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目：
曹征路:《那儿》,中篇 《当代》2004年第5期。
陈应松：《马嘶岭血案》，中篇，《人民文学》第3期。
飞花：《卖米》，短篇，《当代》第6期
李锐：《寂静》，短篇，《上海文学》第2期。
杨显惠：《黑石头——定西孤儿院纪事之一》，短篇，《上海文学》第4期。
韩少功：《山歌天上来》，中篇，《人民文学》第10期
韩少功：《是吗》，短篇，《上海文学》第9期。
林斤澜：《去不回门》，短篇，《人民文学》第10期
王小妮：《很大风》，中篇，《当代作家评论》第6期
朱天文：《釉下蓝》，短篇小说，《上海文学》2004年第8期。
晓航：《当鱼水落花已成往事》，中篇，《人民文学》第8期
韩晓征：《妙色》，中篇，《十月》第5期
老虎：《锦鲤记》，中篇，《十月》第6期
王瑞芸：《画家与狗》，中篇，《收获》第3期。
池莉：《托尔斯泰围巾》，中篇，《收获》第5期。
方方：《出门寻死》，中篇，《人民文学》第12期
袁远：《暗扣》，中篇，《大家》第6期
徐则臣：《啊，北京》，中篇，《人民文学》第4期
畀愚：《煲汤》，中篇，《人民文学》第7期
孙惠芬：《狗皮袖筒》，短篇，《山花》第7期
苏童：《私宴》，短篇，《上海文学》第7期。
李浩：《碎玻璃》，短篇，《人民文学》第2期
墨白：《父亲的黄昏》，中篇，《山花》第4期
艾伟：《寻父记》，短篇，《山花》第1期（存目）
朝阳：《国旗》，短篇，《收获》第1期。（存目）
刘春：《好人如何，坏人又如何》，短篇，《十月》第1期（存目）
邓宏顺：《食堂》，中篇，《收获》第2期（存目）
宋剑挺：《麻钱》，中篇，《当代》第2期（存目）
须一瓜：《海瓜子，薄壳儿的海瓜子》，短篇，《上海文学》第3期。（存目）
张楚：《长发》短篇，《人民文学》第5期。
王祥夫：《找啊找》，中篇，《人民文学》第6期。
丁伯刚：《宝莲这盏灯》，中篇，《收获》第4期（存目）
杨怡芬：《金地》，短篇，《十月》第4期（存目）
盛慧：短篇，《水缸里的月亮》，《大家》第5期（存目）
夏天敏：《飞来的村庄》，中篇，《山花》第6期（存目）
何文：《老爸贵干》，短篇，《山花》第7期（存目）
长篇存目
阿来：《随风飘散》，长篇，《收获》，第5期。
王刚：《英格力士》，长篇，《当代》第4期
孙惠芬：《上塘书》，长篇，《当代》第3期
谭华：《一团结》，小长篇，《大家》第5期
纪尘：《缺口》，长篇小说，《大家》第3期
苏炜：《迷谷》，长篇，《钟山》第3期。
苏炜《米调》，大中篇，《钟山》第4期。
曹征路:《那儿》,中篇 《当代》2004年第5期。
点评者：李云雷
《那儿》不但是本年度震撼力最强的作品之一，也堪称这一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力作。它不仅揭示了重大现实问题，而且在艺术上颇有感染力。当代文学已多年来少见这样荡气回肠的“时代悲歌”，能够及时推出这样的作品，再次显示了《当代》杂志“直面现实”的可贵传统。
小说描写的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工会主席，力图阻止企业改制中国有资产流失而失败，最后自杀身亡的故事。与其他反映国企改革的小说不同，《那儿》不再只关注改革不可逆转的滚滚车轮，而是关注车轮底下被人忽视的那一抹鲜红。或者说，它不再延续“新时期”以来“改革文学”的主调，诠释历史的合理性，而是侧身于改革中“沉默的大多数”的情感和立场，描写他们的被压抑、被损害和显然是力量悬殊的抗争。
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曾因“郎咸平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学者也指出有些国有企业改制“对工人的利益造成了制度性的侵蚀”，“为了制止或纠正这些他们认为是对他们的利益的不公正、不公平的剥夺，他们甚至开始用对抗的方式进行抗议”。这些都对“私有化”与“股份化”的经济改革思路不无反省意识。《那儿》虽创作于这场讨论之前（但发表日期在此之后），也表达了同样的反省意识。作为小说，《那儿》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并没有将这种具有前沿性的思考简单化地图解，而是塑造了这一过程中的一些鲜明人物形象，并细微地呈现了不同人物的精神状态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历史纠葛。
小说中的工会主席“我小舅”是一个新时期工人领袖的英雄形象，在他周围环绕着诸多矛盾：他反对“化公为私”的改制，力图阻止厂领导和将入主企业无耻的贪污掠夺行为，但“工会主席”、“省级劳模副县级领导”的身份，使他与普通工人不处在同一“利益集团”，不能“代表”他们去反抗；死去的祖辈在以英雄主义的精神召唤鼓舞着他，但生活中的家人却以小市民的庸俗自保思想包围着他。他始终处在反抗与“不能反抗”的痛苦挣扎中，当最后工人终于起来反抗时，为了证明自己并非又一次欺骗了他们，他只能选择了自杀。当小说结尾处，绝望的“小舅”用空气大锤砸碎了自己的头颅，一曲久违了的关于公平和正义的《英特纳雄奈尔》再次在我们的心中响起。
在这里，“我小舅”反抗的精神资源来自于革命历史的教育，不仅有旧社会工运领袖（小舅的“姥爷”）榜样的力量，也有“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的理想，而小说的标题也来自于“英特纳雄耐尔”最后两字的口误，此中可以看出，革命历史及其赋予的阶级意识，作为一种保护性力量在今天的重要，而小说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对下层人民悲惨生活现状的揭示，可以看作“左翼文学传统”在今天的延续，这使这部作品具有了与当下文学不谐的某种异质性和反叛性。面对一个日益市场化与同质化的世界，《那儿》以一个人悲剧性的抗争，展示了被抛弃者在这一过程中的绝望，并以乐观的结尾向我们指出：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理想及其实践，或许将为我们开辟另外一种可能性。
小说还塑造了下岗女工杜月梅、小市民“我妈妈”、“我舅妈”等人物，而义狗罗蒂的形象尤为鲜明，它忠于主人而被驱逐自杀的命运，与“我小舅”的遭遇具有同构性。小说以“我”的视角描绘出了一个以功利世俗为意识主导的现实世界，其中不乏知识分子的反省与无奈，这一视角的选择具有“复调小说”的某些特征，通过作者、叙述人、主要人物的相互间离，使作者的复杂态度得以呈现，而褒贬则暗寓其中：比如写到罗蒂和小舅的笔调是温情和理想化的，写到“我”和“我父母”等人物时略为嘲谑，写到“顺时人物”西门庆和媒体领导们时则是尖刻辛辣的嘲讽。鲜明人物形象的塑造，“复调”笔法的运用，都使小说摆脱了一般“问题小说”的简单化，而在艺术上具有较大的价值。
《那儿》发表后，在学术界和文艺界引起很大反响。新锐学术网站“左岸”率先组织专题讨论，随后“左岸”与“乌有之乡”书店联合召开了关于《那儿》的座谈会，《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推出评论《那儿》的“专题”，发表韩毓海、陈晓明、张颐武、旷新年等人的争鸣文章。有关《那儿》的讨论，引发了一系列文艺老话题的新思考，如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左翼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问题，80年代中期形式革新以来的“纯文学”标准问题，作家的知识分子责任问题，等等。虽然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有待进一步深入，但由一篇中篇小说引发如此广泛、强烈的社会反响，这样的盛况已多年未见，这也反映了《那儿》这篇作品的重要意义。
陈应松：《马嘶岭血案》，中篇，《人民文学》第3期
点评者：魏冬峰
在现实主义写作历史上，阶级/贫富差距一直是被反复表现的主题。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坛上，贫困农民出于对权力和金钱的渴望或被迫或自觉地扭曲人的尊严这类题材曾经在一些农村出身的作家比如阎连科的“瑶沟人”系列、《黄金洞》等作品中得到过深入的描述。但这些作品多少有些个人化和封闭性，与一个时代底层人民共同面临的苦难缺乏更深切直接的联系。在此种意义上，《马嘶岭血案》令人振奋。它从人性的角度切入，但更着力于具体地呈现在当前阶级分层重新成为现实的社会背景下，存在于“城里人”和“乡下人”之间紧张而血腥的关系，将主题直接指向了对城/乡、贫/富等问题的重新思考。
