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重复:2004年期刊中的韩少功小说
来源: 发布时间:[2007-05-03]

  2004年,“重复”可以作为今年期刊小说的关键词之一,名家新作多有炒冷饭的嫌疑,读后总不免似曾相识,缺乏精神内涵或写作方法上的拓展,纵有簇新的包装,拆开却是旧货;新人登场也不乏招数雷同的弊病,特色初成就已吃起老本,在自己的叙述方式上原地踏步,批量生产,即便是“最具潜力”,也恐怕要迅速“耗尽潜力”。(注:最典型的例子比如须一瓜,这位2003年度“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的获得者,在2004年频频亮相,但也迅速开始自我重复。像《穿过欲望的洒水车》、《毛毛雨飘在没有记忆的地方》、《鸽子飞翔在眼睛深处》等作品,连题目都显得如此相似,内容则更是相仿,可称之为“新闻小说”,都是以类似奇闻怪事的新闻报道作为小说的生长点,并引入流行歌曲等时下文本点缀一些现代气息,却在需要细微感觉的地方蒙混过关,小说变成了充斥着各种信手拣来的当代生活意象而又彼此味道相似的速食面。)而且,作家与作家之间彼此重复,神形雷同,也成为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
  作为文坛名宿,韩少功本来就是极不愿意重复自己的作家之一,成名20多年来,他的作品一次次让读者和批评家感到吃惊。2004年初,他又主动出击,向文坛的虚浮之气开炮,在2004年第1期的《小说选刊》撰文对作家们潮流化的趋同现象严辞批判,由此引起一场争论,有些被戳中痛处的作者大为不满。(注:《一场关于个性化写作的交锋》,《作家文摘》2004年3月5日;另可参见白烨、何鹏《2004文坛大事记》,《北京文学》(原创版)2005年第1期,第121页。)2004年下半年,也许是为了现身说法,也许是以身作则,向来出手谨慎的韩少功一连发表四篇小说,不仅抵抗了重复,在保持艺术水准的同时力求新变,而且招招出新,几篇作品分别从不同的艺术路径开拓创新。让喜爱他的读者再一次惊喜于这棵文坛常青树的活力和创造力。
  下面,就让我们逐一看看这四篇小说,是如何超越作家自己以往成就的桎梏,又如何保持与其他当代作家所不同的个性:
  
  《是吗?》,短篇小说,《上海文学》2004年第9期;
  《801室故事》,短篇小说,《上海文学》2004年第9期;
  《山歌天上来》,中篇小说,《人民文学》2004年第10期;
  《月光两题》,短篇小说,《天涯》2004年第5期。
  
  《是吗?》首先是一个官场小说(注:这里使用“官场小说”是一个广义的称谓,有些小说写的内容是商界、学界,其实核心部分还是讲“准官场”的机谋沉浮,因此也可以纳入“官场小说”的范畴之中,比如《是吗?》和下文即将谈到的《色》。)。现在官场小说是一个热门,尤其容易滋生重复。很多小说正是如韩少功在年初那篇引起争论的短文里描述的那样,把“人们通过日常闲谈和新闻小报早已熟知腻味的内容”,“再拿来挤眉弄眼绘声绘色炒一遍”。(注:韩少功《个性》,《小说选刊》2005年第1期。)此类小说,不管是作者写,还是读者读,稍不留神就可能被流行的意象和趣味挟裹其中,就连曾写过《我的一九五七》的尤凤伟,2004年也写出《色》这样流于俗滥的长篇小说(《收获》2004年第6期)。或许他正在尝试转向当下题材的写作,但却也在不知不觉中被模式化的故事和叙述方式牵着走了,原来让人称道的探究人性的笔力竟然消隐于无,实在浪费了作者的才华,让人惋惜。那么,韩少功有何高招对抗这种群体的惯性?
