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西南边陲的《大家》无疑是文学杂志中年轻的生力军，创刊十年来，以其鲜明的办刊宗旨确立了自己的地位：立足大家，发掘新人。回顾这一年《大家》中的作品，确实也给予我们这样的印象：名家叫座，新锐叫好。
　　
　　一、 新星璀璨
　　在发掘文学新人方面，《大家》显示出豁达的胸怀和敏锐的慧眼，发现了一批才华耀眼的青年作家。广西的纪尘、贵州的盛慧、巴黎的谭华、成都的袁远等一批70年代作家表现出了较强的创作实力。
　　纪尘的长篇小说《缺口》（第3期），既有着女性私人化写作的心路痕迹，也带着八十年代先锋派的语言风格。虽然是长篇，却不以情节和客观描写取胜，而以散文诗般的语言和绚烂的意象见长。这是一篇女性成长小说，它有女性作者切肤的生命体验和痛楚，在追求理想的绝对彼岸的过程中绝望地燃烧，沿途充满了致命的诱惑，却通向宿命的结局。小说中对世俗生活情感的决绝态度，就像不妥协的风中之烛，以退为进。她的小说语言充满了饱满的质感、有着诗性的穿透力，柔软、清晰、透明，富有音乐和绘画的美感。纪尘的文风颇似另一位广西女作家林白，似乎比林白更醉心于叙述技巧。她一开始就显露出更自觉的文体意识，这一点在同时发表的短篇《205路无人售票车》（《上海文学》2004年第6期）体现得更突出，小说紧张激越，呈现出缤纷多样的叙述追求。比之纪尘以往的作品，《缺口》在结构上更流畅，进入得更有力量，更有阅读亲和力。当然，小说也存在着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先锋小说相似的尴尬：以华彩的语言和单薄的情节构建起的长篇，缺乏必要的起伏与节奏，起先固然令人兴奋，久之不免令人疲倦。这其实是个老问题：先锋小说式的叙述方式是否足以支持长篇？
　　盛慧的短篇《水缸里的月亮》（第5期）显然是一篇虚构的作品，但它精细的叙事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逼真的逻辑，将人引入了一个极端的“梦境”，从而跳出了虚实的窠臼。写诗出身的盛慧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了一个荒年中的饥饿母亲，在生存与死亡之间、母爱与自爱之间的惨烈挣扎。与《上海文学》上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中的纪实手法比，这篇小说里的饥饿感显然是想象出来的。但小说家把艺术想像推到极至，以超绝的想象力和扎实的细节描写，充分挖掘出饥饿所带来的恐怖感，表现了人与饥饿抗衡时顽强而执着的生命力，在想象与虚构的天空里营造出另一种触目惊心的极限体验。小说以唯美的语言表现异常残酷的骨肉相食，呈现出一种另类的美学风格，闪烁着某些八十年代先锋派小说的涟漪。有意留出的叙事空白，也令小说具有了多种解释的可能，充满了张力。尽管无法与发生在生活中的真实相比，我们仍然能从这篇带有实验色彩的小说里，看出作家用心虚构的努力与超越想象的毅力。
　　谭华的小长篇《一团结》（第5期）在当下许多小说倾向于“往狠里写”的潮流中，显得颇为低调，却难得地绵密、细腻和扎实。小说回避了传奇，以一个小姑娘的视角和情感，用散文的笔法从容地描绘了七十年代初中国城市市民的生活图景，将我们带入那个时代的回忆中，让读者体会到了久违的感动与共鸣。这独特的气质让人不由想起了萧红和林海音。小说显示出作者扎实的传统写实功底：生动饱满的对话、充满个性的细节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而情节的自然铺垫又使人物最后的归宿令人信服。小孩子的低姿态，令真诚的抒情意味自然贴切地流荡于字里行间，面目自然是清新可人。在这个青睐凌厉生猛口味的年代里，《一团结》仿佛一口清淡的家常菜，有着体贴、周到和温馨的回味。
