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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的小小说文本——谢志强《新启蒙时代》五人谈
◆以丰富的想像力构筑了属于自己的卓尔不群的小小说王国 ◆是最有想法、纯文学意识最浓的当代小小说作家之一,创作具有明显的探索性,突破了以欧·亨利为范本的小小说传统模式 ◆围绕着同一个空间或时间维度,众多作品集聚一体,便又形成了一个丰富而完整的艺术世界 纯文学的小小说作家谢志强 □胡 平 谢志强是罕见的把小小说写成长篇小说的作家,其新作《新启蒙时代》集合了108篇小小说,它们具有相同的环境背景,像群蜂筑巢那样筑造起一座虚构中的艾城。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它像长篇小说一样具有完整的构思、统一的风格和宏观的题旨,但它需要写出108个故事、108种意境,使读者受到108次感染。此外,还必须保持以最节俭的语言叙述,不允许有偷手——可能只有小小说创作出身的作家才肯下这个功夫。 当然,这也使得这部非同一般的作品比一般长篇小说更经得起咀嚼。 当代小小说作家中,谢志强是最有想法、纯文学意识最浓的几位之一,其创作具有明显的探索性,走得远,大规模突破了小小说的传统模式。小小说的传统模式以欧·亨利方式为范本,由于与幽默、妙语、双关语等同源,这一模式具有永久的魅力,对作者的想像力构成永远的挑战,也将继续成为小小说的主要经典范式。然而,小小说不能画地为牢,要从这一模式的边界线里解脱出来,发展出更为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谢志强的超现实主义写作就是其中的一种努力,他的创作体现出诸多现代美学观念。 首先,他的小小说没有欧·亨利式的绝妙结尾,而大致是散文倾向的,将力量更多使用在叙述过程中,使读者在这一过程中保持体验的力度。如《鼓掌的权利》,写艾城人在剧场里热烈鼓掌,不是出于欣赏,却是为了表达自己具有话语的权利。小说从第一幕写到最后一幕,读者从读第一幕起便有所感悟,对作者的用意报以会心的微笑,而不是待到最后一幕才恍然大悟。某种角度看,这种写法的确可以增加作品的质量密度,避开了结构对内容的束缚。 其二,他的小小说具有超现实的趣味。传统小说是“写实”的,这个“实”首先是物理的真实,常识的真实。而谢志强小说中的真实是心理的真实、变形的真实和少数人眼中的真实,所以,他的作品对世界的观照更具主观性,更简洁和传神。《泥土!泥土》写艾城完全被水泥覆盖,连树木也适应了在混凝土中生存,而有一天工地上突然发掘出泥土,于是全城人蜂拥而至,掀起一个泥土崇拜的热潮。《小偷的疑问》中,艾城警察一方面在抓小偷,一方面在有计划地纵容偷窃,以维持警察与小偷之间的生态平衡。显然,这些内容都是超现实的,具有强烈的荒诞美感和认知美感,使人很快从荒诞中意识到现实的严重畸形。 其三,他的小小说中人物的形象是无足轻重的。谢志强的作品中,不大提及人物的肖像,人物与人物之间缺少区别,对人物心理也很少刻画,甚至,评论他的创作使用“人物”概念也是不够中肯的。严格说,他的作品中没有人物,有的只是人、人的影子和人的存在。他牺牲了人们熟悉的人物的生动性,换取的是另一种价值,即取消掉生活中人们的个体差异,突出显现人们的共同处境与共同命运。就像他在《我是谁》中写到的,艾城里都是些“没名没脸的人物”、“不起眼的角色”,这样做是为了“免除不必要的枝枝杈杈,保持小说的单纯性”。 其四,他的小小说主要是写观念的,作品的重心是观念而不是形象,这与传统写法当然也是截然不同的。特别在当下,许多小说是写现象的,力图呈现生存的完整状态,把现象全部呈现读者,由读者作出价值判断。这种写法隐藏了一些危险,那就是放弃了作家的思考及其深度。