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航：《师兄的透镜》，中篇，《人民文学》第3期。本年度“人民文学奖”获奖作品。
《送你一棵凤凰树》，中篇，《花城》第6期。
《布谷鸟的歧途》，中篇，《大家》第6期。
点评者：邵燕君 魏冬峰 余旸 文珍
晓航是本年度风头很健的一位新作家。除了本论坛推荐的《当鱼水落花已成往事》（《人民文学》第8期）外，还有以上三篇作品发表。这几篇小说都具有特色鲜明的“晓航风格”：聪明睿智，引人入胜，同时也具有模式化的倾向，在雅俗之间难以定位。在这几篇作品中，《当鱼水落花已成往事》写得最均衡，文笔也最漂亮，其他几篇则各嬖谧乓恍┟ ?br> 和晓航其他的小说一样，《师兄的透镜》的叙述结构像一篇侦探小说，写的是一场爱因斯坦式的科学探索，既有推理的严谨，又具玄妙味道。读者的思维跟随研究者“我”的脚步，穿过一条条隧道，一层层地打开，直到看到无边的星空，追寻宇宙最初的星光——这个过程，令喜爱晓航作品风格的读者感到无限美妙，甚至可以原谅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缺陷，这就是作品一味地把光环集中在“师兄”朴一凡身上，这个人高深莫测又飘忽虚幻，他故作神秘地训练接班人“我”的那些举止，显得做作，在一些读者看来更是相当地破坏了原本可能产生的阅读快感。
《送你一棵凤凰树》以一棵小小的凤凰树，集结了一批形而上学的疯子。作者写国际人贩子“我”的忏悔之情，偏执到了超越感情、进入哲理的程度；写才貌双全的法学硕士小苏的坚韧笃定、花样百出，简直让人怀疑她是个心理试验的科学家；而包裹在冯关职业法官外衣下的，竟然也是一颗索求正义的复仇之心。作者超然的叙述使人物摆脱了物质的滞重性，执着于终极价值的探讨。但是，小说的矛盾也在这里：一方面，情节的设计依赖于人物的非常规性，读者可以原谅细节的夸张；另一方面，小说的主题，又是关于感情的，读者不可避免地要对感情的真实性进行权衡。在整篇叙述中，作者对观念的推进过于执拗，使人物跟着观念跑，变成了一些观念的符号，让人觉得单薄浮华，反会引起读者心中的抵触情绪。
《布谷鸟的歧途》被编者称为“一个独特而颇有趣味的文本”，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先锋性”。但放在晓航自己的作品系列里来看，这篇小说最大的问题正在于具有某种可以辨识的“先锋品格”——虽然与马原洪峰格非式的“先锋品格”有很大相同。和其他作品比，这篇小说缺少一股“文坛外高手”天马行空的味道，基本可以算作晓航自己风格未完全形成期的习作。
须一瓜：《穿过欲望的洒水车》，中篇，《收获 》第4期，头条。
《毛毛雨飘在没有记忆的地方》，中篇，《人民文学》第9期
《鸽子飞翔在眼睛深处》，中篇，《十月》第5期，头条。
点评者：过桥 赵晖 邓菡彬
须一瓜也是在2004年迅速走红的一位年轻作家，尤其在其获得2003年度“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之后。不过，比较而言，还是她在年初发表的两个作品更有特色（《海瓜子，薄壳儿的海瓜子》，短篇《上海文学》第3期，本论坛推荐作品；《04：22，谁打出了电话》，中篇，《人民文学》第1期）。此后接连推出的作品均在不同程度上陷于了自我重复。
《穿过欲望的洒水车》显出了作者经营荒诞的努力，在日常的环境里让一个丈夫莫名其妙地失踪，以此来考察妻子的生活。妻子合欢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和寻找，生活逐渐出现了非常态的变化。小说的结尾揭示了丈夫失踪的真相：竟是各种猜测之外的最为寻常的车祸致死。庞大的猜疑和寻找一下子失去了着落，导致了合欢生活的突然失重，生活不期然的荒诞性和小说的荒诞意味同时出来了。须一瓜之用心不可谓不深，但恰恰因为用心太深，小说不免主题先行，尤其是欧·亨利式的结尾，更凸显了小说结构上的预设过于明显，人工的痕迹重了些。此外，这篇小说和近来须一瓜的不少小说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对新闻式的故事框架的依赖。这样的小说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之为“新闻小说”，以类似奇闻怪事的新闻报道作为小说的生长点，在奇崛的情境中展开故事。这种构思当然可以用，也能成就佳作，但若过于倚重，究竟不是长久之计，优秀的作家更应该具备在日常生活中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能力。
《毛毛雨飘在没有记忆的地方》再次以亦真亦幻的笔法陈述了一桩凶杀案。不过，大概作者怎么也想不到，小说中主人公章利璇对自己杀人行为的执拗想像其实很像须一瓜自己对特定叙述方式的重复性迷恋——至少作为读者有这样的阅读感受。如何跳出新闻背后的演绎、走出影视想象和类型化的结尾，对于作者近期的小说创作而言也许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作者在近来的创作中，还有将诗意、传奇性、现代感觉融于一炉的倾向，《鸽子飞翔在眼睛深处》应属其中较佳者。人的孤独、渴望沟通与难以沟通，革命记忆与拜金现实的错位、交织与相互投射，都得到了较为微妙和多义的表达，有些地方还处理得颇为细腻、富有感染力。但整体而言，叙述有点夹裹不清，难以驾驭繁复的表达欲望。作者似乎在追求一种骨感的文风，短句和简单陈述句用得很多。这种质朴的语言探索值得鼓励，但其成就还很有限，尚有油水不融之嫌。另外，须一瓜喜欢在小说中引入流行歌曲等时下文本，此篇也是将几米的漫画摆在重要的位置。这种方法，若用得好，将扩大文本的容量，形成巧妙的互文。但是作者用得并不好，仿佛打牌，手里有一张好牌，还没等到恰当的时机，就冲动地甩了出去，结果好牌成了废牌。
林白：《狐狸十三段》，短篇，《人民文学》第3期。
《去往银角》、《红艳见闻录》，短篇，《上海文学》第6期。
点评者：邵燕君 赵晖
这两年是林白的转型期，除了长篇《万物华开》、《妇女闲聊录》以外，本年度发表的这几个短篇也显示了作家转型的追求和变化。
