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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余地《谋杀》，中篇，《山花》第2期。
这是一篇近年难得一见的仍然保持着强劲饱满的先锋探索力量的小说。
小说营造了一种连环套叠的循环讲述模式：“余地”既是小说《谋杀》（记做《谋杀》1）的作者，又是故事的主人公；在故事中，他就自己的新作中篇小说《谋杀》（《谋杀》2）接受了记者的书面采访，随即失踪；采访资料透露，《谋杀》2中的天才作家“罗列”最终被他自己创作的长篇小说《谋杀》（《谋杀》3）中的主人公“张力”杀害，而后“张力”销匿于世。《谋杀》2中有关“张力”作为小说人物代言人追杀作者“罗列”的构思，显然是在拆解传统文学创作的最后一道枷锁——小说人物自己跳出文本质疑作者的绝对权威。值得注意的是，“余地”、“罗列”、“张力”即是小说的人物，也是小说理论的术语，因此，《谋杀》的意义同时得以在技术层面展开，即一味追求小说的张力，而不留余地地否定罗列在小说创作中的合法性，终将导致小说的消失。作者似乎试图通过小说的情节及其人名设置来完成对“小说应该怎么写”这一理论问题的探索。结尾将谋杀小说的罪责指向“媒体”，或许也隐喻了先锋小说创作在市场围剿之下的困境？
《谋杀》最大的突破在于赋予了小说人物话语权和行动权，同时也将“元小说”手法推向极致。小说解谜的意义大于故事的意义，理论的意义大于叙事的意义，虽然这样偏执的形式追求可能会将部分读者的阅读快感“谋杀”殆尽，但如此充满锐意的尝试还是让人为之一振。先锋小说形式实验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就逐渐停滞，《谋杀》的出现难得地显出了一种内在先锋精神的继承与坚守。只是，欣慰之余也不免忧虑，这样的作品是否仅仅具有“标本学”意义，解构了一切的小说还能走多远？ （赵晖）
直言：张悦然《水仙已乘鲤鱼去》，中篇，《人民文学》第2期。
《水仙已乘鲤鱼去》是张悦然号称 “还纯文学以真面目”的“力作”，但读后的感觉是，这是迄今为止张悦然所有作品中最像言情小说的一部，并且模仿痕迹严重。比如，小说中“母女对抗&温情继父”的主体情节是近年来畅销小说惯有的模式，远可以追溯到香港亦舒，近可以在安妮宝贝的小说里找到模本。张悦然在这篇小说里大量地使用“亦”，估计也是受了安妮宝贝新作的影响，而安妮宝贝则是在胡兰成《今生今世》畅销后才“亦”了起来的，显见是学了那种旧文人的鸳蝴气。小说最漂亮的是题目，但在小说的后记附录中，作者也说了，“水仙已乘鲤鱼去”本是胡兰成的句子，胡兰成化用的则是李商隐的诗句。小说写的是成长之痛，张悦然一贯的生冷怪酷风格还在，不过，少女抑郁的病态“情结”置换成了黛安娜王妃式的“厌食催吐”。这样一篇从情节到情结，从语句到氛围都印有模仿痕迹的媚俗之作，实在与纯文学无关，反而有向《花溪》《女友》等时尚杂志大量刊登的情感小说转化的嫌疑。
不过，更值得一说的仍是“张悦然现象”。《水仙已乘鲤鱼去》本是作家出版社2005年1月隆重推出的长篇小说，一个月之后，又在《人民文学》这样的权威刊物上发表，不同之处只在于变成了中篇。这种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小说界》2004年第5期以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的《红鞋》，其实就是3个月前由上海译文出版推出的长篇图文小说《红鞋》的文字稿。此外，《花城》、《小说界》同期（2004年第5期）发表的《谁杀死了五月》，也在曾收入3个月前出版的畅销小说集《十爱》（作家出版社2004年7月版）。是什么原因促动这些著名文学期刊一窝蜂地争发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作家的作品，甚至不惜打破最基本的刊发原则？张悦然真是“超级大腕儿”了，她和出版社扔什么，我们的主流期刊就接什么。如此情形不禁让人预想，当这股“80后”的旋风吹过以后，出版社和小作者们都将各有斩获，到那时需要承担后果的，大概只有六神无主的文坛。 （文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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