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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启文的长篇小说《河床》共5部，全书25万字。这是一部着力描述洞庭湖和长江中下游平原开垦史和繁衍史的新乡土小说。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要部分在大型文学期刊《花城》重点推出，另两部分别在《十月》和《红岩》发表，并被《小说月报》、《作品与争鸣》、《北大年选》和中国小说学会最佳年度小说选本、香港凤凰传媒、美国美华文学、《世界日报》（WORDDAILY）、加拿大Montrel Chinese Online Chinese以及欧盟、瑞典的30余家国内外著名媒体选载或评介，引起广泛的影响。该书分别被列为湖南省和中国作协2006年重点扶持作品。2006年10月，该书被花城出版社列入重点选题“花城原创丛书”出版，新华社发了通稿。
陈启文是近年来一个创造力十分强劲的新乡土小说家。这部作品从构思到最后改定历时三年，作者对大河边的生活深有体验，也有着湖湘文化的丰厚积淀，整部小说显得特别扎实、真实。而在叙事上，则可说是作者对新乡土小说的一次倾尽全力的实验，充满了梦态抒情色彩又洋溢着内在的精神自由，这使得整部作品有着鲜明的反结构倾向，通过对多重历史文化层面、多重时空的穿越性叙述，突破了传统的乡土叙事模式，又包蕴了比传统乡土叙事更丰厚的内容，很大气，恢弘，以诗性的语言、磅礴的气势和史诗的调子渲染着河床孕育生命的神奇，叙写了以家族为象征的民族历史记忆，从而极大地拓展了现代乡土叙事的表达空间，也更接近河床上的原生态和生命实相。
迄今为止，已有何西来、贺绍俊、何镇邦、牛玉秋、施战军等著名评论家发表关于《河床》的评论，现将其中一些代表性的论点摘编如下：
中国当代小说中的第一部“生命小说”
何西来：《河床》写的是一个叫做谷花洲的地方的故事。作者陈启文在后记里说，谷花洲实有其洲。我想这就像陈忠实的《白鹿原》实有其原一样。谷花洲是由洞庭湖口濒临长江的一块淤积而成的河洲围垦出来的，它是一个舞台，作者在这个舞台上演绎的是一支悲壮的生命之歌，当然悲歌之中也有欢歌。
河床，在小说里实指大坝外的江滩，即江水退去之后和江水上涨之前露出的滩涂、岸滩。谷花洲人称长江为大河，大河是他们生命的放大，或他们的生命是大河的一部分；大河奔流不息，生命繁衍不息。因此，河床又是一张产床，是生命的摇篮，是一个隐喻和象征的意象。作品运用的是第一个称“我”的角度。“我”姓陈，叫春仔，既是叙事者，又是这部长篇小说里的一个贯穿始终的人物，是谷花洲的人物和事件的亲历者、目击者、体会者。这种叙事方式显得亲切，便于情感的晕染，使读者随“我”一起去亲历谷花洲人的命运，有一种难得的逼近感。
——摘自《谷花洲的生命之歌——评陈启文长篇小说<河床>》
贺绍俊：生命，便是《河床》的第一形象；生命意志和生命哲学，更是《河床》的灵魂。既然如此，我更愿意将其称之为“生命小说”。尽管当代小说中不乏有关生命意志的表现和思考，但像《河床》这样将生命意志和生命哲学如此集中、如此突出地予以文学的展开，的确还是很少见的，因此《河床》可以说得上是中国当代小说中的第一部“生命小说”。《河床》旺盛的生命意识无疑来源于作者家乡充沛的河水，仿佛一切生命都是从河水里诞生的，这不仅仅因为作者认为自己“降生于一条河上”，而且还因为他目睹了多少生命的奇迹都在河水里发生，包括生，也包括死。生命意识应该是人类最古老的意识之一，当人类意识到生与死的对立时，就开始为生命是什么所困惑，它成为哲学的出发点之一，也成为文学的基本主题之一。古今中外多少作家面对天地面对生死而感慨不已，在多少伟大作品中都涉及到生命的主题。读《河床》也会让我们联想到许多伟大的作品，从孔子的“逝者如斯夫”，到曹植的“譬如朝露稀”；从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无不引导我们重视生命、思索生命，通过生命现象去追问永恒。