小说细致刻画了存在于踏勘队和两个挑夫间的紧张关系：城里的科技踏勘队来到马嘶岭勘查金矿，是为了给地方造福。然而踏勘队勘测到的金矿极可能被少数权势者霸占，九财叔等普通农民除了出苦力、当挑夫外，根本得不到丝毫的好处，在他们眼中，这些踏勘队员不过是高高在上的雇佣者。而踏勘队员们对挑夫的粗暴态度以及他们富有的生活方式，也一再刺激挑夫们渴求金钱的心灵，因此酿成了最后的血腥悲剧。这篇小说涉及了三重矛盾：一个是阶级矛盾，贫富之间的差异以及生活方式的不同最终酿成了血案；另一个是城乡矛盾，城市里的踏勘队员与农民们处于不同的位置，所思所想有很大的差异；最后一个是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之间互不理解的隔膜。正是这三重矛盾的交错，使小说悲剧性的刻画有着震撼人心的力度。阶级矛盾的重提，在今天的中国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对知识分子与民众隔膜的揭示也令人触目惊心。值得关注的是，在这场似乎是“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中，作者的立场已不是站在代表现代文明的踏勘队员一边，而是更倾向于弱势群体，对他们的生存状态投以同情和关注。
小说在艺术上的成功表现在，它极有耐心又极有控制力地展现了仇恨的萌芽、生长和爆发的过程。踏勘队员对临时雇来的挑夫虽然没有直接的压迫和剥削行为，但他们在衣、食、住、劳动强度和待遇方面的差距凸显出挑夫们物质上的极度贫困，有意无意间流露出的颐指气使更是在心理上榨取了挑夫们残存的一点自尊。九财叔的仇恨在这恶劣逼仄的环境里一点点地被激发，小说叙事的力量也在这种文火慢炖的熬煎中挥发出来。作者明确而又不生硬地将“金子/金钱”设置成九财叔的心理暗流，在情节发展中不失时机地强调着这一点，使得“合理”“对立”着的双方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一个惨烈的悲剧当中，对读者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力。
随着“三农问题”的提出，本年度集中涌现了一批“三农小说”，几乎每家刊物都有作品涉及这方面的题材。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还有：向本贵的《农民刘兰香之死》（短篇《当代》第1期）、宋剑挺的《麻钱》（中篇《当代》第2期）、王祥夫的《找啊找》中篇（第6期《人民文学》）、飞花的《卖米》（短篇，《当代》第6期）、李锐的《寂静》（短篇，《上海文学》第2期）等，这些作品共同展示了中国农民在历史与现实中的处境、在城市与乡村间的挣扎。其中的奋斗与追求、动摇与幻灭、生存的苦难与命运的尴尬、尊严的坚守与心灵的破碎，在呼唤着我们这个时代远超出文学之外的关爱与悲悯、正义与良知。
在这些作品中，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得最好的一篇当属陈应松的《马嘶领血案》。
飞花：《卖米》，短篇，《当代》第6期。
点评者：李云雷
《卖米》写的是一个乡下女孩为了给父亲治病，跟母亲一起去卖米的遭遇。小说写得纯朴感人（作者曾说，“这不是小说，里面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真实的”），对农民物质上的贫穷和心理上困窘有一种深刻的体认和表达，一些细节的把握颇为精彩，而方言有节制的运用，既贴近了生活，又具有地方色彩。虽然小说的行文中也不无稚嫩和学生气，但显示出了与30年代左翼作家柔石、叶紫相似的风格与追求。在 “青春写作”一片装冷作酷的“叛逆”“忧伤”声中，《卖米》发散出一种珍贵的清新和温暖。可见所谓“新新人类”的写作并非如此单调，文学传统总是代有传人。关键还在于我们的文坛伯乐是否真正有心发现新人，而不是一窝蜂地去追捧明星。可惜飞花不幸早逝，否则，这位北大才女也许会给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飞花，原名张培祥，1979年生于湖南醴陵一个山区农户，1997年考入北大法学院，2003年非典期间患白血病，住院治疗三个月后于8月27日去世）。
李锐：《寂静》，短篇，《上海文学》第2期。
点评者：邵燕君
小说在安详、柔缓的语调中小心地展开，在“寂静”的叙述中，你逐渐听到一个令人愤懑的故事：老退伍军人满金被乡亲推为“上访代表”，在六年的上访过程中，家破身亡，最后吊死在林间的老核桃树上。这应该是一个以死抗争、执着如怨鬼的故事：“总不能因为乌鸦黑老百姓就都死绝了吧？你乱流河的乌鸦黑，还有县里，县里乌鸦黑还有省里，省里乌鸦黑还有北京，北京乌鸦黑还有联合国，联合国乌鸦黑还有如来佛、还有老天爷，总得找个说理的地方……”但是，在主人公走向死亡的过程中，你已听不到悲愤的控诉，而是一种解脱的安详：“你要是没有上访过，你就不知道什么叫个累，真累，从心里头累……”这不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而是绝望中的疲倦。什么是寂静？寂静就是这种来自生命深处的疲倦，一种只有佛祖、老天爷才能接纳抚慰的疲倦。小说的见功力处就这于作者以精微的笔触写出了寂静的外景和人物绝望的内心在静默中的交融。在寂静的背景里、安详的叙述中，激越的悲愤转化为不尽的悲凉，使这个在新闻报道中屡见不鲜的“上访故事“具有了非文学形式难以具有的艺术感染力。与《寂静》同期发表的还有另一短篇《颜色》，它以刁钻的角度、讽刺的立意描写了一个农民工与城里的行为艺术家“看与被看”的错位情境。本年度，李锐还在《上海文学》、《收获》上发表了《袴镰》、《残摩》等“农具系列”。这些小故事从一个个与农民最贴心的农具入手，写出了对现实的焦虑。语言洗练，意蕴饱满。虽然现在单篇看来略显单薄，将来若集合在一起，就会显出整体的力量。这些作品的集中发表，显示出李锐对“底层问题”的关注。但他真正关注的显然不是问题本身，而是如何运用艺术的方式表达他的观察和思考。近期集中涌现的“三农小说”中有的虽然提出的问题尖锐，但带有“问题小说”的粗糙痕迹，这就使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写什么”和“怎么写”的关系等老问题又重回人们的讨论视野。在此背景下，《寂静》等小说的写作方式值得称道。
杨显惠：《黑石头——定西孤儿院纪事之一》，短篇，《上海文学》第4期。
点评者：邵燕君
《黑石头》是杨显惠在《上海文学》连载的纪实性小说《定西孤儿院纪事》的第一篇，本年度连载的7个故事篇篇动人心魄，此篇只是代表。
“定西专区”是中国1960年左右的“大饥荒”在甘肃省内的一个“重灾区”。小说通过遗孤们的叙述，将笔触伸向的一个个“受苦人的绝境”，将一幕幕饥饿与死亡的惨烈情境撕裂在人们眼前。其实，对中国当代历史略有了解的人，都会对1960年“大饥荒”的灾难有一定的心理预期，为什么这些作品会一次次冲破人们的心理疆界达到令人震惊的效果？这是因为现实“绝境”的残酷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是作家虚构不出来的。这些以细节构成的个人的故事，使惨绝人寰的灾难变得具体可感，将之铭刻在我们的情感记忆中，不再容易被任何人用抽象的数字和话语所模糊遮盖，逼迫要继续活下去的人们不得不面对、反思。
我们常说，文学的力量在于虚构，但在这样的真实面前，你会觉得一切虚构都失去了力量。这些故事虽然以“纪实性”震动人心，但价值并不止在于对历史真相的揭示。它们都经过了精细的艺术处理，作者在高度忠实史料事实和当事人陈述事实的基础上，通过严格的选择和剪裁，创作出一个个具有高度典型性和独特性的作品，白描的手法已达炉火纯青。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以纪实的态度、文学的方式直面书写这段“大饥荒”历史的，这应该算是第一次。近年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不断被窄化、僵化、庸俗化，以致于它“写真实” 的能力被许多人所质疑。杨显惠的作品再次向人们显示了，当代作家继续使用写实手法可能达到的表现力和穿透力，以及在有大量触目惊心的历史现实尚未被文学有力地表现、甚至被刻意遮蔽的当下环境中，这种手法的不可替代性。
盛慧：短篇，《水缸里的月亮》，《大家》第5期。
点评者：刘晓南
写诗出身的盛慧用诗一般的尖锐语言将读者引入了一个极端的“梦境”：一个荒年中的饥饿母亲，在生存与死亡之间、母爱与自爱之间的惨烈挣扎。与《上海文学》上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中的纪实手法比，这篇小说里的饥饿感显然是想像出来的。但作者把艺术想像推到极致，以超绝的想象力和扎实的细节描写，充分挖掘出饥饿所带来的恐怖感，表现了人与饥饿抗衡时顽强而执着的生命力，在想像与虚构的天空里营造出另一种触目惊心的极限体验。小说以唯美的语言表现异常残酷的骨肉相食，呈现出一种另类的美学风格，闪烁着某些八十年代先锋派小说的涟漪。有意留出的叙事空白，也令小说具有了多种解释的可能，充满了张力。
宋剑挺：《麻钱》，中篇，《当代》第2期。
点评者：李云雷
小说以关二生与梅叶夫妇为中心，写了三对农民夫妇在窑厂打工的艰苦生活。在这里，不但劳动是辛苦的，安全是无法保障的，甚至连最低限度的维持劳动力“连续再生产”的基本生活条件都不具备。为了多挣些钱，这三对夫妇不仅白天要去运八九个小时的砖坯，晚上还要去整晚“出砖”，其中一位（刘干家）因疲劳过渡在窑塌时被砸死了，他的妻子却只有顶替他的位置继续做下去。他们这样的拼死拼活，换来的报酬却并非活人可以用的现钱，而是一种据说在阴间通行的“麻钱”——这并非寓言，工头说一个“麻钱”当二百块钱，但没有人知道这些“麻钱”什么时候能够兑现，到底能不能兑现。在小说的最后，关二生夫妇要回家，百般乞求也没有把“麻钱”兑换成现钱，他们只有带着辛苦劳作一年所挣得的13个“麻钱”回家了。