《狐狸十三段》讲述的是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故事。“我”意外的与一只狐狸开始了一段共同生活，狐狸一直在等待“我”决定是否跟它一起回到它的故乡去，而“我”在犹豫中竟渐渐染上了狐性。小说纠缠于一张红狐剪纸的意象，那剪纸一经诞生就同时宣告了一实（被剪下的部分）一虚（留下的部分）两只狐狸的存在，它们虚实交映，贯穿全篇，在一种神秘怪异的氛围中，隐隐折射出某种哲学的意味。或许是不可归去的故乡点燃了林白创作的灵感，小说透出的尽是混沌的哀伤，语言也不复优雅、奢华，显出简洁的一面；或许尝试转型的林白还在寻找，然而她曾经特有的风格始终令人想念。
这是两个具有故事连续性的短篇，或者说，前者是后者的序幕。小说以跨入“银角”为界分为两截，《去》的上篇以写实的笔调写了35岁的下岗女工崔红被迫去“银角”卖淫的心理过程，下篇和《红》以魔幻的笔法描写变成“红艳”的崔红在“银角”的见闻。这样，小说就有了两个层面。在现实层面的叙述中，“银角”就是一个普通的红灯区，而在小说营造的鬼魅世界中，“银角”是一个神秘、阴森、淫荡的鬼城。这里的 “客人”全都戴着面具，“小姐”都经过高科技处理，变成失去记忆的永远如番薯般麻木鲜嫩的“番薯人”。一些奇异场景的描写令人想起汤姆·克鲁兹主演的艳片《大开眼界》。不过，小说叙述的视点一直落在一心恢复记忆的红艳（崔红）身上，而非曲径探幽的风流小生。因而，读者没有被引导着去“大开眼界”，而是审视、逃离这座鬼城，从番薯心变回人心，这就使作品有了灵魂。
自2003年发表长篇小说《万物花开》之后，林白的写作风格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用一位评论者的话说，“女巫林白双脚己经着陆”（张燕玲）。编者陈思和也在篇后随附的评论中称林白的变化是在她“有了真正关注民间的立场才发生的，所以她能够接受到来自民间的最为感性和丰富的信息，而不是一种先验的固定的模式”。
从这两篇小说中确实看出，林白从幽暗的窗帘背后走出，关注阳光下的芸芸众生，特别是生活在“底层”的女性。不过，这样“着陆”都是在“去往银角”之前，一旦脚步跨进“银角”，林白又变成“女巫”，开始飞翔。寓言式的书写常让人觉得更能揭示生活的本质，但也可能是优雅的逃逸之途。灵韵生动的夸张变形使小说充盈着一种邪魅之美，但在给小说打上林白标记的同时，也遮掩了她缺乏足够的“红艳式”的经验，以支持继续以写实的笔法书写“见闻录”。作家当然应该扬长避短，如果没有比较，其实也难论其短长。不过，当代作家中恰恰有人曾写过真正的“红艳见闻录”，这就是可以算作林白“后辈”的“七十年代作家”棉棉。棉棉曾多次说，她是在“街上”，而不是在学校里长大的。在小说《你的黑夜，我的白天》（《芙蓉》1999年第6期）里，她描写了那条让她真正长大的、充满了蛮荒欲望和污秽的街道。棉棉一改其歇斯底里、奔涌恣逸的叙述风格，以一种冷静、急促、坚实的笔调，描写了那些无可救药的卖淫者、亡命徒和痴情傻瓜。如实录般朴素的叙述风格反衬了那些“本质上可怕”的生活的震撼力。棉棉和林白的不同之处在于，棉棉是真正在“阴沟”里打过滚的人，林白是在沟边俯瞰的女知识分子。林白有飞翔的美丽，棉棉有生活的底气。或者说，棉棉是现实主义的，林白是超现实主义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自从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希望给现实主义插上飞翔的翅膀。不过，飞翔的前提应是扎根。在这个意义上，林白更新的一部长篇《妇女闲聊录》（《十月·长篇小说版》寒露卷）更有启发性。不过，光凭道听途说（林白曾说《妇》的题材基本来自与保姆的闲聊）毕竟还不够元气丰沛。如果真有所谓“原始的民间”，非要深入藏污纳垢之地，才能发掘出“最为感性和丰富的信息”。
当然，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来路和去路。“着陆”的林白如何去开创“新大陆”对许多面临转型的作家都有参照意义。
严歌苓：《灰舞鞋》，中篇，《收获》第5期。
《小顾艳情》，中篇，《上海文学》第7期。
《白麻雀》，短篇，《上海文学》第1期。
点评者：邵燕君 刘晓南
严歌苓的小说一向好看，本年度发表的这几篇小说也是如此。
《灰舞鞋》回眸了非常年代非常环境里作用于人性的一次扭曲——纯洁的爱情为人所不齿，不择手段的婚姻却大行其是。这种自以为正常的非常态与发生在中国社会历史中的那些故事何其相似。小小的一滴水里，让我们联想起许多历史、社会、道德领域中的诸种风光。小穗子这个“经过恶治而不愈的害情痨的女孩”不仅栩栩如生地站立在我们面前，同样单纯的男主人公刘越，也成了烘托小穗子形象的最佳绿叶。没有她的楚楚可怜，决不能显出他的磊落阳刚；而他的一往情深一旦缺席，小穗子的温柔则变成了一场纯粹的怨诉，无法令人动容。严歌苓将故事叙述和抒情渲染的分寸感把握得恰倒好处，张驰有度。尤其那云淡风清的尾声，如一部电影终结前呼之欲出的遗憾空白，收卷令人黯然。小说的遗憾之处在于，立意内涵还不够深挚，多少带有几分言情小说的影子，离纯文学意义上的“好小说”标准还有一些距离。虽然本论坛几位成员十分喜欢这篇小说，最后仍决定忍痛不推。不过，在严歌苓近期的创作中，《灰舞鞋》确是相当出色的一篇。动人之处主要在于小说情绪饱满，对特定时代生活经验的传达鲜活真切。
相比之下，《小顾艳情》则像是以今天的时代逻辑讲述昨天的发生故事。小说写的是售货员小顾从1950年代起与几个男人数十年的情感纠葛，流畅好看，但基本语境存在着“时代谬误”：劳动人民出身的小顾，在知识分子丈夫面前的那份骨子里的自卑是源于今天的生活秩序，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年代里，这样的自卑不是没有，但没有这么深切绝对。作家为什么不把故事放在今天的时代背景里来讲呢？是否由于若去掉“文革”背景，一些有趣的情节就无从落笔了？不过真正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作家去国多年，过去的记忆已经模糊，而今天大陆生活的经验又不足。如果说作者意在写一个“超时代”的女性故事，那种一笔一划的写实笔法又实在未能营造出一种“超时代”的艺术氛围。若以写实的标准来衡量，除“时代真实感”不足外，这部作品的另一个缺点是缺乏经验细节的支撑。比如，小说总是说小顾吵架的技艺多么高超，但仅限于效果描述，没有让她真吵一次，这就使人物不能自己生根，仍是作者手中的木偶。
