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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商标、版权……知识产权。不知大家是否注意，这些年以上词汇在我国的使用频率迅速增加。据权威部门统计，“知识产权”及知识产权范畴的许多词汇已经成为最常用的词汇。“知识产权”的走红，说明知识产权已经走进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的崛起不外乎这些因素的推动：一、我国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迫切需要大量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造性成果；二、加入世贸组织后，鼓励原创、保护知识产权正成为我国的重要课题；三、正是由于知识产权是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原动力，社会价值高，所以各种侵权行为也相伴而生，顶风而行。在知识产权对社会发展贡献率不断提高的同时，侵权与维权也进入了短兵相接的激烈博杀，各类知识产权案例的逐年增加就是明证。
知识产权的重要，决定了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在整个保护过程中，如何防范侵权是知识产权创造者，也就是权利人首先要注意的问题。孙子云：知彼知已，百战不殆。为了帮助文艺工作者维护权益，我们不妨看一看一些侵权者的常用招数：
招数一：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这一手法是影视领域侵权者常用的招数，也是创作者面临的一大风险。此招的受害者往往损失较大，不但经济上被剥夺了原本应得的报酬，而且精神上也会受到不轻的伤害，所以首先提醒大家对其注意和防范。
上海电影界有一位著名的导演，经朋友介绍，出任一部20集电视连续剧的导演。拍摄制作方在与这位导演的初次见面时表示：您是我们很欣赏的名导演，您能执导该剧是我们的荣幸。您是否能先看一下剧本，有需要修改的您就修改。另外，选择演员和外景地等工作您也先着手做起来。总之，前期工作该干什么您先干起来。等您的导演构思差不多了，电视剧的拍摄资金也该到位了，咱们再签合同。出于对朋友的信任和对工作的认真负责态度，导演花了两三个月来修改剧本和选外景地、选演员。待前期工作差不多时，拍摄方突然对导演说：因为资金紧张，您的导演报酬剧组目前很难全额满足，容我们再想想办法。就这样拍摄制作方从导演面前消失了。一段时间后，导演突然得知，该剧已请其他导演拍摄完成，不久又在电视台播放了。但是他为该电视剧作出的劳动该如何认定，拍摄制作方却避重就轻，敷衍塞责了事。
上述事例，不但导演会碰到，编剧（特别是一些年轻编剧）就更是常常受到此类侵害。他们的剧本或剧情梗概，在被制作方否定后，往往又会以他人署名的方式被拍摄成片。这类事件甚至打击了一些年轻编剧的从业信心。
招数二：名为公益，实营私利。
在庆祝建国五十周年和建党八十周年的庆典年份，全国上下有许多庆祝和纪念的活动。1999年某日，某大报广告版刊登了一个大幅广告，通栏标题是“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这一广告中叠映了南浦大桥、东方明珠等浦江之畔的最新建筑和“女博士风采”等图片。乍一看，这是一幅纪念建国五十周年的公益广告。但仔细一瞧，这又是某广告公司的一个自我宣传广告。因为披着公益广告的外衣，所以广告商有恃无恐，不经许可，不付报酬，使用了多幅摄影作品，公然侵犯摄影者的权益。无独有偶，有重要历史价值的著名油画也碰到了类似遭遇：另有一个广告公司，以纪念建国五十周年为名，擅自将油画《开国大典》复制成金铂画1.5万幅上市销售。油画作者董希文的家属在得知这一情况后，将侵权者告上法庭。以上这种拉大旗作虎皮，以公益为名经营私利的侵权手法，大家也不能不防。
招数三：偷梁换柱，似是而非。
