏悔的烈火中腾空而起重获新生的。 
　　我不知道诗人何时开始懂得了忏悔。但从长诗《生命的觉醒》来看，那是20世纪70年代的忏悔，那时他还是一个青年，一个20岁左右的小伙子。这么年轻就懂得与形形色色的背离正确认识轨道的极左或极右思潮决裂，让思想认识和意识形态回到辩证唯物与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从诗中看出，他的这种忏悔不是应付的，而是认真的；不是被动的，而是自觉的；不是漫不经心的，而是痛心疾首的。诗人说：“我听信了火的谗言/把别的色彩当成了生命的敌人。”诗人还说：“我把自己投进了熊熊的火里/……发誓烧去漆黑的头发、身毛/包括似红似黄的肌肤和骨筋/还有惨白的眼球、牙齿/那一切非红色的基因/只留下血的红色/火一般单纯。”忏悔诚可贵，更可贵的是诗人毫不留情地揭示自己的灵魂：我以拼力的狂笑与嘶喊/来报答这红色的火的恩典。诗人忏悔之后“跳出恐怖的火海、扑进了现实的人间”仍然感到“胆战心惊”，看着自己“伤痕累累的赤裸之身”“被扭曲的空虚灵魂”，以及“鬼不鬼、人不人”的样子。如此真诚的反思和洗礼，说实在的，我的心被打动了！我们同样经历过人妖颠倒的岁月、我的不再年轻的身上也曾深深打上那个极其疯狂年代的烙印，扪心自问：我有过这样像样的忏悔吗？没有。作为诗人首要的品质是真诚，打动人心的第一要素也是真诚，任何做作和矫情都是徒劳无益的。然而这种真诚需要毫不手软解剖自己，解剖是需要勇气的。经过忏悔获得新生，觉醒的诗人眼睛明亮了，知道“生命单调了就会干燥枯竭呀/生命残忍了就会化成灰烬。”这真是一次脱胎换骨、刻骨铭心的洗礼！ 

　　用真诚心灵和崇高情感来礼赞时代 
    □温远辉 
    2008年，对于丘树宏的诗歌创作来说，具有分水岭的意义。年初，丘树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当下诗坛存在的反常的“缺位”现象时表示了深深的忧虑。他认为：“对中国诗坛和广东诗坛，我总体感觉是热闹中隐含着许多而且是很大的问题，老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忧虑。还是那句话，诗人们对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是有愧的，面对改革开放的火热生活，我们的诗歌是缺位了。”“诗坛似乎比较乱，甚至有点儿媚俗，缺乏主流坚持，缺乏价值引导，缺乏艺术脊梁，缺乏精神领袖。”对近几年诗坛的积弊，丘树宏的话可说是一针见血，直指要害。30年来，中国诗歌的进步与成就有目共睹。但毋庸讳言，中国诗坛也常常上演城头变幻大王旗的闹剧，诗坛的风向标也常取二元对立的态度，非此即彼，不可调和。一些诗人偏激促狭，一些诗人盲目跟风，习惯用极端的态度来对待诗歌和人生——你崇高我就要崇低，你抒情我偏要冷抒情，你要文化我偏要非非……一段时间里，向下看，向内视，杯水风波，你侬我情，成了主调，反讽调侃则成了时尚。黄钟大吕喑哑了，宏大叙事被鄙弃了……其实，一个文明健康社会里的诗歌，应该是百花齐放的，各种风格，各种流派，各种追求探索的诗歌，都应当占有一席之地。罗曼·罗兰说：“诗人的使命，是唱永恒之歌。”这永恒之歌，当然可以是小夜曲，也可以是交响曲；既可以是低眉浅吟的，当然也可以是响遏行云的……在众声喧哗的时代，主旋律的声音更是所有向往神圣和崇高的心灵不可或缺的。 
　　我国是诗的国度，传统上缺少严格意义上的宗教的文化影响，倚重的是“诗教”，即是以诗教化人。就像人们所认识的一样：诗人不仅传播美，首先还要传播真，更要传播善，他们是真善美的代表，是社会道德和伦理的代表，是一个时代的良心和良知。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不可能缺少歌颂礼赞社会发展、文明进步、予人美的信念、增添力量、催人奋进、滋养心灵的诗歌作品。这样的赞歌具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但它的基础应当是现实主义的，是源于真诚的诗人心灵的崇高感和道德律，表现出诗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这点来看，诗人丘树宏始终是一个清醒者，更是自觉承担者。诚如他所说的：“其实纯粹的作家对社会的反映并不全面，文人官员有责任而且可以用真实真诚的态度反映被作家们忽略或不熟悉的另一面。”他清醒地指出当前诗坛的“缺位”弊病，然后他自觉地用创作来纠偏补缺，以行践言。短短的半年内，他接连创作出了两首抒情长诗——大型组诗《珠海，珠海……——献给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和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全景式大型组诗《30年：变革大交响》。过去，丘树宏的诗歌创作多以短制为主，几年前创作出的代表作品《以生命的名义》也不长，而今年却完全不同，长身高吟，长诗大赋，天风浩荡，激情澎湃。所以我说今年是他创作上的分水岭。这个分水岭不仅在丘树宏的诗歌创作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广东诗歌界而言，也具有警策和昭示的重要意义。 
　　对这一类型的长诗，过去习惯称为政治抒情诗或红色诗歌。它们的成功，当然离不开饱满丰沛的感情，而我还认为，更重要的是要有诗人的思考和发现，要在境界上提升相当高的层次，从具体对象入手，把思考深刻化和诗意化。换言之，它们是否优秀，是和诗人的思考所得和诗意呈现成正比的。从丘树宏的两首长诗中，我们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这些艺术特质。《30年：变革大交响》共十章，《珠海，珠海》有十一个章节，它们循改革开放历史上最值得回忆和思考的几个转折关头的重要史实和一个地区富于代表性的变迁特色，融进诗人的独特思考和艺术上的努力追求，终使他的长诗显出了丰沛汪洋，清新爽朗，富于韵律，立意高，境界大，情怀美的鲜明特色。 
　　在艺术形式上，丘树宏有其严肃的思考和追求。无论是节奏和韵律的安排，还是择词造像上，都予以精心雕琢，即使是诗行的长短，每节诗句的多寡，也予以精心安排。像《30年：变革大交响》这首诗，第一章采用每节四句，第二章采用每节六句，第三章则是六八句结合，第四章又是四句式，而第五章则是四六句穿插融合……这是新诗的四六句形式，是新赋体诗，再考虑到诗歌的表现内容和艺术效果，我把丘树宏的长抒情诗称为“时代的大赋”。 
　　从丘树宏的长诗中，我吟诵出了真诚和崇高，也读出了诗人的真诚和崇高。我用真诚的目光向诗人丘树宏表达我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