从题材上看，这篇小说可以说是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延续，但在价值立场上，它终于突破了在“发展是硬道理”和“道德同情”之间的犹疑暧昧，不含混地站在了“底层”一边，因而作品在悲剧性和批判性方面都远胜于“冲击波”。小说写得细致而不烦琐，冷静而不平静。没有丝毫抚慰式的幻想，将平实真切的语调贯彻始终。小说客观地写出了当下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的处境：在农村的生活是艰辛而无望的，而外出打工却又是饱受欺凌与侮辱。有学者早就指出“青年农民是我国最大的政治”，此篇小说通过文学方式的细节描写，又将这一问题鲜明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如果将《麻钱》与这些年来类似题材的作品比较一下，可以发现其在当代现实主义创作的发展上显示出的值得关注的新动向。比如，刘庆邦的小说《神木》（后改编成电影《盲井》），也是通过两个打工农民的故事（矿井塌方后一人害死另一人以从中牟利），显示了我国农民工的残酷处境。但小说、电影都与刘庆邦以往“连环套”的故事一样，过于注重戏剧性，着重点在于对“人性”的复杂的揭示，这似乎加强了作品的艺术性和深刻性，却与大地上真切的苦难擦肩而过。相比之下，《麻钱》没有《神木》与《盲井》的酷烈，它揭示的苦难甚至因为“数目的力量”而变得普通，但却是对普遍的不公正的一种抗议：当农民连起码的生活都无法保证时，当他们在这世间除了侮辱与欺骗什么也无法得到时，当他们无论怎样辛苦都无法改善自己的处境时，他们的精神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虽然小说中所显示出来的只是农民的乞求与沉默，作者也少有“怒其不争”，只是深切地“哀其不幸”，但这沉默也是“可怕”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近年来“三农”问题已被广为讨论，但在文学艺术中却很少得到反映，《麻钱》可谓开风气的力作。但小说在艺术上还有粗糙之处，比如民工工钱的数目，他们应得的在小说前后计算得并不一致，这虽是细节，但越是现实主义的力作，越要求细节的真实，这是必须引起作家格外重视的。
杨怡芬：《金地》，短篇，《十月》第4期。
点评者：卢燕鹃
小说《金地》体现了对城乡关系新的思考：为儿子的成长付出了一切的乡村母亲，在儿子进入城市谋生后，还要拖着老弱之躯继续付出。儿子也不是没有良心的劫掠者，但依靠正当诚实的工作却很难在城里获得立足之地，更不用说娶妻生子、赡养父母，最后竟被逼到做男妓的地步，伤透了慈母的心。萦绕《金地》的情绪是委屈，作为社会的底层人物，每个人都为所爱的亲人竭尽全力甚至牺牲尊严，结果却是无奈。每个人在小说中都是委屈的，都是需要安慰而没有安慰的。小说以冷静的笔调让这种委屈的感觉贯穿始末，却终不浮出水面，情绪因为表达得含蓄而留下了回味的空间。
杨怡芬的另一篇小说《珠片》也发表在同期杂志上，小说写出了现代科层体制下升迁的压力，妻子为了帮助已到中年的丈夫升任“中层干部”，“自觉”地出卖了自己。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对情绪氛围的营造。小说写得很悲哀，这种深重到不可回忆、不可触碰的悲哀，如冰凉的雾，弥漫全篇，只从那些“不经意”的细节间传达出来。比如小说开头出现的那个神秘女人，她的泪水，在小说中具有一种普遍的象征意义：每个人在转过身时，是不是都会有这样一次痛哭呢？
两篇小说挖掘出了社会转型期“良母”和“贤妻”的新悲剧。作者的不足之处在于有时写得过于离奇，便失却了“平常心”，如《金地》非要写到被逼做男妓，《珠片》非要写到出卖自身，便有些过了。但相形之下，《金地》铺垫得更好，显得也较为自然。
韩少功：《山歌天上来》，中篇，《人民文学》第10期。
点评者：魏冬峰
韩少功的《山歌天上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作者二十余年来创作历程的见证。小说对荒僻之地乡土风物的描写暗承了作者80年代中期文化寻根时期的民间文化背景和脉络，而对别具一格的方言土语浓墨重彩的书写，显然是以规范化和学院派的书面语为潜在“他者”的，延续了自《马桥词典》以来对于“语言” 这一20世纪世界范围内深具文化和哲学内涵的表达形式的思考，此外，小说还糅合了作者在《圣战与游戏》、《性而上的迷失》、《世界》等散文随笔中多次闪现的思想火花。
可以用“传奇”二字概括这篇小说。小说前半部分以音乐奇才毛三寅为核心的故事是飞扬的传奇，后半部分围绕过气民歌手芹姐的故事则是沉滞的传奇。对这两个人物的刻画都不乏一种稍嫌夸张甚至泛类型化的倾向，但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构成的叙事空间因为有了衔接的可能而引发了远远超出“写实”和“传奇”层面上的思考。这篇小说部分地走出了《爸爸爸》的封闭世界，在叙事时间和叙事空间的融合中逐渐尝试向广阔的世界敞开，毛三寅和芹姐的遭遇因而成为一种隐喻，映射出民间文化和民间精神在当代的某种命运。
小说的细部也耐咀嚼，其中有不少令人捧腹的精彩描写，但往往笑过之后，那些荒诞的、无奈的悲凉情绪倒更鲜明了，所谓的“悲喜交织”在小说中得到了圆融而熟稔的表现。
韩少功：《是吗》，短篇，《上海文学》第9期。
点评者：邵燕君
这显然是一篇形式探索的小说。它讲述的是一个读者熟稔的学界、官场故事，如果用传统方式叙述，很可能写成一个情节完整、细节生动的中篇或长篇。但韩少功剔除了所有活色生香的经验填充部分，留下了一副干干净净的骨架，以及一些最不可少的血肉。这样就把读者在传统阅读中对情节经验的兴趣，转移到叙述本身。换一个角度说，作者把所有影视剧、畅销小说可以提供给读者的快感全部剔除掉，使小说语言和叙述的魅力单纯地凸现出来——在当下小说的独特性日益被侵蚀遮蔽的情况下，这样的探索尤显宝贵。不过，韩少功这篇小说的价值不止于此。对小说纯粹艺术功能的探索从8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但先锋小说始终没有解决好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西方的小说技巧与中国的本土经验有机地融合起来。《是吗？》则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它用现代小说叙述技巧的复杂性来结构中国人际关系的复杂性。于是，文人、官场各色人物的机巧百变，虚虚实实的太极功夫，在不断交叉变位的视点和虚实相济的叙述中，显得更加扑朔迷离，却又左右逢源。借助中国人心领神会的“世俗学问”，西洋花园中的交叉小径，转变成中国庭院的移步换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春山之外又隐横岭竖峰。只是小说的结尾让人不太满意，老A断然否认曾经发生过的事，如计算机删除记忆，很自然地让人想起罗伯格·里耶的《橡皮》。这样的安排估计意在加强叙述的虚无感，深化小说的哲学意味。但作者做得似乎有点急了。崇尚“难得糊涂”的中国人，会有更艺术的方式混淆记忆和抹煞记忆，此处若更能创造性地发挥中国智慧，全篇的叙述追求和文化经验则更骨肉相合。
同期发表的《801室》与本篇一样，都颇具法国新小说的味道，探讨的是存在的可能性和叙述的可能性。2004年是韩少功的又一勃发期，他在《人民文学》（第10期）发表的《山歌天上来》、在《天涯》（第5期）发表的《月光两题》，也分别在不同方向上进行着探索。本年度不少名家的创作陷入“瓶颈”，一些新人出道不久亦出现手法雷同的问题，在这样的大势环境中，对抗重复的韩少功风姿独立，成就突出。
林斤澜：《去不回门》，短篇，《人民文学》第10期。
点评者：刘晓南
林斤澜的《去不回门》是作者2004年度最好的作品。“去门”、“不门”、“回门”的情节设计，暗合禅意与道法，依然是林氏小说特有的味道：意境朦胧，空灵玄妙。但与作者发表在2004年第10期《山花》的《足谜》相比，这篇小说更显示了作者在创作里程中的又一个新突破。北京方言的“白”与温州方言的“涩”都曾是他一度追求过的语言风格，这篇小说里却少了几分涩味，多了一些文言的古雅。小说用了一套地道的中国笔墨，一方面拒斥着欧化的现代汉语，一方面又努力向民间与古典语言中寻找突破。读这篇小说，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林老先生从他一贯追求的古奥险涩的语言中走了出来，流连在中国古典笔记小说中那一脉古雅的风光里。同时，写意和白描的大胆恣肆，还显示出在小说艺术探索之路上，这位八十余岁高龄的老作家一颗永不疲倦的“奔腾心”。
王小妮：《很大风》，中篇，《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6期。
点评者：过桥
