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沈昌文画漫画也许并不难。他的特征太明显了，喜欢背双肩包，耳朵插着耳麦，没准儿又是什么流行音乐，他最常用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常常骑着自行车徜徉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但是能得他的神韵，就没那么简单了。
　　最近花城出版社推出的《知道》，大致能让读者对沈昌文的过往及其“知道”的事略知一二。在《知道》一书中，沈昌文将自己从孩童时期起的一生经历娓娓道来，既讲述了他主政三联书店和《读书》杂志时期的一些重要的人与事，也通过回忆少年和青年时代的经历说明了后来的沈昌文的“来路”。不过，沈昌文这本所谓的“自传”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自传。他说，这本书全出于张冠生的发动和促进。他们对谈了许多次，时间延续了许多年。起初只在一个集刊上发表,没有打算出书。这里仅仅是些片断的往事描述。
　　沈昌文说，担心言多必失，成书时删节不少。而留下的文字，也绝少高谈宏论，或者“绝对隐私”性质的东西。正如采访者张冠生先生所言,“大风大浪的事件，机锋交织的暗流，是非曲折的漩涡，由他说出时，波澜不惊，从容到家，一如老农讲他的春耕夏播、秋收冬藏”。 
　　沈昌文14岁起便在旧上海当学徒，早早踏入了社会。工余，他曾在上海一些学校学习，最后学历是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二年级肄业。1951年，沈昌文考入人民出版社。1986年，三联书店恢复后，他出任总经理。他最为人知的也许是参与《读书》杂志的工作，如果说这份杂志的历史贡献难以抹杀，那沈昌文的名字就不会被遗忘。沈昌文讲到一个有趣的故事，刚改革开放那些年，上面的政策不断在变，《读书》老要去做检讨，下面也流传说，《读书》出事了，要停掉。正在大家都很紧张的时候，1983年，胡乔木有一次讲话，那是在通俗读物出版会议上，他讲着讲着，忽然讲到《读书》，他说：《读书》杂志大家很有意见，这个杂志该怎么办呢？我看还是要办下去，要他们加强马列主义的学习嘛，等等。所以，新闻出版署赶紧根据这个精神重新研究《读书》怎么办下去，其中一条是，把党员沈昌文的地位升高了，变成执行副主编了。
　　这个事情过去以后，乔木同志给《读书》杂志投了篇稿，是他出版的诗集《人在月光下是美丽的》的序言。他完全是以普通读者的身份投稿，信中说：我写了篇文章，你们看看，能不能采用，等等。沈昌文便以编辑部的名义回信，对乔木同志来稿表示欢迎，并建议文章做两个改动，其中一个是把“我的拙著”中的“我的”两字删去。胡乔木又给沈昌文一封回信，同意修改，语气客气得不得了，意思是说，对他这样的人来稿，像对一般作者那样就好了，用语不必客气。后来，沈昌文到新闻出版署开会，“无意”之中，向署里的领导讲了乔木同志给《读书》投稿的事。不管怎样，《读书》最后还是过关了。 
　　沈昌文这样评价自己一生的出版工作：“在工作中，我从来不是主角，一直是配角。可以说，从懂事起到现在，做什么事情，我永远喜欢做配角。我从旁做了些事情，仅此而已。”
　　他总是那么谦虚。其实，万圣书园的刘苏里的评价比较准确，他用“推”和“拉”两个字概括沈公的文化作为和为人。“推”指做思想解放、文化发展的“推手”，“拉”指倾力扶持、奖掖后进。这又令我想起多年前采访沈昌文，我第一次听他以那么幽默精到的语言概括自己的编辑行当：“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
　　退休之后，沈昌文仍然活跃在他熟悉并为之奉献的出版舞台。“尽管精力衰退，我还是一天到晚都在外面奔走。到我家里是绝对找不到我的。我的通讯处在三联韬奋图书中心二楼咖啡厅，要找我，或者有信件留给我，都在咖啡厅。”他说，自己现在主要做的是很简单一件事情：“做媒”。沈昌文戏称自己是上海长大的宁波人，宁波人喜欢做媒，媒人常说的是包生儿子或者包生女儿，而他现在的“做媒”多半是某家媒体让他帮助找人，他的身上有个PDA，立刻可以把王蒙、刘心武或者谁的联系方式调出来，至于后来他们谈成谈不成，沈昌文并不知道。“他们对我的慰劳就是请我吃一顿饭，这种事情比较多。为此，我就需要获得很多资讯，我每天早晨4点钟就开始上网，一直到7点钟，我再睡一觉。在北京有一帮老头，我今年77岁，是其中最年轻的，大家都忙着互相传递资讯，非常高兴。人家说好听的话，说我促进了什么书什么杂志的出版，其实我都不是主角。比如《万象》杂志，我一期都没有编过，我只是在咖啡馆里给他们一些Idea，也帮他们联系了几个作者，像李欧梵等等。 ”
　　问及他有没有可能自己写一部自传，并多透露一些有关“感情方面”的问题，沈昌文说：“我不是作家，没有能力用文学笔法写自传。尤其不会写东西谈感情上的事。讲实话，我从来都没有看那些言情之作的兴趣，更不要说自己去写了。可能我这个人压根儿就没有‘感情’过。这不是在宣扬自己为人处事的理性至上，而只是说从来惯于战战兢兢地过日子，不敢让自己发展到‘感情’的高度。如果上帝能让我再活几十年，我倒很想试试多点感情的生活。”他开玩笑说，自己的一生，可用苏词一句来描述——“也无风雨也无晴”。平凡而过，如斯而已。所以还刺刺不休，只是觉得自己经历了伟大的时代，而出版一行又少为人所关注。在这心情之下，又偏偏碰到了一个大好人、大才子张冠生，于是才有了《知道》。
　　据说，《知道》书名是出版社给起的，不过和沈昌文的意思也有相合之处。因为他一直宣称自己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知道分子。知识分子这个词含义太复杂了，他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担负知识分子的使命，做一个知道分子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