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还是2007年的初冬。王元化先生虽然病了，仍住在庆余别墅的楼上。这最后的十几年，他都以旅馆为家。好在小院落里很安静，每日都扫得干干净净，保留着旧市委招待所矜持的气氛。墙上挂着他父亲写的条幅，桌上放着他母亲的照片，张可的遗像前供着花。他每天都在二楼的走廊里散步，因为小楼没有电梯，上下楼都不方便。走廊细长的一条，铺着猩绿的地毯。王先生从这头走到那头，再走回来。就算是每日的运动了。        
    那一日有薄薄的阳光，突然有人上楼来说，陈念云来了。        
    王先生连忙加衣服，拢整齐头发，寻着手杖，叫人搀扶着，下楼去迎他。  
    门厅的门敞开着，能看到陈先生穿着灰绿色的厚冬衣，身体团在轮椅里，正被人搬上台阶。脸色黄黄的，已是久病了。陈太太说，知道王先生病了的消息，陈先生一定要来见一见八十年代的老邻居和老上级。眼见冬天就要来，出门越来越不方便，所以趁今日还有些阳光，赶紧过来了。陈先生患着帕金森氏病，身体只能团着，说话也不清楚了，难得出门。        
    两个老人，默默握住手。原来这时，是说不出什么来的，不过是紧紧拉着彼此已经衰老的手，不松开。然后再加上一只手，捂着对方的手。王先生做宣传部长时，陈先生是解放日报的总编辑，他们平日并没更亲密的往来，却彼此敬重。后来在吴兴路做邻居，来往才多了些。        
    楼下没地方坐，陈先生上不去楼，于是服务生开了一间餐室的门，将大家安顿了。        
    王先生吩咐蓝云拿他写的字来，要送陈先生一幅字。蓝云去抱了一卷宣纸下来，全都是王先生录杜甫的三吏和三别。那是王先生晚年最喜爱的诗词，沉郁苍凉。先生一直都喜欢写大字，喜欢的古诗词和自己文章中喜爱的段落，都用毛笔再写一遍。陈先生喜爱书法。        
    字一幅幅地展开，陈先生喃喃地读那些诗词。然后，他轻轻说了什么，望定王先生。陈太太解释说，他说不要三别，拿《石壕吏》，他不想不吉利。蓝云将那幅字卷了，放进他手里。        
    真的只坐了仓促的一刻，陈先生便告辞。薄白的阳光里，王先生用力撑着手杖，默默看他被裹严实了，他和轮椅被抬了下去，几个人帮忙，将他从轮椅里抱进车里。隔着车窗，陈先生的脸显得又小，又白，转向这边，满满的，全都是惜别。        
    王先生扶着杖，站着不说话。果然，这一别，他们就再也没见着了。        
    冬初，王先生还能一边咳，一边谈话，或者接受各种各样的访问，或者口授文章。渐渐体力不够用了，他便躺着谈话，或者卧着请人读书。《这个世界会好吗？》就这么读完了。听完这本书，他还能剔出八十年代作访问时，梁先生言辞间的时代痕迹和拘谨。还评论说，梁漱溟在青年时代并没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以后在国学上有这样的见地已不容易。也还能指出季羡林先生的治学方式十分欧化，将自己的人生与所做的学问截然分开，与他的方式不同。而李慎之先生若是活得更久些，应该能理解他反对激进主义的道理。再后来，他得花更多力气对付身体上的痛苦，2007年冬天来临，他也终于放弃了写作。有时早上精神略好时，一面挂着点滴，一面将左胳膊搁在额上，仰面躺着，听人读《南方周末》上摘录的《蒋介石日记》。大部的书，他已无精力听完了。  
    后来他咳得太厉害，咳得腰疾复发，每当坐起来，都得在腰上绑一条阔大的姜黄色护腰，而且不能坐沙发，只高高坐在一张硬椅子上。黄昏时，王先生高高坐在硬椅子上，显得不安稳。他在等待天色完全黑下来。他一向早睡，晚上一过九点就吃安眠药。过去几十年这样做，都是为保证白天有充足的精力工作。现在这老习惯变得有些无聊。养精蓄锐的动力没有了，内心里的安稳也跟着失去。“不能工作，活着就失去价值。”他这么抱怨他的处境。        
    他开始提起马克思的女儿和女婿在七十岁时双双自杀的事，他赞同他们的选择。        
    病痛愈演愈烈，人生的孤独和痛苦都渐渐深了。        
    “这样的生活没意思。”王先生说。我心里是同意的，但不知道如何应和，所以只好沉默。先前，王先生曾希望用质子刀治疗。手术有危险，但他求速战速决。如果能好转，即可以工作，如果不好，也可不拖延。但终于，医生还是采用保守方式治疗。每日都往静脉里注射药物，有种药得慢滴，一分钟不得超过48滴，虽是小小一瓶，却要花一小时的时间。王先生常常眼巴巴看着一粒无色的药水，在玻璃管子里慢慢挤出来，渐渐变成梨状，再磨磨蹭蹭滴落下来，消失在细细的塑料管里，排队进入他的静脉。他嘟囔说：“我是个急脾气。”      