——摘自《葱茏丰沛的生命小说——评陈启文长篇小说<河床>》
王振峰：陈启文的《河床》是一部生命孕育史，它体贴入微的细节却又来自荒草蔓延的记忆深处一个男孩成长的印记。小说中对“家族”的情思一方面是源出于作者个人的人生体悟，因此叙述语调比起作者上年度发表的《太平土》（《十月》2004年第6期）来得更为真切和服帖，而非简单的哲思铺演；另一方面又可以说是一次对以英雄为祖先的家族“乌托邦”的追寻，是一部寓言意义上的“创世神话”。谷花州的历史是男人和女人开创的韵律，也是人和自然搏击与和谐的图景，生命的本能在河床上处处开花，这让叙述充盈着原始的张力。小说正是用“男人”、“女人”、“大河”这三部曲的合奏创造了一部人类历史的寓言，这也印证了开篇耶稣的箴言：这不是地上的事情，而是天上的传说。同时《河床》记录的也是“我”的成长史，儿童视角的带入让小说充盈着大自然的神奇之气，在作者笔下众生万物都有着深厚而沉实的生命感的贯注，野猪任性的自杀和戏谑的报复，让小说趣味横生。正是在人与自然邂逅的刹那，生命的自我意识得到了最初的诞生。
——摘自曹文轩、邵燕君、王振峰《北大年选·2005小说卷·导言》
施战军：苦难感、皈依感与愿望的没有着落状态，也往往依靠一种魂灵或者不甚实在事物——魅性的依托物——才能传达得相对清晰。……灵魂和肉体的关系，构成苦难中获救的微弱的福音。……陈启文的《河床》是2005年度从宽展度上看十分值得重视的小说，成长、死亡、屈辱、疼痛，在这里不是象征的道具也不是惊人的说辞，是迟早要被大水淹没吞噬了的被蔑视的存在，到底是谁在蔑视它们，也许就是恶魔一样的另一种“魅”，它阴沉在隐藏在恍惚的不懂得珍惜生命的人们中间，并伺机伸出早就准备好了的魔爪。于此，“生”、“死”、“爱”便自然而然地包藏在其中。
——摘自施战军《人文魅性的激活与成长的多样性关照》（《花城》2006年第1期）
对人类精神源头的一次回溯
何镇邦：每读一部文学作品，在感情上受到强烈艺术感染之余，总是习惯性地追问，它想告诉我们什么。那么，《河床》通过谷花洲的百年垦殖史与陈氏家族的描述、究竟要告诉读者什么？陈启文在其《后记》中已经作了回答。他说：我试图将个体生命的沉痛和自然、历史、文化的悲愤扭结一体，贯穿起来，然而这不是人可以做到的，只有河床与大河，才能承担这个使命。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把河床与大河视为背景，它们才是这部小说的真正主角。这也是《河床》作为长篇小说的精神依据。……《河床》不是寓言，它是我在这个世俗、浮躁、泥沙俱下的世界中对人类精神源头的一次回溯，让我开始重新打量人的一些基本价值。
作者的这些自白是有意义的，它准确地阐述了自己的创作意图和试图表达的意蕴。而《河床》的可贵之处，正在于通过发生于长江中下游谷花洲的这些故事，对人类精神源头作一次哲理性的回溯，因此，它既不同时下的一些写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乡土小说，也不同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兴起的文化寻根小说。它的独特的主题与独特的艺术风格决定了它在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不可或缺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
——摘自《对人类精神的一次回溯——评陈启文长篇小说<河床>》