《白麻雀》写的是一个狂野的藏族歌手被军队文工团“培养”最后又回归山野的故事，中间还夹杂一些女性同性恋的朦胧情节。小说似乎有探讨诸如“文明与自然的关系”等命题的意思，但深度明显不够。如果和韩少功本年度类似题材的作品《山歌天上来》（《人民文学》2004年第10期，本论坛推荐作品）比较一下，《白麻雀》就像一个带有几分漫画色彩的传奇小故事，有趣是有趣，但也就仅此而已。
迟子建《草地上的云朵》，中篇，《人民文学》第5期。
《蒲草灯》，短篇，《山花》第3期。
点评者：魏冬峰 刘晓南
迟子建是一位颇有特色的作家。本年度她发表的这两篇作品一篇延续了其特色（《草地上的云朵》），一为则试图有所突破（《蒲草灯》）。可惜，突破者不太成功，延续者虽然不错，但在作家的创作序列里也并非特别突出。
《草地上的云朵》可以从三个层面上来解读。在丑妞、地龙、天水、青杨这群小孩子那里，小说展示了童稚之眼的洁净无邪；在杨乾、宋局长这一层面，展现的是虽不十分骇人却足以打破小乡镇宁静安谧气氛的腐败场面；而在不停地为自己掘墓的张无影这个人物身上，小说则提供了一个更为超越的视角，以悲悯之心观照人世间的痴妄贪欲。小说张扬的无疑是一种永恒的童心之美，虽然丑妞的意外死亡，将死亡的阴影悬置在每个人头上，但在结尾一幕中，当丑妞曾描述过的白鹤再次出现在天水和青杨眼前，这种美似乎又复活了。小说对乡村风物的描述真切自然，温情的忧伤依然是其显著特征。
《蒲草灯》更像是迟子建对自己早期成名作品《鸭如花》的一次游戏性改写。与《鸭如花》相比，《蒲草灯》所欠缺的恰是作家所擅长的那种纯净自然的圆熟风韵。小说以杀人犯为叙述者，以他的视角来描写其杀人、逃亡又被感召的心理过程。小说的问题是，在前段部分，主人公杀死通奸的叔叔和妻子的过程被描述得过于血腥冷酷并缺乏理性，以至于后来因受感化而自杀的情节显得滑稽而不可信。小说结尾之“硬”甚至让人想起了学生习作。对同一题材、主题的改写可见出作家试图突破自身创作局限的努力，《蒲草灯》的初衷不错，可惜并不成功。
王松：《红风筝》，中篇，《收获》第1期。
《红莓花儿开》，中篇，《收获》第4期。
点评者：过桥
本年度王松发表了不少作品，但整体上给人的感觉是比较粗疏。其中，发表在《收获》上的这两篇是相对好一些的，但也是各有各的毛病。
《红风筝》的问题主要在于结构。这个小说由两个几乎重量相等的故事组成：前面的故事写的是两个女教师之间的争斗，后面一个则是卫东等人和其中一个女老师“大摩登”斗争的故事。小说的主题主要是落实在后一个故事中完成的，就是郭明之死和“我”的心灵重负。如果是这样的话，合理的结构安排应该是前一个故事是后一个故事的前奏，但现在的安排则像是后一个故事是由前一个故事派生的。这样，故事在行进的过程中，重心突然发生了游移，好像打出的一记拳头半途改变了方向，使小说产生断裂之感。如果把小说一分为二，或许反而可以成就两个不错的作品。
对“文革”中教育之怪状的揭示可说是王松在题材上的一个偏好。和《红风筝》一样，《红莓花儿开》写的也是这方面的故事：在“文革”背景下，一个小学教师利用偏见扼杀学生不合常规的奇思妙想，导致了孩子天分的萎谢，进而演成悲惨性的结局。这两个小说与2003年王松发表在《收获》上的另一中篇《红汞》，构成了一个“红色序列”。在这个序列里，题材上的重复显而易见，但小说相互之间异质性的发掘却嫌少。于是，越看到后来越让人感到乏味。《红莓花儿开》在结构上也存在着粗疏的问题，小说的情节似乎总在表层不断地滑动，缺乏细节的深入。此外，语言也缺少必要的锤炼，汤汤水水的东西多了些。
映川：《我困了，我醒了》，中篇，《人民文学》第6期
《不能掉头》，中篇，《人民文学》第9期。2004年度“《人民文学》奖”获奖作品。
点评者：魏冬峰 赵晖
映川是近来一位新崛起的作家， 她的《不能掉头》还获得了本年度的“人民文学奖”。不过，对于这部作品，我们并不看好。
小说努力展示个体的荒谬遭遇，主人公黄羊因为受困于一个杀人梦境，“被迫”以“杀人犯”的身份亡命天涯，并在这样的自我定位中不知不觉地“长大成人”。黄羊对“杀人犯”身份的自我认同和想像及由此而来对幸福生活的一再放弃是小说的魅力所在，但情节设置的人为痕迹和急于真相大白的结尾却弱化了小说应有的效果。小说还存在着明显的叙述口吻与叙述人身份不符的问题。主人公黄羊的身份是农民和民工，但在他的心中口中，知识分子话语随处可见。此外，在一些细节的安排上，也存在不少明显错误，有的令人啼笑皆非。这些“硬伤”的存在，使文本禁不起细读。
《我困了，我醒了》的文本故事也是围绕一个中心意念展开：男主人公每每在需要为爱付出的时候便条件反射般地昏昏睡去，这样的生理反应似乎是在爱情到来之际自我遁逃。现代人爱自己可以到什么程度？或者这种貌似自私的爱只是另一种对真爱的渴望？这篇小说体现了女性作家对当代爱情婚姻题材新的开掘角度。但也是叙述功力平平，难称佳作。
陈昌平： 《大闸蟹》，短篇，《人民文学》第8期。
《国家机密》，中篇，《钟山》第6期。
点评人：王颖 赵晖
陈昌平近来似乎格外迷恋于消解宏大叙事的写作。《国家机密》讲述了一个叫小六子的孩子，有先行梦见国家机密的神秘能力。那些严肃的国家政策在孩童无知无畏的眼里全被嘻笑着改写了。作者在重新描述那段荒诞的历史中将人物的画皮揭下，解构了那个年代的宏大和神圣。这种写法在当下似乎很流行，如果写得好可能达到反讽和间离的效果：初读是喜剧，后来是闹剧，最后则是悲剧。但本篇给人的感觉是停留在喜剧和闹剧，悲剧意味不足。作者像是在努力地自己和自己做游戏，用一个同样的套反复繁衍了所有段子，对作者而言是不停练笔，对读者来说则不免产生阅读疲劳。
《大闸蟹》也是一个具有荒诞性的小故事。小说主人公先是为了寻找逃跑的大闸蟹、后是为了大闸蟹的价值能得到食用上和饮食文化上的双重完美实现，而不惜花费时间精力，通过“启事”的方式与拾到蟹的居民进行“沟通”。事情虽略显荒唐，但作者对人物心理的把握却称得上入木三分。可惜，浓烈的喜剧色彩过多地冲淡了小说的深层意味。
陈希我：《又见小芳》，中篇，《人民文学》第2期。
点评者：冬峰 邓菡彬
与作者2003年发表的作品《我们的骨》一样，《又见小芳》书写了又一个时代和人心错位的故事，一个没什么钱但是有点帅的男人，和一个有钱但是容颜已逝的女人，在网络上相遇了。怀旧主题以一种如此特殊的方式呈现出来，表达了依靠网络和器械生存的现代都市某种人群内心的迷惘。不过，小说的叙事不能保持开头那种紧凑，逐渐变得有些拖沓，而且对生活的理解也显得过于简单肤浅，故事本来还仿佛可能通往多条路径，最终也只能走向一个通俗故事的结尾。因此，总体而言，它只能算是一篇当下生活的卡通式速写，缺乏足够的挖掘。
