骤然降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引发了一场气势宏大的文学井喷。在这场文学井喷中，散文以其真实、自由、灵巧、便捷的文体优势，再次获得了众多作家的青睐。毫无疑问，这些或慷慨激越、或悲怆哀婉的散文作品，大都凝聚了作家身上蛰伏已久的担当精神、使命意识和道义情结，并呈现出由这一切发散和升华而成的强烈而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它们给面对灾难的中华民族以巨大的情感慰藉和深切的心灵救赎；同时也使我们禁不住再度打量散文这种文学样式，进而联系它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重新思考有关它特质和功能的一些问题，如它的公共意识、它的现实情怀。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跻身于文坛的中国现当代散文，是以欧洲随笔的“表现自我”为外援，同时以明人小品的“独抒性灵”为内应的。这种外援与内应的嫁接与融合，决定了中国现当代散文在展现自身的精神风貌时，很自然地将高扬“个人性”作为其醒目的艺术旗帜和核心的价值追求。正如郁达夫当年所说：“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应当承认，这种对“个人性”的猛力倡导，不仅使中国散文毅然冲破了“宗经”、“载道”的千年禁锢，由此释放出前所未有的艺术生机与创作活力；而且还从根本上呼应着现代中国“人的发现”与“人的解放”的时代潮流，从而把散文创作与社会启蒙紧紧地联系了起来。在这一意义上，现当代散文所着力标举的“个人性”，委实功莫大焉。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无论是欧洲随笔的“表现自我”，抑或是明人小品的“独抒性灵”，都是孕育于特定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声音、一种诉求，其内中包含的“个人本位主义”元素，原本就潜伏着矫枉过正的危险和偷天换日的可能。正因为如此，当它们一旦幻化为“个人性”的普遍号召，移植于百年中国这样一个亟待群策群力、救国图存的全新语境时，其消极因子便搅拌着积极意义，一同浮现了出来。这突出表现为，一些散文作家对“个人性”做了简单、片面、望文生义的理解，误以为高扬“个人性”就是绝对的内心世界的孤立表达，就是纯粹的一己情趣的任意挥洒，就是在封闭的“小我”空间里低吟浅唱、流连忘返，这使得他们笔下的散文作品因为缺少必要的公众意识和参与取向而显得格局狭小，精神孱弱，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对话他人、影响时代的能力。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明白了鲁迅当年为什么要对某些散文贻以“小摆设”的称谓，而在中国现当代散文史上，这种“小摆设”又何以总是屡见不鲜，甚至每每成一时之趣。立足于这样的情势之下，我们来看当下的抗震救灾散文，那么就应该承认，这些作品所充盈的那种心连天下、情系民生、以文为渡、以笔为旗的精神原色，以及这一切留给读者的那份有力的支撑和由衷的感动，是很值得我们珍视和回味的。它分明提示我们：散文不能没有“个人性”，但也不能没有公众性，散文的理想境界应当是“个人性”与公众性的统一，即从“个人”的真实感受出发，去回应、去阐发公众所关心、所瞩目的现象、事件和话题。 
　　同散文的“个人性”倡导相联系，在近些年来的散文领域，我们还不时听到这样一种说法：散文是一种老年的文体，是一种回忆的艺术，散文的魅力就隐藏在作家饱经了人生沟沟坎坎、悲悲喜喜之后的蓦然回首之中。不能说这样的观点没有道理，更不能说信奉这样的观点就写不出好散文。纵观中国现当代散文史，一些传世名篇恰恰就是作家“朝花夕拾”，回望来路的结果。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怀旧式、回忆式的散文，只是散文的一种形态，而不是它的惟一形态和本质形态——在这方面，以往创作中顺着惯性积淀而成的陈陈相因的“故乡模式”、“童年模式”，迄今还在抑制着散文的生机与新变——事实上，散文的天地无限广阔。它允许作家远距离的怀旧，也需要作家近距离的写实。后者因为浓缩了更多的当下信息与现实情怀，甚至显得尤为重要。要知道，散文作品一旦失去了活生生的当下景观的浸润和毛绒绒的现实生活的滋养，那么，心花就难免变成纸花，其整体上的僵硬、沉滞和苍白，即在意料之中。 
　　近年来，我们读一些散文作品，其语言堪称精工，知识亦属丰沛，但就是缺乏一种热辣辣的让人怦然心动的东西，个中原因庶几就在这里。对比之下，抗震救灾散文为我们提供了恰恰相反的阅读体验。这些作品有的稍显直露，有的未免粗糙，有的甚至留下了意念大于形象的痕迹，但是，它们有一种源于现实生活本身的精神力量。现实生活对散文的赐佑永远是巨大而丰厚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仍然要呼唤散文家的现实情怀，仍然要倡导“文章合为时而著”的观念。因为只有做到这点，散文才能真正置身于生活与时代的激流之中，才能自觉保持顽强而恒久的艺术生命力，从而与时俱进，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