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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后期，我在浙西第一临中读书，学校设在浙西山区的一个小镇旁的一座寺庙里。新学期开学，我们班来了一位姓方的年轻国文教师，颀长的身材，穿一件蓝阴丹士林旗袍，黑浸浸的头发，齐耳根剪得短短的，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神采奕奕，妩媚明净的脸上，露着笑意。自我介绍后，方老师谦虚地说：她刚从西南联大毕业出来，自己也是个学生。这时几个坐在后排的调皮鬼就相互做鬼脸了，还不时发出低声的怪叫。方老师只朝这几个同学扫视了一眼，就开始上课了。可是课堂里总像蜂群归巢发出嗡嗡声，我正巧抽屉有本借来的油印《差半车麦秸》小说集，这是作家姚雪垠写的抗战作品，我看得津津有味。
“上课你在看什么？”方老师站在我面前了，那声音简直就像一记重锤打在钢板上，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想不到我这个平时上课循规蹈矩、教师心目中的好学生，却中了头彩！下课后几个调皮鬼都朝她的背影伸舌头，得出的结论是“别看她近视，眼睛可厉害着哩！”
几个星期下来，“眼镜”这个绰号就落到方老师头上了。
到了期中，我又闯了大祸，这都是我写的那篇《闲话厕所》的文章引起的。
抗战期间，战时临中师生生活十分艰苦，古庙儿里的大殿做了教室和学生的集体宿舍，教师借住附近民房和学校临时草房。五六百名学生，吃、住、上课的大问题解决了，可是拉屎也不是小问题，学生到处打野外，当地村民意见很大。学校在山沟造了一排两层楼的厕所，厕所落成人人称好，不料一场大雨，住在草房里的一位头发皤白的历史老师住的茅草屋顶被风雨掀了，他几十年所积累的资料，顿时化为纸浆。我们都为他忿忿不平，认为校方不关心教师住房，却把厕所造成瓦房。当时有人就怂恿说：“阿郎不是喜欢动笔头，写篇文章去告他们！”我一时头脑发热，就写了一篇《闲话厕所》，寄给当时浙江省的《东南日报》。不久在《东南日报》副刊上登出来了，这可以说是我“处女作”，但它没给我带来多少欢乐，却招来了大祸。
当天，训育主任把我叫到校长室，校长气得脸也青了，把我训了一顿，停了我的课，还说要开除我以儆效尤。下午果然布告贴出来了，我愁眉苦脸，由几个要好的同学伴着待在宿舍里。班长急喘喘奔进来，说：“好了！好了！校长已把布告收掉了，改成记大过处分了。”
“这是为什么？”几个同学都瞠目以对。
“幸亏我们的‘眼镜’老师哟，她在校长室和校长评理，对开除你有意见的老师本来不敢吭声，这时也站出来讲话了，校长这才收回成命。”大家听完呼啦一下把我抱成一团，高呼一声：“眼镜万岁！”不巧方老师姗姗进来，不解地问：“你们在做什么？”这时大家顿时腼腆得像大姑娘一样了。我低着头，轻轻喊了一声：“方老师！”一串感激的热泪挂了下来。
她拍拍我的肩，平静地说：“没什么了不起，再说已过去了。你很有才华，不过看问题偏激了一点，这也没关系，生活的道路会教你的。今后要认真学习，好好发挥你的才华。”
抗战胜利，学校复员，回到嘉兴。开学了，大家盼着方老师，她却没有来。有人说，她被校长辞退了；也有人说，她被滁州师范请去了。从此，就杳无音信了。
1968年，在杭州遇见一位在滁州师范教书的同学，我这才知道了方老师的遭遇。原来，她确是到了滁州师范，在那里，她是一位深受学生崇敬的国文教师，古文底子厚，教学又认真。可是反右斗争开始时，老校长被打成右派，有一天，校园里贴出了一张为老校长鸣不平的大字报，列举了老校长一生忠诚于教育事业的事实。这是方老师写的。可想而知，不久后，方老师就因“包庇右派”，被打成了“右派代言人”。方老师她平时在教师学生中的威望高，又没有可上纲上线的言论，但后来查历史，说她丈夫在解放前就去了英国，有海外关系，最后，她莫名其妙地被学校辞退了。
她带着儿子，回到了浙西故乡。因为没有工作，生活十分艰难，就靠亲友，还有她的老师施蛰存先生的资助，勉强过日子。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开始落实政策，老校长的右派帽子摘了，得到彻底平反。她也找过学校领导，但学校查档案，发现她没有戴过右派帽子，不在平反之列。她上访，可是上面很为难，说她的情况很特殊，于是就这样一直特殊下来了。
1987年，我退休后，回到浙西老家探亲，才打听到她的确切地址。
我去看她，找到了她的家，在镇头转角。那是两间低矮的小平屋。小小的晒谷场稻草堆旁，坐着一位正在晒太阳的驼背老媪，她戴着一副掉了腿用麻绳扎着的眼镜，我依稀还认得她就是当年风采奕奕的方老师。我叫了一声，她用手遮着太阳，朝我审视了好半天，才“唔”了一声说：“是你啊，多少年不见了！”
我紧紧握着她那双像松树皮一样粗糙的手，心里就像煮开的沸水在翻滚，强忍着盈眶的泪水，不让掉下来。她木讷地端详我好一会，才激动地说：“看到你我好高兴！我在报上经常读到你的文章。”
“经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雨人生，你始终是我最崇敬的好老师！”我这样地对她说，久久地注视着她。我看见，眼镜片后的那双眯缝的眼睛，也慢慢地布满了泪光。这眼睛是那样的苍老，可我发现，那流出的，却是青春的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