李云雷：陈启文的《河床》呈现的是一个村庄的历史，从中我们能看到河流和凶猛的野猪，也能看到祖先创业的艰辛；能看到村庄女人的生育与苦难，也能看到男人们的勇敢与霸道；能看到一个护林老人的执著，也能看到“我”父亲和母亲的生活。我们还看到了一个男孩的成长，他在这个名叫谷花洲的地方看到了上面的一切，十七岁那年离开了故乡。在最后，我们看到了作者温柔的目光，他默默注视着这个村庄，也注视着自己的心灵深处，他从时光的河流中打捞出最宝贵的记忆，以娓娓道来的笔调给我们讲述着故乡和童年。这一切都是神奇的，也是自然的。对于一个初涉世事的孩子来说，出现在他面前的每一件事物都是新奇的，乡村的自然景物，祖先的历史传说，父母的生活故事，在河里被淹的经历，与一个女孩少不更事的“爱情”，等等，这些构成了一个完整、自然的世界，而只有当走出这个世界后，才能以审美的眼光将之艺术化。小说的基调是缓慢的、温和的，有着史诗的调子，如同一条宽阔的河流，水流虽然缓慢，但偶尔泛起一些浪花，在夕照下却分外迷人。它不拒绝浪花，但拒绝激烈的戏剧性冲突，在小说中也有波澜，但大多是用散文化的笔调来描绘的，让人动心的也恰恰是那些细微之处。
——摘自李云雷《现实的酷烈与回忆之美》（原载《中国艺术报》2006年总第403期）
原生态、新乡土与文化生成
牛玉秋：《河床》选取了一个三岁孩子的视角，以诗一般的语言展开了河床丰饶而美丽的自然画卷。三岁到五岁正是一个自然人成长为一个文化生成物的重要时期，河床这样的自然环境所给予人的文化滋养一点一滴地渗入人的血脉之中，成为影响他一生的重要力量。在我的阅读范围里，如此诗意地表现文化生成的过程尚属少见。
贺绍俊：我想，这也许是陈启文的家乡给予他得天独厚的生命体验的缘故吧。……陈启文的生命小说并不让河流来承载，而是立在河床上，其原因就在于，河床处在河流与土地之间，它是生命与文明的中介和衔接点。对于一名在葱茏、丰沛的南方文化熏染下的作家来说，河床的确是表达生命哲理的最恰当的意象，河床也应该是一个引起我们共鸣的意象。我记得日本作家井上靖曾有一首《白色河床》的诗，他把人的一生看作是一条干涸的白色河床，这个意象贯穿在井上靖的作品之中，传达出作者对生命和命运的始终不渝的探询。陈启文则说：“人是河床上惟一的谜”。我们在《河床》中看到，陈启文笔下的人物在河床上自由地伸展身体，这显然与在土地上佝偻着驱体劳作的人物大不相同。陈启文伫立在河床上追问生命这一伟大的谜，生与死的转换，生命延续与血缘，生命意志和伦理禁忌，生存现实与生命理想，等等。但《河床》并没有关于生命的明确答案，它不过是通过这种追问让我们感受到人的精神空间的无比辽阔。而这是正是生命小说的意义所在。
周一民：从陈启文的《河床》可以看到湖湘文化对他的深刻影响。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基本视野。这种本质决定了他同自己的精神故乡无法割裂的关系。陈启文的故乡通常被人看作洞庭湖文化圈，属湖湘文化的边缘。湖湘是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它虽属于地理上的南方，但它与真正的江南在气质上是根本不同的。那种典型的南派写作风格是以江南为背景的，以吴文化为依托，而吴文化是沉静的讲究细节的文化，但过于柔软，自恋。湖湘文化无疑属于楚文化的一部分，楚文化既能深切细致地感知生活，又有硬朗、强悍的一面。而具体到陈启文生活的湖湘一地，这里边又掺杂了许多巫文化（巫鬼气息和超自然力）。这样的文化被巫性浸润得十分神奇诡谲。此外，陈启文本人的文化身份还属于长江，这或许更有利于他对生命意义的延伸，而不是局限在一个自我封闭的“圈”。他的乡土表达，他对底层人民现实生存的强有力的关注，缘于他降生的那片河床，也构成了他更宽阔的文化视野。