谢志强则相反,他的每一篇作品都具有独特的视角和观念,都在“照亮”和“发现”生活,这是很可贵的,需要具备足够强大的思想背景。应该解释一下,他的“观念”并非“概念”,他很注意将两者区别开来,避免使创作成为哲思的依附。例如《独腿表演》,写一个人失去了一条腿,而那条腿忽然在一个清晨返回家中,“我”企图使它回到原来的位置,而它不断反抗和异化,走向社会,最后通过表演成为公众明星。《女模肚里有条虫》中,一个女模特一边在减肥,一边在不停地吃东西,因为她肚子有一条贪得无厌的虫——这类情节都来自“超级体验”,所以引人深思。重要的是,即使完全读懂了作品的意味,读者也难以用概念的方式表达出来,因为作者所传达的不是思想,而是思想的表情,在可理喻的“思想”之外,还留有许多意义的“空白”,展现出“表情”的丰富性。可以说,谢志强是把小小说的表达和小小说的境域吃透了。 其五,他的小小说在文体和语言方式上是基本排除具象性的。传统小说中,作者往往不遗余力地维护“文学语言”的特质,使用描写、形容等修辞手段,力图再现对象的各种形象特征,通过高度具象获取艺术的感染,而谢志强则走上另一条路,他几乎禁绝形容词,禁绝比喻,主要依靠动词和叙述推动情节与故事,意在适应其创作的整体构想与风格,尽量避免读者沉溺于感官的享受,使阅读更迅速地抵达本质。他的词句中往往看不到光线的明暗和色彩的搭配,正因为如此也往往异常平实和简捷地触及到表象的内核。 总之,谢志强创作出小小说的另一类文本,开拓出小小说的另一块广阔空间,较大地拓展了小小说的表现力及表现领域,也实践了小小说创作的另一种美学原则。而他的所有实验,又非常适应于小小说的文体规定性,发挥出小小说隐蔽的优势。在长、中、短篇小说大规模先锋性试验偃旗息鼓的今日,忽然从小小说领域杀出一个谢志强,并且征服了许多读者,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这情况起码可以表明,在纯文学突破方向上,小小说的地位不可忽视。 现代生活的绝妙寓言 □洪治纲 谢志强先生是一位极为执著的作家。多年以来,他总是保持着强劲的艺术探索能力,保持着一种不断超越的写作姿态,以丰沛的想像和机敏的叙述,在小小说的创作领域里取得了许多引人注目的实绩。尤其是近些年来,他又通过一种系列化的写作方式,创作了“沙埋王国系列”、“绿洲记忆系列”、“意外系列”等作品,试图多方位地展示作家对某些生存领域的系统性思考。同时,这种系列化的创作构想,也从某种程度上大大强化了小小说的叙事表现力——单独来看,一篇作品就是一个精巧的故事,但围绕着同一个空间或时间维度,众多作品集聚一体,便又形成了一个丰富而完整的艺术世界,巧妙地传达了作家对生活的某些宏观性和整体性的思索。 这种“聚沙成塔”式的创作思路,无疑改变了小小说对生活宏观面难以顾及的叙事尴尬,也折射了谢志强先生在这一领域中的探索智慧。有关这一点,在他新近出版的《新启蒙时代》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新启蒙时代》是一本有关“超常体验系列”的小小说集,收录了作家在该系列中创作的108篇作品,但这108个故事都发生在同一个地域空间——艾城。于是,我们看到,在那座被称为“艾城”的都市里,一切看似井井有条,繁华自足,但人们总是不断地遭遇着各种现代生存的尴尬、分裂和错位,陷入一个又一个无法预防的怪圈。这使我们阅读《新启蒙时代》时,仿佛不是在品味一本单纯的小说集,而是在品味一个有关艾城的长篇叙事,每一个单篇故事,只是其中的一个篇章而已。 这正是系列小说所带来的一种特殊的审美效果。它成功地穿超了小小说在叙事上“小而巧”的艺术局限,以集束的力量和灵活多变的叙事视点,巧妙地营构了一个有关“艾城”的生存伦理及其价值谱系,展示了作家对现代生活多重维度的思索——尤其是在那些看似严谨、科学、高效的文明制度之下,人们却不断地陷入各种反常识和反经验的陷阱之中,成为荒谬生活的见证人或参与者。