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冬峰

　　继《风声》之后，《人民文学》二度刊出了长篇小说——严歌苓的《小姨多鹤》。小说延续了《扶桑》、《第九个寡妇》等严歌苓创作中着力塑造隐却自我、性格执著、长于以不变应万变的“东方女性”一脉，向读者奉献出“地道”的日本女子多鹤和地道的中国女子小环这个形象。
　　小说以因战争被遗弃的日本孤女竹内多鹤的命运次第展开情节。也许从因战争被遗弃在中国、也许更可早至随着代浪村人踏入中国土地始，16岁的日本少女竹内多鹤便注定要面对一个既暧昧不名又曲折多舛的丰富人生。从此以后，一个个交织着国族的、命运的、人性的、性别的、血缘的、伦理的、情爱的小人物的大故事在当代中国的大时代中书写出一幕幕以爱与善打底的悲喜剧。多鹤被卖入因妻子小环遭日本兵追赶而导致不育的张俭家里，暗地里被当做张家传宗接代的工具；新政府成立，多鹤见不得天日的身份让这个家庭被迫迁徙，在新的环境中，多鹤是自己亲生孩子们的“哑巴小姨”；一个弱者的血泪身世史，让多鹤的生命中绽放出了一段短暂却永恒的爱情之花，她与自己三个孩子的父亲张俭相爱了；“文革”来临，女儿涂改出身，儿子造反，丈夫入狱；“文革”结束，多鹤的日本身份突然又炙手可热，她回到日本，接女儿一家去谋生，接丈夫张俭去治病……在作者笔下，多鹤的人生虽然曲折，但回想起来除了她被欲望化的“日本”体征、像扶桑一样被赋予“被看”的身份色彩和她对身居其中的中国家庭的生活习惯几十年如一日的“日本化改造”外，多鹤能给人留下的印象其实远不像她的命运那样丰富，尤其是作者将情节的转折诉诸于多鹤一遍遍地对小环、张俭、小彭等人讲述自己的血泪逃亡史，不免处理得有点简单，而且使此后的叙事失却了部分张力。相比之下，反倒是“母亲”小环的形象日渐生动丰满。虽然同样有着妥协与隐忍的行为特征，但与多鹤最初为了生存而“忍”不同，小环的“忍”则根源于爱，源于在妻子和孩子之间只能择其一时，丈夫张俭力排众议地选择了妻子。从那一刻起，小环的生命便无条件地与丈夫融在一起了。以爱的名义，她的爱与恨都拿捏得太有分寸，这样的妥协和忍让虽然“愚昧”，却也更贴合她生活的那个时代环境和她个人的心理逻辑。直到丈夫入狱后的“文革”时期，小环的时代才真正来临，她在逆境下的泼辣与乐观，她在屈辱中对生活的热情与智慧，使她取代丈夫成为家庭新的支柱，虽然柴米油盐琐碎卑微，她却生机勃勃光彩照人，这样的形象作者显然驾驭得更为得心应手。
　　当然，即使在主题人物的塑造上有着概念化的痕迹，比起《扶桑》、《第九个寡妇》等作品，《小姨多鹤》还是以其贯穿始终的情感魅力和富于生活气息的细节与场景略胜一筹。
　　
　　第4期《人民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是阿来的《空山》（第六卷，长篇）。它的发表不仅意味着长篇史诗性小说《空山》的写作终于告一段落，更可能意味着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当代文坛对中国当代史的书写终于有了一个相对完美的收获，或许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在处理类似的题材领域时，《空山》都会成为测算当代作家精神向度和当代创作艺术水准的一个参照物。之前问世的五卷《空山》虽然已经显示了作者对当代历史深度把握的功夫和对当代生活谨慎描摹的定力，但最近十余年来当下文坛的写作现状总是令人在阅读太多成名作家的新作时怀有一种隐忧，这样的心理在阅读《空山》时便总是让人一边叹服一边担心，担心小说的未完成部分会有这样那样的遗憾或瑕疵。然而，阅读完第六卷，相信读者们始终悬着的心可以安定下来了：《空山》有始有终地以作者在中国当代史的大背景下对藏族山村生活的历史呈现和对藏族人心灵和信仰的恒定观照而卓绝于近年来的大多数当代长篇创作之上，这一方面是作者艺术探索的成就，另一方面则是作品所依托的得天独厚的地域及相关的地域文化——藏区生活传统和当地民间信仰的力量。
