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贾植芳先生
作者:河北日报 刘福泉   更新时间:2008-05-13

  早上一觉醒来,收到一不幸消息,我敬仰的贾植芳先生,昨天晚上去世了。    
  三年前我去上海,先生还请我到餐馆吃饭呢,还能喝点红酒。他得意地拿出山西老家的一本《文史》杂志,说:“这上面我还提到你呢,就送给你吧。”说完还调皮地挤挤眼,嘿嘿地乐了。杂志上提到我在2000年元旦那天,陪他到复旦大学理发店理发的事。       
  第一次见到贾先生是在14年前的第三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那天正好是我30岁生日,在北京站碰到了陈思和老师,到了国务院第一招待所。陈老师领我到贾先生的房间,指着一个子不高、清瘦但精神矍铄的老者说:“这是我的老师贾植芳先生,这几天你替我照顾他。”       
  贾先生的大名对我来说可是如雷贯耳,最早知道他的名字是在初中,后来上大学时,开始对巴金作品感兴趣,在购买的研究资料中最早的一本就是贾先生主持的《巴金研究专集》,可以说,对我后来走上巴金研究道路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在陈老师的文章中也多处提到贾先生对他的扶持和帮助。如今,令我敬仰的前辈就在眼前,心里还真有点紧张。见我紧张的样子,贾先生狡黠地一乐,像老顽童一样开了个玩笑,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会议期间,因有陈老师让我照顾他的任务,接触自然就多了。经贾先生引见,还认识了胡风夫人梅志先生,沈从文夫人张兆和先生,萧乾先生……       
  与先生第二次接触是在1997年,因为想到复旦大学跟陈思和老师进修,就到了上海,住在复旦大学招待所。我到贾先生家拜访,贾先生竟然还记得我这个无名小辈,他一个电话就将复旦大学教务处长沈永宝老师叫到家里,说:“这是我的朋友小刘,想来咱们学校进修,你给办一下。”搞得我诚惶诚恐。在上海的几天,因为陈老师天天都来贾先生家,几乎这几天的午饭和晚饭都是在先生家吃,受到了贾先生和任敏师母的热情接待。临行前,与贾先生、任师母合影留念,这也许是任师母最后的与人合影,因为仅一个月后,她老人家就因中风而卧床。      
  1999年,我到复旦大学做陈思和老师的访问学者,到贾先生家的机会就更多了,这才真正体会到人们所说的“贾府的大门是向全世界敞开的”意义。贾先生生性豪爽,品德高尚,结交的朋友可以说是遍天下,国内外登门求教者,采访者,慕名而来者,络绎不绝。凡来者,识与不识,都会由家人捧上热茶一杯,熟识的到吃饭时间,贾先生都会留饭,宾主相处融洽而亲切。我那时经常去先生家,有时是请教,现代文坛的掌故就仿佛是装在他的脑子里,几乎是有问必答,有人戏称贾先生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此言不虚。有时就是想听他谈天说地,天南海北。我是河北人,有山西的亲戚,他的山西腔我大部分还能够听懂,也因此给多个采访贾先生的记者当过“翻译”。他在日记中写道,2000年元旦那天,一个人在宿舍正受思念亲人的煎熬,接到桂馥姐的电话,让我陪贾先生去理发。理完发后,贾先生说请我到家里吃饭,我说今天是元旦,就不麻烦了,贾先生嘿嘿一乐说:“来吧,我这里可有好酒。真正的XO,法国朋友送我的。”我知道,贾先生是怕我一个人在外地过新年心里不好受,特地以让我陪他理发为由,让我到他家里享受家庭的温暖。以后,凡是到上海或者路过上海,贾先生家都是我必到之地。      
  先生喜欢爱读书的学生,对待爱读书的学生总是十分慷慨,只要是自己有的书就毫不吝惜,尤其是喜欢将自己的书送给爱读书的人,这在先生是一大享受。我有幸得到过先生的书共计17本,平均一年一本还多,由此可见,先生晚年创作的勤奋。通过这些书,我对先生有了更深的理解,也更加深了对先生的敬仰之情。他用自己曲折的人生经历,用自己那朴实无华的笔触,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而正直的印记,反映了历史的一个侧面。       
  为表示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支持,贾先生利用自己的声望,积极倡导读书的风气,对青年人出书总是大力支持,或推荐,或作序,对青年作者请他作序,几乎是有求必应。他写序绝不敷衍了事,而是认真地戴着老花镜,仔细地阅读查资料,构思动笔,在《贾植芳文集》理论卷中序言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他对作者书的评价,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对文学作品的看法,对文学理论的认识,对历史的反思,都通过序言表达出来,他也曾自嘲是“作序专业户”,只要是对文学事业有利,他总是乐此不疲。       
  任师母卧病在床,贾先生每天都会专门陪她说话,拉着她的手话家常,曾经发生过多次病危,是贾先生的呼唤一次次把她从死神手里拉回来。他们饱经沧桑,历尽磨难,刚过上了好日子没有多久,却又遭此打击。在病危之时,贾先生从不言弃,而任敏师母顽强的生命力也一次次地创造奇迹。她清楚,即使是她再不能为他分担什么,但只要她活着,就是对他最大的安慰。     
  贾先生一生坎坷,但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的苦难流过眼泪。我听说贾先生一生只哭过三次,一次是当年胡风去世,第二次是当爱妻任敏中风后,再就是在爱妻任敏去世后。他写《哭亡妻任敏》:“我亲爱的妻子,敏,你慢慢走,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在另一个世界团聚,就像你活着的时候。我们到处流浪,在颠簸不平的羊肠小道上携着手,一脚高一脚低地前行,挺着胸脯前进……我在这个您生活了84年的世界里,向你送行摇手,因为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又将团聚,再次营造我们两人世界的家庭。”      
  六年之后,贾先生也随着爱妻任敏去了,走完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93年的一生。他留下了十几本著作,证明了他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七月派的作家,是无愧于这个流派的;作为一个经历过不公正待遇的知识分子,无愧于“铁骨铮铮”的赞誉,用他自己话来说:“我生平最大的收获,就是把人这个字写得还比较端正。”作为一名老师,他培养出章培恒、施昌东、范伯群、曾华鹏等顶级学者,还有陈思和、李辉等学术界的领军人物。一生历尽坎坷,忠贞不渝,有此成就,夫复何求?       
  贾先生走好———天堂里,师母任敏在等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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