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感到黄蓓佳多少年来一直有一个愿望，她想对自己过往的生活，对那个时代，对那一代人的生命与心路历程作一次回溯、梳理、总结、批判、清算或祭奠，要有一种从内心来讲彻底的告慰，从外在来讲具有仪式性的书写。这个念头确实有些久远了，也许从上世纪80年代就有了，然后是《像目光一样透明》《漂来的狗儿》《没有名字的身体》，直到《所有的》。 
　　黄蓓佳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这一代人没有正常的生活与求学经历，或上山，或下乡，或文攻，或武卫。即使自己并没有多大的命运坎坷，但是对父辈的挫折与周围发生的许多悲剧，实际上也感同身受。无法对这一代人的经验模式与价值信仰进行归纳。他们或者融入当时的主流，或者保持距离，甚至离经叛道，但不管是哪种类别，自上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与各种体制转型之后，都面临着巨大的生活与心灵震荡，因之，也不管这一代自此以后的命运如何，或沉沦，或消遁，或步入精英，但青春时光都令他们无法释怀，这注定要成为当代中国值得研究的社会史与精神史。从文学这个从业群体来说，对那段特殊的社会史与精神史的书写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所谓“伤痕文学”实际上就是其中的一种类型。这种书写好像到现在还没有停止，因为随着语境的改变与回忆主体的变化，那段历史的意义被不断发掘出来，而这新的不断衍生变化的历史实际上又是回忆主体的不断更新的文化定位，关系到其自身的历史面貌与身份认同。而这无疑又构成了一个新的当代史的阐释问题。 
　　黄蓓佳当然也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回忆视角与阐释角度。我以为从《所有的》这部作品看，她首先期待的是能够还原历史。这种还原不再是如“伤痕文学”那样的政治的还原，不是如“反思文学”那样的社会的还原，也不是如新世纪之初流行的思想史的还原，而是日常生活的个人史的还原。所以，一方面，黄蓓佳并没有刻意地回避“大历史”，比如从艾家“酱园”的沉浮，我们可以看到具有典型的城乡二重性与家族背景的手工业生产方式所带来的财富的艰难积聚，看到公私合营给这一生产方式带来的变革以及财富的再分配，张根本在制度的强有力的支持下对艾家私有房产的理直气壮的占据就是一个侧面，而这个出身贫农的人物的成长与政治上的发迹则隐含了中国现当代社会阶层地位的变化，张家的崛起与艾家的式微实际上是一个带有隐喻性的缩影。甚至，我们还可以对艾早的经历进行经济学的分析，她从非法到合法的个体贩运与零售的初期资本积累，她的中、晚期的公司化运作；而在艾晚的身上，则可以进行知识分子角色的分析，早期的浪漫，对知识的崇拜，直到事功主义的务实，甚至对学院科研与学术制度的变化都通过这一人物得以生动的描述。 
　　但是，另一方面，要注意到这一切都是日常的，细节化的。这部小说的目的不再是对某一阶段大历史的宏大叙事，而是探讨这种大历史中个人的遭际与成长，探讨由于人们习惯于用大历史去固定回忆时被遗忘的日常生活。比如，当提到文化大革命时，人们可能会立刻想到政治集团的角力，影响国家的政策文本与行为，以及诸如派系斗争和触目惊心的文攻武卫等等。但是，所有这些并不能构成那个时期完整的“日子”，并不能构成每个家庭的日常生活，更不能真实、全面地揭示这样的日常生活政治学的秘密：即人们自以为是地用大历史去解释社会生活与人物生存的必然性时，日常生活却在解构着大历史，它将公共的、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生活进行间离，将其符号化、抽象化、谐谑化与实用化。日常生活巧妙地穿插其间，镶嵌其间，渗透其间，并且利用对方的急功近利与不计成本来实现自我的生存诉求。这无疑构成了特殊时期的生活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在国家与社会遭遇重大变革与非常事件时表现得尤为突出与明显。当宏大叙述自以为可以通吃社会生活时，殊不知日常生活正凭借其长期积累的文化习俗、血缘关系、生活伦理延续着。《所有的》对这一有趣的关系模式也许并没有刻意地追求，但是，只要叙事人一方面注意到大历史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坚持日常生活的叙述视角与叙事策略，这一关系便可以得到自在的、真实而智慧的演绎。我们可以看到张、艾两家在“文革”时期的不同命运，看到不同价值观的冲撞，看到两家如何安排各自的生计，甚至看到艾家姐妹如何在那样的社会氛围中完成了自己对性、对青春期的认识与体验。所有这些都是通过细节，通过近乎流水账的家庭生活去展现的。 