    暮色苍苍，屋角潜伏着一团团暗影。我突然冲口而出，问王先生：你怕不怕？        
    不怕。王先生说。歇一歇，他又说，只是觉得没意思。
    病重后，开始咳血，王先生住进医院。病房在八楼，是专为老干部安排的病区。有时我刚出电梯，人还在电梯间里，就听到他剧烈的咳嗽声，声如裂帛，如滚石，如炸弹，如一叠细瓷碗，惊天动地地粉碎在冬天冻得铁硬的水泥地上。不可收拾的声音，浓重的血气浮在里面，散发出令人惊骇的甜腥气。他用纸杯吐，纸杯里垫着白纸，是动脉里的血，颜色鲜红。王先生看看那些血，脸上有些薄怒。        
    “我不说话啦。”两阵大咳的间隙里，王先生不得不宣布。他笔直地坐着，挂下微微肿了的眼睑，将手指团起，握成拳，全神贯注，对付那些咳嗽。他一生写字，养成一双细长单薄的手。手背上纵横着一千条细纹，因为不由自主地用了力，细纹就如湖面上的波纹一样起伏在皮肤上。他的脊背颤抖，肚子颤抖，胸腔鼓胀起来，脸就憋得通红了，他与那些咳嗽殊死搏斗。有时还真将它们克服了回去。这时，他身体向后一松，精疲力竭。有时败了，那些咳嗽便带出了一口口的鲜血。除了工作，就热爱聊天的王先生不得不沉默了。        
    冬天上海下了出奇的大雪，王先生在枕上遥望窗外的雪片。提起《水浒》里走投无路，雪中夜奔的林冲。他用极轻的声音说：林冲用花枪挑了酒葫芦，“迤逦背着北风而行”。去小铺子包了两块肉，沽了酒，依旧迎着朔风回山神庙。“看那雪，到晚越下得紧了。”他说，鲁迅称赞那个“紧”字用得好，一派威逼。        
    病势一阵阵地沉重，王先生的耳朵不好用了。跟他说话，要大声地喊，电话也听不得。他的好友林毓生来电话，要蓝云在中间做传声筒。他们那一日的话题，是五四时代的中国留学生，在欧洲到底读了些什么书。林毓生告诉先生说，从他们留下的读书笔记和谈话，以及回到中国后学问上的情况看，他们没有读到当时欧洲最值得读的书。先生仰面躺着，脸上被氧气管磨破了皮，犹如鞭痕，头发散落，他平生注重仪态，最不喜欢头发乱，连脑后的头发被枕头压平都介意，但此时已无力顾及。但透过越洋电话，他们还在讨论德国可能对五四最有帮助的哲学著作。        
    待收了线，王先生即刻精疲力竭地瘫软在枕上。        
    五月二日，春光明媚，王先生病笃。一天中清醒的时刻少，昏睡的时间渐渐长了。水肿扩散到脑部，深陷于病床上。猜想他一定不愿意让人看到他如困兽的样子，所以我犹豫地来到他的床前，心中希望他的神志不要太清醒，不要有病人在探望者面前的耻辱感。王先生水肿得厉害，眼睛黯淡，身上散发出垂死的气息。        
    他说：“你看，我有很大的改变。”他的声音变得空旷了，但仍清晰。        
    “是的。”我说。        
    “我是一个精神性的人，现在像一个生物学上的人那样活着，这是我不愿意的。”他仍平静。        
    “是的。”我能说的，就只有那么少。        
    然后，我们说到了奥运会的圣火传递，说到了西藏问题，说到了《文汇报》当天的新闻。他仍旧每天看报纸上的新闻。他仍旧紧紧抓住自己的精神生活，竭力保留思考和判断的能力，这才是他的生命意义所在。在一个人生命的最后阶段，因生命的将要结束，这个人会显露出本色，显露出毕生心中的所求。王先生一生跌宕，但思考终是他赖以生存的意义所在。        
    即使是这一次，谈话如此短暂，我仍旧惴惴不安，怕自己的思想不能充沛地回应他的思维。白色的病床栏杆里，他如一头陷于牢笼之中的老虎那样，在枕上摇摆。但他黯淡的眼睛里，仍有飘忽的光亮，让我想起他从前说到黑格尔时愉悦而锐利的眼神，九十年代是他最顺遂的年代，他说过，那时他终于是开始做学问了。这是我所见到过的最有能力思想的人，也是最有意志力的人。直至那一天，他的病房里仍放着一篇待修改的文章，他仍打算做最后的润色。        
    2008年5月9日，雨后潮湿的夜，王元化先生在熟睡中，因癌肿压迫，导致窒息。最后时刻，按他的意志，不抢救，不人为损坏他的身体和形象，让他安然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