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徐岩的小说创作很勤奋，也确实写得越来越好，《野马滩》《河套》《地图上的大乌苏》和《两个人的旅行》等一批作品，都获得了普遍的好评，谈论徐岩小说的文章也不断多起来。在谈论徐岩的小说时，人们不约而同地称赞他写得凝练，写得精致，而我更加注意的是贯穿在这些作品中的属于徐岩个人明确追求的精神主线。 
　　在世纪初的小说创作领域，往日那种像磁场一样将很多作家吸引到一起的主潮早已不见了，一个作家创作中的精神主线就更成了他主动的艺术追求的明确标记。徐岩小说的精神主线无疑是十分明晰的，那就是他总是执著地去书写欲望世界里的精神坚守。从最初的轻松流畅、有如行云流水的《绥芬河》，到后来的深挚扎实、有如木桩栽地的《野马滩》与《河套》，他一直没有偏离这条主线。 
　　徐岩特殊的职业使他与社会始终保持着气血上的贯通。而在眼下的商品社会里，越是沉入社会深层，每天所看到的就越是时刻涌动着的各种欲望。徐岩专注地看着这一切，因此他在小说中写得最多的就是各种欲望对人的诱惑和裹挟。他让他的主人公们在各种欲望的深水里挣扎。活在《绥芬河》里的陶月，活在《山风无语》里的邮差老黄，活在《河套》里的木祥，活在《地图上的大乌苏》里的金水，这些男男女女无不如此。他们作为滚滚红尘中的普通人，不可能不按照社会规则早就为凡俗人划好的斑马线前行，不能不沉浸在由各种欲望编织的白日梦里，不能不在现实的欲海中凫游。这样一来，他们也全都成了欲望的追逐者，甚至有时被欲望之水灌昏了头脑，做出了在常规道德标尺检衡下出格的事。《河套》中的木祥不就是这样吗？他本来是个老实巴交的乡下人，憨厚，淳朴，知恩图报。他被人的自然欲望驱动着，跟城里来的那个要偷走麦苗的孩子的女人睡了觉。一旦如此，他就觉得有责任帮助她，帮她偷出麦苗的孩子，而且果然这样做了。出现在徐岩笔下的这些凡俗人，大都有过诸如此类的欲海跋涉，有过不那么光彩的人生记录。 
　　然而，写出这些不光彩的事来并不是徐岩的最终鹄的，这位工作在公安边防总队政治部的作家，并没有充当社会道德检察官的意思，他的目的是要在这些欲望堆积中挖掘出闪光的精神之宝来。在这些人涌动着的欲望中，凸现那种依然存在的精神亮点，一种只有金子才能闪烁出来的光亮。于是，我们发现，尽管生活在《绥芬河》中的陶月做着被人瞧不起的舞女，但她的灵魂质地并未被灯光酒气所辐射所染黑，她以此为赚钱手段，是为了给她的异国情人提供疗疾的资助；《河套》里的木祥，当孩子真的将要被带走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幡然醒悟，抢回了孩子。可以说，在他们身上，表层的欲望尘埃并没有覆盖住深层的精神之光，它们最终全都穿透尘埃，闪现出一种灼人的光亮来。至于生活在《野马滩》中的木祥，生活在《山风无语》中的老黄，生活在《地图上的大乌苏》中的金水等等，虽然都有各自不同的欲望，但是为了人世间最为可贵的东西，诸如诺言、温暖和爱，特别是为了个人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无一不在坚守着。这些存在于欲望之下的有价值的东西，才是徐岩最为看重的，也是他极力发掘的。他在给这个世界制造着一种精神力量，他本人就是这个欲望世界里的精神守望者。 
    读徐岩小说，我时刻感觉到被浓浓的生活气息笼罩着，包围着。在一个又一个底层人物的生存打拼中，在他们被各种欲望驱动着已经下沉，又被向上的精神力量牵拉着向上浮起的人生际遇中，你会看到他们活得是那么真切实在，你仿佛立刻走进或者回到这个粗糙然而十分活跃的真实世界。他们与你离得那么近，好像就在你身边，他们是你的左邻右舍，甚至你闻到过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味。但这种“基点下移”也带来了某种需要注意的倾向，那就是在写人的欲望时还应注意分寸。虽然眼下写严肃小说是件不容易的事，作家如果不放些“调料”肯定要受到某些编辑乃至读者的冷待，但“调料”放得过多又必然丧失作家追求严肃的初衷。在这种两难中，重要的是把握好“度”。我觉得徐岩迄今为止写得最清爽的依然是《绥芬河》，作品的那种分寸感，那种行云流水之姿，都十分惹人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