《很大风》可以算是2004年最好的中篇小说之一。在当下作家不约而同一起“向下走”之时，王小妮在努力“向上走”，而且走得相当漂亮。小说首先好在语言，王小妮在诗歌中锤炼出来的语言质朴本色，在硬净简明和绵润通达之中，渗透了作家一贯的人文关怀，以及独立知识分子的气质。其次是小说主题大，寄托深。小说行文自由放松，采用散点叙述的方式拉出三条线，把时间还原成了一个平面，让已经安稳舒适的有闲阶级的专职太太、正在奔赴成功的个体小老板、为了温饱的农民工三个阶层的生活，在一场台风带来的紊乱中撞到了一块儿。原本孤立、卑微、动荡的个体生活，便呈现出了社会和人心整体上的“乱象”——王小妮不仅抓住了这个现代大都市最重要的症候，还要对它发言：表面上看，似乎苦难、苟且、无聊和死亡都不能让作家动以颜色，但恰恰是这种冷静的叙述，显示了作者深广博大的悲悯和忧患，以及表达上的高度节制——在不言中言说，因为隐忍而更具力量。同时她拒绝了单一的道德主义姿态，使得小说更加宽大和开放，意蕴丰厚而向上。就整个小说而言，前面两小节稍嫌松散和清淡，但越发精彩的后半部分足以让人忽略此前的挑剔，正所谓瑜之大，瑕不能伤也。
朱天文：《釉下蓝》，短篇小说，《上海文学》2004年第8期。
点评者：王颖
作者于开篇即明宗旨，“这是篇告解文”，是作者对自身写作及人生理念的一次剖白。作品虽短含义却深。其一，对写作。她以“釉下蓝” 隐喻写作的突破，以抗拒无边的焦虑。写作在她，已是用血肉之躯抵抗时间和所有流逝，挽留在现实的进攻下不断失去阵地的信念体系。其二，对生命。“猫人”对应一个人（无一点社会关系，就像透明人与世不存，被踢去乌何有之乡）孤绝的生活状态。朱天文对不断“异化”的现实保持警醒的同时，也始终在与内心中强大却又无计可回避的孤绝搏斗。其三，对时世。她冷眼见识到存在的困境，身处“新新人类”当道文字贬值的综艺时代，直等着被社会狠狠教训至灰头土脸，她仍是不肯妥协坚持对纷纷乱象发言。文字依然是贴有朱式标签的冷辣，她“郊寒岛瘦”的文体不仅未减反而日渐疯魔。将语言砍伐到极限追问到极限，让人想到古语“来日大难，口噪唇干”。这种剖心至泣血、惜墨到吝啬的严肃和严谨，比之大陆许多写得越来越轻松愉快的小说，实在已提供一个很好的标准。如今朱天文已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从《釉下蓝》窥一而知全豹，她凭对这个世界的吸收量，开了我们的眼界。
晓航：《鱼水落花已成往事》。中篇，《人民文学》去年第8期。
点评者：邵燕君
晓航以其聪明睿智的作品，为当代文学带来了少见的“智性写作”的风格。这篇小说像《师兄的透镜》(《人民文学》第3期)一样让读者再享了小说作为“虚构文本”独特的美妙。作者想必是武侠小说和侦探悬疑小说的爱好者，并且深通其精髓，将学术泰斗与民间学者的科学论争写得如南北武林高手的对决。“十年赌局”的迷雾，加之师兄的神秘气、师母的女巫气、师姐的谪仙气，在师弟的懒散气和“我”的世俗气的明朗视域中，既扑朔迷离又有路可通。小说具有极强的可读性，一旦开篇，欲罢不能，一路峰回路转，风光旖旎。在通俗小说的叙述框架下，蕴涵着青春逝去的怅惘和真理不可企及的困惑，让人在享受阅读快感之余，亦忧伤不已，难以释怀。在吸收通俗小说流行要素的基础上，小说有着鲜明的个性特点。其一是语言风格成熟一贯。其一是语言风格成熟一贯。小说语言极聪明，有不少是网络流行语，作者能融会贯通，即使炒烂了的网络俗套，植入本文中也如恰生在此，化腐朽为神奇。其二是浓郁的学院贵族气息。小说中人物的语言行为自成体系，学院派、科学家的傲气充塞其间。情如父子的师生关系，非同寻常的同门情谊，更非“名门正派”出身者不可解。叙述者也不做解释通融。这份目中无人的固执张扬会使小说拒绝不少读者，却让少数会心者欣喜无限。这样的贵族气估计来自作者80年代校园生活的亲身体验，对这段魅力独具却已风情不再的校园生活的怀恋，是这篇小说的主题基调。另外，作为男性作者，晓航对女性的书写也令人拍掌。樊伊花、小万艳可惊世，行可骇俗，特别是二人舞场相会一场，传神到位，境界不俗。
在当代文学的创作中，晓航风景独具，也难归类属。在几年前“纯文学”讨论中，有学者提出纯文学的发展不妨吸收一些传统和通俗文学的叙述技巧，在这方面，晓航的探索也或许有益。不过，如何在融会通俗要素的同时不陷入通俗模式的窠臼，也是作者进一步创作面临的挑战和考验。
韩晓征：《妙色》，中篇，《十月》第6期。
点评者：邓菡彬、卢燕娟
这篇小说的引人之处在于，它弥漫着一股当下文坛极为难得的典雅的书卷气。开篇起笔不凡，写老学者平先生回望此生、许多往事在心头浮现。作者用雅致的语言，将大半个世纪几万里征程化作一串蒙太奇般的意像的盛宴，让读者仿佛跟平先生一起带着伤感也带着恬淡、掠过记忆的残篇断简。继而，用与他相恋一生但又相隔一生的S的死讯，撕开那些“看破”背后的“看不破”：看得破的是名利，是生死；看不破的是情和欲。他把爱情给了远走海外的S，却把日子给了老伴，而与安姑娘的忘年交，又恍然神移为忘年之恋。平先生爱猜谜，而小说的叙述也埋下一个谜：为什么当年生命力蓬勃的平先生，压抑了自己的情感，是自己的一生陷入了不可自拔的矛盾？若干往事的点滴，只提供了些许背景，却并未揭开谜底。颇耐咀嚼，但也似乎稍欠交代。身为师长辈的平先生，在对安姑娘表露出朦胧的爱恋之意后不久，便带着一生的记忆和谜语，戴着S为他编织的手套，走过生命的最后一息，只留下一幅送给安姑娘的字：欲就麻姑买沧海，一杯春露冷如冰。李商隐的这句诗历代学者各有不同解释，本身就是个迷，在小说中也是一个留给读者的迷。笔者的解读是，如诗所言，欲向神话中的麻姑买下沧海，使悠悠消逝的时光之流无所归宿，让生命之树长青，然而“一杯春露”之冷，又让人心灰意冷。纵使时光停止又能如何？平先生在年轻时已然不能明白面对之事，如今又怎能逾越？小说将此诗句嵌在此处，可谓画龙点睛，意味无穷。
不过，小说也有文气断续、浓淡不匀之憾。写“看破”能够潇洒自如，写“看不破”却连作者自己也沾染了犹疑。这些犹疑，绝非作者艺术上的有意安排，而只能说是火候尚缺。整篇小说有点像入冬未久的湖冰，冻得不厚；由于喜爱，更添怕其断裂的担心。要想让读者领略纵横其间毫无滞碍的乐趣，作品的境界功力还需更上一层。
老虎:《锦鲤记》，中篇，《十月》第5期。
点评者：邓菡彬
这篇小说初看也许不见奇，然而三番两次重读，仍经得起品味推敲。它像古代话本的“入话”一样，开篇先讲一个小神话故事：被穷小伙搭救的红鲤鱼，变成美丽的姑娘，每天偷偷为他准备可口的晚餐，原来她是落难的龙女，最后两个人结成恩爱夫妻。随后，正式进入现代版的主体故事：家徒四壁的光棍汉“赵疗程”也在黄河渡口捡了个媳妇，而且两个人也风风火火地过起了小日子。将“入话”和“正话”似乎是两个单摆浮搁的故事，将它们实际关联在一起的，是戏拟和反讽：“入话”中因好心施救而得来的仙女，在“正话”中变成了来路不明的女贼；勤劳善良的穷小伙，变成了懒散嗜赌的乡村闲汉；温情脉脉变成了欲望赤裸裸；神赐美满变成了偷窃发家，甚至乡里邻人对他们的“发家之道”也毫无非议，纷纷踊跃购买廉价销售的赃物。曾经抚慰人心的神话已无迹可寻，存留于大地者，惟有当代乡村的精神贫瘠。在当代乡村题材的作品中，《锦鲤记》很有新鲜感，它不是以启蒙者悲悯的人道主义来同情农民或批判国民性，而是顺其自然地呈现神话消解之后农民的身份缺失和精神空无，它在写法上的“轻”和它所写之物的“轻”正是旗鼓相当。乍看上去，它像是中国传统话本味道的通俗小说，用幽默顺畅的语言写人物的言行，不怎么写风景，也少心理上的深度挖掘。但它也并未像通俗小说那样揪着噱头不放，而是在传统文学形式中隐藏着某种现代小说的内核：在叙述之外，尽量剔除叙述者的判断和介入，让作品自己说话。它是靠细节的丰富流畅来营造生活实感的真切，让读者在每一点滴上去体会它到底想说什么。可惜，它的结尾有点过“轻”，就显得有点“飘”，容易让人把它真的看轻了。
池莉：《托尔斯泰围巾》，中篇，《收获》第5期。
点评者：过桥
池莉一贯“写实”，但那些沉溺于小市民世界的“写实”小说，业已成为她“堕落”为通俗作家的罪证。在一些批评家看来，消极的“小”文学观，对小市民的“温柔的话语抚摸”，缺少批判立场和价值指向的“现实”“仿真”书写，使得这些小说成了生活的贴面舞伴，只是“一锅热气腾腾的烂粥”。可见写实并非把生活之“实”写出来就算完事。池莉的新作能否超越自己，就看她是又打了一串“小市民”喜闻乐见的水漂，还是能石穿水底见精神。 花桥苑“小市民”们的日子，也还是脱不了张长李短、蝇营狗苟的小事，如果就这么琐碎下去，势必又是“一锅热气腾腾的烂粥”。这时候出现一个“老扁担”，先作挑工，再收破烂，多少弄出了点动静来，但对于庞大的花桥苑生活，实在微不足道。本以为，这老头也就是一棵沉默着寄生在“小市民”生活中的老树，没想到他被死亡连根拔起时，竟然成了一把剑，明晃晃地刺穿了整个花桥苑的生活，让所有人都张大了嘴，低下了头。那些平凡的生活、世故的生活、功利的生活、勾心斗角的生活、故作矜持的生活，突然间在一个理想坚守者面前不值一提了。这就是我所看重的，池莉找到了一条存在于卑微者灵魂深处的“托尔斯泰围巾”。不仅老扁担，事实上所有人内心里都有这么一条围巾（不管是“托尔斯泰围巾” 还是“拿破仑围巾”或者是“玛丽莲·梦露围巾”），它象征着生活的理想和尊严。客观地说，池莉对“小市民”的把握相当不错，他们的同情和冷漠像邻居一样真实。一向为人所诟病的“小市民”立场，此刻成为了小说切实的美德，一群“小市民”成全了一个“老扁担”。琐碎的生活细节落到地上之后，小说站了起来，它刺痛了你，让你看到了生活的背面，让你惆怅难言。当然，小说的问题也很明显。首先是那些冗余的说教，直白得让人心烦，而且多处依赖议论深化主题，有偷工减料之嫌；其次，池莉在处理这个理想主义者时多少也犯了理想主义的毛病，结尾的点题不免牵强。因此，虽然对池莉而言，这一次的“写实”是一次难得的超越，但单以文本论，这条“围巾”还可以更加精粹。
方方：《出门寻死》，中篇，《人民文学》第12期。
点评者：魏冬峰
方方的《出门寻死》和她之前的作品《风景》、《落日》是有着某种内在联系的。但在《风景》、《落日》对历史、现实和人性透视的逐步深入趋势中，《出门寻死》却呈现了一个稍稍偏离的姿态，着重于探讨“好死”与“赖活”的辩证逻辑。