何镇邦：《河床》中创造了不少令人过目不忘的艺术形象，诸如河床与大河这两个富于大自然的人格化的艺术形象，还有孤寡老人林真的形象，与封建婚姻抗争的我姑姑鸳鸯的形象，我大娘潘桃花的形象，我爷爷与我六叔的形象，还有不向命运低头的我外公的形象，等等。其中，最让我感动和难忘的是我大娘潘桃花的形象。她是生活于谷花洲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在她生活得相当艰难的时候，还以博大的胸怀收养了好几个孩子，首先是那位后来当了县长的当年父母双亡的孤儿火狗，接着是过继大伯大娘的“我”春仔，后来又是来自大巴山的“贼娃子”秦大山和他的一家人，她以那博大的胸怀接纳了这么多人，抚育了他们。作者这样写我大娘：“大娘没有一句怨言，很少听到这个乡下女人的抱怨，她好像早已习惯了一天天漫长的忍受，不光是我大娘，谷花洲的女人，大河边的女人，或许所有的中国女人都是这样，从她们在寒冷腊月被逼着打赤膊挑土开始，她们就习惯了命运给自己安排的一切，接受一切无法逃避的事实，接纳一切痛苦，这也是她们能够找到的面对生活的唯一办法。”作者用的是写意笔墨而不是工笔细描来刻画我大娘的形象，且用桃花水母作为她的象征，这一切都让我大娘潘桃花的形象更加诗意化。
从结构和语言看长篇小说《河床》的文本价值
何西来：《河床》并不靠紧张的环环相扣的情节取胜，结构上也不十分紧凑，其中，分为五部，亦各自带着相对独立性，很像一组系列中篇。然而，放在一起，却无扦格之嫌，能够让人兴味盎然地读完，没有断续的感觉。原因是它们同属一个家族的故事，以谷花洲的父族人等为主，只有第五部，写的是母族。血缘的纽带和割舍不了的亲情，从根本上使人物气脉相通。更主要的是叙事主人公“我”的体验，“我”的，同时也是作者的乡愁和情愫，把各个部分凝铸为整体。虽然陈启文说，他的这部长篇不是一口气写完的，而是有一个较长的写作过程，但因为注入了他真实的人生，真实的家庭历史，而他的对乡土的爱，又是真诚的，所以称之为血泪文字，当不为过。王蒙在一首七律中谈到自己的小说写作时，曾有“长图裁制血抽丝”之句，用来说陈启文之作《河床》，也是庶几乎近矣。
贺绍俊：读陈启文的《河床》有一种酣畅淋漓的阅读快感，这不是一般的小说也不是一般的散文所能够带给我的，所以即使从文体的角度来看，《河床》的独特性也足以引起我们讨论的兴趣。我们或许会说，作者写作的成功一定是因为他具备了自觉的文体意识。但与其说这证明了作者具有自觉的文体意识，不如说《河床》所叙述的内容决定了作者只能采取这样一种独特的文体结构，他所要讲述的内容是如此独特，以致必须将其放置在一个独特的文体框架之内才能表达清楚。那么，它所叙述的内容很独特吗？它不就是作者对于故乡的回忆吗？在这回忆中不就是表达了作者对于故乡的情感，进而对于乡土的情感吗？阅读《河床》很容易唤起我们对乡土小说的记忆，《河床》里的基本元素大多就是乡土小说的元素，土地，河流，田园，传统伦理，原始朴素的人性，等等，有人因此将《河床》称之为“新乡土小说”。“新乡土小说”的评价显然敏锐地把握到了《河床》的新质，我很欣赏这一提法的眼光，但我又分明感觉到作者陈启文将这些我们所熟悉的乡土小说的元素组合起来之后所表现出的主题是迥异于过去的乡土小说的，它跳荡着生命的活力，张扬着生命的个性，展示了生命的顽强，烘托出生命的神秘，更表达了作者对生命的沉思和感悟。
何镇邦：当下的一些小说评论者习惯于把小说分为若干类型，如若一定要分类的话，我拟把《河床》称为诗化小说。这不仅因为作者的语言与小说营造的意境是富于诗意的，它运用若干象征，如用大河与河床的总体象征来象征他笔下的乡土和人类精神；用“桃花水母”来象征我大娘潘桃花；用“象形瓦釜”的图腾来象征永不割舍的血缘；用一条永远不停航的船象征我外公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等等，均使小说中的诗意更加浓郁。小说采用“我”（春仔）孩提时的视角和中年人的视角这种双重视角与双重叙述的方式来叙述谷花洲的故事，采用五个部分既可以独立成篇又可以联结在一起的结构形式来安放这个故事。这种叙述形式或大结构形式也是独特的。