　　袁远的《暗扣》（中篇）（第6期）所表现的是一种没有生存压力却被生活压力所困扰的生活，传达出某些都市人群特有的都市感受。这种都市感受在港台女作家的笔下并不鲜见，而在城市化进程日渐加剧的大陆文坛却属新景。小说在描写都市女性心理方面有着少见的微细敏感触觉，笔意恣肆，文字地道。自述色彩浓烈，令小说的感染力毋庸置疑；拿捏心理的精准和切入视角的巧妙也能轻易带读者走入文本笼罩着的灰暗阴郁的低气压：“我”芳华渐老，渴望温暖安定的家庭生活，而男友则若即若离，以种种理由拒绝走向婚姻红毯，两者矛盾构成了主要张力；除此之外，“我”生活中的乏味细节也无处不在：爱情既差强人意，友情亦难以倚靠。对于唯一时常见面的一个近乎市侩的女友，“我”的感情是既厌恶又需要。令人发疯的对人和事的“鸡肋”感几乎存在于“我”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波澜不惊之下又有暗涌不断；种种问题仍然找不到出口，如一块教人透不过气的湿布紧紧裹于身上。故事的尾声，“我”梦见自己长出了羽毛，却很快掉落——这大抵也是一个隐喻：忧虑和焦灼好像深深长在这一类年华老去的都市职业女性的身体里，她们青春期曾怀有的理想和热情已渐如气泡般一个个破灭于庸凡的生活里，心底虽仍有隐约微弱的光，却已习惯压抑——对于失望的恐惧是这样大，甚至大过了打破一切重新来过的狂想。长久以来，文坛匮乏这样以工笔细描她们内心世界的文本，这篇看似琐碎平实的小说却写出了一种如此深刻的沮丧，既有清醒的冷眼旁观，亦有落实到最卑微处的切身体会，是以难能可贵。
　　晓航是这两年崭露头角的新人，作为文坛外的业余作者，他的文章里面没有太多文坛窠臼，却有一种工科实验室培养出来的特有书卷气。他似乎把小说看成科学调配的产品，随意往试管里面加些什么，出来的结果都会不同；喜爱他特质的读者也许正和作者本人一样，醉心于文本这随意流动的种种可能性。他的中篇《布谷鸟的歧途》（中篇）（第6期）确如编者所说，是“一个独特而颇有趣味的文本”。它的趣味性的确多于现实感，情节有如新派武侠般天马行空，叙述语言轻松朴实，对于世界的认识视角也颇别致，用一种更轻巧的角度直接进入了对荒诞世界的认识。他的小说对于在文学经典中浸淫多时的读者来说，恐怕有些另类——如果用某种“纯文学”的观点去衡量。不过，晓航的可贵之处也许正在于他能用一种通俗轻捷的方式将人引入某种对存在本质的思索。这种来自于工科商人写作背景下的“旁门左道”，或许能为小说的写作提供一种新的可能。
　　
　　二、 名家气派
　　“大家”风范自然少不了名家支持。这一年的名家阵容也颇有气势：残雪、王安忆、张炜、蔡测海、张欣、刘庆邦等名家纷纷出场，他们或在既有水准上徘徊，或在寻求突破中“失手”，或在商业利益的诱惑下有所懈怠。比之新锐们的“兵临城下”的态势，名家们显得有些大意和轻敌了。
　　在《温柔的编织工》（中篇）（第2期）中，残雪延续了一贯的幻想叙事路线，这次更是在纸上凭空建了一座孤城。编织工在一种不能遏止的创作本能的驱动下，把自己头脑中的幻城编织成毯，而身边真实的人越来越少，他们都被吸进了那个隐匿而神秘的“毯中王国”。残雪用她超绝的想像编织了一个纯粹的幻想小说。温柔的编织工与他手里不断被织就的幻城，更似一个作家与作品关系的隐喻，编织工的沉溺与不能自拔，或许象征着作家在创作迷宫中惘然自失的体验。很显然，这篇小说带有明显卡尔维诺的烙印。场景与人物都设计得令人迷失于欧洲中世纪的迷雾中，若不是作者不断在文中提醒故事发生在中国，读者会以为这是篇外国作家的作品。小说的语言充满了贵族化的透明质感，与小说中所弥漫的欧洲风情一起，构成一股非中国化的异国情调。生活于当代中国的残雪，似乎很难沾染上中国的烟火气，如今，她几乎把所有属于中国的东西彻底隔绝了。残雪后来在北大中文系的一次演讲中说，这篇作品是她向卡尔维诺致敬的一篇习作，因而今年突现这种风格也就不难理解了。