　　《空山》（第六卷）不像此前五卷那样以人物和事件为主线，某种意义上，它更像是在对此前的“历史问题”一一做出解答，虽然所有的解答也都是通过具体的人物和事件解决的，依然葆有小说一直保持的丰富性和层次感。在此前五卷中历经沧桑的主人公基本上都汇聚到了第六卷。他们或者依然延续或者开始反思自己之前的行为方式，支撑这种延续和反思的自然是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和应对。于是，我们看到在第五卷中为赚大钱疯狂砍树的拉加泽里出狱后开办了植树公司认认真真地栽树；第三卷中积极响应“政策”紧跟“指示”令猎人达戈惨死于熊的怀里的索波“同志”也觉得自己“年轻时，跟着上面的号召，干了那么多对不起人的糊涂事”，以至于在达戈的好朋友达瑟面前“一副引颈受戮的样子”。像前五卷一样，第六卷依然延续了作者写作观念中“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它不缺乏极具“当下”特色的符号和对虽“负面”却也不失可爱的社会现象的呈现，比如风景旅游区、做文化考察的女博士和她的助手、古歌三人组、盗割电缆的两兄弟、为获更多的赔偿款而在传说中的水电站施工前家家户户加盖房屋的机村人；但与之对应的是，以拉加泽里为首的一批机村人所做的一系列恢复树林和湖泊的工作，达瑟之死以及他留下的那些歌词对呈现机村人真实内心的作用，以及一个极可能是机村祖先的古代村庄的发掘在机村人心里引起的震荡。而后者，才是机村乃至《空山》不致在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后被种种商品大潮裹挟和摧垮的安身立命之本。在近年来涉及当代生活的写作中，我们读到过太多缺乏把持和坚守、顺势而下、流于喧嚣和嘈杂的“变”的小说，有鉴于此，《空山》的这点“不变”才尤为难能可贵。此外， 像那个始终低调谦和的叙述者一样，《空山》不同于另一类高举神性旗帜、张扬理想风帆的当代创作的是，《空山》里的神性更为生活化，它多的是人性。即使浑身缺点却仍然可爱可敬的人们，他们的理想和信仰不是先验的，而是历经生活磨砺后才渐渐散发出璞玉般的光芒，不耀眼，却也能令人赏心悦目。
　　或许可以用小说中的话形容一下《空山》：“结实匀称的身板，挺直的腰身，青乎乎的腮帮，沉静的面容，坚定而略带忧郁的眼神”，这是《空山》的面孔；“什么新鲜的东西都能赶上，却像是什么新鲜的东西都不盼望”，“就像是那些新东西是自己非要找他不可”，这是《空山》的状态。“仿佛天地之间，从来如此。”
　　2004年前后在文坛引起关注并在后来泥沙俱下的“底层文学”，招致的非议之一即是写作者的身份尴尬：远离或者从未有过当下底层生活经验（“起于书斋止于书斋的不在场”）的作者能否仅凭道听途说、一腔热情就去为当下的“底层”“代言”？在一个有着深厚现实主义传统的国度，在一个很难挣脱现实主义命名的题材领域里，其“代言”的合法性和真实性何在？好在转型期的中国从不缺乏为文坛争议“买单”的资源，一直活生生地存在却始终被文坛“视而不见”的“打工文学”终于在众多体制性的努力下被打捞上岸，获得了在“国刊”亮相的机会。本期刊出的《国家订单》（王十月，中篇）即由一个打工者出身的作家讲述了一个打工故事。乍看之下，小说的确填补了“底层文学”众多先天的和后天的缺憾。首先，作者本人出身于打工者一族，身份确凿，血统纯正；其次，小说讲述的是作者熟悉的打工故事，取材来源可靠；最后，它讲述的故事超出了我们对“底层”、对打工者生活的概念化想象，因而可以被命名为“真实”。虽然小说对我们习见的劳资对立给出了一个不为人熟知却远不那么壁垒森严、事实上倒不无辛酸无奈的“真实”讲述，“国家订单”这一命名也不无反讽之意。但这样的写作仍然面临一些问题：首先，从“底层文学”到“打工文学”的演变，是否蕴含着一种从“题材决定论”到“根红苗正论”的思维轨迹？其次，即使放弃对“出身论”的质疑，“文学”毕竟不是天生或者不仅仅是一种天生的才能，当打工者的写作逐渐具备了“文学”的特质、体制性地变身为“作家”之后，他对自己曾经身居其中的那个“底层”的生活、立场、情感的“真实”体察还可以延续多久？此外，当“打工文学”消弭了“底层文学”中的“阶层对立”，呈现的是劳资双方的“共享艰难”，那么这般的“艰难”又是从何而来？这一点虽然不太“纯文学”，但好歹还符合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如果“打工文学”能完成当年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未能完成的这一部分，那它的功绩就大了。
　　【李云雷插话】