戴来：《给我手纸》，短篇，《人民文学》第4期。
《关系》，短篇，《人民文学》第11期。
点评者：魏冬峰 赵晖
小说选择了“卫生间”这一最私人化的空间来展示两性关系的冷漠，呈示了感情破裂的婚姻中个人的尴尬处境。丈夫入厕后发现手纸用完了，只能喊妻子帮忙，不料妻子本来就因记恨他曾经的出轨而在生活中处处和他作对，此时更因三两句话不投机而拿起了性子。 “给我手纸”这一尴尬的请求成为郁积的家庭矛盾的导火索，生活的烦闷、压抑、无聊就此引发出来。不知从何时起，面对男女间永远无法达到的平等和谐，女作家们倾向于变得咬牙切齿，不是咒骂就是自虐，以此报复来自“丑陋”男性的伤害。戴来的这篇小说虽然没有如许激烈，但总有些粗暴的东西羼杂进来，或者，这也是作者力图达到的效果，因为男女之间的相互伤害永远像小说中所写的这样毫无温情可言？作者对生活的观察有其独特的角度，不乏精锐的笔触，但是艺术表达能力尚有不足，还不能将情绪控制在艺术节奏之中，因此不能作为推荐作品。
《关系》似乎想探究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特别是两性之间的关系。一个上班时倍感无聊的男人一时兴起来到了前妻家中，却将保姆的相好误认为是前妻的新欢，弄得不欢而散；回到自己家后又因那本碰巧夹着前妻电费收据的《围城》而遭到现任女友的质疑。在这里，信任危机无疑是导致两性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但过于依赖偶然性的情节构造使这种紧张关系带上了浓重的人为色彩，小说的理念显然走在了故事的前面。另外，《围城》一书作为小说的重要意象反复出现也显得有些突兀，而书中那夹着电费收据的“第一百七十一页”先后与有着不良阅读习惯的前妻和善于捕风捉影的刁蛮女友相联，好像是在暗示两性关系绝望的背离，然而这样牵强的联系，实在令人摸不着头脑。
杨少衡的《亚健康》，中篇，《人民文学》第5期。
点评者：魏冬峰
杨少衡是近来十分走红的作家，他的官场小说大都写得精彩好看，特别容易被选刊转载。《亚健康》写的是一个处处警觉的副市长（唐中和）如何绞尽脑汁地应对官场中莫须有的明枪暗箭的过程，揭示了官场中某种内耗性的弊端，在题材上具有一定的可看性。小说将笔墨集中于描绘唐中和一个人的内心曲折，是个容易处理的叙述角度。但反过来说，由于叙述角度过于单一，使故事前段的心理铺垫过于细致浓重，结尾反而显得有些轻飘了。不过，从文学发展的脉络来看，这篇小说不能入选的主要原因还在于，这样的官场故事以及对官场故事这样的写法，实在都已不新鲜了。
罗伟章：《我们的成长》，中篇，《人民文学》第7期。头条。
点评者：魏冬峰
《我们的成长》在题材上与本年度《人民文学》第1期中李浩的《碎玻璃》（本论坛推荐作品）相近，也是一篇关于教育和成长的小说。女主人公许朝晖的身上交织了两个主题：教育和自我教育。在前一个主题中，女儿兼学生的许朝晖是父亲兼老师的许校长的施教对象，家庭的困窘、父亲过高的期许和粗暴的教育方式使得聪颖好强的许朝晖在成长之初即遭遇重创。在后一个主题中，许朝晖采取了不同于《碎玻璃》中的徐明“以强抗暴”的反抗方式，而是走上了自我毁灭的生活道路。在结构设置上，小说以“我”作为叙事视角，在提供了一种正常成长模式的对照的同时，也隐约地引入一个青春恋情的线索。看得出小说灌注了作者真切的情感体验，颇能打动读者，这大概也是它成为本期头条的理由之一。但有待控制的情感宣泄方式和稍嫌稚拙的叙事方式多少限制了这篇小说向更完美的艺术高峰攀援，这一点与《碎玻璃》参读比较一下就能看出来。
温亚军：《手心手背》，中篇，《人民文学》第7期。
点评者：魏冬峰
温亚军的《手心手背》（中篇）可以视为对小市民行为方式的一种呈现。生命垂危的岳岚岚出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想法，准备把自己的好丈夫吴一晗留给离婚的姐姐，而被岳岚岚弟弟抛弃的弟媳苗苗对吴一晗也不是没有结婚的打算。利益和伦理、义务和情感的冲突激烈地上演，一刀一剑都落到实处。作者用一副洞明世事的眼光刻画了各怀心思的女人们不同的言行做派，充分尊重了人物本身的复杂性，当下生活的烟火气也就出来了。小说的叙事亦不乏老到之处，遗憾是写作还是有点平面化，“贴”是贴得很紧，但深得还不够。
黄咏梅：《草暖》，短篇，《人民文学》第7期。
点评者：赵晖
小说专注于日常家居生活的平淡，围绕陈草暖为腹中孩子起名一事缓缓展开。故事涉及了一些极易出戏的材料，“普通的没有任何奇迹机会”的草暖，偏偏有个一路升迁的丈夫王明白，而王明白的办公室里当然也不会缺少一个美丽干练的女秘书古安妮；但同时小说又有意悬置了一些真相，使读者无法知道王明白初次见面就在一群女孩中记住了草暖的名字，究竟是对她一见钟情呢，还是仅仅因为记忆力好？而面对古安妮的辞职，王明白内心又有怎样的酸甜？精心的细节设置表明小说极力想避开家庭争执、办公室恋情等庸俗情节的陷阱，但由于对叙述力度把握得不够准确，终使小说如石在崖上，只欠一推。于是，出之于平淡的《草暖》，也失之于平淡的散乱，而这个生意盎然的题目本来可以带给我们更多期待的。
鬼子：《大年夜》，中篇，《人民文学》第9期。头条。
点评者： 赵晖
大年夜的故事是由“小”开始的。临时拿捏着小权力的莫高粱贪图小利，在对更弱者老阿婆的掠夺、关押中完成了对权力威严的模仿。然而，这样的小恶却不能从灵魂的审判中逃脱，于是便显出主题的“大”来。
小说延续了鬼子对弱势群体一贯的悲悯情怀，依然在极致的情境中显示了对现实生活的穿透力度。《大年夜》也在尝试新的突破，莫高梁刹那间由人变鬼，使故事获得了两个叙述层面：一是活着的人们对莫高粱之死的冷漠淡然；一是死去的莫高粱对老阿婆性命的极度焦虑。显然，后者是使小说深入复杂的关键。然而，意外死亡的情节设置，虽然让莫高粱及时反省权力的暴虐，但人物性格却没能沿着其自身的逻辑水到渠成地发展，故事情节的突变与人物性格的陡转之间的洽接有不够契合圆润之处。结尾宽恕的温情部分，也似乎有意改写了鬼子以往作品（以《被雨淋湿的河》为代表）“冷酷的爱”的主题风格，但小说的震撼力却也随之减弱。也许是鬼子在“革新”与“守旧”间的游移使小说出现了分裂，尝试虽可贵，但此篇的整体效果反倒逊于以往，只能称得上是“半部佳作”。
莫言：《月光斩》，《人民文学》第10期。2004年度“《人民文学》奖”获奖作品。
点评者：邵燕君
