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纯

　　自从《清水里的刀子》以来，石舒清的小说就以其情节的淡化、叙述的抒情化、结构的散文化引起文坛的关注，本期的《麻花客》（短篇）也不例外。这篇小说同《花城》05年第1期刊发的《果核——记邻村的几个人》风格接近，从被唤为“麻花客”的干爷写起，用简明准确的笔触让干爷和他的四个儿子呈现出各自的生活真实，语言一如既往地清疏俊朗。其中，对于那位命里可坐四十天江山的干爷的刻画，显现出作品不同于当下主流的、独具一格的文化底蕴。然而，正如小说所言，“和干爷高古奇清的一生相比，他的儿女们都是没有什么可说，说来倒好像是给他老人家脸上抹黑似的。”无论是精明的王敬一，还是卖血的鞋匠，不管是摆摊的阿尤布，或是疯癫的老娃，虽然仍旧各有各的故事，气象上却比干爷差了一大截，多少都有点市井小家子气。似乎和后辈们的“不肖”相应，小说后半部也显得劲道不足。或许石舒清正是希望通过这种落差传递出某种关于颓败的暗示，但这种处理方式使得小说本来就略嫌散淡的意绪更加清淡。
　　本期头条推出的阳明明的《崔琴》（中篇），实际上由一个简短的前言和九个相对独立的故事构成，这些故事除了都发生在那个叫做“孚逸河边上的迦鲆”的地方外，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在“前言”中，《崔琴》被描述为一本从旧书摊上花一元钱买来的废品，作为“本书作者妻子”的姓名，“崔琴”被当作小说的题目也就包含了相当的随意性或游戏性，写作的严肃性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消解；与此同时，每个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也被刻意模糊，不同的时代背景得以在同一篇小说中杂陈并置：这种自动减负的拼贴行为，显然是为了获得一个更为自由宽松的表现空间，作者由此可以放开手脚，随心所欲地在这块自己开辟的文学版图上反复涂抹、练习。应该说作者在这九个故事里体现出了相对完整的小说意识，只可惜每个故事的处理都略嫌粗糙，缺乏更进一步的打磨，散漫的闲笔淹没了故事的关节和内核，使得它们都少了一种抵达人心的力量。
　　尹向东的《一百年》（中篇），题目颇为气势恢宏，内容却有些鸡零狗碎。三个小学生在亲眼目睹一次车祸之后变得浑浑噩噩，从此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在作者看来，无论是刘亮的过分无畏，还是张明毅的过分恐惧，抑或是“我”的混吃等死，显然都不是面对死亡的正确态度。既然人总会死去，为什么不能坦然地面对有限的生命？为了让“我”想明白这个问题，作者用了二十多页的篇幅，把刘亮和张明毅一步一步推向死路，即使将限制性叙述简单笨拙地转换成全知叙事也在所不惜。然而，“我”的启悟全靠小说结尾一缕温暖的阳光，与作者的杀鸡儆猴毫无关系，如果这缕阳光早一点出现，《一百年》或许可以成为一个精炼的短篇，刘亮和张明毅也不至于难逃劫数。类似的还有王棵的《次要战争》（中篇）：一对自以为是的男女在勾引与反勾引、调戏与反调戏的游戏中互相折磨，俗气的对白与拙劣的心机构成了攻防的全部内容。每当故事快要山穷水尽的时候，王棵却总能柳暗花明地找到新的叙述动力，无关爱情的次要战役也就由此绵延成了一场身心疲惫的次要战争。
　　此外，张玉清的《安全》（短篇）写一个叫布鲁诺的家伙因为偶见元首癫痫病发而必须赴死，由于死前任何愿望都可以尽量满足，布鲁诺此前根本无法办到的事情反倒一件一件成为了现实。作者选取了一个舶来的故事情境，却又回避了对生活细节的扎实叙写，其所要传达的荒诞感也就由于这种投机取巧的作法而变成了一种流于表面的文字游戏；再加上小说通篇平铺直叙，情节几无起伏可言，基本上就是将一个并不新鲜的理念转化成为一个简单到透明的故事，然后讲完了事。葛林的《我的少年女友》（中篇）描写一个十岁孩童两个多月的草原生活，所谓“少年女友”即指他在草原上结识的女伴米拉。第一人称主观叙述使得小说的语言风格无比童真纯洁，然而这种腔调自始至终一成不变，多少让人有些发腻，反而透出一种“老凤强作雏凤声”的刻意和造作。弋舟的《嫌疑人》（短篇）故事并不复杂：格桑的妹妹与唐婉的哥哥携款潜逃，被唐婉藏匿起来，想要帮助他们的格桑对唐婉的跟踪构成了小说的主体。为了不让格桑也带有包庇的嫌疑，小说的结尾令人目瞪口呆：唐婉在四通八达的巷道里撩起大衣，褪下裙袜，亮出臀部，“眼睛从两条光滑的大腿之间仁慈地注视着他（格桑）”，“一瞬间，格桑已经泪流满面”，然后放弃了对唐婉的跟踪。整篇小说充溢着诸如此类“诗意的光芒”，“诗人的身份”和“诗歌的名义”被作者赋予了无上的精神向度和世俗特权（如可以破例探监），面对这个诗人的白日梦，我们实在无法与作者感同身受。
　　
　　《花城》2008年第2期推荐篇目：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