　　王安忆的短篇《一家之主》（第2期），笔触伸向新加坡一位平凡的老年男性，透过对其外表假象的解剖，呈现新加坡老一代人的生活哲学与人生风景。从这篇小说可以看出，王安忆在不断证明自己有驾驭所有题材的能力，但她从某一观念出发来寻找和比附某种生活的写作范式，也为她超越自己制造了障碍。
　　刘庆邦的短篇《咱俩不能死》（第5期），讲述了私人小煤窑里煤矿工人极端艰苦与压抑的生活状态：高悬于头顶的煤矿安全隐患，随时都有可能落下，在性的饥渴与生命的不安全感中，两个异性恋的煤矿工人硬是被生活逼成同性恋。勿庸质疑，题材的新鲜与真实、作家切入生活的能力都使小说具有了好小说的底子，如果作家的目的是让读者感受到“悲惨”，那么他成功了；但如果读者还期待悲剧感，怕又要落空了。如果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那么小说欠缺的也许正是对人性价值感、庄严感和尊严感的营造，以及在对生活过于贴面的表现中，忘了给形而上的悲悯留下一些空间。现实的窒息被写得太满，以至于人生的理想——哪怕只是理想而已——也无法透进一丝光亮。同样，发表于《大家》第3期的短篇《赴宴》，也只是放大了一场赴宴的情绪体操，情节发展亦在意料之中，没有超过他以往的作品。自获鲁迅文学奖的《鞋》奠定了其小说的艺术高度、被改编为电影《盲井》的《神木》提升了其知名度后，无论在农村生活题材还是矿工生活题材上，刘庆邦都很少再能用《鞋》那样的温情和《神木》那样的深邃打动读者了。近两年，刘庆邦的小说不断占据各大文学刊物的版面，却鲜见力作，恐怕还是出手过快。真心希望作家能慢工出细活，来点力作震撼一下。
　　蔡测海和张炜都是在语言上有追求的作家，今年他们都试图在创作语言上有所突破。蔡测海的长篇小说《非常良民陈次包》（第2期）刻意以民间口语营造民间叙事，作者在享受民间语感的快感的同时，赞叹“语言如此灿烂”（见其后的《创作谈》）。然而，在阅读体验上，读者却未必与作者感同身受。陈次包的故事如果换成简洁清净的语言描绘出来，面目应该清爽宜人得多。“新时期”以来，文学发展的重要成就之一是小说的叙述语言已经被许多作家所重视，汪曾祺、林斤澜、莫言等作家都是从叙述语言上创造了自己的风格。然而，叙述语言的革新也确实是一个回报与风险双高的举动，我们佩服蔡测海的勇气，也为这一实验的不甚成功而感到惋惜。喜爱《古船》、《九月寓言》中张炜风格的读者，恐怕会对这篇《丰姿绰约的年代》（中篇）（第4期）感到失望。张炜小说一贯以抒情味道浓厚的知识分子语言见长，而这一篇铅华洗尽之后，颜色便黯淡了许多。令人不禁怀疑，张炜的小说语言除去了抒情还有什么？小说的内容也老旧无奇，以家族人物来一则一则讲故事的手法，颇类《民间文学选刊》中登载的那些民间传奇故事。张炜在这篇小说里，似乎刻意规避自己早已形成的风格，无论是语言还是叙事，都竭力贴进民间、取消深度。他对自己语言改造的下手之狠，让人想起“文革”中那些按“指示”改造自己语言的作家，在将语言从“贵族化”向“平民化”靠拢的同时，也失去了自己。