在《出门寻死》里的下岗女工、家庭主妇何汉晴这个人物身上，依稀交织了印家厚（池莉《烦恼人生》）的现实困窘、福贵（余华《活着》）的“活着”哲学、张大民（刘恒《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乐天知命，这几可令何汉晴成为新一代底层小市民的形象代言人。她为家庭尽心尽力地奔波操持，但公婆和丈夫等人不但不领情，反而对她极尽冷嘲热讽。“出门寻死”因而成为她挽回自尊、向家人的冷漠示威的一种方式。但小人物想发脾气，动静都是有限的。经历了一番极富戏剧化的“寻死”之途后，何汉晴发现“寻死”不过是她小小的一次奢侈，最终她还是得回到那个遍地都是“芝麻”的生活现场。
小说写得饱满鲜活不说教。“憋大便”和“捡芝麻”的隐喻内涵精粹鲜明，贴切传达出何汉晴的日常处境；大量武汉方言的运用不仅原生态地呈现了武汉的底层生活风貌，也与近年文坛的方言写作潮流合拍。
平心而论，这是篇好小说，写尽了小人物“活着不容易，死却也难”的徒劳挣扎。如若它出现在80年代“新写实”小说勃兴之际，或是出自当下其他作家之手，也许都会令人欣喜，但作为方方的新作，这种欣喜多少要打点折扣。
众所周知，80年代以“新写实”小说作家身份广为人知的方方，曾经由于在写作中始终坚持知识精英立场、和生活保持一定距离的观照，从而得以和同为武汉女作家的池莉区别开来。而《出门寻死》却在对人物遭遇和处境给以极大同情和理解的同时，不断地说服人物也说服隐含作者完全认同于现实逻辑，将社会现实层面的苦难和困窘有效置换到宿命的、伦理的、个体责任的承担这个层面上来。无论作者的主观意图如何，其文本呈现出来的客观效果太像是对“分享艰难”式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某种呼应。而以宿命和家庭伦理的方式让何汉晴苦度永无尽头的“烦”和“累”的日子，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多少像是批评界对池莉的某种指责——对小市民的“温柔的话语抚摸”。
袁远：《暗扣》，中篇，《大家》第6期。
点评者：文珍
小说在描写都市女性心理方面有着少见的微细敏感触觉，笔意恣肆，文字地道。自述色彩浓烈，令小说的感染力毋庸置疑；拿捏心理的精准和切入视角的巧妙也能轻易带读者走入文本笼罩着的灰暗阴郁的低气压：“我”芳华渐老，渴望温暖安定的家庭生活，而男友则若即若离，以种种理由拒绝走向婚姻红毯，两者矛盾构成了主要张力；除此之外，“我”生活中的乏味细节也无处不在：爱情既差强人意，友情亦难以倚靠。对于唯一时常见面的一个近乎市侩的女友，“我”的感情是既厌恶又需要。令人发疯的对人和事的“鸡肋”感几乎存在于“我”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波澜不惊之下又有暗涌不断；种种问题仍然找不到出口，如一块教人透不过气的湿布紧紧裹于身上。故事的尾声，“我”梦见自己长出了羽毛，却很快掉落——这大抵也是一个隐喻：忧虑和焦灼好像深深长在这一类年华老去的都市职业女性的身体里，她们青春期曾怀有的理想和热情已渐如气泡般一个个破灭于庸凡的生活里，心底虽仍有隐约微弱的光，却已习惯压抑——对于失望的恐惧是这样大，甚至大过了打破一切重新来过的狂想。
《暗扣》表现的是一种没有生存压力却被生活压力所困扰的生活，传达出某些都市人群特有的感受。这种感受在港台女作家的笔下并不鲜见，而在城市化进程日渐加剧的大陆文坛却属新景，文坛尚缺乏这样以工笔细描都市女性内心世界的文本。这篇小说看似琐碎平实，却写出了一种如此深刻的沮丧，既有清醒的冷眼旁观，亦有落实到最卑微处的切身体会，是以难能可贵。
徐则臣：《啊，北京》，中篇，《人民文学》第4期
点评者：魏冬峰
《啊，北京》以深切的激情描绘了“外地人在北京”的生活，在目前反映“京漂儿”生活的作品中是一篇难得的佳作。同具三种身份的边红旗（苏北小镇的中学语文教师、“绝对的民间诗人”、“搞假证的二道贩子”）在妻子和情人之间无奈地辗转，这跟他对北京的热爱和惶惶无着的生活纠缠在一起，使得小说有了个像样的架子；稍有些低沉的叙事调子和其他一些小细节小场景（比如诗歌朗诵会，假证制造的一些内幕，非典时期骑自行车回苏北，水煮鱼中的豆芽菜等）一起让整部作品丰满起来。小说写得骨肉停匀，故事是好故事，但更让人心动的是小说对“京漂儿”心态细致入微的描摹，从某种层面上，妻子和情人象征了家乡和北京，边红旗在她们之间的难以取舍和欲罢不能隐喻了他对家乡和北京的复杂态度。配合边红旗不年轻的身份，年轻的作者没有以一种“愤青”式的笔调叙述故事，而是在痴情不改中饱含了苍凉无奈，使得人物与邱华栋当年笔下那些咋咋呼呼不得志的“拉斯蒂涅”们拉开了距离。
另外，魏微的《异乡》（短篇，《《人民文学》第10期》）也细腻地书写了来自“小地方”的“外地人”在大都市漂泊的感受。最近，这一类题材的创作有上升趋势，正在与当年的《北京人在纽约》等海外文学构成对应的“国内漂泊”序列，并且具有更广阔的艺术前景，这两篇小说在这一序列作品中格外出色。
畀愚：《煲汤》，中篇，《人民文学》第7期。
点评者：赵晖
“妓女从良而不得”本是个老套的故事，但畀愚的《煲汤》却别有动人之处。主人公小桥是个有幻想没野心的“小姐”，遇到了肯诚心待她的已婚男人丁原，便只想一心一意守住一份普通的家居生活。她是那样地明白自己的身份，小心规矩地想坐稳“二奶”的位置，恨不得像那只京叭狗一样不惹事，让人都禁不住替她捏把汗。但即使这样卑微的愿望到头来仍不可避免地在现实中破碎，不愿不甘的“小姐”身份，还是成为小桥无奈的自我认同；曾经可能的幸福伴随她内心的那声叹息、那点苍凉之感，如汤锅中丝丝的热气般聚集，然后散开。作者如煲汤一般，将这种努力、这种“明白”写得入细入微。在情节安排上也避开了此类题材常见的噱头，构成故事转折点的高潮看似戏剧化，却是“不得不”发生的。题目、基调与人物性格之间的鱼水相谐成就了这篇浓酽的《煲汤》。
孙惠芬的《狗皮袖筒》，短篇，《山花》第7期。
点评者：邓菡彬
这篇小说的味道就像它写的那碗手擀面那么劲道。进城打工的吉宽大雪天回乡，在温暖的“二妹子小馆”吃顿手擀面，然后再回到自己无人的、冰冷的家。小说写冷、写暖，似乎每一分都可感；写言行、写思绪，来回往复，切换自然，毫不漫散。写性的诱惑，毫无暧昧，既不躲闪也不故意展览。小说中的吉宽、吉久兄弟既不是大人物，也不是小人物中的英雄，也不是委琐的小人物——作者非常真切地勾勒出他们的那一点点需求、欲望和理想。“狗皮袖筒”所象征的，不仅是母爱这么常见的主题，而更是支撑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生活下去的、贴近胸口的那一点暖，让人得以超越苦难的那一点慰籍。狗皮袖筒是用来取暖的，而整篇小说也浸透了冷/暖这一主题或曰氛围。作家对人性的这份细微体察和准确表达，可以让不同职业、不同性别、不同地域的读者产生共鸣。至此，可谓专于小而成于大。小说的后半段，作者似乎不满足于这点“小”，而想在更大的层面上勾勒农工民的生活，但引入的情节和细节，有些突兀生硬，多少有些破坏了那份难得的自然。
王瑞芸：《画家与狗》，中篇，《收获》第3期。
点评者：过桥
沈从文先生曾道出一条小说写作的妙理，两个字：耐烦。说得真好，“耐烦”是成就一个好小说的重要条件。《画家与狗》就是一个“耐烦”的好小说。小说题材其实很旧，一个失意的华人画家在美国得了幽闭症，连自己都讨厌了，但在与一条和他同样孤独落魄的狗的交往中，逐渐克服了精神困境，焕发了生活和艺术的热情。皆大欢喜的小说容易落入俗套，因为太模式化了。王瑞芸却能化腐朽为神奇，点石成金的法宝就是“耐烦”，不厌其烦地写画家与狗的往来：仇视，若即若离，且离且合，一大串的折腾，绕树三匝有枝不依，把“反复”用足了劲，让画家和狗打好心理战，最后曲径通幽，皆大欢喜。作家的“耐烦”让小说沉下去，一个个细节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像海涨潮，一浪浪远涌着蓄势，及至升腾的一刻，浪静如山。在“耐烦”中，那条叫“鲍蓓”的狗逐渐显示人性，它的爱让画家摆脱了孤独和绝望，重新找到了生活和艺术。小说的动人，就在于“耐烦”中酝酿出的爱和动物的善良人性。
苏童：《私宴》，短篇，《上海文学》第7期。
点评者：邵燕君
本篇与同期发表的《堂兄弟》都不愧是“月月小说”这样的短篇小说精品栏推出的精品。苏童的“活”做得很细，一幕一幕的前场戏，一层一层地铺垫，终于抵达了故事的核心：成为暴发户兼土霸王的“大猫”处心积虑地为在北京工作、荣归故里的包青设下了一场鸿门宴，他要让这个早已逃出他手掌心的大博士回到少年时代——再做一次任他肆意使唤、侮辱的小喽啰。于是一场心智的较量在酒桌上开始了。随着“毁灭性的气氛越来越浓”，包青的心理围墙一点点坍塌，最后终于就范，像多年前的一样，跪在地上为大猫擦了皮鞋，并挨了一个耳光。这是一篇关于心理的小说，写的是人的屈辱记忆。苏童的叙述功夫无话可说，如苏绣般精致细密，在紧张悲怆的氛围中，仍显出其特有的浓艳和华丽，这大概就是其先锋实验的遗产吧。对于苏童的创作转型，评论界有不同的说法。不过不管怎么说，这篇小说算得上苏童近期创作中的上品。
李浩： 《碎玻璃》，短篇，《人民文学》第2期。
点评者：魏冬峰
