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过一本书，叫《每一天都平常》。书写得并不怎么样，但自觉题目不错。我的一个学生“表扬”我，说我是出题目的高手，我有些得意。平生得意之事不多，且多半都是这样的小事，而我依然“得意”。我是一个自信而又不自信的人。别人惊天动地，水深火热，我大体总是平平常常。不是人生无忧患，我也有天塌地陷的时候。这时我会想，你并不是唯一，也不是例外，你是众生中的一个，你应该承担。这样，我就从深渊中爬出来了。 
　　寻常心境使我在艰难蹇滞中意态自若。我的人生并不成功，只有这一点还有些“成就感”。男儿有泪不轻弹，我总是不让悲哀和灾难把我击倒。即使我不坚强，我也要学得坚强。大约是七八年前吧，在一个圣诞节的聚会上，我对学生们说，我这个人太平常，古人说的“立德、立功、立言”，我都做不到。当然，我也并不因此懊丧——我原是成千上万平常人中的一个。 
　　也许正是由于对自己的这种“深知”，我不论“得意”还是“失意”，大体都能做到不惊不乍，总会把自己置于恰当的位置。我从来不过生日，这是朋友和亲人都知道的。为什么？不是一般人容易有的、想到来日无多的那种“回避”的心情，其源盖出于我的“不自信”，即自知生命“太平常”，故觉得“无此必要”。我只要在内心感恩于母亲给我生命，这就够了。反过来，我对别人的生日是庆祝的，包括朋友和晚辈，每逢此时，我都会真诚地祝贺他们。我的不过生日，只是一种自我认知和坚持，是与对事情本身的评价无关的。 
　　同样的原因，我还拒绝写自传、回忆录之类的东西。自己不写，也不赞成别人为我写。记得当年，大约是20多年前吧，那时《作家》杂志要用封二、封三整两张版面刊登批评家的照片，同时配合一篇万字左右的自传。此举要我开头。他们费尽心思，拖了很长时间，才“哄”我“交”出了照片，写出那篇后来叫做《流向远方的水》的文字。此事曲有源应该记得，他为此吃了很多“苦”。 
　　同样，我还不想出文集。这事很多人劝我做。照理说，现在出版个人文集早已不是过去那种“体现身份”的稀罕事了，而我还是坚持不出。原因还在于我对自己“不高”的评价。在劝说我出文集的人中，我的学生黄怒波（即诗人骆英）是最坚决，也是一直坚持的一个。骆英在北大上学时就喜爱写诗，我在教学之余，读过并谈过他的诗。应该说，我所做的，只是一个老师应当做的，可是骆英一直记着我这个老师。30年过去了，我们断了联系，他也没有忘记我。 
　　我们的见面是在一个讨论诗歌的场合，这时的骆英不仅是一位优秀的诗人，而且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企业家，他的名字与赫赫有名的中坤集团联系在一起。可是联系我们的依然是诗歌以及作为师生的情谊。骆英的财富已经入了富豪榜，可这位身高一米九几、高高大大的西北汉子，谈到诗歌和文化，心就变得非常柔软。我们会面的机会多了，而会见的主题从来不变：诗歌、音乐、绘画，还有古村落的保护、网球以及登山。 
　　就是这个学生——应该加上一个修饰语：一个很富有、又十分热爱诗歌和文学的学生——首先支持我们成立了中国新诗研究所，给我们提供了总数为1000万元的中坤诗歌基金，而且一再提议为几位老师提供经费出版文集。在我的记忆中，骆英提出文集的事，至少不下四五次之多，由于开头说的那种原因，每次我都没有积极的响应。事情到了今年，我是坚持不住了。 
　　关于这事，骆英已有公开的文字发表，他在题为《北大富豪校友》的文章中说：“企业挣了钱，要学会花钱。钱花给谁呢？自然要考虑自己的母校和恩师。”“前几天，在新诗所开会——我借着酒劲斟字酌句地表示，希望谢冕、孙玉石、洪子诚三位老师能加紧整理出版文集。作为学生，我愿意予以资助。”骆英的坚持再一次令我感动。他这样表示已不止一次，我已别无选择。设身处地地想，他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花钱，但他认定了要把钱花在这里，这就是让我怦然心动的原因。
　　这不仅是由于师生之谊，也体现了他的操守和信念。他是北大培养出来的，他有北大人的情怀。北大的传统并不因为职业或身份而改变。他决心要把钱用在有意义的地方。我在骆英的诚心和决心面前，改变了我的初衷。也就是这一天，我们举杯相约：文集的事列入计划并立即启动。人有时需要调整自己，从而在另一个层面获得平衡和愉悦。也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下，过去答应了曲有源的约稿，现在决心不让骆英对我失望。 
　　我的坚守终于“失守”了，我抵御不了这么沉重的情感的“袭击”。也许我将继续这种“溃退”，因为我非常看重人间的这份情意，它发自真心并温暖着我、慰藉着我，它让我感动和感激。我请求一切人原谅并理解我，包括现在我所做的抉择在内，都是我的寻常心境的解析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