　　 张欣的大中篇《为爱结婚》（第5期），与近期热卖的王海鸰的《中国式离婚》，同样直面当代中国人情感和婚姻的现实诉求，显示出女作家对生活的积极思考和参与的热情。《为爱结婚》轻松好看，但郑重读来，却让人不免惊讶于张欣这几年的退步。比之她早期写白领生活的作品，这一篇完全落入琼瑶式的言情套路，充满了男欢女爱做作的巧合。在以往独特的“会心处”减弱的同时，弱点却仍保留着：人物语言没有性格，与叙述语言如出一辙，统统是张欣自己的影子；人物类型化、脸谱化，带着过于强烈和明显的主题，俨然是一个概念的图解或道理的实例说明。语言上也散漫随便，甚至缺乏应有的锤炼。“后来子冲说的一段话真是弦动我心，令陆弥真的感动异常。”像这样的句子随处可见。如果张欣是想往通俗言情作家的路上发展，读者自然无话可说，但想起几年前看她作品时的感动，忍不住提醒一番。
　　
　　三、 求索中的“跨文体”
　　早在1999年，《大家》就有意识地提出“跨文体”这一概念，即打破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体裁的常规，开放文体，取消界限，自由融合，并贯之以“凸凹文本”的名称。这一主张在当时的文艺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作家们积极实践，批评家、理论家纷纷给予支持，一时间，跨文体竟成风尚。《大家》的主编李巍曾这样描述“跨文体”：“凸凹文本”就是体裁之间的相互给予吸纳，好像“凸凹”二字一样。小说吸收散文随意的结构，散文汲取小说的叙述方式……文体融合从形式上使作品更活泼、充满新鲜感；而在内容上，哲学、历史学、人类学、甚至自然科学的涉及将刺激作家的创作灵感，也刺激读者的阅读兴趣。”但对于刚开始的实验成果，《大家》副主编韩旭认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一部经典的“凸凹文本”作品，能充分体现“凸凹文本”的理想。（注：《<大家>首次实验“凹凸文本”》，《北京青年报》1999年4月16日第4版）
　　那么时隔五年，“跨文体”的命运如何呢？综观2004年《大家》的“跨文体”实践，符合人们期待的作品仍然不多，黄尧的《半月门》和周晓枫的《邮差》成为这一新文体最丰硕的收获。
　　黄尧的《半月门》（第2期）可说是以小说笔法写就的历史真实。这篇自传性文字以扎实而生动的细节描绘了建国初期一个商业巨族在“国有化”进程中逐渐贫困衰落的过程。独特的个人经历以及个人化的史学视角显示出这类追忆性文字特别的文化、文学价值。比之杨绛《我们仨》的书香之风和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的贵族之气，《半月门》有一种平静的悲哀。它将不平与愤郁包裹在对往昔故事的追忆中，却又超越了个人怨怼之囿，直逼国族历史之惑，透出一种格外动人的力量。文字清雅生动，有着娓娓道来的亲切、平实。“先锋”之后，讲究形式和语言的小说如过江之鲫，欧化的句式与格调、繁复纷乱的意象令人眼花缭乱，相比之下，这种平实细腻、散淡疏朗的中国气派以及不温不火、含蓄蕴籍的对古典主义的坚守，就显得尤为可贵了。
　　周晓枫的《邮差》（第3期）则是以小说的笔法、散文的思维、诗性的语言组成的华章。作者从容驾驭着三架马车，在文体的疆域中自由驰骋，游刃有余，纵横捭阖。这是一次智慧与趣味交织的行旅，也是一场丰盛华美的语言盛筵。与其说是散文，不如说是充满了私人体验和智性思考的小说。作者将各种领域各种形式的“邮差”穿成一串有趣的珠链，以独特的感觉去玩味生活细节，使阅读的过程充满了新鲜感和陌生感。作品以纯粹、独特的体验，奇诡、精致的意象，传达出透彻、犀利、尖锐、奥妙的另类感觉。跟随作者天马行空的思绪，我们被引入被一个常识世界所遮蔽的盛境——那些平淡无奇稍纵即逝的事物，原来是无数偶然碰撞接合而成的必然。它们有着无穷无尽的解，正如大千世界蕴藏着无穷无尽的谜一样。作者极具穿透力的观察与才华横溢的想象给这篇作品注入了引人入胜的魔力，从而将作品导向一种哲学深度。中国当前的小说创作往往是呈现表象有余，哲学层面的追问不足。周晓枫的作品总能以小见大，在凡俗中发现美与诗，在思考中逼近世界的本质。