小说名字起得很漂亮，写法也“很莫言”，开头和结尾还用了“伊妹儿”、“附件”的形式结构，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求新的作品，但细读下来，满眼给人的感觉却是旧。这里的故事是旧的，基本脱胎于《眉间尺》，连作者自己在小说结尾都这么说；“出彩儿”的部分是旧的，那些对色彩和感官本能目眩神迷的渲染，自《透明的红萝卜》起，经电影《红高粱》的推广，不要说文学读者，全国人民都耳熟能详。经过《檀香刑》、《第四十一炮》的花样翻新，再转回身去玩旧戏法，实在产生不了多少艺术冲击力。这还不仅是读者“审美疲劳”的问题，更由于文本失去了当年的虎虎生气。唯一新的就只剩下了电子邮件的形式，但其运用方式实在像一个换笔太晚作家的乍然求新。所谓的新形式与小说内容之间没有本质联系，把作为开头结尾的“伊妹儿”正文删去，“附件”中的故事主体基本毫发无伤，作为短篇小说，这样的形式探索基本可以说是失败的。再有，如果故事的主体在“附件”里，讲述者应该是发“附件”的侄子，但进入故事，发现讲述者的口气时时又变成莫言，好像的莫言把附件的事给忘了。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不能不让人怀疑，这个“伊妹儿”的形式是不是莫言随手捡来贴上去的？客观地说，这篇小说的艺术水准并不低，如果是一个新作家写的，其潜力应受文坛重视。但在莫言的序列里，实在算不上好。其实，即使再伟大的作家也未必每次产下的都是“金蛋”，但既然获了奖，就难免让人这样要求。
魏微:《异乡》，短篇，《人民文学》第10期。
点评者：魏冬峰 赵晖
与徐则臣的《啊，北京》（《人民文学》2004年第4期，本论坛推荐作品）一样，魏微的《异乡》书写的也是来自“小地方”的“外地人”在大都市漂泊的感受。小说里有一种“迷人的真切”。“异乡”隐喻“家园”的迷失：几经挣扎、洁身自好的许子慧在异乡大都市里有一种委屈遍尝的茫然，然而“家乡”小城却用其粗暴龌龊的“丰富”想像拒绝了她身心的回归。小说对异乡体验之真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散文化的叙述语调，细节和动作上的斤斤计较又使小说避免了单纯的情感独白，显得饱满有力。不过，在魏微的“小城 ”系列里，此篇仍不算上佳。挑剔地说，母亲的形象作为一种对位的设计，代表跳出来的“小城”，是个扁平但有力度的角色，可惜这部分构思表达得过于直露，倒使这个人物多少带上了点漫画的色彩。
葛水平：《喊山》中篇，《人民文学》第11期。
点评者：魏冬峰 赵晖
小说以“喊山”这一太行山区的风俗开篇，饶有兴味，乡土气息扑面而来，情节推进也很紧凑；后面的讲述却有意放慢了，渐渐透出一种抒情气质，这种气质使小说的语言独具特色，也使小说对人物始终怀有温情，血腥与暴力的成分被推远了。《喊山》失在人物塑造的模式化上：有了一个纯净美好、命运坎坷的哑巴，就一定要有一个泼辣、自私的村妇琴花，直露的设计削弱了小说的阅读效果。
童若雯：《金枕头》，短篇，《上海文学》第1期。
点评者：邵燕君
《金枕头》与作者同期发表的《我的前世丈夫》写的都是跨越阴阳两界的情境：死去的母亲与被生活摧垮了的儿子之间的直面相对，活着的女人与 “前世丈夫”的幽冥相逢。《金枕头》主要由对话构成，全文笼罩在一股阴暗低沉的鬼气之中。在母亲的娓娓诉说和深情爱抚下，满脸尘垢疲惫不堪的儿子重新变回干净漂亮的孩子，但儿子的诉说又将一切拉回现实，在母亲心痛而又失望的目光关注下，儿子那张因失败而变形了的脸越发令人不忍目睹。最后，母子互相依偎着买了一对金枕头（即榴莲），然后，各抱一个，“向命定、相反的两个方向走去”。正如作者在篇后访谈中所说的，金枕头是一个象征，象征给予而又掠夺的爱。小说借用幽冥对话的方式，深切地表达了母子之间那种最深沉也最沉重的爱。不过，小说的主题立意有点过于突出，多少有点习作的味道。童若雯的名字对大陆读者还比较陌生，在台湾也是文学新人，作品有生涩之处在所难免。不过，她的作品确实让人有新鲜之感，这倒不是由于作者的海外身份，而是那种建立在哲学思考上的结构方式、虚拟对话的写法，对当前写实风格过于强盛的大陆文坛是一种冲击。
李红旗：《捏了一把汗》，短篇，《上海文学》第4期。
点评者：邵燕君
《捏了一把汗》是《上海文学》在精品小说栏目“月月小说”中重推的篇目。正如篇后评论文章中几位研究者所说的，作者以一种非常“狠”的方式写出了据说是“70后作家”特有的无聊感和价值虚无感，力道的确很足：铁石心肠的旗哥满怀赞许地看着他的后继者盛可以朝着“良心被狗吃了”的“境界”直奔过去，最后，因发现这孩子良心未泯，而为他“捏了一把汗”。小说的主人公名叫红旗，大概是作者李红旗的自谓，而盛可以与“70后”著名女作家盛可以同名，估计也不是巧合，这样的安排如果不是纯粹的调侃，可以理解为是“70后”作家的精神自况。对于这样的价值观作何解读评价此处暂且不论，单从艺术上说，小说存在的明显问题是，立意主旨和情节人物缺乏应有的融合。小说主人公“我”的身份不过是一个种地的农民，但其所思所感一举一动都像个忧郁颓废的都市诗人。比如这样的句子：“每当气温下降到摄氏零度以下的时候，我就会感到压抑、伤感，常常莫名其妙地流眼泪。我不能理解气候。这也许是我压抑伤感的原因。”这样飘忽的写法可能被认为是先锋，但先锋的本质是对传统的突破而不是缺乏基本功——此处界限的模糊，正是当前中国文坛伪先锋充斥的重要原因之一。
阎连科：《革命浪漫主义》、《柳乡长》，短篇，《上海文学》第8期。
点评者：邵燕君
《革命浪漫主义》和《柳乡长》也是“月月小说”栏目重推的篇目。它们讲述的都是如作者长篇《受活》般荒诞不经的故事，其语言风格又像另一部长篇《坚硬如水》：如水狂泄的恣肆汪洋与其说是语言狂欢不如说是一种失控的自我膨胀。《革命浪漫主义》似乎在戏仿“文革”的文艺腔，但叙述总是轻易地滑出那个时代特定的意识形态和语言规范，这就使所谓“戏仿”无法成为具有象征意味的“荒诞的寓言”，而是沦为一场荒唐的胡闹。比如，小说中的营长为了劝说美丽的姑娘嫁给又红又专却粗鲁丑陋的三连长，竟然说：“什么董存瑞、邱少云，其实哪一个都不如我们三连长。董存瑞不就是在万般无奈时把一个炸药包举在了头上嘛，……”这种酒桌“段子”式的油腔滑调虽然今天到处流传，但当时的人们却不会说，有着丰富阅历的作者怎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这实在不是由于无知，只是太漫不经心，甚或哗众取宠。同样的问题存在于《柳乡长》里。《柳乡长》的主体情节来自作者半年前出版的长篇小说《受活》，似乎是长篇小说里的一段又兑了一些水。这样的漫不经心里有一种“客大欺店”式的妄自尊大，它不仅是针对刊物、读者的，也是针对文学的，这是无论多么大的“大师”都不该有的。