  他的方法是打破官场小说的习惯写法。他在形式上把它写成了一篇先锋小说,叙述尽量从简,结尾又留下空缺,将故事可能的发展悬置起来。《是吗?》未尝不可以写成一个与今年很多小说一样的官场小说,把一层一层的阴谋伎俩写得津津有味唾沫四溅。而它的极尽简练之能事,正好避开了那些惯常的模式化思路,把那些众口相传、大家心领神会的阴谋段子一概略去,将那些早已经被脸谱化的形象、表情、动作故意剔除,连姓名也用ABCD代替,大概也是为了避免姓甚名谁所能引发的惯性联想;甚而最后“真相”也都缺席,可以想象,一旦“真相”尘埃落定,那么,可能引发的联想全体落到实处,势必又会引起许多轻车熟路的结论。作者干脆把所有可能性和这些可能性中所包含的诸多感喟全都轻轻地推给读者,他当然也有自己对官场、学界的思考,但却更愿意把小说做成一个感觉和判断的填空题,让读者去填上他们自己的发现。
  韩少功就是这样于其他众多官场小说的写作者区别开来。
  作为一篇先锋小说,《是吗?》与韩少功以往的文体探索也颇有不同。从80年代的《爸爸爸》到90年代初的《昨日再会》等小说,多少带有模仿西方小说写作方法的痕迹,大概也正因为如此,90年代中期以后,韩少功“形式主义的试验已经降温”(注:张均、韩少功《用语言挑战语言——韩少功访谈录》,《小说评论》2004年第6期,第18页。),自觉地避开了一味追求形式的死胡同,转而向中国本土文学寻求资源。后来的《马桥词典》、《暗示》二书,主要是在思想资源上对西方多有借鉴,在形式上实则回到了中国古代笔记“文史哲三合一”、夹叙夹议的文学传统(注:这与一些评论家认为它们取法西方小说的分析不甚一致,但是符合作家本人的思路。他曾说:“我的《马桥词典》是力图走一个相反的方向,努力寻找不那么欧化、或者说比较接近中国传统的方式。文史哲三合一的跨文体写作,小说与散文不那么分隔的写作,就是中国文化的老本行。这次《马桥辞典》在美国出版,有些英语读者觉得很新奇:小说可以这样写吗?有评论家说:如果你对西方小说产生了厌倦的话,那么就应该读一读《马桥词典》。可见,现代小说从西方进入中国以后,我们也可以让中国的文体遗产重新复活,甚至向西方逆向流动。”同上,第19页。此外,韩少功把《暗示》称为“长篇笔记小说”,承认他是受到“前人的笔记体或者片断体”的启发。见萧文对韩少功的访谈《韩少功:不愿意拘泥一法》,载《中国青年报》2002年11月06日。),在故事叙述的部分,则是相当朴实的,没有什么形式主义的花哨。经过这10年在本土文学资源中的沉浸,《是吗?》暂时丢开夹叙夹议(只在小说结尾时留有一点),再次进行纯粹的叙事探索,已经与《爸爸爸》等小说具有了截然不同的风骨。它非常贴切地将文体试验立足于本土经验之上,成功地找到本土文化的切入点,用叙述技巧的复杂性来结构中国人际关系的复杂性,用笔记小说般简练的叙述来对抗惯常的文学套路,从而将形而上的思考与文学、文化的既有资源和生活经验结合在一起。
  其实,早在在韩少功90年代初写作的《余烬》、《暗香》等小说中,先锋小说本土化的尝试已初露端倪,在经验细节上已经非常鲜活,仿佛可感,不像《爸爸爸》那般抽象,但是在大的情节的设计上尚有些纯粹依靠人工的想象。而《是吗?》所选择的这个学界官场故事,一波三折脉络分明,无须人为的设置,就已经为叙事的演练提供了施展拳脚的空间,而且结尾处的空缺,老A断然否认曾经发生过的事,不仅使尾声变成多条岔道通往不同方向,而且与人际交往中的中国智慧、记忆中可能发生的增删这些文化体验自然相生、纹丝合缝。这也是他过去的叙事试验所不曾有过的。
  总之,《是吗?》精神追求和形式探索同时出新而又彼此依靠,借用一位美国批评家评论《马桥词典》的话,“初读时你会被它新颖的形式吸引,读后方知其深邃的内涵非同寻常。”(注:[美]布莱德雷·温特顿《当词语超越含义之时》,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4期。(原载《台北时报(英文)》2003年8月31日。))韩少功的追求大抵在此吧。
  《801室故事》是一篇更极端的形式探索之作。小说仅由与一套住宅相关的两个报告组成,一个是装修公司的装修方案,一个是警方的搜查报告。小说呈现的纯粹是“物”,通过物像来“暗示”人的存在,且又不是像《暗示》那样夹叙夹议,除了末尾轻轻说了几句“其实801室无故事”的反话,从头到尾叙述者都是隐身的,只能从文字间隐约看出一个“成功人士”的生活场景。这是一个姿态鲜明的开放式文本,读者需要根据自己的经验来“生产”感觉,而不是仅仅被动的“消费”感觉。不过,挑战文本表述的极限之余稍嫌过火,过度的减法反而有点暴露作者的预设,斩削之刀下手太狠,没有考虑到读者的接受能力,文体的新颖和内容的表述之间未能如《是吗?》一般和谐。