《碎玻璃》在多个层面上书写了一个压制和反抗的主题。小说表现了一个有着强烈权力欲的乡村小学老师和一个尚未被当地教育体制异化的学生（徐明）之间的冲突，两者之间的压制和反抗凸现了一向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教师权力的可怕性。它虽然揭示的是教育体制中的某种弊端，但不是“问题小说”。作品中小学老师所擅长的权力运作与复制的方式和被压迫者的恐惧、顺应与反抗方式，使得小说提出和试图探讨的问题远远超出了教育界的范围，成为一个更具统摄性的命题，辐射出广阔时空中极权统治的某种缩影。就此而言，谁打碎了玻璃已不重要，徘徊于权力和反抗之间即将成为批量生产的权力复制品的孩子们才更值得关注。此外，如果考虑到徐明的转学生身份，这篇小说又多少延续了文学史中众多的“闯入者”主题，成为某种文学传统的呼应。
墨白：《父亲的黄昏》，中篇，《山花》第4期。
点评者：刘晓南
小说以具有穿透力的抒情性语言，展现了中国式父亲的无奈与辛酸，饱满地渲染出人生之秋的悲凉。为孩子们盖起了新房自己却住在摇摇欲坠老房子里的父亲，晚年因为生意受骗而欠下了巨额债务。他的三个儿子虽在县城里有体面的工作，却都无力偿还欠款，为了躲避牢狱之灾，只好让垂老的父亲远走他乡。然而母亲又被抓去“抵债”，为了赎回母亲，父亲毅然去自首。哥仨于是开始了艰难的寻父之旅。三个儿子终于一起将父亲保了出来，这时爷爷却死了。爷爷一直被全家遗忘了，父亲忘记了自己的父亲，正如儿子忘记自己的父亲一样。小说中充满了自责、自剖和自省，对当前乡村伦理中年轻人只顾自己的日子却忘了对父辈的晚年关怀的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是一篇颇具现实深度的作品，作者切入时代的肌肤，对挣扎在窘困之中的父亲们寄予了充满悲悯的同情。那个为孩子们牺牲自我，晚景却十分凄凉的父亲的形象，令人唏嘘。
墨白的《父亲的黄昏》、艾伟的《寻父记》与以及须一瓜的《薄壳的海瓜子》都敏锐地注意到了“父亲”问题。中国文学作品中以往对父辈仰视、挑战的眼光，在这三篇作品里转化为俯视和不安。童年时威严的父辈现在却变得懦弱无用，当老弱无依的父亲来到成年儿子的生活中时，又引起儿子们的羞惭自责，同时，两代人的冲突仿佛被油所覆盖的沸水，隐隐喧腾。这或许是这个价值崩溃的时代里特有的伦理回归和心理负疚。在蔑视感与负疚感的交织中，三位作家在同一题材上，做出了各自的理解，也选取了不同的叙述角度。
艾伟：《寻父记》，短篇，《山花》第1期。
点评者：魏东峰
与以往类似题材的小说致力于颠覆父权的“弑父”冲动不同，这篇小说重新引入“父亲”这一象征，目的在于指向我们自身难以察觉的与“父亲”的血肉联系，从而发掘出生活中令人惊愕的另一面真实。原来并不被在意甚至被些微厌恶的一个老人，在突然失踪后成为丈夫和妻子共同的焦虑——来自良心深处的、带有罪恶感的不安，逐渐扩大为丈夫的精神失常。小说体现了写作者在日常生活之外发现问题的眼光，描述的不能算是生活的常态，但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描摹却使得整个故事有了现实的根基。另一方面，小说中的叙事视角是不停转换的，叙事者的眼光游走于自己、丈夫、公公、小叔子的角度之间，当目击到丈夫和小叔子在举手投足间流露出与公公的惊人相像时，叙事的力量不可遏止地弥散开来。
须一瓜：《海瓜子，薄壳儿的海瓜子》，短篇，《上海文学》第3期。
点评者：邵燕君
须一瓜一向以写鬼故事见长。不过，当她把笔锋转向普通人实实在在的生活时，笔法也相当别致。
小说开篇的一句“没有那天就好了”，一下就切入了故事的核心，把那天之前生活的宁静温馨和那天之后的尴尬恐惧分为两截。故事的表壳是一个情欲的故事（公公偷窥儿媳洗浴），内核却是一个亲情的故事：一对沉默寡言、相依为命的父子，相爱至深，又相疑相恨，深陷于愧羞恼怒，不能解脱。和《山花》今年第一期发表的《寻父记》（艾伟）一样，这篇小说也是通过儿媳的视角写公公和丈夫。不同的是，此篇中儿媳不是通过与自己心心相印的丈夫去体味与之血脉相连的公公，而是以自己的女性心灵去感受身份不同的两个男人。公公的偷窥既令她深感厌恶和鄙夷，但同时公公的善良体贴又让她感到温存。丈夫是她无条件爱恋和忠诚的对象，而丈夫的粗疏以及愤怒之中的暴戾又令她惶恐。这样一种无以名状的感受使人物的感情十分微妙。这两篇小说有一个共同的感情指向，就是对长久以来被漠视的父亲的欲望和绝望的发现、怜悯和愧疚。如果说《寻父记》的愧疚背后是自责悔恨，《海瓜子》的愧疚背后则是夹杂着羞恼的酸楚。这样的感情从儿媳的角度写出，却落在儿子身上，写得轻，落得重，是个不错的角度。小说的口子开得不大，用以解剖人物的刀子也薄而轻，但作者的刀法细，因而也剖得深。小说的语言也很洗练，令人想起月光下的海边，清凉中浸透着无奈的忧伤。
朝阳：《国旗》，短篇，《收获》第1期。
点评者：过桥
这篇小说让人想起契诃夫的名篇《小公务员之死》：一个小人物怎样诚惶诚恐地承受大阴影的煎熬。老刘也是小人物，他与小公务员不同的是，他遭遇的不是一个“大人物”，而是一面挂倒了的国旗。老刘不能不敏感，不能不恐惧，因为这不仅是单纯的国旗挂倒的问题，而是政治问题，随之而来的是职务、地位、声誉，乃至身家性命的问题。很显然，在老刘和老毛、张主任他们看来，此时的国旗不仅是国家的象征，而是一个凌驾于命运之上的可怕的巨手，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普通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乃至生命。这样，小说呈现了藏在背后的深厚意蕴。这篇小说最大的艺术特点在于，它执拗地把一个事件从开始推到了终点，在此过程中，也由表及里地触及到了事件的核心，就像一棵树倒下，整个根须都被拔起，地基也跟着晃动。
邓宏顺：《食堂》，中篇，《收获》第2期
点评者：过桥
当下有很多作品写得像一件“大衣服”，松松垮垮，大而无当。和它们比起来，《食堂》就像一件小坎肩，这小东西贴身贴肉，写得实实在在。它的小，是因为穿在了一个乡政府食堂的伙夫身上，所经营者，也都是油盐火耗烧锅前的事，挣的是小钱，看的是小人物眼前的生活利益。所有的小累积起来，小坎肩和小伙夫就实在了，满满当当的一个中篇。从伙夫小计较，看出政府干部的大贪婪。从食堂的小经营，见出社会的大风气。伙夫加食堂，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物，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场景，却折射出整个官场的腐化和社会的浮华。这就是以小见大。小坎肩有小坎肩的好处，省工省料，不虚不贪，短小合身，反而显出一个壮硕的身体来。
丁伯刚：《宝莲这盏灯》，中篇，《收获》第4期。
点评者：过桥
这是一篇自然和本色的小说。作家贴着人物用力，放开了光明和陈宝莲的手脚，让他们沿着自身性格发展的逻辑奔突。光明的身份是暧昧的，既是儿子又是倒插门的女婿；他的性格也是矛盾的，既清高、敏感，又自卑、窝囊。陈宝莲是个泼悍的寡妇，她蛮不讲理，护犊如虎，但像许多乡村悍妇一样，她唯一的武器就是动不动与人拼命。凭着这条可怜的“烂命”，她在村内他姓强族的明欺暗压下，艰难地顶门立户，传续香火。身份和性格的复杂矛盾使他们对彼此的情感态度也暧昧难明。陈宝莲对光明既作践又依靠，光明对陈宝莲，既恐惧又佩服。“宝莲这盏灯”在烛照着光明的世界的同时，又吞噬了他生活中的所有光明。小说在写两个主人公个性之间残酷斗争的同时，还写了另一种更为强大的残酷力量：乡间的世俗力量。这双古怪的眼睛，多少年来一直充当乡村世界里的价值标尺，总喜欢盯着那些寡妇、倒插门和绝后的人，盯得陈宝莲和光明身上一阵阵发毛，决定了他们的煎熬与挣扎是逃不掉的。这也使他们在相厌相憎的同时，又有着深层的相依相怜。作者对笔下的人物相当宽容，悲悯之情弥漫全篇，正如张爱玲所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小说细节缜密，纯朴感人。光明和陈宝莲形象饱满地站在纸上，就像我在乡村的那些邻居。他们的生活和内心于我有着切肤之痛，这也是我推荐该篇的理由之一。
何文：《老爸贵干》，短篇，《山花》第7期
点评者：邓菡彬
小说通篇以一个不好好学习、眼看就要成为小混混的少年之视角而展开，开头“入戏”很快，一下子就抓住读者的注意力。接下来的语言也十分洗练，有的段落甚至能达到这样一个程度：每一句话都传达一个新的信息，没有一句可有可无的废话。通常小说中需要读者一目十行“跳过去”的那种自恋式的、自以为微言大义或自以为情绪饱满的枝蔓，在这篇小说里都被压缩到了极限。难得的是，小说作者年届半百，以少年口气行文却毫不滞塞，也没有露出马脚的地方，乍一看，还真以为是一位少年在写作呢。经过提炼了的青少年语言和贵州方言糅合在一起，有一种韧性而又明白好懂，它们慢慢推进着一个富有张力的故事。作者用力颇深，读者看到的却是一片自然之态。但这“自然之态”又分明嵌入了作为长辈的作者之价值立场——在3/4的篇幅里，这种立场都是“润物细无声”的，悄悄渗透到故事中来。可惜的是结尾有点急，没有把苦苦营造的氛围延续到底。
刘春：《好人如何，坏人又如何》，短篇，《十月》第1期
点评者：李云雷
小说中的桃园小学范校长是一个老好人，开头娓娓道来，细致地介绍了范校长的身世、性格、家庭等等，朴实得甚至有些琐屑，但在第一节“校长”的结尾处，这位校长却在一件偶然的事件中死掉了。平淡的叙述被打破，小说也由此开拓了新的叙事空间，后面两节的叙述带有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但并不突兀，结尾处猫的抱怨与小说的标题遥相呼应，表达了作者对生死与伦理问题的巨大困惑，以及无由排遣的无奈。整篇小说叙述技巧娴熟自然，将纪实描写与戏剧性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在艺术上颇为成功。
