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日益边缘化了的今天，作为高校的一名行政人员至今仍做着一个罂粟花一样的文学梦，不仅有些奢侈，而且似乎也有点儿冒傻气。我是个农民的后代。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在经历了十年寒窗后，我终于考取了大学，自然让人激动。可是没想到那是一所农业大学农学系的农学专业，且坐落在一个边陲小镇上，"偏远得就像一个不曾吃过母乳的弃婴"；四年后终于毕业了，可是没想到学校又阴差阳错地留了校；又两年后我终于调进了省城一所高校，可是没想到这个新校又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工农大街上；不久，学校搬迁，我暗自庆幸，又没想到这次是从市郊搬到市外的后汲家村。在经历了诸多的"没想到"之后，我才意识到：命中注定，一个农民的后代必然要与"农村"、与"耕作"结下不解之缘。这一点，对我很重要，因为它注定了我血脉里必然流淌着劳作的冲动，以及有耕耘必有收获信念。迄今为止，我已在《北方文学》、《小说林》、《清明》、《小家》、《飞天》、《山花》等多家报刊、杂志上发表小说、散文、随笔百余万字。其中有些作品被权威刊物转载，或被收入各种选集，受到评论界的关注和好评。期间还几次客串电视专题片的撰稿人：曾作为第一撰稿人承担了财政部筹拍的大电视专题片《中华恋曲》脚本写作任务；独立承担了由北京财经音像出版社出版的电视专题片《你好黑龙江》的撰稿工作，该片荣获了省级一等奖。去年，我又有幸被省作家协会聘为驻地合同制作家。
  　　"卑之无甚高谈"。我是向"耕作"学习"写作"的。写作与耕作有着不可辩驳的相通性。我认为，一个写作者理应热爱脚下的或肥沃或贫瘠的土地，贴近现实，贴近时代；一个写作者应该是一颗种子、一株秧苗，从现实的土壤里汲取水分、养料，而后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下进行有效的光合作用，这样才能生产出淀粉、蛋白质和其他有机物质。在"主义"泛滥的今天，重谈贴近现实，贴近时代的老调似乎不合时令，甚或是文学观念上的幼稚或老迈。曾几何时，有的人把文学艺术的独立性存在推向了极端，大喊大叫着"逃离"，不敢正视世俗和世俗的审美；然而文学艺术一旦脱离了人类的生存活动，也就失去了它的美好，其结果扼杀文学艺术自身。事实上，无论是超现实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还是别的什么主义者，都不能不承认现实生活是启迪我们的人生之师，是我们每一部作品的唯一启蒙者。"艺术预言革命，然而革命不是艺术家创造的。所以革命的因素是前提，然后才有艺术家的表现和评定。"任何一个艺术家都无法、也不可能金蝉脱壳于所处的时代背景。当然，我并不是反对作家进行某种"主义"探索，我在自己的习作过程中也企图吸收各种主义中先进的东西。这与我所谈的贴近现实，贴近时代是两码事儿。
  　　上世纪八十年代里，我也和一些文学爱好者或准文学爱好者一样，"啊!啊!"地写了几年诗，虽则发表过那么几首，但是由于天赋不够，也由于对现实生活缺少认知，对时代缺少把握。于是月朦胧，于是鸟也朦胧，于是诗人的梦破灭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带着我的第一篇空洞无比的小说，千里迢迢赶去东宁，见到了矿工、作家孙少山老师。不善言谈的他，那天说了不少的话，现在回忆起来，已经记不清都聊了些什么，但是有一句话，我至今还记得，他说，"写你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儿"。回到学校后，我一边学习怎样耕作，一边开始练习"写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儿"。写得很勤奋，编辑的退稿更勤奋，勤奋得让我十分感动，感动得我只得流泪。面对退稿，我陷入了深深的苦恼。天地良心，我写的的确是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儿，怎么是这个样子?渐渐地我明白了，"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儿"，就是现实，就是时代。这没有错。而我缺少的恰恰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洞察和思考，对时代脉搏的感知与把握。不久，我的小说处女作《无名症医院》发表在《北方文学》上，在谈自己的创作体会时，我要向责任编辑老师表示感谢。因为鼓励对一个习作者是太重要了，就像水之于秧苗一样。在这方面，阿成等老师给了我不少的指点和启发。阿成是那种把血液倾注到小说里的作家，是那种把灵魂之根扎在哈尔滨这方热土的作家。汪增祺老先生曾这样评价他："自有阿成，后人始知哈尔滨。"我以为这种评价是恰当的。他以宽容、同情的心态写出桃花巷里的"良娼"；以平民的视角重塑了民族英雄赵一曼；同时更多地不断地以韵味十足的画笔，向人们展示了哈尔滨市民的现实生活境遇的画卷，如《年关六赋》、《小酒馆》等等。窃以为他的作品，不仅仅是我们的精神食粮，而且可以称得上是我们精神滋补品。 
  