譬如,在《纪念一个孩子》里,一位外乡人来艾城进行教育取经,却意外地发现,一个勤奋乖巧的小学生的死亡,结果换来了同学们半个月的狂欢。这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做法,无疑生动地折射了我们现代生活中常见的某种思维陋习。在《鼓掌的权利》中,无论滑稽剧团的表演如何,艾城的观众一律报以疯狂的掌声——因为对于艾城的观众来说,看表演只是为了满足鼓掌的权利,与表演的好坏并无太多的关系。更有意思的是,在艾城居民热衷于鼓掌的背后,还延伸出鼓掌手套、鼓掌润滑油、孤掌绝技等“现代产业链”。这种舍本逐末的做派,显然也是对日趋符号化的消费时代的一种生动隐喻。在《超负的城市》里,一场盛大的聚会意外地导致了城市的倾斜,于是,艾城宏伟的“增高计划”迅速变成了“减负计划”。在《分享错误》中,作家从一进入艾城开始,便不断地被别人以各种方式“分享”着自己的种种“错误”……这种“超常体验”,既是现代文明秩序中真切的生存悖论,又是作家深入生活背后的独特发现。 有趣的是,在“新启蒙时代”这个庄严的命题下,谢志强先生所精心演绎的这一场场现代生活的尴尬景致,并不仅仅指向个人与现实之间的错位,同时还直接指向现代人内心深处的精神处境。在《策划》里,策划大师雄心勃勃地为艾城企业进行策划,结果却变成被企业主们精心策划的表演对象;《女模肚里有条虫》里,女模养虫为了瘦身,结果反而被虫主宰了自己的生命;《监狱是我家》里,失去工作的木匠只好通过偷盗进监,来解决就医的昂贵费用;《腹唱》里,没有任何声音的腹唱表演,却成为艾城的一种时髦艺术而大受追捧;《赵一现象》里,被虚荣掏空了灵魂的赵一,在飞翔中迅速成为艾城的名流,甚至由此导致了艾城空中交通的阻塞;在《孝顺》里,老李因为年龄关系而退休,可经过一番努力,老李从制度上恢复了艾城老年人工作的权利,而让年轻人赋闲在家,于是父子关系出现了一系列的颠倒和错位……读这些作品,我们会为那些离奇的事件和细节而发笑,但发笑之余,面对人物的荒诞命运和尴尬处境,我们又不得不陷入沉思——因为在他们的身上,我们也同样看到了自己在某些时候的处境或感受。 从叙事策略上看,《新启蒙时代》还非常巧妙地动用了一种“轻逸”的叙事手段,将一些凝重的生活通过轻盈迅捷的话语呈现出来。像《泥土!泥土》对都市人群与自然关系极度疏离的表达,只是通过“土浴场”的狂欢细节推衍出来;《收购烦恼》对收购别人烦恼的老人博大胸怀的展示,也仅仅是让他从高空摔到地上,又接着爬起来继续叫喊“收购烦恼”;《蜗牛行动》中的老教授“背着电脑买菜”,原本是为了应对学校荒唐的防窃规定,不料被人们演绎成一种时尚的健身方法;《会议生涯》中的干部在退休时回顾自己的一生,发现自己仅仅是一个只会“开会”的产物……作品中一切沉重的生存命题都被作家悄悄推到了叙事的背后,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常常是各种轻盈的、充满荒诞意味的、有时甚至是饱含喜剧色彩的情节。但是,在这种看似并没有多少思想力度的情节中,又时时映现了现实对生命存在的强制规约。这是一种典型的“以轻写重”的叙事策略。它使《新启蒙时代》中的很多作品,一方面“致力于把语言变为一种像云朵一样,或者说得更好一点,像纤细的尘埃一样,或者说得再好一点,像磁场中的磁力线一样盘旋于物外的某种毫无重量的因素”(卡尔维诺语),另一方面又在这种轻逸有趣的语境中,慢慢地呈现出深邃而凝重的内涵,犹如海明威所说的“冰山原理”那样。 我总认为,一个好的作家,必须要拥有一种超越常人的穿透力和表现力。惟有如此,他才能在那些看似很不经意的地方,发现人类存在的潜在困境与本质,同时又能借助各种有意味的形式灵动地展示出来。