周一民：陈启文的新乡土小说“新”在哪里？《河床》的文本价值是不可忽视的。如果《河床》换了一种叙事方式，还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河床》吗？很可能，那真的就是一部怀念故乡的小说……很多人把陈启文的新乡土叙事视为散文化写作，这是极大的误解。的确，他的叙事不是一般小说那种线性的展开，而是以“场”呈现，为的是寻找一种更为广阔的也更自由的乡土视野，他用心地、一以贯之地感受着，从《仿佛有风》中的诗意，到《太平土》的深厚，一变而为《河床》的大气象。它以磅礴的气势突入不同的时空，叙述是多层次叠加和反复穿插的，读者可以听到各种叙述的声音。陈启文试图让人们认识到世界的多重意义和复调性。无论从它的多义性、多重象征性到隐喻层面的表达，还有它的许多意象，都是认知和理性难以抵达的，而艺术的最佳状态，即难以言说的状态。陈启文创作这部作品，无疑也是处于他最佳的精神状态，你能感觉到，这一刻他完全属于自然和时间。
王振峰：《河床》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其诗性的语言和磅礴的气势，小说并没有贯穿如一的叙述线索，也没有核心的人物和事件，而是用散文化的笔法，史诗的调子，渲染着河床孕育的生命以及他们生活的哀乐。
谢作文：陈启文具有很深的文学功底，熟谙遣词艺术的奥秘，因而对遣词炼字把握得十分正确得体。“我在那个冬天的傍晚，突然被无数的喊叫声惊醒。喊叫声是从远处、从一些我无法辨别的方向传来的。当我醒来时，我像是舒服地躺在摇篮里。我摇晃着脑袋，两只眼睛望着天空，和一群被落日染红了翅膀的白鹭在一起。然后我就发现自己是躺在一条大河里。”。小说的开篇，作者就用诗样的语言，散马无缰地构建了一个梦幻的世界。当它推到了你的跟前时，就让你对河床有种高深莫测之感。《河床》虽然是以第一人称“我”来展开叙述的，但小说并没有贯穿如一的叙述线索，也没有核心的人物和事件。人们读传统小说的习惯在这里被受到猛烈的冲击，但读之，你又强烈地感受到小说能极大限度地渲染着河床孕育的生命以及河岸上谷花洲人民群众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河床》这部小说，十分注意在刻画人物时抓住特征加以夸张，即使是在笔锋触及到人物的性格、心理的时候，也能选用切合其特征的词语，以准确揭示人物。其行文变化多端，语言形象生动，善于传神写照，读来韵味无穷。
——摘自《想象奇妙 意境开阔》（原载《文艺报》2007年8月16日）
李望生：河床是一个空间存在，同时又是一个局域承载，而且是陈启文精神和物质上的故乡。劳伦斯在其论著《乡土精神》中说：“每一大洲都有它自己伟大的乡土精神，每个民族都被凝聚在叫着故乡，故土的某个特定地区。”正是在这一特定地区（长江中下游沿岸），构成了长篇小说《河床》的可能（地方文化，地方风情，地方风俗等所谓乡土小说的外形内质全都齐备了）。在这里，河床是框架（艺术），林真老汉等人物和小说中展现的地方风情等是结构因素，当然，这些结构因素从表面看是松散的，可一旦我们把小说的叙说者“我”（叙事视点）当成“线”，那么，这盘散沙就串成珍珠项链了。我是这样整体把握《河床》的艺术结构的：河床是生命的起源地，闪电中的鸳鸯，桃花水母是人的生命过程，象形瓦釜是精神的烙印，而一条船能走多远则是灵魂的追问了
——摘自《寻找观察和呈现世界的另一种方式》（原载《文学报》2007年10月1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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