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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犯》风格硬朗凌厉，行文扎实快捷。作者是这部戏从始至终的亲历者，见证人，现在是记录员。没有推心置腹一古脑往外掏，那叫事儿妈。也没有煞有介事呼天抢地，那叫事儿逼。没有事儿事儿，事儿就好多了。作者恭小兵曾用一个事儿逼名词来形容《少年犯》：零度写作。
虽然这个词是罗兰-巴特造出来的，但让人想起卡夫卡，卡夫卡又让人想起一个和“卡夫卡（Kafka）”平仄相称的词：clerk（小职员）。卡夫卡的写作是小职员式的写作，卡夫卡式的小说是公文式的小说。作者近距离观察，却又置身事外。恭小兵的叙事是行云流水的--但事先有了这种公事公办的态度垫底。要不然就会跑着跑着一脚踏空，想悬崖勒马怕是摸不着绳。
《少年犯》里有大量的细节，一种是读者没有经历也难以想象的事实细节。另一种还是读者没有经历但可以感同身受的心理细节。丰富的细节描写将让读者不虚此行。如今的读者已经不大乐意去读戏剧冲突了--只要稍有智识再经受训练的作者都可以把那一套套迅速学到手再迅速出手。读者更青睐那些完全陌生而又似曾相识的细节，它们能温柔地打动人心，而不是靠大呼小叫来闹得满城风雨。那么读者将会读到什么--是惨烈的下海夕阳？还是笑里藏刀的命运之神？
《少年犯》让我想起了电影〈寻枪〉。那穿街过巷的摇晃身影，人们因为丢弃或被丢弃而空荡荡的表情，死磕到底的一根筋主义……出于某种牵强附会的需要，这些类比不容他人质疑。
歌颂完了党，再来一段来自人民的批评。我不是书评人，只是个有点事儿逼的读者，所以说错了也不许反对：不知道作者是学谁--写着写着就杀出故事来和看书人讲道理。虽然你的理讲得很好，肉麻一点还可以说讲得有新意--但我们读者是不买帐的。我只希望作者把那些字咽回肚子里去，别再拿出来丢人。除此之外，我这个俗人还要学许绰云指点王小波说：还要炼字啊。再简洁点总是好的。
小说并没有到谁谁谁就玩完。写作据说是一个磕长头求神求圣的过程，如果作者相信这一点，而且又正好有一身好力气，就应该再接再厉再写下去。所以，我给恭小兵同志题词如下：好好干活，天天开心。
二 少年犯们的单行道
三个少年先是被撂置荒野，接着跌进不可抗拒的社会涡流，走进城市建筑物投下的巨大阴影。他们站在向日葵的金色海洋里，面临山冈上插满白色十字架的墓地。小说的摄影机式笔触几乎是从人物的面部擦过，然后用一种调皮的残忍地跳跃着。可以用电影来比喻这部小说：在《少年犯》的幕布上，有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有杨德昌《牯岭街杀人事件》，有蔡明亮《青少年哪吒》，有陈果《香港制造》，有北野武《坏孩子的天空》，干脆可以说，它就是这些电影的叠加影象。这是一场暗地里的皮影戏，命运是那伟大的幕后操纵者。少年们躺在命运的祭台上，是敬献给神的热气腾腾的牺牲。
少年犯们并不是先天宿命论者，而是在种种脱逃行为均告失败后的虚无主义者。他们遭遇了了鬼打墙，不碰头就碰鼻。他们在玻璃罩里象苍蝇一样嗡嗡乱飞一通，然后安静下来，脸上露出了会心微笑：逃到哪里还不是一样？张阳，史亮，章辰绝望了，他们没地方去了，在地平线彻底消失的世界里甚至懒得抬头找一下方向。
命运的五指山偏爱挣扎之人。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在谈到印第安人如何对待现实时举例：一个女人去划水时，不幸掉进了深渊。他们说：不是那个女人掉进了深渊。而是深渊把她抓走了，因为深渊需要一个女人。深渊需要这些少年犯，命运需要这些少年犯。你越是挣扎，越是往下沉。可是，天父不也是爱那只迷途的羔羊，胜过圈中所有安驯的羔羊？这是谁的悖论？
这也许不是谁的悖论，不过是因为走上了南辕北辙的单行道。
王菲的《单行道》是这样唱的：
每个人都是单行道上的跳蚤
每个人皈依自己的宗教
每个人都在单行道上寻找
没有人相信其实不用找
一路上有人太早看透生命的线条 命运的玄妙
有人太晚觉悟冥冥中该来则来 无处可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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