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 南　

　　进入21世纪以来，对于“文革”的反思进入了更个人化的反思阶段。头条陈谦的《特蕾莎的流氓犯》（中篇），从“青春期”的角度切入，思考“文革”对于“青春”、“爱情”与“性”的扼杀。特蕾莎与王旭东都有一个发生在1975年的广西的青春期故事，初恋与性的萌动这些今天看来正常而平凡的事情，在那个年代却往往演变成决定命运的严重“事件”。这经历成了他们一生中各自的隐痛，在“原罪”的躲避与追寻之中，两人在海外相遇。同样是回望1975，同样是广西，同样注目于两性成长，这篇小说自然令我们想起林白去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致一九七五》。作为中篇，《特蕾莎的流氓犯》显示出叙述上的精巧：先在特蕾莎的叙述中将读者“误导”为王旭东就是特蕾莎的“流氓犯”，再通过王旭东的叙述，发现了另一个大同小异的故事。最后，才抖出“包袱”：王旭东并不是特蕾莎的、而是另一个女孩的“流氓犯”。这“剥洋葱式”的复杂纹理不仅令阅读饶有解秘的兴味，也使小说浮现出深厚的意味：那个年代的“青春期”之痛是如何贯穿于所有彼时的成长之中，因而具有怎样的普遍意义。与特蕾莎的忏悔相比，王旭东的叩问不仅伸向历史与时代，还透入了自省与人性的刻度，亦令小说升腾到更高处。
　　吴玄的长篇小说《陌生人》塑造了一个“陌生人”的另类形象，这一形象无论是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还是在当代文学中，都显得格外新鲜与独特。何开来名牌大学毕业后，并不是像许多人追求的那样，留在大城市内为成家立业奋斗，而是选择回到家乡小城。他先对市政府秘书一职吊儿郎当，又对炙手可热的电视台记者一职很快厌倦，整天混迹于酒吧中无所事事。在换服装一样换了众多女友后，他终于迎来了人生中唯一一次热烈的爱情。但当他得到了爱人之后，又随即厌倦了爱，而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另一桩完全不般配的婚姻：娶了一个有孩子的胖富婆，借以逃避掉所有人生的徭役：不需挣钱工作、不需生养孩子、甚至不需履行夫妻义务。他回避人生的一切责任，包括爱的责任，甚至因逃避而丧失了性的需求。在他面前，且不说人生之重，即使人生之“轻”也是无法承受的，生命本身已成了一种虚无。主流价值观、社会伦理道德在他那里，都成为一种虚设的存在。他完全自我地活着，对父母之死无动于衷，对男女关系玩世不恭。何开来的冷漠与陌生投射出的空洞，令人绝望。
　　小说以何氏三兄妹中的老二“我”何燕来为视角，讲述长兄何开来与“我”的双胞胎妹妹何雨来的故事。兄妹三人互为映照，各自代表了不同的生活态度，“我”是普通人，代表了大多数人的主流价值观；何雨来追求感官的享乐而蔑视世俗道德；何开来则是另一个极端，他无所追求，也无所遵守，甚至无所蔑视，他是这个熟悉的世界的“陌生人”。三人仿佛一把尺子之间的刻度，差距分明，“我”位于两个极端自我的人中间，这样的视角不仅巧妙地使作品的叙述立场与一般读者的一致，也更易获得价值认同与道德同情。
　　“陌生人”何开来的这种“格格不入”，并没有屠格涅夫、郁达夫“零余者”的那种社会挑战意义，而是与加缪“局外人”一样，带有某种现代主义的荒诞意味。吴玄巧妙地将之本土化的同时，亦将加缪原著中虚的成分“做实”了，日常化的生活描写与时代背景的揭示，使何开来牢牢地植根于我们熟悉的世界中。与加缪的“局外人”相比，吴玄的“陌生人”远离了概念，更能在中国当代土壤中找到出处。何开来之所以可以如此虚无地生存，在于他没有生存之虞。他如此清楚这一点，因而并不脱离“体制”去寻找自由，而是安于宽松体制（工作与婚姻），利用人们的宽容行使自己的自由。对于“体制”，他既高标又委琐，既不满又不反抗，既吊儿郎当又安于享受，既疏离现实又通晓生存之道。这种或多或少的现实对应，使“陌生人”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与现实性。
　　何开来固然是小说所刻画的一个极端人物，但现实生活中却不乏形形色色的表现。“陌生人”的存在状态其实或多或少地存在于所有人中间，只不过程度不同：有人是出于本能的逃避（如何雨来），有人是默默承受（如何燕来、何家父母），有人是看破之后的得过且过（如何开来与文如其）。小说透过生活实景的刻画追问存在，揭示出那个不易被我们觉察的时代症候。
　　徐则臣的中篇《天上人间》的故事似曾相识，是作者《北京啊北京》、《跑步穿过中关村》等“京漂”系列的延续。小说将第一人称叙述者锁定于一个“伪证制造者”的身份，讲述在北京为生存的边缘人的故事，他们虽没有何开来自我意识到的“陌生感”，却是努力试图摆脱实际存在着的陌生感的一群。作为外来者，融入大城市的生活，意味着适应和建立起一套新的生存法则，而“去陌生化”的动力，便是争取在城市中不再有陌生感。他们所努力的正是何开来所不屑的，这或许便是所谓“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进来”罢。《天上人间》与《陌生人》各居一端，从不同的角度描绘出两种边缘的存在，而这边缘，恰恰是最具有时代色彩的标本。但两篇小说在境界上却有高下：前者写“生存”，后者写“存在”。或许，如何超越生存层面，进入“存在”领域，正是徐则臣面临的难度与挑战。而且，作为一篇写生存的小说，《天上人间》也没有超越作者以往“京漂”系列之处，小说的周正、瓷实无法掩盖内容的陈旧、老套；小说技术的熟练也无法掩饰作者对生活欠缺更深的把握，如在刻画北京女孩时，对其身上所负载的北京文化那种想当然的处理，便减损了小说中的各个人物的典型意义。
　　姜贻斌的《洞穴》（中篇）与阿航的《芒果》（短篇）也以文革为题材，都属于“墙上有杆猎枪，最终要让它开枪”的路数，但故事的意思大于反思的意义。相比《特蕾莎的流氓犯》，《洞穴》最后的乞求“原谅”未免虚以委蛇，缺乏真诚；而《芒果》中概括的论断总是代替细节的描写，如此的越俎代庖有损于故事本有的丰腴生动。余岱宗的《第三人称》（短篇）与《陌生人》似有相近之处，但写实与蹈虚的功夫都不够，使小说流于荒诞。罗望子的《墙》（短篇）前面的叙述有滋有味，惜乎结尾收束匆忙。权聆的《绿林遗事》（中篇）文如其题，绿林故事而已，却不如通俗文学中的绿林故事精彩。
　　《收获》2008年第2期推荐篇目：吴玄《陌生人》（长篇）
　　陈谦《特蕾莎的流氓犯》（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