读《新启蒙时代》,就让我常常感佩于谢志强的这种穿透力和表现力。因此,我觉得,《新启蒙时代》与其说是一部有关现代生活的奇幻之作,还不如说是一部探讨人类精神处境的绝妙寓言。 我读谢志强 □汤吉夫 1935年当德国哲学家、现象学家胡塞尔在其《人类存在的危机》著名报告里,提出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迅猛发展,日益发达的技术化戕害到人类的人性时,产生了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的被遗忘”的现象。将近100年匆匆过去,当现代化成为中国的现实时,我们忽然发现,无论是胡塞尔还是卡夫卡,他们的思想真是太富有预见性了,也真是太深刻无比了。 以这样的目光阅读《新启蒙时代》——也就是“艾城系列”,兴许是饶有兴味的。艾城在哪里?艾城故事里所发生的现代都市的种种病症,也都发生在当下中国的大小城市里。正如谢志强的小说里写到的,庞大的官僚机构(《冒犯》等)、无处不在的形式主义(《会议生涯》等)、模式化生存(《模式》等)、商品对人的异化(《女模特肚里有条虫》等),以及应试教育的重压(《纪念一个孩子》等)、老龄化社会(《孝顺》等)、现代人的孤独(《能说话的那堵墙》等),举凡现代都市生活中的弊端,都可在艾城找到它们的影子。也就是说,艾城,这个谢志强虚构出来的城市,其实就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 但是艾城又远非生活里的城市,它更像是谢志强心中的城市。当作者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弊端时,现实生活的表象开始在自己的头脑里旋转、升腾,终于升华为主观的认识和体悟。他没有急于去对生活进行描写,而是宣泄主观的感觉和激情,让想像飞翔起来,编织新的故事,用“超常体验”的方式,用荒诞不经的手法去加以表现,从而取得比生活中的真实更为真实的真实。他不重再现而重表现,从而使他的小说被涂抹上了浓厚的表现主义文学的色彩。 在这一点上,谢志强有别于当今众多的小小说作家。 在当今的中国小小说作家里,大多数人采取的都是写实笔法,善于用生活的样子来表现生活,有些人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比如,宗利华、刘建超、侯德云、于德北、秦德龙、陈永林、刘国芳等,他们的作品也有差异,或着重描写人物、或着重陈述情节、或强调小说中的人性,或强调作品的文学性。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共同强调作品的客观性,是“再现”的而不属于“表现”。 谢志强和他们的区别就从这里开始,他放弃了多数人惯常使用的手法,而另辟蹊径,他强调主观感受,他喜欢形而上的思考,他也更钟情于“超常体验”。和那些按写实的路数取得成功的小小说作家们一样,他同样取得了成功。他的独特的道路,他的重表现而不重再现的努力,是对小小说创作的一种积极的补充。 虽然我从不认为只有现代主义才能拯救中国的小小说,但是对于实验性创作,我们还是宽容一点好,因为它是一种拉动创作的力量,是一种启发和活跃人思想的力量。 一篇优秀的小小说一定要闪现出相对深刻的思想光芒来。谢志强所拥有的思想资源和独有的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成了他作品的灵魂。当然,《新启蒙时代》并非没有缺点,作者的视阈较宽,但视点分散,所以很难凝聚起一种洞穿世事的深刻性。瑕不掩瑜,谢志强的实验性写作,让人们看到了小小说创作中的一种新的可能性。 开放的现实主义艺术世界 □李运抟 在中国当代小小说创作领域中,谢志强是引人注目的创造者和开拓者。