  　　受了这种滋补后，我开始注意突破自身形成的静态描写的定式，注意把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放到时代的大背景上去，仔细揣摸人物性格的动态流程，注意捕捉市场化和工业化过程中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变化，审视社会变革中人的灵魂的挣扎与扭曲，当然也包括自我审视；体味人间"五气"：香、臭、臊、腥、膻；观察人世"五用"：升、降、浮、沉、中。据此写出了一系列作品，像《潘登研究》、《无由亢奋》等，这些作品大部分都是作为头题发表的。其中《无由亢奋》还上了《小说选刊》的佳作搜索。
  　　经常会有朋友问我：你怎么写起小说来了"我总是这样回答：我曾试过打麻将，可总是输，所以改写小说了。众所周知，科技的进步，信息化的到来，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生活的快节奏，已使小说逐渐地失去了"根据地"，但是我们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这个变革时代的社会生活，同时又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了这个时代。我认为，我们有理由为之自豪。我相信一位拉美作家的话："上帝不承认法官，然而小说家有能力成为历史的法官。"也正因为如此，在写完长篇大论的各种报告、讲话之后，在尽了烦杂琐碎的工作职责之余，回到自己的书房，心会慢慢地平静下来，就开始我耕作拟的写作，或者以崇敬的心态阅读博尔赫斯、纳博科夫、福克纳……。解释工作与写作的关系非常容易，只需要辩证法就足够了。就我个人而言，并不祈望通过写作呼唤社会的良知，但至少可以不断修复自身良知的缺损，它引导我去更深入地理解社会和时代，引导我不断地自省并摆脱不必要的世俗纷争，进而或多或少地保存一份正直人的尊严和追求。这种理念在我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像《斑驳》中不畏强权的祖母；像《匪情》中追求忠贞爱情的榛子……我在写他们的同时，他们也在审视着我，追问着我。我不敢懈怠。 
  
  　　从另一个角度讲，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与思考，也加深了我对生活、对我们所处的这个变革时代的热爱。现实生活中又那么多令人感到的事物：老教授的课时酬金刚领到手，就捐给特困生成了学杂费；体育教师刚买回的运动鞋，在体育课上，换给了一个乡下来的穷孩子；一个下岗职工听到萨马兰奇那声字正腔圆的"北京"时，竟忘记自己口袋里没有钱，冲到楼下的小卖部想买一挂鞭放一放，他得到了一挂鞭炮，那是老板名费赠送的……这就是我们的现实，这就是我们的时代!当然，现实生活也有它不尽人意甚至是丑陋的一面：人性的异化，人格的分裂，道德的滑坡，灵魂的扭曲……。窃以为，文学作品对现实的批判不应该是丑恶现象的简单罗列，也不应该是狭隘的个人情绪的宣泄，当然也不能指望它从根本上去解决社会问题，但至少应给读者一些有益的东西：一副清心明目的中药，或者一件防风避雨的蓑衣……。我不敢说我的小说做到了这一点，我是把这种理念作为一种愿望的。我写过描写人性扭曲的《狼界》、《征服现象》等；近两年写得较多的是在滚滚红尘上下翻腾的现代婚姻状况，比如，《洪水时期的婚姻生活》、《浮肿》以及《西厢记》等等。企图用我笨拙的笔，透视婚姻生活中的人性。我耕作似的写作或多或少引起了读者和评论界的关注。其中《西厢记》发表后被《小说选刊》2000年第六期转载，又先后被中国作家协会选入由漓江出版社出版的《2000年全国年度最佳短篇小说》和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2000年中国短篇小说精选》。鲁迅文学院的胡平先生的《2000年短篇小说之新趣味》中，给予了较高评价："有新点子、新招数、写出来些新面孔，让我生出好感。"
  　　我清楚地知道，在文学的田野上，我还有许多活儿要干，要像农夫一样：锄草、松土、施肥、灌溉……，然后仰望苍天、双手合十祈祷收获。卡彭铁尔在《小说是一种需要》中有句话说得非常好，就让这段话作为这篇东西的结尾吧："今天，作为小说家和公民，便不可能背弃历史，因这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变、巨变的时代，人心思变：改善现有的，这是不可抗拒的人类的愿望。"