张学东：《寸铁》，短篇，《上海文学》第12期。
点评者：邵燕君
张学东是一位正处于上升期的西北作家，他的《寸铁》和《跟瓶子一起唱歌》在《上海文学》“月月小说”栏被作为重点作品推出。《寸铁》的开篇让人感受到一股颇强的残酷青春的味道，起首的几段文字很有劲道，这种劲道一直贯注在语言的节奏里，与故事的氛围很契合。小说的题材与王朔的《动物凶猛》相近，艺术上明显更讲究，结构是精心设置的，语言更洗练，内在紧张的节奏感始终关注着。但通篇读下来感觉却不如《动物凶猛》来得动人，大概作者只是专注地讲一个青春的故事，缺乏那份统摄全篇的元气淋漓。新崛起的年轻作家大都经过 “怎么写”的艺术自觉和技艺操练，但如何把这份“基本功”与“写什么”的经验内容打通、融合起来，也是一个普遍面临的问题。
朱朱：《屋顶上》，短篇，《花城》第1期。
点评者：过桥
这是一篇写“轻”的小说，走的是卡尔维诺的路子。把《屋顶上》和卡尔维诺的“祖先三部曲”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各自的特点了，两者最显著的区别是，《屋顶上》是“讲述”的，卡尔维诺小说是“叙述”的。“讲述”相对概括和抽象一些，“叙述”则更具体和形象。这就决定了，“讲述”的小说更易于直接表达出作家的意图，“叙述”则更符合小说作为一门艺术的特性，用故事和形象去间接表达作家的意图。朱朱专注于精神世界，尽量减少烟火气，使得小说具备了区别当下众多小说的品格，这是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小说里提供的这个传奇的小偷，缺少更多的生命的质感，像个牵线木偶，还没有特别鲜活起来。小说写的是“轻”，给人的感觉从整体到细节都是“虚”。不能像卡尔维诺那样，小说整体上是“轻”的、“虚”的，但是每一个细节，从脚尖和饭桌上的一个米粒都是“实”。这一点，朱朱还没有做到。不过，这样专注于实验的小说时下并不多，值得一读。
巫昂：《阿回》，短篇，《花城》第1期。
点评者：过桥
在本年度《花城》发表的众多小说中，《阿回》还是比较有特色的，其特色在于叙述的状态和小说的结构。小说的语言安静散淡，有点淡淡的忧伤，小资味比较浓，看得出杜拉斯的影子，这正好暗合主人公阿回的生活状态，漫无目的，没心没肺，又稍稍会萌生一点简单可笑的小计谋。这使小说整体上具有了一种平易的品质，它就在身边，呈灰白的暖色，与生活水乳交融。小说的结构也讨巧，这种分节小标题的结构优点之一是可以遮丑，在小说故事不是十分紧凑和故事性不强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这种散漫的扯动增加小说的张力。阿回的生活在故事层面上，乏善可陈，所以小说很难以故事取胜。巫昂的聪明之处在于，我不去争一个故事的脸，只说我知道的，想到哪说到哪，所以散文式的结构最合适。东一榔头西一棒，说多了阿回的形象自然就全面丰富了。对生活中的阿回散点透视恰恰成就了阿回，也成就了小说。一个平淡的阿回，缺少切肤之痛，但绝不讨厌，还有点让人心疼，小说的趣味就逐渐出来了。小说只是表现了阿回们的一种无根的生活状态，说写得多广、挖得多深，就不好说了。
苏童：《手》，短篇，《花城》第2期。
点评者：过桥
苏童的小说《手》与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短篇小说《手》同名，主题也相似：手碰了“不该”碰的东西。安德森笔下的“男教师”触摸了一个男孩的脑袋，被怀疑有恋童倾向；苏童笔下的“小武汉”抬过了很多死人，让大家发怵。最后的结果也相似，男教师后半生都在躲避，“小武汉”则是自暴自弃把一条命也搭上去了。《手》沿袭了苏童近几年的风格，朴素、绵密、日常，却能在琐碎的生活叙述里发现沉在生活底部的心惊。它和安德森的《手》一样，让我们的心、我们的身体的每一部分和这个世界一样，都变得可疑和寒冷起来。小说称得上一部圆熟的作品，只是以苏童自己的水平来衡量，仅属正常发挥。
刁斗：《身份》，中篇，《花城》第3期。头条。
点评者：邵燕君
小说讲述了一个人丧失身份的过程：中年男子于非愚出差归来，原有的一切全变了，家里的电话成了空号，妻子有了一个也叫于非愚的丈夫，孩子不认亲爹，父母不认儿子，朋友也对他的身份失去了信任，最后在妻子的操纵下，于非愚不得不成了自己的堂弟，他代替在矿难中身亡的堂弟生活在这个世上，用堂弟的身份和堂弟的妻子和孩子生活在一起，自己的身份消失了。小说力图说明，一个人身份的确立其实是被“叙述”出来的，必须有“他者”的认可，如果这一前提不存在，一个人将无力阻止自己主体性的丧失。
小说立意深刻，起笔不凡，对人物一步步失去身份的心理状态把握得很真切，令人在梦魇般的瘫软状态中感到无可奈何的绝望恐惧。但小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这就是没有处理好主题的荒诞性与现实合理性之间的关系。小说一些主体情节的设计缺乏基本逻辑和可信细节的支持，显得任性而随意。为什么于非愚的妻子、儿子、父母在看到一个和他们的丈夫、父亲、儿子一模一样且能说出贴己生活细节的人时，全都没有丝毫的惊异、惶惑甚至基本的好奇心，而是二话不说地将其拒之门外？小说没有给出任何现实合理性或文化特异性的解释，所有的门都是被强行关闭的，目的就是将人物推到作者设计的绝境。难道这就是荒诞？荒诞应有荒诞的轨道和逻辑，而不是作者一意孤行的通行证。并且，只有建立在“人之常情”上的荒诞才能深入揭示出人类真实的荒诞处境，小说中人物的地狱才是现实中你我的深渊。否则，于非愚是死是活与读者何关？他不过是作家恶作剧的倒霉蛋。这样的荒诞就与胡扯近似了，使一次可能的“卡夫卡式”的追问滑向游戏之作。
孙惠芬：《一树槐香》，中篇，《十月》第5期。
点评者：邓菡彬
小说写美丽的二妹子在娘家的村子旁开了一家小饭馆，略解丧夫之愁。“一树槐香”象征了她审美化的性意识，但是村民们不能理解，只能用忌妒和羡慕来传播她和亡夫的性爱故事。尔后，二妹子重新寻回身体意识的努力始终处在男性欲望世界的挤压和乡村道德罗网的注视之下，最终她只得逃离。不过，用“一树槐香”这个身体意象统摄这样一个复杂的文本，似乎不如孙惠芬的另一篇作品《狗皮袖筒》（《山花》第7期，本论坛推荐作品）中，“狗皮袖筒”这个意象来得自然便当。“一树槐香”像个孤立的意象，不能在细节的支持之下化开到全文之中，却在男性话语和的社会话语的汪洋大海中被淹没了。可惜了。