　　这两篇作品可以说是真正体现了“跨文体”理想的文本，作家找到了自身生命体验最合适、完美的表达方式，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这种表达与其是一种艺术的创新，不如说是一种艺术的“合式”。正如李敬泽所说，打破文体界限，给作家以充分自由的同时，也要求作家有更高的艺术功力。文本实验的方向绝不是使文学晦涩难懂，钻牛角尖。形式的表面多样化并没有意义，采用某一种文体必须基于创作的内在需要，所以一段加点诗、加点散文、加点台词、甚至加点乐谱的文字并不就是“凸凹”。这也符合王一川所认为的，跨跃必须来自一种压力，即作家不用跨文体不足以表达其生存体验。（注：《<大家>首次实验“凹凸文本”》，《北京青年报》1999年4月16日第4版） 《半月门》和《邮差》中的思索与情感，恐怕天生就属于跨文体。
　　然而，也有些作者将“跨文体”狭隘地理解为一种文本的相互拼贴，将内容上完全合不到一起的东西粘合到一起，形成一种貌似“先锋”的“跨文体”。这一点在南野的《惊惶失措》（第6期）中表现得比较突出和典型。它以一种刻意轻描淡写的笔调，描写了一个纵容狼狗吃人、并不断为之提供尸体、终于死于狼狗之口的诗人马荣。故事本身的惊悚和文本间穿插的复杂诗论，造成了一种叙事寓言般奇异而不协调的效果。无论对于暴力和血的渲染，还是对于冷酷的人性和同样冷酷的城市情结的描写，以及试图为小说增添一种新的叙事能指的努力，都显得有些歇斯底里。这种写作除了为读者制造阅读的难度、为文本披上一层煞有介事的“先锋”外衣外，实在见不出有什么新意思来。
　　不知出于何种考虑，除“凹凸文本”、“跨文体写作”之外，“新散文长构”、“非虚构作品”也成为《大家》杂志给一些作品常贴的标签。令人疑惑的是，给名下的这些作品归类的依据是什么？从阅读上，读者并没发觉这三类标题之下的作品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反而容易引起认识上的混乱。或许这也正是《大家》所困惑的：如何面对文坛小说与散文分野越来越不明晰的状况？
　　无论如何，“跨文体”作为《大家》首创的一个文学品牌，体现了该杂志锐意进取的文学追求。尽管路途险远，但其上下求索的努力还是令人心生敬意。但愿“跨文体”越走越好！
　　
　　检点这一年的《大家》精品，我们发现，令人难忘的作品竟都出自新秀之手。名家有名家的苦处，已有的艺术高度和名气既使他们发表作品更加容易，也为超越自己也提供了难度；新秀更有新秀的难处，要想崭露头角得到文坛的认可，必须花费比名家更多的努力。因此，新秀之作往往更精心、更用力。功成名就也好，初出茅庐也罢，挑战写作的难度，应是作家永恒的文学追求。我们希望，2005年的《大家》擂台上，能上演出更精彩的文坛好戏！

刘晓南

　　
　　《大家》2004年推荐篇目
　　第1期 丹羽《心蚀》（中篇）
　　第2期 黄尧《半月门》（跨文体）
　　第3期 纪尘：《缺口》（长篇）
　　周晓枫：《邮差》（非虚构作品）
　　第2期 空缺
　　第3期 盛慧：《水缸里的月亮》（短篇）
　　谭华：《一团结》（小长篇）
　　第4期 袁远：《暗扣》（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