“沙埋王国”、“绿洲记忆”、“意外”和“超常体验”这四个小小说的宏大系列,不仅证明了谢志强的实力和才华,而且证明了其敢于创新和乐于冒险的开拓精神。他用小小说方式写长篇小说的艺术试验,将“雕梁画栋”的微型叙事组合成“时代丰碑”的宏大叙事,也显示了他对小小说文体的一种全新理解。超常体验系列《新启蒙时代》就是这种创新的成功之作。 这部系列最突出的表现是构筑了一个开放的现实主义艺术世界。在《墓中手稿》中,作者就借“他”之口,认为自己写的可能“是哥特式小说、后现代小说、新魔幻主义小说,是艾城的《变形记》、艾城的《百年孤独》、艾城的《铁皮鼓》”。虽然又借“他”否认了这些,但事实上可以视为作者对作品的一种大体定位。作家虚构的艾城,也确实像卡夫卡笔下那座梦幻般的“城堡”(《城堡》):它似乎存在,因为折射出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情形;又似乎不存在,因为它充满怪异和荒诞。《新启蒙时代》正是以怪异荒诞来揭示和隐喻现实世界。那诸多怪异故事,不仅有强烈现实感,而且有相当的针对性: 首先,作者特别关注了愚昧盲从的社会现象和文化心理。如《鼓掌的权利》中,艾城居民都有表达自己存在的强烈愿望,而鼓掌就是证明自己拥有话语权的惟一方式;《蘑菇舞》中,乞丐们在阴差阳错中产生的“蘑菇舞”,尽管莫名其妙也显然是虚假的伪艺术,却竟然在艾城引起轰动,场场爆满,受到居民们狂热追捧。上述怪异荒诞的故事,篇篇寓庄于谐,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愚昧盲从的社会现象和文化心理。 对荒唐“社会规矩”的讽刺,是《新启蒙时代》又一现实主题。艾城中的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社会规定,充满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意味。如《腹泻》中“我”被人依照“规矩”而监控的荒诞遭遇,如《恪守规定》中主人公所遭遇的奇怪规定,就如同海勒笔下那条无所不在而荒诞之极的“第二十二条军规”;这也正如《小偷的疑问》中那位管理者告诉小偷的,“有些规矩是茶壶里煮饺子,心里有数,不能倒出”。《超级名流》中那个叫“峰”的骗子所以能诈骗成功,能迫使“超级名流高峰论坛”的秘书长聘请他为“超级名流评委会”的终身评委,也是因为艾城那些莫名其妙的规矩或潜规则;《超前新闻》讽刺的是虚假新闻和炒作新闻,结果真的是“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话”。这种炒作新闻也是司空见惯的现实问题。这些描述可能奇特,这些故事不无荒唐,却显然都反映了社会真实。 批判官场现象也是该书的一个突出主题。如《提前草拟的悼词》中,给活人写悼词并由活人审定,不仅导致悼词千篇一律,而且篇篇美化——不管这些权力人物生前如何,死后都成了“伟大的人物”。这种反讽可谓意味深长。又如《会议生涯》中的“他”,由于替忙碌的领导出席会议且“只带耳朵,不用嘴巴”,成为让领导放心的会议精神的传声筒,因而受到提拔,获得副局级待遇。至于《廉洁》中那位因为对“廉洁仪”使用不当而陷于痛苦的官员,当然与公仆形象格格不入。《想像一座城市》中,著名作家带头无中生有虚构出“美好的艾城”的荒唐剧,不仅产生于“我”的顶头上司说的“谁大谁说了算”,根本还是因为领导们的好大喜功。 《新启蒙时代》中不少篇目是对现实现象和人生经验的哲理思考。如《女模肚里有条虫》中,害怕发胖的女模食用民间培育的有灵性的减肥虫,结果等于毁了自己。《收购烦恼》中收购烦恼的人,虽然像被击中的鸟儿从半空摔下,却依然乐呵呵的还要“收购烦恼”。揭示了人生充满烦恼,关键是要有泰然处之的心态。