  《山歌天上来》在韩少功的小说序列中也是比较特殊的。一般认为,他的小说精神立场有几个阶段,从开始的政治反思和启蒙,到文化寻根,再到对世界人生的自然呈现,从居高临下变为沉浸其中,知识分子的目光不断收缩,尽量避免判断,让读者自己去思考。(注:参见罗关德《韩少功乡土小说的视角迁移》,《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年第5期;曹霞《韩少功小说叙事转型的文化思考》,《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年第3卷。)这种收缩持续了很长时间(现在仍在继续,《是吗?》就是典型的例子),以至于开始有人认为,“他的怀疑论色彩浓厚的反抗美学在解构右派、左派、后现代主义等各种极端‘驯化形式’的同时,也约束了自己前行的步伐。他的小说‘几乎不再以为自己能说明什么,不许诺任何可靠的终极的结论。’他过于警惕革命的和启蒙的意识形态的陷阱,因而拒绝了任何大的肯定性、建构性的信仰求索,这使他的作品在警人深省的同时却难以象托尔斯泰和陀思妥也夫斯基那样以情感的饱满、精神的绝地肉搏撼人心魄。”(注:张均《仍有人仰望星空———韩少功的1992-2002》,《小说评论》2004年第6期,第28页。)
  然而正在此时,《山歌天上来》来了。它放弃了夹叙夹议,搁下了简练骨感的叙事,浓墨重彩饱含深情地讲述了一个山歌作曲家毛三寅的故事,以及山歌歌手芹姐的故事,并如此逼肖地写出了山歌的神韵气度。像毛三寅教芹姐唱山歌那一段描写,富有表现力的词语喷薄而出,叙述奔泻而下充满激情,把山歌的自然造化之美和两位山歌奇才各自对山歌的理解和热爱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也正是因为如此,山歌的退场和天才的陨落,不仅象征着乡村精神家园的步步沦丧,而且也成为让读者深感震动的触发点。整篇小说情绪之浓、叙述之丰、气势之宏,让我们诧异于它竟然是与《是吗?》、《801室故事》差不多同时发表的作品。而且作者仍然保持了10几年来一贯的谨慎,与过去那些建构精神的小说拉开距离,虽也终于隐隐布设了“建构性的信仰求索”,但并没有安排一位英雄来实现它(毛三寅是天才,但并非英雄,而是凡人,最后死的时候,甚至已经不知过去自己曾耗尽心血的山歌作品为何物),而是把这种信仰求索的思考仍然留给读者。这样的处理,避免了向传统现实主义的简单撤退和重复,也不会与张承志等作家的精神追求相混淆,保持了韩少功小说的独特个性。
  此外,与今年其他作家的小说相比,《山歌天上来》毫不媚俗的知识分子立场也显得个性鲜明棱角锐利。比如,不管大众传媒如何渲染“全球化”语境中个人物质追求的神圣美好,小说对那些向上爬升的蛆虫们毫不客气,像那位率先跻身小富阶层、所有的生活细节都可以换算成价值不菲的金钱、“每天生活在数字里”的柳老师(注:比如,小说里有一段对他这样的描述:“早上从三千五的床上起来,穿上三千八的西服,对着三百二的镜子,操着五十二的牙刷,挤着四十八的牙膏,吐出一块三或者一块五的泡沫,日子过得十分惬意,那么,他眼下踏着残值不足十元的青石台阶,跨过残值顶多八元的门槛,入坐残值顶多三元的木椅,看着老寅身上残值近乎零的衣衫,心情当然也十分舒展。他打出了一个不怎么好估价的响指。”),就逃不过作者的揶揄。虽然有些漫画的夸张,却无疑是对如今社会充斥着的中产阶级神话的一瓢兜头冷水。又如,若换成大众媒体来报道类似这篇小说的素材,惋惜民族文化逐渐消亡的同时,起码会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精神安慰,或者干脆把山歌的消亡解释为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代价——而韩少功则抵抗这媚俗的眼光,毫不客气地描摹了一幅“后现代”物质丰足、精神空洞的图画。
