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惟一的省级纯文学期刊《江南》杂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印数从1700份飞窜至20000份，增加了十多倍，这个“江南现象”引来各界关注，生发诸多话题，为此，本报记者专门采访了该刊主编袁敏女士。
  　　袁敏很忙。一会儿在新疆，一会儿在上海，一会儿在北京，一会儿在温州，电话来来回回约了好几次，最终，访谈在位于杭州风景区北山街94号穗庐上段200平方米的露台上八角重檐亭内进行。那是一个因悠闲而显得格外美丽的地方。袁敏的另一个办公地点斜对着八角重檐亭，在那个办公室里，她的身份是江南文学会馆常务副馆长。
  　　站在八角重檐亭内放眼望去，朦胧的西湖，雅致尽收眼底，而拿在记者手中的第四期《江南》却选择红白两色作为封面基调，没有了人们惯常概念中的清淡风韵。很自然，封面成为了本次访谈的切入点。
  　　记者：为什么选择反差这么大的对比色？
  　　袁敏：我一直认为细节决定成败。做任何事情，人们最终关注到的就是那些看似很不起眼的东西，说一大堆的理念，谈很高深的追求，当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把这些大的理念和追求一一落到实处。
  　　记者：那你想借用第四期封面传达什么呢？
  　　袁敏：从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传递“大江南新文化概念”。
  　　记者：所谓的“大江南新文化概念”又具体指什么？
  　　袁敏：简单说，江南不仅仅是小桥流水，杏花带露，它包括很多，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带着无法改变的“江南DNA”，但又会随着历史发展和时代变迁从文化基因上蜕变出许多新的外延。
  　　记者：具体到第四期，又是如何体现的？
  　　袁敏：我不能说第四期就是“大江南新文化概念”的体现，那就成笑话了。只能说在第四期中更好地做了寻找“核”的工作。在一次笔会上，读者说，我接手《江南》后，每期都有一个相对集中的“核”，这成了读者识别《江南》的重要符号，我记住了读者的话，它和我的办刊设想不谋而合。
  　　记者：但我认为，现在的读者不会关心一本杂志有“核”还是没有“核”，读者只关心他们想要关心的东西。
  　　袁敏：当你面对市场时，你绝对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你一定是有定位的，也就是所谓的目标消费群。我做过韩寒，做过海岩，做过曹文轩，他们是三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作为职业出版人，我的“口味”不太偏食，作为主编，我的口味还是不偏食的。喜欢韩寒、海岩、曹文轩的人，有可能都读《江南》，也很可能都不读《江南》，还可能有的读有的不读，这是很正常的，只要你自己清楚定位就可以了。我没有刻意把《江南》杂志当作畅销书去做，我的经验是，越想巴结市场，市场就越不给你份额，而你不跟风，占有别人所没有的优势，自然而然就有了市场。
  　　记者：那你认为什么是你的优势？是多年来积累的人脉资源还是敏锐的市场直觉？
  　　袁敏：我个人有没有优势倒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作为《江南》主编，我需要也有义务为这本杂志寻找优势。比方如何吸引名家，如何发现新人，如何组织稿件，如何运作市场等等，等等吧，总之，就是如何对《江南》已有的一切资源进行重新配置，使其优化组合。
  　　记者：能不能谈得具体些？
  　　袁敏：第四期的长篇小说《失忆的暮春》写一位琴师和一位鼓师的另类情感遭际，大多数人对这个领域很陌生，但作者笔锋直抵普通人心灵深处最隐秘的柔软，所以我不怕题材的冷僻和和阅读的“小众化”，作者也不是什么名家，但写得非常好，我是个只认稿件质量的主编，毫不犹豫就采用了，并且放在了头条。短篇小说《洛城戏瘾》的作者在遥远的加拿大，是自然来稿，它和那个长篇有异曲同工之妙，我看重这个短篇，毕竟远涉重洋，说明关注《江南》的人多了，范围也广了。第四期上有名家写李健吾、写叶少兰，甚至连“江南博客”中的创作谈都在一个“核”里――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当我在新疆书市上对代理商介绍这些情况时，代理商一听就兴致很高，有订购欲望，我在杭州三联书店举办讲座时顺便讲了这些，同样引起与会者的兴趣，我想可能就是因为第四期很有特点，把名家和普通作者，国内的和国外的，虚构的和纪实的调整在一个“核”里集呈现，这和分散的，一篇一篇的刊登的状态一定是不一样的。
  　　记者：所谓的“核”真的那么重要？
  　　袁敏：每期寻找一个“核”有点自讨苦吃，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江南》从1700份增加到20000份，至少我觉得这个寻找很关键，很价值。第一期凸现的是精神缺失与重铸；第二期围绕的是女性话题；第三期倡导“新乡土叙事”，第四期的“戏如人生，人生如戏”。这种寻找使杂志拥有个性，而个性无论对于创作还是办刊都是命脉所在。
  　　记者：可是我觉得这种东西还是很“自我”，很不市场啊……
  　　袁敏：我最近在也思考这个问题，面对真正的市场，任何一本杂志的消费群总是非常有限的，难道真的是突然冒出来了十倍以上的读者？仔细想想，我觉得其实不是的，那些看似突然涌现出来的十倍以上的读者，他们本来就存在，只是分散了，我接手《江南》后所作的全部努力，无非就是动用一切手段把分散的读者一点一点重新聚拢来罢了。可以这么说吧，在寻找每期的“核”的过程中，《江南》也在慢慢的寻找着读者。
  　　记者：听说你录用了一个在网上应聘的搞发行的人？
  　　袁敏：是的。我以前在作家出版社做书相对比较单纯，每个环节有不同的分工，但在《江南》当主编就不可能那么单纯了，吃喝拉撒什么都得管，一个人的精力、能力总是有限的，我欢迎有更多的能人加盟《江南》。从第四期开始，我们在全国大学里设立了代理点，这在全国文学刊物中大概属于首创了，一开始我还有点犹豫，但真的做了，发现效果不错。
  　　记者：年内《江南》还会有什么大动作？
  　　袁敏：大动作谈不上。《江南》不是娱乐杂志，不能靠制造什么“卖点”来维持它的正常运转，也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一本成熟的文学刊物应该是一位有内涵的大家闺秀，应该是沉静而内敛的，即便内心有澎湃的激情，表达时也是很节制的。在年内，《江南》可能会举办一次全国性的笔会，我希望是一次富有创意，充满活力的会议，目前我正在请专业公司做策划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