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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方方《出门寻死》，中篇小说，《人民文学》去年第12期。
在这篇小说中，方方以走进生活、贴近人物姿态，书写了当下武汉小市民阶层的生存悲喜剧。在下岗女工、家庭主妇何汉晴这个人物身上，依稀交织了印家厚（池莉《烦恼人生》）的现实困窘、福贵（余华《活着》）的“活着”哲学、张大民（刘恒《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乐天知命，这几可令何汉晴成为新一代底层“小市民”的形象代言人。她为家庭尽心尽力地奔波操持，但公婆和丈夫等人不但不领情，反而对她极尽冷嘲热讽。“出门寻死”因而成为她挽回自尊、向家人的冷漠示威的一种方式。但小人物想发脾气，动静都是有限的。经历了一番极富戏剧化的“寻死”之途后，何汉晴发现“寻死”不过是她小小的一次奢侈，最终她还是得回到那个遍地都是“芝麻”的生活现场。小说写得饱满鲜活。“憋大便”和“捡芝麻”的隐喻内涵精粹鲜明，贴切传达出何汉晴的日常处境；大量武汉方言的运用不仅原生态地呈现了武汉的底层生活风貌，也与近年文坛的方言写作潮流合拍。
平心而论，这是篇好小说，写尽了小人物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徒劳挣扎。如若它出现在80年代“新写实小说”勃兴之际，或是出自当下其他作家之手，也许都会令人更欣喜。以“新写实小说”作家身份广为人知的方方，曾经由于在写作中始终坚持知识精英立场、和生活保持一定距离的观照，从而得以和同为武汉女作家的池莉区别开来。作为方方的新作，《出门寻死》却体现出完全服从现实的逻辑，这样的变化引人关注，也让读者的欣喜多少要打点折扣。 （魏冬峰）
推荐：《卖米》，短篇，《当代》第6期。
《卖米》写的是一个乡下女孩为了给父亲治病，跟母亲一起去卖米的遭遇。小说写得纯朴感人（作者曾说，“这不是小说，里面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真实的”），对农民物质上的贫穷和心理上困窘有一种深刻的体认和表达，一些细节的把握颇为精彩，而方言有节制的运用，既贴近了生活，又具有地方色彩。虽然小说的行文中也不无稚嫩和学生气，但显示出了与30年代左翼作家柔石、叶紫相似的风格与追求。在 “青春写作”一片装冷作酷的“叛逆”“忧伤”声中，《卖米》发散出一种珍贵的清新和温暖。可见所谓“新新人类”的写作并非如此单调，文学传统总是代有传人。关键还在于我们的文坛伯乐是否真正有心发现新人，而不是一窝蜂地去追捧明星。可惜飞花不幸早逝，否则，这位北大才女也许会给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飞花，原名张培祥，1979年生于湖南醴陵一个山区农户，1997年考入北大法学院，2003年非典期间患白血病，住院治疗三个月后于8月27日去世）。 （李云雷）
直言：榛子《南方北方》，中篇小说，《人民文学》第11期。头条。
小说以上海知青望秋、望岭姐弟和范伯祥、范北方兄妹为线索，讲述了那一代青年人下乡前后错乱迷茫的生活。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小说的架子都搭得很足，但给人的感觉笼统地说却单是一个“急”字。在故事行进中，叙述人仿佛一直都提着一口气，脚不沾地地从一个段落扑向下一个段落。知青上山下乡和返城的故事原本有诸多文本资源可以调用，《南》也确实没少调用，私生子、“小芳”式的姑娘、为回城而抛妻弃子的男人、海外关系，等等。如此因循套路而又缺乏对生活的个性化记忆，人物便只能起到路标的作用。另一方面，小说也没能抓住情感细节来减缓叙事的节奏，人物之间的感情都是直接被讲述而非被细致地描述出来的，使文本流于干枯；读者被动地追随流水一样的文字匆忙向前，完全丧失了体味和思考的机会。米兰·昆德拉曾说“小说是速度的敌人”，读这篇小说不禁加深了对这句话得理解。 （赵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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