刘春的另一篇小说《山中》也发表在《十月》第1期上，在手法上略似于罗伯—格里耶的《嫉妒》：嫉妒的人并未出场，但通篇以他的眼光来观察。《山中》也是这样，但不同的是在小说的最后则加以点破，让读者恍然于以前细碎的描述并非烦琐，而是出于一个“有心人”的细致观察，由此以前看似不相关的种种可以相互连缀，给人以暗渡陈仓之感，而文章益发显得摇曳多姿。但此篇的美中不足在于，最后的结尾有些突兀，初读甚至让人莫名其妙，这样在艺术效果上就有所损失。
夏天敏：《飞来的村庄》，中篇，《山花》第6期
点评者：刘晓南
小说以独到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乡土观察，批判了乡村文明的某种劣根性。这是一个黑色幽默式的故事：一个处于高原的村庄，因山体滑坡一夜之间“飞”到了临省的平原，由此给村庄带来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冲击。这个一度处于封闭状态的村庄保守而落后，村民们长期靠政府救济，愚昧无知又贪婪懒惰，宁愿肮脏和贫穷也不愿意自己动手劳动致富。村长、小学女教师等少数人想要改变村庄、建设新生活，最终被村民们顽固地拒绝和抛弃。最终，村庄的命运恰似鲁迅笔下的那个著名比喻：仿佛一只苍蝇，飞了一圈，又回到原地。小说用充满谐趣的细节铺垫出一个个啼笑皆非的闹剧。结尾中村庄又“飞”回去的处理，意味深长——这是一个不被多数人觉察的悲剧。正是这种潜在的悲剧性，成就了这篇小说的思想高度。作者选取了一个永恒性的批判角度，让人想起鲁迅笔下的乡村。与其说这是一个发生在现代乡村的故事，不如说是一个关于中国国民性的寓言，甚至是对人类懒惰保守劣根性的批判。作者的笔墨始终没有离开村庄的方寸之地，眼光却深透地望向旷远的存在彼岸。这使小说超越了一般农村题材小说的当下性，因而具有了某种可贵的精神特质。
阿来：《随风飘散》，长篇，《收获》，第5期。
点评者：过桥
在《尘埃落定》飘逸的身影背后，阿来的新作《随风飘散》开始“落实”。不过，简练有效的务虚又给写实插上了翅膀，使之具备了有别于一般写实的可供升腾的品质。
如果说《尘埃落定》是浩大的民族史寓言，《随风飘散》则是深入的心灵史寓言。在寓言的营造方面，它比《尘埃落定》更加精深，也走得更远。阿来将过去铺展开来的想象力收缩到几个人的内心，也许他只想看看人为什么不能像天使那样活着，到底是什么迫使我们不能坚守内心深处的良善与信仰。如此清洁纯粹的思考与尝试，在我的中国当代小说阅读经验中前所未见。它让我隐隐感觉到了某种难以言说的“世界性”，如果真有所谓的“世界性”的话。杂志目录中注明是长篇，其实只是一个大中篇，据说是阿来系列小说里的一个，据此观之，接下来的系列小说仍然值得我们期待。也许是阿来酝酿太久的缘故，《随风飘散》的情感浓烈得有些外露，某些地方缺少必要的节制。
王刚：《英格力士》，长篇，《当代》第4期
点评者：李云雷
小说篇名为“English”的音译，小说原名即“英语”。小说写的是一个70年代中国少年成长过程中遭遇“文明”的经历，“英语”就象征着文明。小说描写的地点在新疆，但并不强调传奇性或地方色彩，而是具有较强的自传性和抒情性。作品塑造了一些鲜明的人物形象，讲究绅士风度的英语教师王亚军，美丽的阿吉泰，在时代转换与感情的挣扎中的“我爸爸”与“我妈妈”，与“我”一同成长但性格不同的黄旭升、李垃圾等等。其中最引人的形象是来自上海的英语教师王亚军，他的悲剧命运也象征着文明与知识在那个特定时代的命运。而少年“我”对王亚军的追随，则将青春的叛逆与对“文明”的追求融合在一起。以一个英语教师和一本英语词典作为人类知识与文明的象征，在今天“第三世界”的文化视野中，或许显得一厢情愿，但却极其鲜明准确地抓住了那个时代的文化想像。
作为一部描写“文革”时期青少年成长的小说，《英格力士》与王朔的《动物凶猛》可有一比。如果说《动物凶猛》写出了北京大院里青春期“阳光灿烂的日子”，《英格力士》则写出了在乌鲁木齐成长中的压抑与欢欣。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大院里的孩子们”是文化上的“贵族”，他们的叛逆更接近今天的青春叛逆；乌鲁木齐是远离中心的偏远地带，少年“我”的叛逆表现为对知识的追求，对真善美的追求——这是当时的“文化平民”仅有的选择，也是小说能引起更多人广泛共鸣之处。在艺术上，《动物凶猛》更加气韵丰沛，而这部小说则有些细碎，但这也使之具备了一个优点：它更贴近生活与真实，将很难被概括与规约的经验呈现了出来。
《英格力士》是王刚在创作了《甲方乙方》等流行影视剧之后的“回头之作”，他有意地避开影视剧的影响，力图创作一部“纯正”的小说。这样的努力已经被小说实践所证明了。不过，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多年影视剧创作对作者影响，比如，小说在场面描写上具有清晰的画面感，结构安排上的“小节”也能看出分镜头剧本的影子。但总的来说，作者对影视创作技法有意无意的借鉴使小说具有了新鲜的表达方法，而非像现在流行的“影视同期书”那样，将影视要素凌驾在小说之上，对小说艺术造成伤害。
孙惠芬：《上塘书》，长篇，《当代》第3期
点评者：李云雷
在这部长篇里，作者试图从地理、政治、交通、通讯、教育等不同的角度勾勒出一个叫“上塘”的村庄的全貌。小说的每个章节分别以上述角度为标题，如“上塘的地理”等，但在这里，地理、政治这样的“大词”并不显得空疏，因为在小说中，这些词联系着这个村庄具体的人物、事件与细节，小说在细致的描绘与叙述中逐渐生动、丰满起来。在这一点上，这部小说与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是，《马桥词典》以词条的形式贯穿全篇，这部小说则借用这些“大词”作为结构性的因素。
小说写的是农村与农民，但侧重点并不在于社会问题的揭示，而着重描绘民俗、文化以及农民们精神与物质生活的状态。这里既有历史的因袭，也有现实的对比，但作者显然打破了传统与现代、“文明与愚昧”的简单划分，这个封闭的小村庄中现代性因素的进入，带来的不仅是物质生活的提高，也有文化与传统的失落。
编者在按语里称《上塘书》：“其深痛与深爱，令人想起同一块土地上诞生的乡村经典《呼兰河传》。”的确，这部小说的题材、散文式的笔法以及叙述语气，都对《呼兰河传》有明显的传承，但距离也是易见的。如果说《呼兰河传》能很好地将抒情、幽默与对苦难的描述结合起来，既大气又有灵气的话，那么这部小说可以说大气有余，而灵气不足，对现实的描绘有余，但抒情、幽默等独到的艺术韵味不足。这或许与叙述的视角有关，《呼兰河传》以回忆中儿童“我”的角度去写，更容易抒发作者主观的情愫，读来也更容易贴心，而《上塘书》的叙述者则是超然于上的全知全能者，不易达到上述艺术效果。此外《呼兰河传》塑造了几个栩栩如生的人物，而《上塘书》的人物则显得多而零散。
虽与经典作品比较尚有不足之处，但在当下同期创作中，《上塘书》可谓一部力作，为当代农村的变化提供了一幅全景式的画面，这是非常难得的。
谭华：《一团结》，小长篇，《大家》第5期。
点评者：刘晓南
在当下许多小说倾向于“往狠里写”的潮流中，谭华的《一团结》写得颇为朴素，却显出难得的绵密、细腻和扎实。作者以一个小姑娘的视角和情感，用散文的笔法从容地描绘了七十年代初中国城市市民的生活图景，将我们带入那个时代的回忆中，让读者体会到了久违的感动与共鸣。这独特的气质让人不由想起了萧红和林海音。小说显示出作者扎实的传统写实功底：生动饱满的对话、充满个性的细节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而情节的自然铺垫又使人物最后的归宿令人信服。小孩子的低姿态，令真诚的抒情意味自然贴切地流荡于字里行间，面目自然是清新可人。在这个崇尚“生猛口味”的年代里，《一团结》仿佛一口清淡的家常菜，有着体贴、周到和温馨的回味。
纪尘：《缺口》，长篇小说，《大家》第3期。
点评者：刘晓南
长篇小说《缺口》既有着女性私人化写作的心路痕迹，也带着八十年代先锋派的语言风格。虽然是长篇，却不以情节和客观描写取胜，而以散文诗般的语言和绚烂的意象见长。这是一篇女性成长小说，它有女性作者切肤的生命体验和痛楚，在追求理想的绝对彼岸的过程中绝望地燃烧，沿途充满了致命的诱惑，却通向宿命的结局。小说中对世俗生活情感的决绝态度，就像不妥协的风中之烛，以退为进。她的小说语言充满了饱满的质感、有着诗性的穿透力，柔软、清晰、透明，富有音乐和绘画的美感。纪尘的文风颇似另一位广西女作家林白，似乎比林白更醉心于叙述技巧。她一开始就显露出更自觉的文体意识，这一点在同时发表的短篇《205路无人售票车》（《上海文学》2004年第6期）体现得更突出，小说紧张激越，呈现出缤纷多样的叙述追求。比之纪尘以往的作品，《缺口》在结构上更流畅，进入得更有力量，更有阅读亲和力。当然，小说也存在着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先锋小说相似的尴尬：以华彩的语言和单薄的情节构建起的长篇，缺乏必要的起伏与节奏，起先固然令人兴奋，久之不免令人疲倦。这其实是个老问题：先锋小说式的叙述方式是否足以支持长篇？
苏炜：《迷谷》，长篇，《钟山》第3期。
点评者：王颖