《策划》揭示的是人的生活被纳入既定轨道,《能说话的那堵墙》揭示的是现代人的隔膜和孤独。《美丽的错误》中,“欢迎您到艾城来犯错误”无疑是种诱惑,而人们恰恰很难抗拒“犯错误”的诱惑,其构思也耐人寻味。《新启蒙时代》中房主教育小偷的过程,时时让小偷想起小学老师,这种童年回忆最纯真,由此说明了新启蒙时代的重要。还有些篇目是对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之间关系的思考,同样充满哲理意味。此外,有些作品传达了美好情怀,如《桃花》以很美的画面,重现了艾城年纪最大的阿婆过去的如花岁月。《过去的情书》中,小偷误偷了一位富翁过去的情书,在小偷与老头阴差阳错的关系中,在老人珍贵的爱情回忆中,金钱就如粪土了。 作为开放的现实主义艺术世界,《新启蒙时代》运用了多种叙事艺术,既显示了形式美,也使“辞能达意”更加充分。微型叙事可以称为“戴着镣铐跳舞”,篇幅有限虽是约束,但“戴着镣铐”也能舞出各种姿态,咫尺之幅可以画出美妙图画。《新启蒙时代》叙事艺术的探索,不仅拓展了小小说的审美空间,也避免了微型叙事的模式化。 在中国当代小小说创作领域,谢志强是个引人注目的创造者和开拓者。“沙埋王国”、“绿洲记忆”、“意外”和“超常体验”这四个小小说的宏大系列,证明了他的实力和才华,也证明了其敢于创新和乐于冒险的开拓精神。他用小小说方式写长篇小说的艺术试验,显示了他对小小说文体的全新理解。其创作有强烈现实意识,同时充满想像性和创造性。他的小小说已经成为中国当代小小说创作领域的一道独特风景。 展示小小说的无限可能性与超越性 □杨晓敏 在我国当代群星璀璨的小小说作家群里,谢志强是个让读者抱有极大欣喜和期待的独特存在。这是因为,谢志强从未停下艺术探索的脚步,从小小说的表现形式、审美、意蕴、语言风格等,总是不落窠臼,花样翻新,以丰富的想像力构筑了属于自己的卓尔不群的小小说王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谢志强小小说的探索深度,比领风气之先的一部分当代中长篇小说也毫不逊色。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小小说集《新启蒙时代》中看出端倪。 相对于谢志强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发表的千余篇小小说来说,《新启蒙时代》所收的108篇小小说,从数量上只占了不到十分之一。然而在我看来,这本书是他的“超常体验系列小小说”的最新的组合,在艺术质量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具备了可以流传的优秀文学作品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品质:原创性和丰厚的精神支撑点。在这里,谢志强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神奇的城堡——艾城。他带领读者从各种途径——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道路抵达这个梦幻般的城堡,去认识那里的人,或者可以说去认识自我。严格地说,艾城和它那里发生的故事,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现实世界的翻版或复制,它更接近于虚拟的形式,以虚拟映照现实世界,达到现实人性和灵魂的高度真实。 本书以《纪念一个孩子》开篇,这是一篇令人灵魂震颤的力作。来到艾城访问的客人发现,这里几乎是孩子们的乐园。所有的小朋友都在尽情地玩乐嬉戏,原来是为了纪念一个死去的不会玩不会淘气的“学习尖子”,全体儿童半个月不用上学,专门玩。