  韩少功笔下的湖南山村,总是不断以鲜活的面貌出现在我们眼前。《爸爸爸》等作品中那种寓言化的、神秘愚昧的乡土,《马桥词典》中被语词笼罩着的乡土,《山歌天上来》中那种淳朴浑厚的民族文化遗存被喧嚣的经济大潮冲刷摇荡的乡土,各自不同,分别浸透着作者在不同时候、不同条件下的思考和体验。这是不少同辈作家所不及之处。比如,与他差不多同时成名的莫言,随着时过境迁,不仅当年支撑他作品的那些内涵逐渐淡化,而且新的思考和鲜活的生活体验也没有及时补充到创作中来,结果唯一出路只剩下炫技。这种光倚赖技巧的形式之舞,由于缺乏精神内涵的支撑,越来越显得空洞。像《檀香刑》这样的作品,甚至在精神上大踏步后退,“感觉”丰富堕落为“感官”丰富,只能挖空心思用趣味恶劣的猎奇表演来吸引眼球。他今年的新作《月光斩》(《人民文学》2004年第10期)虽然刚发表就获得了2004年度的“人民文学奖”,并且较之《檀香刑》减了些恶俗,但那些对色彩感官的渲染仍然是当初成名的旧招数,哪怕再高明的法宝,一祭再祭之后,艺术冲击力也早已疲软。文学跟别的东西不一样,一件精美的手工艺品,重复千百次也不为多。而文学则不同,它是要靠生命感觉的积累来完成的,第一次写是真性情,第二次就会冲淡些,第三次再掺些水分,依此类推,就会逐渐变成一个徒有其形的空壳。韩少功曾说:“文学就是把生活不断重新感觉和重新发现的过程”(注:韩少功《浑身有戏》,《山花》2005年第1期,第14页。)。要想继续写下去,就得老实不偷懒地像以往未成名时那样把眼光沉静地投向世界人生。
  世界万物都有自己的灵魂,一个好的文学作品之所以独一无二,正因为它背后针对不同事物、产生于不同时间的情感蓄积独一无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是吗?》与《山歌天上来》相互迥异的写作方法。若是觉得某个作品取得成功,于是依样打造,就容易偷懒讨巧,放弃对独特的写作对象的认真思考,走入自我重复。王安忆近来就每每如是,不管是什么题材,总被她用同一种淡淡的、仿佛看尽沧桑的腔调讲下去。她的新作《临淮关》(《上海文学》2004年第7期)中,那个无论被命运推到何处都能尽量把日子过好的小女人形象,姿态和心态都过于笃定——这份笃定,不像是那个时代土生土长出来的,而更像是作家按自己阅尽世事的目光演绎出来的。王安忆的写作对象不断在变,但写作姿态渐有僵化之虞,于是,花开花落、云卷云舒,都变成一个味儿。正如韩少功所说,“一种写法写到一定程度就……挺不自由的,很多东西装不进去,被一个套子套住,起承转合,你得跟着它走,不是它跟着你走。”(注:见萧文对韩少功的访谈《韩少功:不愿意拘泥一法》,《中国青年报》2002年11月06日。)为了对抗重复,就得量体裁衣。《山歌天上来》是韩少功思考多年来第一次在小说中稍稍放松对意识形态的警惕性,尝试“建构性的信仰求索”,因此,选择一种接近传统现实主义的写法,变既出人意外,巧复在人意中。
  《月光两题》的写法又不同。若说《山歌天上来》是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写法,血肉丰满,饱含深情;《是吗?》是最枯瘦的笔记小说的写法,只叙骨架,不及其余,那么,《月光两题》则介于二者之间,有血有肉,淡而不浓。它有点像海明威的小说,再加上一点中国古典诗歌的微妙清淡,冷静而又内敛。韩少功一向能够在世界的微妙处、复杂处着笔,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感觉之网细密而准确。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有意淡化生活的激烈之处,而把这种细微的感觉表现置于舞台中央。当那朴实的种瓜汉子去世之后,小说不惜笔墨地勾画出月光下的空院中,瓜藤依然勃勃生长的一幅清晰图景;当那贫穷的小姐弟俩被迫放弃打鱼不知去向后,小说也没有正面写“我”是什么情绪,而是写“我”每天晚上,在月光下,依稀听着桨声,揣测着“桨声过于粗重,不是来自一个孩子的腕力”,又诧异着,既然“近处根本没有船”,那么“是何处的桨声悠悠飘落到我家墙根”……世事人生的感喟只化为淡淡一抹月光,照彻人间的悲欢。文字戛然而止,然而那月下的瓜藤、桨声却仍依稀目前耳畔,那真实的悲凉况味则继续一路飘散。小说写到这个境界,感觉之网细密非常,不仅能网住大鱼,而且不漏过小鱼,想要重复也难。
  作家的感觉好比一架渔网,网眼越来越大,而漏网之鱼也就越来越多。一个作家的感觉之网如果变得如此慈悲为怀,它的作品恐怕也就要靠搀水兑假缺斤短两方能维持生计了。只看今年诸期刊上登载的小说便知,世风日下,文学世界便也“水货”横行。掺假方法通常有三:其一,靠强悲强喜、离合陡转、生拉硬扯、大洒狗血来刺激枯槁神经掩饰感觉麻木;其二,拿陈词滥调和随手拣来的社会上的流行“段子”填充进去,聊补细节不足的缺憾;其三,拿一些似是而非的渲染和虚张声势的论断来冒充真实的情绪,冒充感觉之网应该捕获的小鱼。在这种情况下,小说作者虽然写了一个故事,但却对故事里的事情触觉麻木,至多,只是按照习惯性的思维,产生了一些模式化的喟叹而已。如此这般,难免重复,走到何处都有千人一面的鬼影幢幢。