盛琼：《苏醒》，中篇，《十月》第5期。
点评者：邓菡彬
《苏醒》讲述了一个女人不断追求爱情却不断失败、最终因爱而失去生命的历程，全篇弥漫着对浪漫的渴求，有些片断写得不错。然而，就整体而论，小说显得稚嫩。作者想把个体的体验上升为对男女之情的普遍表达，却又拘泥于单维的感觉无所超拔。从小说可以看出，作者有着对笔下生活深切的体验，但表达得过分急切直露，缺乏对如何把这体验化为文学艺术的充分思考。有些地方甚至像电台的“午夜倾诉”之类的栏目中的倾诉者一样，陷入喋喋自语，有过分自恋的倾向，缺乏小说叙述应有的节制。
邵丽：《明惠的圣诞》，中篇，《十月》第6期。
点评者：邓菡彬 卢燕娟
小说写乡村女孩明慧在高考失败以后入城当小姐，随后又被一个颇有情义的老板包养的故事。故事本身不乏张力，细密的笔触、冷静的行文，也让我们对它颇有期待。但结尾却有些没来由。也许一次圣诞节的被忽视足以摧毁女主人公原本脆弱的心理依凭，但把“为什么寻死”这么重大的因由完全扔给读者，很难说不是作者的偷懒或乏力。就因为缺了这一块板，一整只木桶也没能盛住多少水。
陈启文：《太平土》，中篇，《十月》第6期。
点评者：邓菡彬 卢燕娟
小说中的土地，象征意味浓重，不仅孕育人、动物、庄稼等一切生命，并且让一切生命从中获得力量，让一切人间悲欢在此获得升华、安慰，以及生命最终的栖息地。这样一个地母意象，为情节的发展注入了几分底气。不过，通篇览看，却感觉它有“从文本到文本”的嫌疑，似乎不是完全出自作者对生活的直接感受，而更像源于从城市角度来感悟土地的哲思和其它写农村、土地的作品。让笔下的农民来承担作者的哲思也有点牵强。看上去，小说仿佛有郁郁葱葱生态良好的植被，但底下只是一层浮土，一锹下去就触到岩石。像过去王润滋《鲁班的子孙》等作品，虽无《太平土》这样对土地的哲学提升，但它们那些扎实于生活的细节和情感，却使它们拥有更强的艺术力量。
叶弥：《小女人》，中篇，《钟山》第1期。
点评人：王颖
小说胜在轻灵，塑造了一个宿命、矫情，却又有些缺心眼的那种憨且拙的小女人。小说延续了作者一贯以来对心理活动十分漂亮的描摹手法，并具较为浓厚的生活气息。叶弥将情节有机组合进故事的发展中，在枝蔓的剪裁上比较干净，写生活边边角角的小感受，更需要节制而戒泛滥和铺张。不过，该篇将氛围渲染得迷离优美，以期表现小女人的那种阴柔内敛，这种典型的叶弥情调，也带出了这篇小说最大的问题。选取下岗女工作为表现的对象，一定有叶弥拓展题材、写作路面的野心在内，但我们却没能从故事里看出写社会写大众的意思，主人公面对着现实迫在眉睫的沉重负担，却只是偶尔在她脑中一闪而过便又继续沉溺于一种感觉的自造和消遣中，而这种精微诗性的美感是否能够属于一个下岗女工所有？一方面这个场景被描绘得分外精致，另一方面却也因为身处于不般配的背景中而顿显突兀，让人觉得叶弥笔下的人物始终仍是叶弥自己，一个款款道来的小女子，带来一些小情调、小细节，触及一些小爱恨、小心理。这种叙述者代人物讲得太多的后果是细节一深究就会显出不真实，而自身的风格也会凝滞难超越。她把自己固有的情调倾诉于下岗女工，人为拔高了主人公所能到达感受的高度和深度，但她想开掘生活的力度和广度，却重不下去，更像一场小家碧玉式的和风细雨。因此它在叶弥自身的序列中，不是最高水平之作。
王晓云：《海》中篇，《钟山》第2期。
点评人：王颖
小说更多呈现了情绪铺展的优美。主人公代表了不同于卫慧们的风格做派、另一类想挤进上海讨生活的“外地女人”。这种女人陈旧而矜持，恋慕上海的物质风情，喜欢做些不切实际的梦，虽然自私，倒也不比谁更坏。她们对上海这座城市有着无限的向往和梦，信奉“生活在此的人都会幸福而光滑”。但因为不是从小生长在此，而一直缺乏归属感，即使姿态做得再足，也依旧融不进城市的这片海。这才是她失落悲伤的最根本。两性战场的失利，更加剧了她对这座城市的幻灭。这个城市和它的爱情，都是一片茫茫海，将主人公孤立于内心的陋室中。作品将女主角的感觉把握得很细，年近四十还坚持一副妖娆的作态，她的痛，满含其琐碎又庞大的心事，更像作茧自缚，让人觉得可笑又可悯。
小说不足之处在于，作者对人物的认同性投射过多。沈莺莺毕竟不是落难才女只是个票友，作者却情不自禁地赋予她一种艺术家才有的苍凉品质。而既然强调了她来自“支边”家庭的身份，又未能和她后来的举止仔细照应，这都使小说的质地和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一样，透露出一种“无法掩饰的断离”。
郭文斌：《大年》，短篇，《钟山》第2期。
点评人：王颖
宁夏作家郭文斌在这篇小说中将更多的精力投诸在代表着一个地方传统的乡俗民风的展示上。作者从孩童的视角出发，把写对联、贴对联、贴门神、蒸馒头、放鞭炮、穿新衣、祭酒、奠茶、献饭、泼撒、糊灯笼、贴窗花、分年、坐夜、上庙、开新门、磕头、拜年、看戏、窗口窜亲戚……这些一个穷山窝的年里从三十到初一的仪式细细描绘了一番，凭借童言无忌的幌子，对他们做了一番有趣的嘲解。在给人原装纯粹的乡土气息的同时，将“童心”与“乡俗”联系在一起，这其中有成长中的童年生活的趣味，有那个岁月生活中的窘困，也有西部乡土人间的醉人的温情。然而，作者一向重抒情、轻叙事的特点，使得这篇故事作为小说本身不算成功，更像一篇记叙性的散文，结构空疏,，文字拖沓。
於梨华：《寻找老伴》，短篇，《钟山》第4期。
点评人：王颖
故事很简单，讲述了一位丧妻的老教授重新寻找老伴的过程，以老教授的眼睛呈现了两位代表着截然不同的价值观的女性。小说的目的或许是让读者自己思考，丧偶后的老年人应用什么样的标准寻找老伴。作为“当代留学生文学”的开拓者，长年旅居海外的於梨华始终关心着与她同龄的华裔知识分子当下的生活状态。小说依然显示了名家的功力圆润，或许与年纪相关，作者的笔触愈发平和淡然，逐渐抛弃了以往的戏剧性，在行文上更贴近生活现实，就像一个严格的记录者，在老人家事无巨细的絮絮叨叨间，故事就这样顺势而行。固然作者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情感阅历都体现在一个个清泉般温润流淌着的细节中，语言不乏对老年人心理状态描摹的熨贴与会心，可惜整个故事框架的落入窠臼遮盖了它质感上的优雅，使全文显得平淡有余，精彩不足。
艾伟：《菊花之刀》短篇，《钟山》第4期。
点评人：王颖