　　王十月的《国家订单》与其他“打工文学”、“底层文学”不同之处，在于它并没有仅在劳资关系上把握世界，而引入了“全球化”的视野，让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打工者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与处境。这可以说是一个双重性的压迫结构，在工厂内部，是一种阶级性的压迫，而在全球的分工体系中，中国工厂本身则是被剥夺的，处于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产业链的最低端。这种双重性的压迫结构不仅构成了对打工者的剥夺，对于工厂的主人“小老板”也是一种伤害。不同的是“小老板”所承受的只是来自世界分工的压力，而打工者承受的则是双重性压迫。从小说中对于美国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清这一结构。小说中的“美国”呈现出两个面影，一方面是911之后，生产美国国旗的订单构成了小说的主要线索，无论是“小老板”的焦灼，还是打工者张怀恩的猝死，我们可以说都是这一“订单”造成的，这显示出了美国在生产关系中“残酷”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小说中为打工者维权的律师周城，依靠的是美国的基金，这又呈现出“美国”善良、人性的一面。这两个方面都只是真实的，但惟其如此，才能让我们看到善良的“虚伪性”。如果说生产关系构成了人类关系的主导方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残酷”的一面是实质性的，而“善良”只不过是一种掩饰。另一方面，“国旗”在小说中也不无象征意义。美国人表达民族情感的“国旗”，却需要中国来生产，这是一种具有讽刺性的现实，也呈现了世界分工体系的戏剧性与喜剧性。在小说中，我们还能注意到一个中介，来自香港的“赖查理”，正如他名字的中西合璧一样，他也处于中国大陆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交接点上，在小说中他被赋予了一种神话性的力量，赖查理的一个订单，可以使一个企业起死回生，他一出现，可以将劳资纠纷消弭于无形，使工厂中焦灼的不同阶层如注射了强心针一般，焕发出生命的活力与生产的积极性。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生产的链条：打工者——“小老板”——赖查理——美国订单。这一链条同时也是一个多重性的压迫结构，所有的压力最后都集中于处于最底层的打工者。而这篇小说的最大价值，也在于对于这一结构的呈现，它以全球性的视野，对中国打工者的处境有一种总体性把握，让我们看到了更多层次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小说的中心人物是“小老板”，它的一个长处是描绘了“小老板”的多个层面，不像一般“打工文学”中仅仅将之描述为打工者的对立面，或者劳资关系中一种压迫性的力量，小说呈现出了“小老板”的复杂性，他的人情味，他的焦虑，他在妻子与情人间的关系处理，他对待工人与李想时的得失算计，为我们表现出了一个立体的“小老板”，一个丰富的“小老板”，这相对于较为僵化的“对立面”来说是一个突破与成功，不过如果我们以更高的要求来看，小说更多是在“关系”中来描述“小老板”，表现更多的是“小老板”们的共性，而这个“小老板”本身的个性、性格、形象却还不够鲜明，似乎还没有达到“这一个”的典型程度。小说对“小老板”这一阶层的描述并不是首创，“小老板并不容易”这一想法或主题也不是首创，在罗伟章的《变脸》、龙懋勤的《本是同根生》中，我们也能看到在夹层中备受煎熬的小老板。
　　对于这个小说而言，值得探讨的是它所着力倡导的一种“劳资和解”，即打工者与小老板面临共同的压迫“都不容易”，作者的立场与情感也更多倾向于“小老板”，这样一种倾向既是对真实社会关系的掩饰，也是对“新意识形态”的顺应，也在更大程度上遮蔽了打工者的真实处境，但或许超越了作者的主观规定，小说中描述了打工者加班而死的残酷现实，虽然这一事实在作者看来，或许不如“小老板”被逼爬上电线杆更加触目惊心，但也让我们看到了“更不容易”的一个阶层。在这个小说，我们看到了不少背叛，打工者背叛了老乡，小老板也是靠背叛发家的，李想也背叛了小老板，在他们看来，或许只有背叛才能发财致富与出人头地，但他们却没有对整个社会的逻辑进行反思，正如这篇小说一样，它以“打工文学”的名义背叛打工者的阶级意识，为文学界所接受并高度评价，但它只是顺应了当下的文坛与新意识形态，在美学与历史中并没有足够的突破及新因素
　　【张光明插话】
　　当“打工文学”的口号浮出文坛之时，它本身便被赋予了边缘的意义，甚至说它只具有以文学为依托的文学之外的文化内涵。正是所谓的边缘性使众多的“打工文学”作者被忽视，随着时代变化，打工群体的日益壮大和打工所涉及的众多的复杂的关系日益显著，“打工文学”才逐步被人们所关注，然而它一直特异性存在，置身主流之外。今天，他们自身以及一些评论者进入主流的冲动越发强烈，如何被主流认可，如何融入主流或与主流分羹，如何保持自身的本色，纠结着“打工文学”作者和相关评论者，使他们焦虑不堪。