旅美作家苏炜本年度在《钟山》上连续发表了两部重量级小说：《迷谷》（长篇）和《米调》（大中篇）。让我们看到，“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在新一轮的回潮中，意义和主题都有了显著的突破。
《迷谷》意境雄浑，充盈着来自浩淼天际的苍穹之气。它在艺术上的最炫目之处是创造了如梦似幻缥缈壮阔的视觉奇观，描摹了一种读者身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情境，在当下被粗浅物欲重重包裹的阅读氛围中显示出一种独特的美感。
小说记叙了“知青”路北平因误撞“鬼婚”被迫进入深山老林，闯入“化外之民”——“流散人”生活圈的奇特经历，塑造了主人公路北平以及流散人阿佩、八哥、阿秋等独特生动的形象。除了必须的背景交待外，小说刻意避开了“文革”的政治运动，彷佛整个中国大陆的地覆天翻只为了将路北平抛向那个几乎与世隔绝的蛮荒之地。于是，路北平的记忆也得以从那个特殊的时代环境下区隔出来，获得一个旷达的表现空间。这就使“知青”路北平的回忆，变成了路北平个人的青春记忆，“上山下乡”的历程变成了个人探险和成长的历程。
“流散人”有着自己的一套生活体系和文化体系，尽管这个“小世界”的祸福存亡根本取决于那个“大世界”的风雷激荡，但迷谷中的一切都显得神奇而自然，如同《山海经》所言的“其华四照，其名曰迷谷”，神秘的自然景致里洋溢着丰盈的情欲。作者着力描写的是充满奇趣玄怪的原始情境，以及在那种野性的大自然下人们被激发出的原始欲望，还有以“知青”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和以“流散人”为代表的原始文明之间的交锋与融合。小说关注的不只是知青故事本身，而是深入到对永恒人性的重新思考，触及了人与自然、情欲与社会、偶然与宿命、有序与无序等许多话题，表达了作者对人世的理解和温情。小说以浪漫抒情的笔调描绘了“流散人”类似于母系氏族的“一女多男”的自然和谐的男女关系，以及同性间深挚细腻的情爱关系，这些在现代文明社会中被视为畸形丑恶的关系，在小说中被定义为自然健康的情感，对它的热切描述显然含有丰富的当代性，启发读者对现代人的婚姻结构和文明结构有所反思。正是由于这种普遍的当下性，使这些极具“个人化”的小说，走出了“知青”这一特定群体，赢得更多读者的喜爱。
相比孔捷生创作于80年代的《大林莽》和《南方的岸》（这两部作品也都是以海南岛的原始森林为写作背景），《迷谷》已成为明显不同于当年“集体话语”的“个人话语”。如果我们继续以“知青文学”划归《迷谷》这类作品的话，会发现它已有不同的流向——虽然“根”仍然是当年共同扎下的，但是今天的作者已走出历史的雾霭，不再纠缠于“有悔”、“无悔”的争论，更因身处“异域”怀有“他者”的视角，在返身回看历史时，能够旁逸斜出，给出独到的视野和见解。这样的“个人性”恰与大陆90年代以来的“个人化写作”潮流暗合。
需要指出的是，作品有些表述流露出的道德思维和逻辑显得陈腐，那酷似张贤亮笔下公子落难蒙佳人相救的模式，在如今的当代文学创作中早已被弃之不用，这或许也是作者久居海外、在潜意识中与80年代文学对话的缘故。
苏炜《米调》，中篇，《钟山》第4期。
点评者：王颖
小说讲述了主人公米调的传奇人生：从叱咤风云的红卫兵领袖，到为了理想上山、越境、参加缅共打仗、参加“克钦帮”。他曾与死亡擦肩而过，后受到佛教高僧的点化，苦学“古梵文”，在丝绸之路到处流浪， 考证、寻根。而这一切，又是通过几十年后初恋情人廖冰虹不远万里的大漠寻人，揭开了这个历经波折的故事的幕布。
《米调》之气紧接着《迷谷》的磅礴而来，作品依然沉郁浑厚，复杂多义，而它提供的精神向度又比《迷谷》更深。《迷谷》中所没有正面触及的“文革”细节，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展现。苏炜讲述故事的手法虽然老式，但很老实。他就像个对传统叙事策略得心应手的“说书人”，在迂回曲折、波澜暗涌的行进中将传奇的米调塑造得丰富立体。作者对米调这个“切·格瓦拉”式人物的塑造，满含怀旧的激情和诗意。米调像一匹“黑骏马”般始终追寻着一种现在已消失的情怀，凭内心一直涌动着的强大意志支持着他的信仰。结尾处，米调面对作为理想和爱情双重隐喻的“罗布泊”从喃喃自语到抽搐大吼，除了缅怀生命历尽沧桑后的失落之痛外，也显示了他所积蓄的蓬勃不倒的力量。这种追寻理想主义的激情，放在80年代不出奇，但在当下所谓“小人文学”充斥文坛的环境中却难能可贵。
苏炜的两篇小说让我们看到作品的含量与作家的能量成正比。不过，用现代小说的尺度衡量，《米调》尚不够收敛。苏炜喜欢讲道理，固然许多问题都有对应现世困惑的当下意义，同时也展现了自己对知识、哲学、人生的思考与积淀，但《米调》表达得不如《迷谷》凝练，有意图大过行动之弊。叙述有些随意，使得情节未能跟上人物强烈的精神紧张度一起向前冲，原本能一气呵成的厚重深邃被冲淡了。作者拉不开与叙述者的距离，任由情感自我奔腾，对青春、革命激情的宣泄缺乏克制，曾是“新时期”小说的通病。从这几点也看出，苏炜依然沉浸在80年代的文学表述中。
求索中的“跨文体”
早在1999年，《大家》就有意识地提出“跨文体”这一概念，即打破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体裁的常规，开放文体，取消界限，自由融合，并贯之以“凸凹文本”的名称。这一主张在当时的文艺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作家们积极实践，批评家、理论家纷纷给予支持，一时间，跨文体竟成风尚。《大家》的主编李巍曾这样描述“跨文体”：“凸凹文本”就是体裁之间的相互给予吸纳，好像“凸凹”二字一样。小说吸收散文随意的结构，散文汲取小说的叙述方式……文体融合从形式上使作品更活泼、充满新鲜感；而在内容上，哲学、历史学、人类学、甚至自然科学的涉及将刺激作家的创作灵感，也刺激读者的阅读兴趣。”但对于刚开始的实验成果，《大家》副主编韩旭认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一部经典的“凸凹文本”作品，能充分体现“凸凹文本”的理想。
不知出于何种考虑，除“凹凸文本”、“跨文体写作”之外，“新散文长构”、“非虚构作品”也成为《大家》杂志给一些作品常贴的标签。令人疑惑的是，给名下的这些作品归类的依据是什么？从阅读上，读者并没发觉这三类标题之下的作品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反而容易引起认识上的混乱。或许这也正是《大家》所困惑的：如何面对文坛小说与散文分野越来越不明晰的状况？
黄尧的《半月门》（第2期）可说是以小说笔法写就的历史真实。这篇自传性文字以扎实而生动的细节描绘了建国初期一个商业巨族在“国有化”进程中逐渐贫困衰落的过程。独特的个人经历以及个人化的史学视角显示出这类追忆性文字特别的文化、文学价值。比之杨绛《我们仨》的书香之风和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的贵族之气，《半月门》有一种平静的悲哀。它将不平与愤郁包裹在对往昔故事的追忆中，却又超越了个人怨怼之囿，直逼国族历史之惑，透出一种格外动人的力量。文字清雅生动，有着娓娓道来的亲切、平实。“先锋”之后，讲究形式和语言的小说如过江之鲫，欧化的句式与格调、繁复纷乱的意象令人眼花缭乱，相比之下，这种平实细腻、散淡疏朗的中国气派以及不温不火、含蓄蕴籍的对古典主义的坚守，就显得尤为可贵了。
周晓枫的《邮差》（第3期）则是以小说的笔法、散文的思维、诗性的语言组成的华章。作者从容驾驭着三架马车，在文体的疆域中自由驰骋，游刃有余，纵横捭阖。这是一次智慧与趣味交织的行旅，也是一场丰盛华美的语言盛筵。与其说是散文，不如说是充满了私人体验和智性思考的小说。作者将各种领域各种形式的“邮差”穿成一串有趣的珠链，以独特的感觉去玩味生活细节，使阅读的过程充满了新鲜感和陌生感。作品以纯粹、独特的体验，奇诡、精致的意象，传达出透彻、犀利、尖锐、奥妙的另类感觉。跟随作者天马行空的思绪，我们被引入被一个常识世界所遮蔽的盛境——那些平淡无奇稍纵即逝的事物，原来是无数偶然碰撞接合而成的必然。它们有着无穷无尽的解，正如大千世界蕴藏着无穷无尽的谜一样。作者极具穿透力的观察与才华横溢的想象给这篇作品注入了引人入胜的魔力，从而将作品导向一种哲学深度。中国当前的小说创作往往是呈现表象有余，哲学层面的追问不足。周晓枫的作品总能以小见大，在凡俗中发现美与诗，在思考中逼近世界的本质。
这两篇作品可以说是真正体现了“跨文体”理想的文本，作家找到了自身生命体验最合适、完美的表达方式，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这种表达与其是一种艺术的创新，不如说是一种艺术的“合式”。正如李敬泽所说，打破文体界限，给作家以充分自由的同时，也要求作家有更高的艺术功力。文本实验的方向绝不是使文学晦涩难懂，钻牛角尖。形式的表面多样化并没有意义，采用某一种文体必须基于创作的内在需要，所以一段加点诗、加点散文、加点台词、甚至加点乐谱的文字并不就是“凸凹”。这也符合王一川所认为的，跨跃必须来自一种压力，即作家不用跨文体不足以表达其生存体验。 《半月门》和《邮差》中的思索与情感，恐怕天生就属于跨文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