那个孩子学习成绩每门都是全校第一名,曾把所有的时间和力气都用在功课上,然而这个乖孩子却患上了连医生都诊断不出的怪病,临死前,爸爸妈妈问他要什么,他说“我要玩耍”。这四个字,让作为父亲的我眼泪夺眶而出。所有的家长都应该好好读读这篇作品,它像一面镜子对现实发出反射和警示:救救那些患了“缺乏玩耍综合症”的孩子!让儿童的天性在大自然中正常释放,而不要让他们变成“学习机器”。 谢志强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是本源性的,不动声色地指出一切罪恶的源头,小小说《新启蒙时代》的深刻之处就在于此。一个小偷入室盗窃,恰恰遇上房主——一位退休的老教师,看着房主挥舞着教鞭“对牛弹琴”,不由让我们对这位老教师产生由衷的敬意。这篇小小说构思之巧妙,把“不可能”化为“可能”的本事,体现了作者举重若轻的创作才能。 在这个虚拟的艾城,有许多非常态的人物和故事,只是作者以高度的概括能力,把人物典型化,从司空见惯中发现非同寻常的一面。《明天就送出》具有极大的讽刺性。一个旅游局长,托“我”找一个作家写一本有关艾城旅游的书。谈妥之后,局长答应给作家提供写作的背景资料,眼看写书的期限已过,急需的资料仍然杳无踪影,最后变成了“我”天天打电话催促局长,几乎变成了“电话骚扰者”。同样具有讽刺意义的还有《超级名流》,让我们见识了如何打造“名流”——头三个月捧我的著作,后三个月骂我的著作,再后三个月,捧我骂我的双方展开争鸣。谢志强小小说的批判意识是隐藏在字里行间的,锋芒不露,只是巧妙地利用荒诞化手法揭示社会内涵。《提前草拟的悼词》中,艾城某官员临终前,最后一个牵挂是审阅自己的悼词,为此特地委托一个自由撰稿人来操刀。他一生审阅过无数文稿,但最大的心愿是携带着自己的溢美之词进入另一个世界。这篇构思奇特的小小说对人间的生与死的规则进行了“游戏化”的处理,潜台词异常丰富。 谢志强注重在本民族文化基因和文化心理上来考察现代人的行为方式,冷静地揭示其中的弊端。《名义》中,去艾城访问的考察团刘团长讲究“礼数”,设宴招待对方并赠送礼品。然而对方却毫无以同等规格回请的意思。“面子”问题让刘团长痛苦不已,急中生智,竟然自己出资以对方名义请了自己人一桌。刘团长狠狠地幽了自己一默。这篇小小说传导的是一种内在的、充满智慧的冷幽默,令人读后忍俊不禁又回味无穷。 谢志强执著于小小说王国的构建,但他又是一个艺术追求善于转移、喜欢挑战自我的作家。仅就“现实主义”手法而言,他就使用过“心理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等,视作品题材采用不同的创作手法,提炼社会、道德、伦理现象的理性认识意义。从这批“超常体验系列小小说”中,可以看出谢志强的艺术探索成果。他往往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的设置上,弃实就虚,有意造成极端化、象征化。 在小小说《变》里,一个小学生变成了一只猫,原因很简单,他的父亲开出租车,母亲打工,早出晚归,对孩子的教育方法只有一个字“揍”,更别说从感情上施以关爱了。整天陪伴着孤独孩子的只有一只猫,天长日长,孩子说话也成了“妙呜妙呜”。多么可悲可叹!这个故事让我们想起卡夫卡笔下,人性被异化,一个人变成了甲虫。另外,像《超级繁殖》《一对怀恋的手》《访问梦境》等,变换不同的切入点,运用各种艺术形式去表现丰富深刻的内容。谢志强小小说形式中的抽象性和超前性,仔细分析却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他呈现给读者的不仅仅是生活的华丽外表而是有着丰富精深的内涵。他的创作步履从来也没有离开过脚下这片坚实的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