　　作为“打工文学”的主力干将之一，王十月携其中篇《国家订单》在主流期刊《人民文学》（2008年04期头条）上占据了一席之地，而后《小说选刊》（2008年05期）又选登了此篇，“打工文学”迈出了重要一步，也具有一定的反响。《国家订单》是具有独特经验的一篇作品，在“打工文学”之中，也有一定的特殊性。作品没有书写打工这个特殊阶层内部不同阶层的对立冲突和雇佣之间尖锐的矛盾，而是从小老板的角度入手，写小老板由于资金断链面临破产而失望，到收到订单赶制产品而带来希望，再到最后却因员工累死的事故使小老板彻底绝望的故事。故事背后的雇佣矛盾不是焦点，矛盾之中温情的流淌是作者用心之处。面对再大的冲突，“同为打工苦命人”的默默理解和体验都会化解一切，沉重却又体恤的情感维系着这个小厂子里的每个人。小老板对李想有患难相助之恩，有共同拼搏的苦难经历和真情相帮；小老板对张怀恩理解、宽容和信任，面对威胁信和锋利闪亮的刀子，小老板假装不知，并委以重任，虽有巧妙化怨，拉为己用之嫌，但小老板确是真诚的；小老板和漂泊的妓女阿蓝之间，肉体和精神上都和谐相依，小老板从阿蓝那里感受到了家的温暖，阿蓝从小老板那里得到真情的皈依。小老板和厂子里的所有员工，在加班加点的赶制产品的五天五夜里身先士卒，不断鼓舞，兑现诺言，也体现了温情和相互关怀。文章最后，黑夜里，小老板不知不觉走上高压线架，看着地面上的人，他静静地给阿蓝打了个电话，说着空洞的告别似的话。当妻子哭着喊着“破产了我们再去打工”，“小老板突然感觉一片温暖”。当他绝望地准备“要给那片地方光明”之时，赖查理的电话有一次想起，“国家订单”要两天内赶制出十万面星条旗，“去他妈的国家订单”，小老板终于愤怒了，把手机扔得很远，用力撕碎了手里的星条旗样板。这个 “带着写作者的体温和心灵的热度”的结尾，也给读者带来了温情的感怀。同时，“国家订单”在此处有了一种讽刺的意味：社会劳务中雇佣之间的冷漠、压迫关系和不及人情只顾利益的不良状态。而此作品结尾，却是温情、理解、体恤、同情战胜了冷漠和压迫，利益似乎已然无关，所有打工者梦想破灭的地方都有无尽的关怀，是打工者相互取暖、共同患难的自我关怀。于是内在的讽刺，就成为了对社会关怀的呼唤，对社会关怀的诉求和渴望。同时，美国“星条旗”的意象也可以看出作者有意识地将眼光放向全球的空间，开始来探索全球语境下打工者乃至国家的发展可能性，当然，该作品或许由于篇幅和理念局限，探索没有深入下去，但这无疑是一个可以期待的良好迹象。
　　王十月站在对打工者理解和同情的立场之上（作品中的人实际上都是打工者），从小老板切入，书写打工者群体的生存处境和心理状态。这正是作者多年漂泊的打工生涯的切实体验和对打工者这个圈子的深切理解和熟悉的缘故，如作者所言“他们的人生，就是我生命的多种可能性，是我们这一代打工者的可能性，只是在人生的三岔路口，我们终于走向了不同的小径，然而远方是相同的，我们殊途同归。”看似简单的打工处境和心理体验，实际上是其他经验难以代替的，或许只有感受过“花儿开在伤口里”的“真切的痛”的人才能写出。作者书写这种“真切的痛”的体验是通过文学的手段，通过文字来呈现的。作者没有停留在“为了经验而经验”的写作状态，没有流水账式的记录打工者的故事，而是力求把经验和文学有效结合，用简单晓畅，质朴平白的语言书写他所熟悉的打工阶层的独特而又富有意味的故事，这独特性使文学作品的具有特异性，特异性也正是文学作品的价值。
　　脱开此作品来说，固然，“打工文学”可以作为文学的一个面向，但是笔者认为，似乎“打工文学”这个称谓有些狭窄，所谓“打工”更多是作为素材的，包括故事经验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思考。但是，不免让人担心的是，“打工文学”自身到底有多大的更新和拓展空间，如何超越仅仅依靠个人独特的经验来拓宽探索的广度和深度，如何避免自我经验重复，如何挖掘更深的文学因素，文学与“打工”如何有效的融合，创作更具有文学性，更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以及打工文学本身如何定位，如何与主流对接或是对抗，如何保持自身的特异性，依然是包括王十月在内的所有“打工文学”作者们深入思考和不断解决的问题。笔者坚信，“打工文学”本身的群体资源优势一定时期会长期存在，并且会更加壮大，“打工”这个“沧桑的词”（柳冬妩语）注定还有可待挖掘的广阔空间。 　　                                              
　　
　　《人民文学》2008年第3期、第4期推荐篇目：阿来：《空山》（第六卷，长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