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主义写作历史上，阶级/贫富差距一直是被反复表现的主题。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坛上，贫困农民出于对权力和金钱的渴望或被迫或自觉地扭曲人的尊严这类题材曾经在一些农村出身的作家比如阎连科的“瑶沟人”系列、《黄金洞》等作品中得到过细致深入的描述。但对比当下的社会现实，这类相对有点自闭性的作品之于读者多少有点隔膜，它们忽略了更广阔领域里底层人民的苦难和困境。
在此种意义上，2004年《人民文学》第3期陈应松的中篇小说《马嘶岭血案》令人振奋，完全承担得起读者对《人民文学》头条小说的期待。它呈现的不仅仅是对于人性的挑战，更着力于在一个阶级分层重新成为现实的社会背景下，展现存在于踏勘队和两个挑夫间紧张而血腥的关系，直接指向了对城/乡、贫/富等问题的重新思考。
在一种简单的概括中，读者可以从三个角度切入这个小说。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它可以被读成一个凶杀案；在文学的意义上，它讲述了一个仇恨和隔膜的故事；在经济学的层面上，它则是一个形象阐述贫富差距的文本。在不同的解读中，文学的叙事方式显然充当了一个中介的作用，在细致深入的叙述中，暴露了更深广更当下的社会困境。
表面看来，仇恨的萌芽、生长和爆发是这篇小说的核心要素。虽然没有直接的压迫和剥削行为，但踏勘队员和临时雇来的挑夫在衣、食、住、劳动强度和待遇方面的差距衬托出挑夫们物质上的极度贫困，而前者有意无意间对后者流露出的颐指气使更是在心理上榨取了挑夫们残存的一点自尊。九财叔的仇恨在这恶劣逼仄的环境里一点点地被激发，小说叙事的力量也在这种文火慢炖的熬煎中挥发出来。在文学史的脉络上，小说中踏勘队对九财叔赖以信仰的乡村鬼神观念的忽略和鄙视似乎证明了“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在这里依然有效，只是这一次这样的概括并不指向对文明的礼赞，而是更多包涵了对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关注。
在渐进的叙述过程中，小说细致地为我们展示了给仇恨提供了温床的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踏勘队愿意来到生存条件恶劣的马嘶岭，当然有着职业上的需要，但也不排除他们为贫困地区谋福利的愿望。但中国当下的现实使得任何一个对农民的许诺都无法具体落实到每一个人头上，在农民的实际生活中，踏勘队勘测到的金矿只能被少数权势者掠去，对农民的生活并无改善，不同阶层收入的不平衡，甚至让农民把踏勘队也划入一个“富人”阶层，天然地形成了一种阶级对立的局面。小说明确而又不生硬地将“金子/金钱”设置成九财叔乃至小说叙事的心理暗流，在情节发展中不失时机地强调着这一点，使得“合理”“对立”的双方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一个不无惨烈的悲剧当中，为读者提供了极具冲击力的一面。
这一杀人惨剧当然与仇恨相关，但仇恨决不仅仅源于隔膜，虽然作者关于仇恨和隔膜的书写铺垫得已经足够充分，但这篇小说之于读者的意义却不止是为了享受作者的文学才华和叙事才能。
如果我们对当下的社会状况有着哪怕是只言片语的认识，那么我们就会明白《马嘶岭血案》中所描述的惨剧不仅是“小说家言”，而且关涉到中国社会更当下的贫富差距问题。
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各届政府的努力规划和宣传引导下，广大的中国人民一度坚信凭借自己的辛勤劳动就可以拥抱幸福美好的未来。但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实际进程中，在经济腾飞和繁荣的表象下，“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伟大设想逐渐被偷梁换柱成“一部分人先穷下去”的贫富悬殊，这已经是无需争辩的事实。
贫富差距在各个时代各个地域都会存在，它是否会成为社会动乱的隐患，用来综合考虑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基尼系数固然是一个指标，但在现实的柴米油盐中，它则表现为处在社会资源配置底层的人们对这一差距的心理承受能力，这是小说擅长描述的一个领域。
在《马嘶岭血案》中，“我”和九财叔所在的村子当然不是一个未被“规训”的受活庄那样的世外桃源，与没钱交农特税、不能给即将临盆的老婆更多营养的“我”和无力让三个女儿读书的九财叔相比，村长一个月一百五的收入就足以让大家“羡慕得要死”。
因此，小说中一个月有数千元工资的踏勘队员虽然在中国目前的城市里绝对算不上是高收入人群，至多也就是平均水平而已，但在中国持续加剧的城乡收入差距中，如果说村长的收入是九财叔们心理上仅仅是“羡慕”但还可以承受的话，那么踏勘队员们的收入在他们眼里简直是天文数字，一下子就成为衡量人与人差别的一个指标，打碎了“我”“原以为一月三百块的工钱，是抱金娃儿呢”的美好幻想。
当年为了发展蓝图制订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其前提是“为富而仁”，所以才会有先富带动后富一说，但当一部分人果然不出所料地富起来之后，有没有满足当初的那个“为富而仁”的前提，已经是无从考证的事情，我们看到的只是越来越加剧和失控的贫富差距。因此，“仇富”情结在踏勘队和九财叔们没有任何冲突之前就已深深植下，所以，对九财叔们的心理承受力构成巨大挑战的贫富差距才是这一惨剧的真正元凶。
在这个不断为高速的经济增长欢呼的语境里，幸福却像被蒙上眼睛的驴子眼前挂着的那个胡萝卜一样，不但在实际上、也在更多人的想像里变得越来越虚幻终至消失不再。当想像的翅膀停止飞翔，那些无助无望的人们，那些“不能表达、无从表达、不敢表达的人，很快就将一般的成见变成了仇恨。这太正常了”，除了奋力作最后一搏，他们还能有何作为？
《马嘶岭血案》仅仅为我们揭开了其中极其微小的一角而已。
魏冬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