  除了细微感觉给读者带来的独特阅读快乐,这篇小说隐藏的知识分子立场也颇有意思。作为一个具有深刻理论思辩性和强烈社会关怀的作家,他的知识分子立场在小说中的存在也是一个常态,但是,每次出现,总以不同的面孔,这就比较新鲜有趣了。在《月光两题》中,知识分子立场体现在对一种比较隐蔽的媚俗的悄悄揭露上。所谓媚俗,就是当一种观念得势之时,对它毫不分析地加以接受,甚至利用它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欲望服务。因此,不仅是对金钱逻辑、暴力、色情之类东西可能产生媚俗,对一些看上去很“正确”的观念也同样可能催生媚俗。韩少功对此洞若观火。比如,斥责一下那些不懂环境保护的人,当然“正确”。然而,在《月光两题》中,说这话的人,是一位物质生活已经十分丰足,亟需消费青山绿水的新中产阶级,而他斥责的是什么人呢——是一些基本物质生活都未得到保障的农民,包括因家贫无法度日的两姐弟,弟弟欠了学校的学费,于是从十几里外的大山里来到此处,夜晚偷偷打鱼……当看到这里,我们还会觉得此公的斥责真那样义正词严吗?正如米兰·昆德拉一再强调的:“小说之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发现那些只能为小说所发现的东西。”(注:[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唐晓渡译,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韩少功就是如此冷眼瞧着人世的复杂,拨开云雾,不让那些似是而非的谬见遮住小说本应发出的亮光。
  
  文学的世界无边无际,不过,对于一个作家而言,以往占领的疆域越广,想要再继续开拓版图,就得耗费更多的力气去远征。以往的成就既是财产,也是自己的一种挑战,假如超越不了自身,那么这笔财产非福反祸,终究让人坐吃山空。
  韩少功的小说之所以能够自觉并成功地抵抗重复,大抵得益于他能够跳出文学做文学,一直坚持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立场,不断运用东西方文化资源来思考现实问题和表达手法,并且总是努力用切身的生活经验来激活书本理论可能引起的目光僵死。正如钱理群先生对他的评论:“他一直在关注并思考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的许多事情,而不像鲁迅批评的某类作家,总是‘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注:见《韩少功代表作 蓝盖子》(小说集)封底评论,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版。)正因为如此,他的每一次求新的尝试,背后总有表达深厚内容的诉求作为支撑;每一写法的延续,也总是容纳了新的思考和经验。
  在如今普遍浮躁的文学空气中,韩少功却能够看淡世俗,虚位去职,一年6个月隐居在湖南山村,养鸡种菜写小说(注:具体描述参见夏榆《韩少功:我的写作是“公民写作”》,载《南方周末》2002年10月25日;余少镭《韩少功访谈:选择隐居的先锋作家》,载《南方都市报》2003年4月24日;《韩少功 养鸡种菜写小说》,载《北京娱乐信报》2002年9月19日;《韩少功的农家大院》,载《中华读书报》2001年4月25日。)。在这种“晴耕雨读”的乡村生活中,大概最能滋养作家的细微感觉,防止知识圈子对他眼光的限定,防止城市生活容易导致的感觉麻木和思维模式化。这想必就是韩少功保持个人独特思考和对世界、生活拥有独特感受的法宝吧。
  2005年伊始,他又有一篇《白麑子》发表在《山花》第1期,叙事仍然如《是吗?》之骨感,但是多添人物描摹的血肉;对当代农村社会变迁则保留了《山歌天上来》式的热眼旁观却又语带戏谑;《暗示》那样的夹叙夹议明里虽寻不见,但隐藏着的思考却散布在行文脉络中……看来他沉潜有年的这一波爆发还远未结束,且让我们欣欣然拭目以待之。

邓菡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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