有一位著名作曲家，2001年的一天准备在家观看一部新播的电视剧，片名叫《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刚看片头，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大名赫然出现在主创人员之中。作曲家感到纳闷，我什么时候为该剧作过曲啊？后经仔细辨听，作曲家发现其中所用均是他在几年前为另一部电视剧《深圳之恋》所写的音乐。《深圳之恋》的音乐怎么会跑到《有多少爱可以重来》里去呢？为释心中狐疑，作曲家几经周折，想方设法向制片方提出了质询。制片方在被多次质询后，终于回答说：《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深圳三部曲》（《深圳之恋》、《深圳情缘》、《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的第三部，既然第一部《深圳之恋》是请您作曲的，那么以后两部也就使用了同样的音乐。听了这样的回答，作曲家不禁一头雾水，哭笑不得：我在为《深圳之恋》作曲时，根本就不知道你们要拍“三部曲”，况且第二、第三部的剧情、人物与第一部完全不同，所以根本无从谈起我同意将《深圳之恋》的音乐放在第二、第三部中使用。对他们这样偷梁换柱，似是而非的做法应该怎么办呢？当然，这件事最后经过努力得到了解决，但是此类侵权手法应该引起大家的警惕。
招数四：霸王协议，合同陷井。
每一位艺术家总希望自己的作品被社会使用和接受。因为深谙艺术家的这一心理，一些商人往往通过霸王协议、合同陷井等不正当手法侵害艺术家的权益，达到掳取更大利益的目的。
有一位摄影家，几年前参加了一个大公司的摄影作品比赛，得了奖。几年后，他发现自己的作品被大量使用在该公司产品广告上。为维护权益他前往交涉，但该公司拿出当时征集比赛作品的启示，上面有写着：获奖作品的版权归举办者所有。摄影家当时急于参赛，根本没有注意活动启示中有这样的条款。出了纠纷后，真有吞苍蝇的感觉。
还有许多编剧，与影视制片公司签合同，制片方往往在合同中写有“剧本最终由制片方审核通过为准”这样的霸王条款。编剧们或者没有注意这样的条款，或者忍气吞声签下不平等条约，最后致使自己的权益难以维护。
招数五：随心所欲，肆意侵权。
如果说以上这些侵权行为还用了一些掩人耳目的伎俩，那么最后这一招数则可以说是明火执仗，肆意掠夺了。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尤以网络侵权最为随心所欲。今天，我们往往只要随意进入一个网站，就可以阅读、观看、收听、甚至下载小说、电影、音乐、图片。无论文字作品还是影视、音乐、美术、摄影，都被一网打尽。其侵权范围之广，侵权数量之大远远超过其他任何手段。在这里，著作权这一作为私权的权利似乎已与权利人无关，而真正实现了“全民所有”。
李先生是上海知名的日语文学翻译，他翻译了日本著名作家的许多作品，非常畅销。前几年李先生发现一些网站擅自发布其翻译作品，当时他心怀慈悲，没有追究侵权行为。去年初的一天，他随意上网察看，不禁大惊失色。他多部翻译作品已在网上成泛滥之势，大量文学网站，刊发了他多部中长篇译作。所有网站事先都没有征得他授权，也没有支付任何报酬，更没有为他署名。
更具有重要影响和警示意义的是关于郑成思等7位知识产权专家的网络侵权案。郑成思，我国知识产权学界的开拓者和领军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主要立法参与者。2005年他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其他6位专家的著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北京书生之家数字图书馆搬上了网站。面对肆无忌惮的网站侵权，著作权法的立法者，只能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将对方告上了法庭。
除了网络侵权外，一些出版社出版的汇编作品，也往往无视著作权人的权利，随心所欲的使用他人作品。上海华东理工大学的张教授，是《傲慢与偏见》、《司各特短篇小说选》等西方名著的翻译者。1999年，北京某出版社开发了一套以电脑光盘为载体的《家庭藏书集锦》，傲慢地将《傲慢与偏见》等两部作品收编其中。另外，上海文联维权部门还为影视编导和戏曲、曲艺作家的作品被无理改编、汇编与侵权者进行过大量交涉。
从维护文艺家著作权的实践来看，侵权者的手法变化多端，层出不穷，远远不止上述这些。面对各类侵权行为，我们要说的是：艺术家要提高维权意识，社会更须形成尊重知识，尊重知识产权的良好氛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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