我以为黄蓓佳的这次还原在他们这一代人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这一代人常常忽略自己的日常生活角色，看不起庸常的俗世生活，他们的成长是广场式的、革命化的、激情的，他们的语言生活也常常是经典文本式的，这些决定了他们共同的知识谱系与美学风格。他们或可以令人惊讶地融入到其后的现实情境，甚至能写出如新写实一类的作品，但是，只要他们一旦开始回忆，便常常不由自主地回到过去的知识谱系与美学风格中。因此，黄蓓佳的这次叙述便具有决绝式的意义，它表明了这一代人有可能卸去了史的负担，并且具有修复自我记忆、修缮完整生活的能力。至少对黄蓓佳来说，在长期有同类题材创作的基础上，《所有的》标志着这一叙事伦理的最终完形。 
　　《所有的》的还原还在于心理。正如上面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对这一代人的心理探索上，《所有的》同样存在着一个同质性结构，因此，当人们习惯于去分析社会心理与历史冲突对个体或对一些群体与代际的影响时，可能对个体的心理，对某些群体自身的性格心理疏于观察。我们在《所有的》中恰恰看到了黄蓓佳如何在这两者的交叉点上去展示人物的心理世界，去塑造人物的性格，并且，黄蓓佳由此完成了对一些特定群体心理基因图谱的建模与分析。 
    作品描写的人物很多，但有四个人物始终占据着作品的中心位置，那就是艾早、艾晚、张根本与陈清风。这里面最张扬的是张根本。这个农民出生的青年具有一种几乎天生的对规矩的破坏力和凌驾于现行生活随心所欲的驾驭能力。与艾家父母亲相比，他更个性、诗意化、野性化，拥有惊人的永远也释放不掉的荷尔蒙。身居小城，并有着公安局长的身份，本应有所顾忌，但是，当一个人的个性魅力强大到一定程度时，规矩就不再成为规矩，相反，他成了生活的立法者，他可以给人带来幸福，也可能给人带来灾难；他可能成就自己，也可能毁灭自己；他是一个英雄，也是一个魔鬼。从外在表现上，陈清风要比张根本收敛得多，但在本质上他们存在着惊人的相似。张根本的张扬是由里到外、彻头彻尾的，而陈清风则是矛盾的、分裂的。在现实生活的大部分时间时，陈清风是本分的、循规蹈矩的。他读书，似乎有文人的清高与孤傲；他守着农村的老婆，生儿育女；他上了大学，亦步亦趋，默默地做着为他人作嫁衣的学报编辑。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一直有着改变自己命运与现实境遇的强烈冲动，有着与世俗相对，甚至与道德相冲突的欲望，所以，他爱上或者占有了艾早与艾晚姊妹俩，这个默默无闻的人竟然成了杀人犯，远走异邦最终客死他乡。艾早与艾晚可以说是张根本与陈清风心理与性格的女性版。艾早从小性格外向，敢作敢为，敢爱敢恨，小时候爱做恶作剧，爱闯禁区，长大了则不主故常，时有惊人之举，爱上陈清风能助其杀人，嫁给张根本能相约赴死；而艾晚表面则随和得多，似乎按部就班地走着人生的道路，但她无法掩盖童年的好奇、担惊受怕中的冒险和英雄崇拜情结，这种内在叛逆与对个性生活的向往在她的爱情婚姻生活与处理艾早事件的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她不满意庸常的婚姻，却与艾早一起暗恋着陈清风并与他生下一子；当她得知艾早的过激行为后承担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为其奔波，上演了她有生以来的最为传奇的剧目。四个人物形象集中了黄蓓佳对人性的理解，更是她对一代人性格的写真，这是最有叛逆精神的、对奇异与突变充满向往与期待的一个群体。我以为黄蓓佳在《所有的》这部作品的人物塑造上注重的不是单个人，而是关系，她是在互相对比、互相补充与互相说明中雕塑着一组群像，也同时在为那段历史从个体层面写下注释。 
　　黄蓓佳的这次书写能在多大程度上逼近对象？她说她妹妹的一句话对她触动很大：“你永远不知道我童年的感受。”其实，不知道的岂止是一个人的童年感受？“不知道”缘于自我的隐匿、个体间的隔膜，更缘于认知中的程式化与想当然，这是造成书写、也是造成人类记忆缺失与遮蔽的原因。固然不能指望一次叙述就能拯救遗忘与错误，恢复对经验与自我的认知，关键是我们是不是在不断地突破，不断地尝试新的可能。黄蓓佳觉得惟有“所有的”才能当得起书名，才足以概括这次心灵之旅，这实在令人欣慰，但愿有更多这种自信的书写加入到当代精神史的寻觅与构建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