艾伟本年度发表了不少作品，水平大多比较稳定，但这次却没有好好写。在美国人类学家鲁恩?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一书影响甚众之后，高雅、柔和的 “菊花”和残忍、好斗的“刀”这两个意象已成为日本人矛盾性格的典型象征。敢继续用“菊花”、“刀”为题敷衍的小说，一定是有强大的故事魅力和故事背后的思想蕴涵，才能翻出新意的。本篇确实试图找到一个新奇的角度写人性，一个日军小头目和一个中国劳动妇女之间如母子般的感情，但新奇得怪异，令人难以置信。作者提供的对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的反思也没有超越以往这类题材的相关作品。总得来说，故事本身编织的别扭连同文气的装腔作势，使《菊花之刀》仅仅成为一场个人的文字操练。
红柯：《飞啊飞》，中篇，《钟山》第5期。
《玫瑰绿洲》，短篇，第6期。
点评者：王颖
红柯最近发表的两篇作品都不大令人满意。《飞啊飞》作为头条， “好看”有余而立意不足。故事在前半段进行得还算不疾不徐，有声有色，将少年的成长写得舒展自然，而作为私生子的主人公翔子，其心思因为特殊的人生经历应该很复杂，他对三个父亲般的人物形象老头、刘叔、马校长的复杂情感，都可以精工细刻到底，但作品却越写越潦草，例如文末以灰马被迫与红马交配、黑马在草原痛苦嚎啕的情节暗示翔子的父母，如此俗滥刻意的一个比喻反倒遮蔽了人物之间那些可以细细伸张的人性的角力。这些都使翔子的弑父行动更像匆匆收尾的无奈之举，悲剧意味一下被冲淡许多。如果红柯是立意将人物心灵挣扎置于宿命般无法摆脱的困境中，探索成熟与死亡的寓意，那么最后的交待如此仓卒狼狈，显然压不住阵脚。这次作者虽然收敛了一贯的大叙事手笔，意欲小开口往人性深处挖掘，但还是他的老毛病，每每搭好一个框架，撑起一个好故事的几个点后，却放弃了对它们的琢磨与敲打，手一软，圆都没画好，最后的效果只能是流俗。小说的心理描写不乏漂亮闪光处，但其性描写既不高明也不高级，似乎是宁为粗糙还要写，更像没完没了的意淫，格调低劣。
如果说《飞啊飞》尚因“好看”被选刊所转载，《玫瑰绿洲》则连“好看”都拒绝了。小说虽拖曳着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一些零零碎碎的影子，开篇的架势也似朝深沉厚重的鲁尔福风格而去，但似没有真正消化便赶鸭子上架了，因此文气始终不顺畅，小说不是流出来的而像挤出来的。以“死者是个很不寻常的人”做开场白固然不太寻常，但小说在开篇选取一个合适的叙述调门就如演奏前的定弦一般重要，调门太高，接下来势必中气不足。
刘庆邦：《赴宴》，短篇，《大家》第3期。
点评者：刘晓南
小说以一个乡村少年的口吻讲述了困难年月里“赴宴”的经历。对农村孩子的心理描写准确而细腻：由渴盼赴宴、赴宴未遂、期待落空的心理生成情节的波澜，将“一杯水中的风波”营造得跌宕生姿，展现了艰难岁月中人们为口腹之欲而上演的带泪的滑稽。刘庆邦的短篇小说向以选材巧妙、结构讲究著称，这篇“素面朝天”的作品虽然风格朴实纯净，但离浑然天成之境似还有点距离，显得稍欠斧凿雕琢。在作者众多出色的短篇小说序列中，稍嫌平庸。
王安忆：《一家之主》，短篇，《大家》第3期。
点评者：刘晓南
这是王安忆“新加坡人”序列中的画像之一，笔墨周到，不失水准。作者将笔触伸向新加坡一位平凡的老年男性，透过对其外表假象的解剖，呈现新加坡老一代人的生活哲学与人生风景。王安忆长于对生活纵深肌理的开掘和发现，她总能在各种生活背景中找到取之不尽的养分，这也是她令人佩服和称道的地方。从这篇小说可以看出，王安忆确乎在不断证明自己有驾驭所有题材的能力，但她从某一观念出发来寻找和比附某种生活的写作范式，似乎也为她超越自己制造了障碍。另外，小说将叙事放入抒发感慨的框架之中，有向散文游离的趋势；作者过多理性的自觉也使小说有滑向主题先行的危险。
黄梵：《良民》，短篇，《大家》第3期
点评者：刘晓南
小说书写了半个世纪来中国人熟悉的各种历史遭遇，试图通过交代一个国民党军统职员在大陆解放后谨小慎微的生活史，揭示社会政治对人的剥夺与摧残。这类题材虽然早已屡见不鲜，但仍然是一个可以无限挖掘的深矿。但是，《良民》既没有向我们提供更新的信息，也没能有新的拓展和发现，更没有比前人更出色的叙事技巧。从阅读感受上来说，这篇小说显得有些“柴”：有着瘦硬的骨架，却缺乏丰腴的细节，人物的性格面孔始终朦胧在薄雾之中，不“透”。小说叙述的画面也显得凌乱：处处着笔，却处处力度不够。语言书斋气有余，生动劲儿又有欠。对于写诗出身的作者来说，或许应保持一定的警惕：空疏跳跃在诗歌中尚可称优点，但在小说则未必。更细致、更服帖的细节铺陈，在小说还是必要的。
汪晟：《子非鱼》，中篇，《大家》第5期
点评者：刘晓南
小说讲述了我“大舅”的叱咤风云的一生：“大舅”的荒唐行为在严肃的历史中一次次阴错阳差、福祸相倚。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旋涡中，他立场不清、手段乖张，无数次放过了政治伸向他的橄榄枝，最终落到了社会的底层。然而，当现为首长的战友前来拜望、表示惋惜时，他却以一句庄子的“子非鱼焉知鱼之乐”悠然以对。小说的立意不错，虽没超过《白鹿原》中对政治斗争“鏊子”和“硬币”的经典概括，但“子非鱼”的超然姿态还是给历史留下了另一番想像空间。只是，作者过盛的叙述欲始终侵扰着读者的阅读。语言罗嗦，枝蔓太多，其饶舌尤其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看到这里大家已经知道，我的大舅不是一般的大舅，我的大舅跟许多人的大舅有些不一样，我的大舅是有许多故事可讲的。大舅当然有许多故事可讲，大舅要是没有许多故事可讲我这篇小说也就写不下去了。”这种自以为是的叙述语气频频出现在小说中，不胜其烦。
朱日亮：《水捞面》，短篇，《山花》第6期。
点评者：刘晓南
《水捞面》或许会引起偏好散淡清虚口味的读者的会心。小说具有一个有吸引力的内核：一个新寡的女子与一位半老鳏夫之间，在买卖水捞面过程中发生的若有若无、若即若离的情愫。然而作者将它们只作波光一闪的处理，让结局滑向常规的反面——半老先生最后找了一个与她一样年纪的太太，却不是她。小说依靠人物各自有限的心理猜度，充满了各种可能性与不确定性。最后，作者悬置了答案，留下了生活本身的不可解释性，也留下了意蕴的空隙。这是一篇淡而有味的小说，但它似乎缺少一种节奏的变化与浓淡的互衬，以至始终笼罩在一种薄雾状态之中——或许每一种风格都有其各自的遗憾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