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伯刚是一个非常内敛和低调的作家。他沉寂之后再次吸引我们眼球，是近两年连续在《收获》《当代》《青年文学》等国内知名刊物上，集中发表的数量不多但分量十足的中篇小说作品。一时间，小说界不声不响冒出一个结结实实、风头正健的生力军。但不管是怎样地声名在外，丁伯刚却始终是一副不事张扬、闪烁其辞的回应与尽可能低调的表态，仿佛只有躲起来“埋头死做”才是自己的本分，才会生出那份从容和自信。 
　　当你仔细地审视和体会丁伯刚这些风格比较一致的小说语言和叙事节奏时，你会发现，细腻的写实主义的日常故事中，始终闪烁着一双惊恐不安、无所依傍的外乡人的眼睛，始终有一腔凄苦挣扎却又内心温润的悲悯之情。丁伯刚说自己“是一个被彻底放逐之人，被彻底遗弃之人，是一个自己对自己的另一半永远在寻找的人”（《路那边》创作谈）。可以这样说，现实境遇中的漂泊之感与内心深处的无根之状的相互交织，无疑是丁伯刚小说创作体验的精神原点和情感基调。 
　　应当看到，从《天杀》《天问》出发的，那种率真而又激烈的，对人性与亲情的道德和心理观照，如果说还有一些观念先行和有意模仿的话，到《宝莲这盏灯》中的叙述和描写则有着非常深厚的生活底蕴，而对人物行为的个性和心理依据的展示，更有着非常准确的体认和把握。到《落日低悬》和《两亩地》，已逐渐提升为对有形和无形的生存恐惧的真切体验，那种对浸淫在个人生活圈内的、日常生活事件聚焦，已逐渐表现为对人物个性的塑造和对小说情节故事的经营，小说味越来越浓，丁伯刚写作的心境也越来越苍凉。 
　　正因为是“外乡人”，便更为敏锐地觉察到尊严所受到的伤害，自由所受到的限制，生存受到压抑的焦虑和恐惧，也正是因为“外乡人”的身份，对这个世界的“不理解”和对这个世界对自己的“控制”的恐惧心理，就更为警觉和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