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民在《痛切的情感记忆与不能对象化的<随想录>》（载《文艺争鸣》2008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在内外双重压力下，《随想录》中充满了紧张感和焦虑感，它们的存在实际上也体现了作者自我的在场，借此也使得那场浩劫带给人的精神伤害的疼痛感无法被无情的时间抹去。《随想录》有着特殊的叙述方式和叙述姿态，这种写作状态借用胡风的一个理论名词可以叫做“灵魂的自我搏斗”，而众多同类作品不能不说太“客观主义”了。我不想在此比较这两类作品的高下和价值的大小，对它们的态度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只要是能够真实地叙述以往历史的个人回忆都具有储存情感记忆的价值，都会对我们认识历史、理解历史有所帮助。在此，我只想强调《随想录》的叙述姿态的独特性。韦君宜的《再思录》、季羡林的《牛棚杂忆》、杨绛的《干校六记》、孙犁的《芸斋小说》等同类作品从通常意义上讲比《随想录》更“文学”，但其中的超然感是不言而喻的。他们或者大彻大悟地总结自己的经历，或者将苦难化作黑色幽默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但讲述的过程中“客观性”较强，经历的叙述较多，几乎并不涉及内心的拷问和个人灵魂的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